北大荒知青：送牛到香港
1997年7月1日零点，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北岸新建成的香港会展中心五楼，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紫荆花区旗取代了英国国旗和香港区旗时，这一瞬间向世人表明：香港回归了！156年的屈辱已经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对香港的主权，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此时此刻一段“我为香港同胞送牛”的往事凸显眼前……
遥望南天、浮想联翩、心潮澎湃、欣然命笔。
那是1973年，正值“文革”第八个年头，我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了五年。
当年3月，我被调到团配种站工作，学习马的人工授精技术，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担任了配种站负责人，并获畜牲技术16级，直至返沪。
那年秋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到国家农垦部命令：要求11月前调遣300头肉牛运往香港，供香港同胞欢度“圣诞”食用——后来我知道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我国每年都为香港同胞尽此义务，只是受命地区不同而已。
是日，作为部队编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视命令如山倒，援港任务逐级下达，我们33团也接受挑选其中30头牛，并派人押运至香港的光荣任务。
人都皆知，押运牲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特别是押送大牲口，需经过长途跋涉后，港方接受的牛不仅是要活的，而且还要腰肥体壮，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经过团生产股领导的反复商定，我便成了担负此行重任六人中的唯一知青。当年我23岁，血气方刚，其余五位均是四、五十岁的老职工，有兽医站殷振鼎站长、配种站王天明站长、收购站胡儒堂以及基建队驭手老邓和饲养员于邦平。他们都是当年抗美援朝转业后跟随王震将军开发北大荒的铁道官兵。我们每人领到一枚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押运员”金字的红底胸章佩在胸前，十分神气耀眼——因为我们是代表祖国执行援港任务的。
要把30头活牛包质保量地从黑龙江长途运送到香港，看似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辛。先别提人在这十天八天里的吃喝拉撒睡待如何解决，就说从时值大雪纷飞的东北边疆到烈日炎炎的南国边陲，直跨祖国八省二市，行程5000多公里，途经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幅员跨度之大所形成的气候变化是对人畜的严峻考验，这牛的给养更成了我们运筹的头等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
这还不算，在活牛送往香港前，必须对它们进行“体格检查”，否则让病牛流入香港，将酿成大祸，个人问题事小，但祖国声誉可是大事。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于是我们把从各连队选送上来的牛集中在一起逐个捆绑、过磅、烫号、按头、剪毛、消毒、进针、抽血、止血、化验，等结果全部检查通过后才嘘吁了一口气。
经过五天充分准备、体检通过、粮草在即，一切就序，只挨火车皮拉到迎春镇总库旁的叉道上即可装车。那是10月21日，大雪纷飞，东北的十月已冰冻一尺了。
下午三点，鹅毛大雪伴随着呼啸的大风还在毫无顾忌地倾泻，一辆蒸汽机车头推动着二节60吨载的闷罐子空车皮，徐徐停靠在指定的站台旁后，径直离去，也未交代何时发车。车皮门在车箱的正中，已事先被打开。我们必须将牛分别先赶上二节车皮，并按其头数分圈在车箱的两侧，为的是便于筑上木栏杆，腾出中间地带可供放水缸、豆饼和牧草，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的睡觉之榻，只是冬天又冷不敢开车门，于是人畜混居在同一闷罐车内同呼吸。
北大荒的牛从未见过大世面，更没见过火车，我们是前拉后推好不容易把30头牛赶上车箱，然又分两边扎栏杆往车上搬水缸、豆饼、水桶、扁担、喂得萝（铁皮桶）、铁掀和饲草等还得将水缸挑满。
