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知青与命运的抗争史

人都有梦想。我最早的梦想，源于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的《七色花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神仙婆婆给了小女孩珍妮一支七色花。那是七种不同颜色花瓣组成的花朵，珍妮每摘一片花瓣，就能实现一个愿望。小女孩前后摘了六片花瓣，使她拥有了房屋、菜园和面包。剩下最后一片花瓣，珍妮使一个跛脚男孩转瞬变成健康少年。

珍妮那个花瓣，健康人根本不稀罕，可对我来说，却是梦寐以求。

打小起，我便时时地盼望生活里出现珍妮——因为，我就是一个跛脚。幼时我原本健康活泼，后来不幸变为跛脚。跛脚后，我就一脚踏进了悲惨世界。

所以，我真的多么希望有一支七色花来改变我的命运啊！

我出生于1949年12月。三岁时那天，妈妈正在医院生妹妹，我打过预防针，独自跑到水沟旁边去玩，一不小心掉到污水沟里。当晚，受细菌感染我发起了高烧。父亲赶紧把我送到儿童医院，那里的外国大夫说，如有盘里西林（青霉素），我便可以恢复如初，否则右腿将终身残废。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国内没有这个抗生素，所以小小年纪，眼睁睁看着这条腿就这样残废了。到我勉强学会走路时，左右腿已长短不一。随着身体发育，两腿相差发展到十五公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便经受了无穷的精神煎熬和身体折磨。年龄越大，双重折磨的程度也越大。

那时，我生活在一个大家族，父亲排行老大，有六兄妹。我妈生了我们八个兄妹（其中一个送进育婴堂，一个夭折）；我的祖父是浦东一位老实本分的小生意人，祖母是浦东近代知名实业家陈桂春的姐姐。舅公陈桂春是在浦东烂泥渡发迹的，早年经商承包了沪宁、沪杭铁路的煤和枕木；成为巨富后，他斥巨资建造了“颍川小筑”，人称“浦东雕花楼”。那座楼中西合璧，面积达一千七百多平方米，位于现在陆家嘴中心绿地南侧，在浦东大开发中作为上海近代优秀民居保存下来，上海新闻频道新闻坊把那幢建筑作为背景，每天晚上打开电视就能看到。

当年因家族人口众多，我祖母跟着舅公仿建了一座规模不小、装饰讲究，本地人俗称“绞圈房子”的大宅院。为此祖父母欠了一屁股债。我父亲在英国人的汇丰银行当职员，每月要把不菲的工资全数上缴祖母。我家生活开销只能靠自幼在上海英美卷烟厂工作的母亲承担。

本来我家人多，在大家族里就有点摆不平；我成了残疾儿就更不受祖母待见。为了不让客人看到残疾孙子，祖母就把我反锁在房间里。其他堂兄妹开心地吃肉时，祖母看见我走近，就“砰”的一声把灶间门关上。祖母还骗其他堂兄妹，说我的腿病会传染，吓得他们不敢接近我。小小年纪的我忍不住心酸委屈涌上心头。回到房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暗地下决心：我要好好的，不能落后别人一步……

我三岁那年，由于腿残了，一直锁在房间里，那个正房没窗，只有一扇天窗，能照进一点阳光，我几乎一直在阴暗之中；到了中午或晚上，兄姐们放学回来，我才得以“放风”。长期不活动，到了冬天，残脚上生了冻疮，大冻疮上生小冻疮，小冻疮生泡，溃烂处流出浓水。父亲买了最好的冻疮膏（叫绿药膏），先在疮面涂药膏，再用纱布包上，从脚趾直到小腿。由于溃烂，肉与纱布都被血水粘住了，换纱布时，如同上刑；姐姐只得用水慢慢把伤口弄湿，一层层揭开，有的粘得太牢，就用剪刀慢慢剪开；姐姐几乎是哭着帮我换纱布，有的连肉带血硬撕下来；我咬紧牙关只流泪不出声，怕姐姐下不了手。那时人虽小但很懂事。就这样，整整两个多月折磨，我人瘦了好几斤。到冻疮结疤了，那痒又袭击了我；有时不小心会抓破；所以痒的时候就用手打，打到痛就不痒了。我用换洗的纱布绕着竹竿晒，有整整一长竹竿。小时候的伤痛也磨炼了我的意志。

以上这些都是我长大后姐姐告诉我的，讲到我痛处，她会哽咽落泪。我的冻疮到小学四年级才有好转，因为我参加体育锻炼了，彻底好是去了东北插队，回沪后再也不生了。

八岁时，为增加我的心理承受力，母亲故意让我上街去买酱油，街上小孩看到我大叫：“跷脚来了，跷脚来了”。开始时我恨不得从地上钻下去，害怕路上遭人白眼、受人辱骂、嘲笑……心中充满了悲伤与恐惧。