下午六点一切准备就绪，天黑得像锅底一样，仍下着大雪，五位老同志各自回家吃饭，并与家人告别。因不知火车何时发车，大家相约一小时内赶回集中。我光棍一条无家可归，所幸的是，我们红旗中学同学早已相约在高总库不远的修配厂集体宿舍专程为我来送行。他们是蒋国梁、潘家俊、付庆生、屠立群、李菊生、秦嘉同、孙稚萱、蔚稚屏等，同学相见好不热闹，酒菜备齐，锅碗飘盆一起上阵，一来祝贺我有这好机会去香港，二来归途中路经上海，可代问他们父母好……如此这般，大约过了40分钟，我的第六感觉提醒自己“该走了”可不能耽误了大事！于是，我用下吃剩的半拉馒头，提起旅行袋和一桶豆油，匆匆告别同学们，冲出房门，迎着漫天大雪，满怀信心地一步深，一步浅地向车皮奔去……
结果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当我冲向站台时，只见二条冰冷的铁轨闪烁着寒光，无情地伸向远方……火车不知何时已悄悄地开走了。
此时此刻，我瞬间浑身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刚才那股热情已全然没有，我不禁打了个冷颤，自骂了一声：“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陷入了自悔的深渊。
突然一种本能的激情强烈地涌入脑海：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不能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更不能放弃我这辈子可能再也碰不到的送牛到香港的机会。我要追！追！！追！！！……我要抓紧时间，我要追！追！！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追上火车，追上同志们，追上我那不愿舍弃、千载难逢押运牛至香港的梦！
我重新振作了精神，踏着大雪，全力以赴地直奔那被风雪笼罩着的边疆小镇迎春火车站的站长值班室。我指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押运员”胸章说明来意请求帮助。站长是个十分能体谅人的中年汉子，告诉我10分钟前那标号为1973次的“牛”车因故已提前开了，并安慰我可乘下一趟去哈尔滨的客车到虎林与其相遇。我谢过站长，凭借那枚“中华人民共和国押运员”胸章，七分钟后免费乘上了西去哈尔滨的客车。一小时后，在虎林车站我找到了那辆装牛的货车，与五位老同志汇合。兴奋之情可想而知：“真是天上掉下个孟庆铭”！我还了解到他们回家后拿了干粮就马上返回了车皮，我惊叹“姜还是老的辣啊”
高兴之余我却留有遗憾：由于匆忙换车，将装有六斤重的豆油桶给遗忘在客车上了。
途经密山，又挂上了二节装牛的车皮，那是兵团35团的。我们的队伍又添了新伙伴，我满有把握地推测，莫不是到了哈尔滨全兵团送往香港的300头牛将汇集在一起重新编组，浩浩荡荡地南下——经吉林、辽宁、天津、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最后到达广东边陲渔家小村——深圳，将满载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通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
车头拖着30几节车皮继续朝西驶去，我们和衣裹着皮大衣躺在草堆上昏昏欲睡……
黑暗中饥饿、寒冷、干渴、困倦、疲劳无时不在袭击着我们，而我们别无它路，只有忍着忍着……
但是最难忍的却是满车厢的牛臊味和牛粪味，薰着鼻子直冲眼睛。实在难以入睡……我们只能干熬着……
……不知何时，我被“哐铛”的刹车声惊醒，懵胧中抬手看表，才知已是来日下午二点，火车停靠在东北名城牡丹江。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细细算来我们六人已有十个小时没有喂脑袋了。
火车经一面坡、亚布力（我国著名的滑雪基地）到达有东方莫斯科和冰城之美称的黑龙江省府哈尔滨。正如我所料，满载300头牛的20节车皮以及40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押运员”，从建设兵团的各师、团驻地先后聚拢到哈尔滨，通过编组，形成一专列，来了个“人牛大会师”，好不热闹！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能参加此次援港任务而倍感自豪并憧憬着相聚香港的快乐。
郑州是南北和东西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与陇海线的交汇处，是我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和编组站，担负着祖国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此次援港任务所有家畜家禽“大会师”的地方。由于各路载家畜的车皮被分散在几十条铁轨上，要将它们“同类”接轨编到一起，组成一列谈何容易！既忙坏了铁路调度员，也使我们每个人神经高度紧张，我们常因车皮频繁的来回调度换轨，又为寻找被重新编组后的列车和各自的车箱而被搞的晕头转向。当然，我们每个人最终还是找到了经“改头换面”后重新编成的列车和自己的车箱，经受住了折腾与考验，没有出现混乱和掉队的现象。
在我们这趟经编组后的新列车中，我看到了比我们更辛苦的其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押运员”的情景，这是来自陕北革命老区的人们，他们押运的是活家禽。这些鸡、鸭、鹅等被分装在简陋的铁笼里，并集中垒在四周无遮掩的平板货车上，而人则躺在最底层的铁笼子里，上下左右是用破纸板遮挡一下，以防风雨的侵袭和家禽粪便的渗漏。这是一种多么难以目睹的情景啊！
离开郑州时，我们列车已编组成为一趟满载牛、羊、猪、鸡、鸭、鹅的赴港“牲畜和家禽”专列，是整整五十四节车皮“大会师”呀！在火车头的带领下，满载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浩浩荡荡地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向目的地香港涌去。
通过前段时间的实践，我们积累了一些押运经验：凡是有卖吃的必买，备足干粮和饮水是头等大事。有备无患嘛！并要求火车司机停站时尽可能靠近取水口，以方便挑水饮牛，确保人畜两安。
火车行进在湖南境内，十月的南方烈日炎炎，整个车箱被烤得滚烫滚烫，我们像面包样被蒸烤着，又面临着缺水断粮的威胁，体内的水分在蒸发，体力在消耗，浑身在不断地冒着虚汗。要知道从武汉三镇出发后，火车象发了疯似的又连续开了十二个小时，我们滴水未进，虽然水缸里尚有剩水，但那是留给牛喝的，我们还必须很负责地对它们“老少无欺定量供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先“牛”后己，是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们脑海中，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的。
当天下午二时许，火车喘着粗气终于停靠在湖南郴州一个小站上，给快车让道，停留多长时间还是未知数，饥渴相煎的我们顾不上研究“时间”够不够的问题，迅速明确分工挑水喂牛等。我仍负责“化斋”，提着两个喂得萝向与火车头并排相距我们700米远的铁路职工食堂飞奔而去……
食堂的大门半掩着，显然已过就餐时间。一位师傅正摇着扇子在电风扇下打盹，我火急燎拉、满头大汗地推醒了他，说了声对不起，并恳求他能“恩赐”些饭、菜、汤与我，以解决我们六个哥们的裹腹之急。也许他曾接待过无数类似我们这样的“押运员”，深知其艰辛，马上起身毫无怨言地为我装满了两桶热饭菜和汤，我匆匆结清粮票和钱款，道了声谢谢，拎了桶就往外跑。
……意料之外的事又发生了！
当我还未跨出食堂大门，就见车头旁站长已挥起绿色信号旗，指令火车出发。与此同时火车司机正鸣笛长啸，蒸汽机喷出浓浓雾团，车轮已经转动……我立即感到周身的血液在沸腾，神经绷紧，心脏好像冲出喉咙，眼看一场掉队的悲剧又在眼前。
此时我与车头平行，我的车箱却在车尾第五十四节，火车与我相对而开，并会越开越快，而我双手还提着二只装有饭菜、汤的喂得萝，但我又决不能扔掉它们。……我一边想一边机械地提着桶向车尾跑去，火车越开越快，一节节车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速度已是原来的几倍，要跳上自己的车皮是不可能的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急中生智：显示了当年铁道游击队的身手，迅速将右手的桶并到左手中，腾出右手瞄准迎面而来的一节油罐车皮，顺势抓住车上的护栏逆向飞身，爬将了上去。我将右手死命地抓住护栏，同时将左手中的两个桶小心翼翼地放下一个，又生怕它飞出去，只能一屁股坐上去将其固定，左手还得把住另一个装热汤的桶，真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
此时此刻上有烈日当头，下有热饭菜蒸着，旁有热汤桶相伴，我身上还穿着东北的棉衣棉裤和大头鞋，耳边伴随着呼呼热风声，人如同在火炉中蒸烤，火烧火炼的让人窒息，真是夏天穿棉袄——捂汗（武汉）。须臾几分钟后，我发现全身湿透似桑那一般，我脑袋直冒热气，浑身象要散了架一样……但我清醒地知道，我来不得一丝松懈，否则我随时随地都有被甩出去的危险……我只有把握住自己，坚持下去，我坚信挺过这段煎熬，再次胜利一定属于我。我一定会把这来之不易的饭菜和汤送到同志们的嘴边，他们一定会狼吞虎咽地消灭“它”，并和我一起圆满地继续完成送牛至香港的任务。
……火车在继续开，我定睛扫去，周边的悬崖、峭壁、深渊、暗流、隧道、山脉、桥梁、涵洞、电杆等等像一幅幅画面惊心动魄地在我眼前闪过，使人头晕目眩。伴随困扰我的还有烈日、高温、汗水、风沙、泥土等使人更感艰辛难熬……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终于停了下来，我绷紧的神经得以松驰。我两手各提着一个喂得罗跳下了曾与我“生死与共”的油罐车，大踏步地向第五十四节车皮走去。与同志们再次相会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了，大伙儿激动、惊讶、担忧、喜兴、佩服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与我分享着团聚的喜悦，同时津津有味地吃着曾被我一屁股坐过的那桶饭菜，好香好香啊！
事后想起这段扒车的难忘经历，我还真有点后怕！是什么力量使我挺而走险的呢？
也许是事业心、责任感和担当；也许是年轻、好胜、热情、执着；也许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也许是怕再重蹈“掉队”的复辙，难以向领导交待；也许是为了让大伙儿能及时吃上我买的饭菜，对得起父老乡亲；也许是香港吸引着我……也许……可能有更多的也许，但不管怎么说，这段经历它将永远、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永不磨灭，真的！
在南去押运途中，在我们邻近的车箱内又多了些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头母牛竟在途中生下了一头小牛犊。连怀孕的母牛都未检查出来？这业务水平也真够差劲的。好在列车正在湖南境内，当地农民视牛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处理这头小牛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它被这些粗心的人们当着“包袱”奉献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天下掉下小牛犊”真是喜煞人，那农民受宠若惊，连忙作揖致谢。不过可亏了这头小牛，刚一出世便离开了妈妈，没有奶吃，不知往后的日子该如何过为好？而失去牛犊的母牛因涨奶而吖吖乱叫。
在韶关编组站，火车进行了赴港前的最后一次编组，这次我们被编在最前面，成了“领头羊”紧挨火车头。
1973年10月29日上午十时许，我们经过九天八夜的漫长旅途，列车到达广州三元里车站邻近抗英纪念碑。离香港越来越近，我们都无比兴奋……！但没想到的是铁路方面突然通知我们，说我们已完成了押运任务，因前方到站是深圳，属边境地区，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允许前往的，更不用说到香港了。这真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感到非常遗憾，抑或有些愤然，这算哪门子事呢？！
带着行李，披着羊皮大衣，顶着烈日，裹着一身牛燥味，拖着疲惫的身躯，满脸憔悴在广州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步行来到就近的广东省外贸招待所。一进大门就引来服务员的白眼，对我们这帮浑身臭烘烘、脏兮兮的“土包子”嗤之以鼻，并一再告诫我们要注意卫生，不要弄脏沙发和床单，我们如此艰辛却换来这种待遇！
要知道没有我们这般“熊样”，香港同胞哪来的牛肉吃！
说也奇怪，自那以后我和香港结了缘，眷生了今生一定要到香港去的决心——关注香港动态，分析香港走势，了解香港历史，掌握香港知识，成了我生活中的组成部分。
2001年，香港回归后的第四年，我14岁的儿子孟凡奇和另二位复旦附中同学应邀赴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亚太”地区“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比赛并荣获一等奖为学校、上海和祖国争得了荣誉。那一年我携妻陪同前往，我用摄像机记录了他们为国争光的全过程。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看到五星红旗在比赛场上冉冉升起，我打心眼里感到荣光和骄傲，是祖国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
站在“维多利亚”海边，面对香港会展中心，仰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紫荆花区旗，我由衷地呼唤着：香港我们终于见面啦！我曾为您送过牛，奉献过艰辛和汗水，真是老天有眼，圆了我的香港梦啊！
孟庆铭，上海老知青。1968年8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务农，1979年3月返沪，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任张江支行和闵行支行副行长，现已退休。
文章刊于《永远的知青》来源：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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