有时一个人坐在天井里，孤独而惆怅地望着天空，我情不自禁地遐想：珍妮姐姐，你能不能从天而降，送给我那瓣七色花啊？后来，我慢慢地适应了这样的状况。因为残缺，必须承受巨大的心灵创伤，而这种创伤又刺激着我养成决心和毅力。那时候，我独自在屋子里，反反复复地看小人书，用哥哥姐姐剩下的铅笔头与废纸，照着小人书的样子描画。我还常常坐在有收音机人家的窗户下听节目。我从小就喜欢写数字，其中“2”是跟我父亲学的，写成带尾巴的2。

九岁那年，我到黄浦区二中心读小学。第一次交作业时，老师不相信那个数字是我自己写的，让我“立壁角”。我三哥见我没回家，找到老师介绍我的情况，这才使老师对我刮目相看。

1964年，中学部分大队委员和大队辅导员，第二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一年级下半学期，我当了班长，二年级当了中队长，三年级又被选为大队宣传委员。当了少先队干部，我开始活跃在操场上。高高的云梯有二十多节，我能一口气用手臂攀跃上去。当同学露出羡慕的眼光时，我心中豪气顿生。我已超越自我，做到了不少肢体正常的同学做不到的事，意味着“我并不残废”。l963年，我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当时市领导杨西光亲自给我们颁奖，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与我们联欢。我把奖状拿回家，父亲特地买了镜框装起来。一个残腿的儿子为他们争了光！这段时间，是我最开心的一段童年生活。

老三届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接受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英雄主义、雷锋精神的教育。我刚上学，大姐给我的礼物是一本《我的一家》（后被拍成电影《革命家庭》）。小学二年级，我读了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和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董存瑞的无畏、黄继光的英勇，江姐的坚贞，欧阳海的忠诚 。所以我的青年时代，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特别强。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已“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回顾我一生中发生的许多事，真心就是出于这个动机。

当然反思起来，那时我们也深受文革期间极“左”的社会思潮影响。1966年，我们卷入这政治漩涡中……跟着这股大潮，我写过大字报，被选为校革会委员。红卫兵大串连时，我两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记得吉林白城师范大学的学生和解放军很照顾我，让我坐在标兵的前面，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过来时，我望着毛主席的脸，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激动的泪水涌出来，用足力气大喊“万岁”的口号。

1966年初中毕业，第四排右五为本文作者

跟着社会潮流，我做过一些傻事。我父亲原在汇丰银行工作，解放前在汇丰工作必须加入国民党。所以社会上“造反”一开始，他就成了“国民党的潜特”，一夜之间家里被造反派洗劫一空。作为学校红卫兵领袖，叫“划清界限，革自己的命”。后来为了“革命”我还一度脱离家庭，搬到学校里住。其实我们父子感情是很深的，就在我“划清界限”那阶段，父母总是让姐姐给我送生活费。日后这件事在我内心深处，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内疚。

那个年代真是狂热而盲从，毛主席话一句顶一万句。1968年3月，毛主席发出“四个面向”号召，我第一个贴出上山下乡的决心书、用剃须刀片割手指写血书。当时我一腔热血，认为报答党和国家的机会到了：要为祖国明天献身于农村。我放弃了学校分配我到纺织局的机会，把学校已经转到纺织局的档案又拿回来。

为我去市郊农场的选择，母亲哭过求过我。面对敬重的母亲，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告诉母亲：许多英烈为了新中国，眼看解放时刻到来，明知有危险也毅然而上，为什么？是为了大家。现在我到农村去，没什么危险，条件艰苦更能锻炼人。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母亲，以后我从农场转到东北，母亲始终支持我。我在家排行最小，上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是个“贵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再加上我的腿残疾，成了十足的“宠儿”。我到农村去行吗？母亲和姐姐都带了问号。其实我早有准备，从初三起我就十分注重身体锻炼，每天早上练双杠单杠；因腿残不能跑，但走的速度不比常人慢；我还可以用最大磅的哑铃来做操，经过锻炼身上肌肉一块块凸出来，力气大大见长。

1968年初，作为黄浦区学生代表，我先跟着市里考察团考察江西峡江县、鄱阳湖和江苏大丰。那年5月15日，当时的《上海红卫战报》第三版有篇通讯记载着这样的内容：“朱伟忠在车站（铁路北站）上当场命笔疾书，用扣人心弦的豪言壮语抒发了立志在农村干革命的心情”（见下图）。

8月25日，我来到了奉贤星火农场。起初我被分在青一队，队里老职工看我腿残，问我来干嘛，我直截了当回答：“干革命”！引得哈哈大笑。直到地里去干活，他们总算是服了。一包几十斤的化肥，一般由两个人扛，还不时要歇一歇；我一个人把化肥扛在肩上，一口气走到田里头；除草、施肥也不比他们慢。他们在背后嘀咕：“看不出这个跛腿蛮厉害的，干活比我们狠”。他们服了，叫我“老黄牛”。

五七连队建立后，我软磨硬泡挤了进去。连队军事化的生活节奏很快，而我右脚踝关节耷拉着走不快，我就把尺绑在右腿上，用绳子固定在脚跟上；脚跟被木尺磨破了，出血渗透到袜子，伤口钻心地痛。冬天海风冷得刺骨，我的那条残腿从脚趾头到大腿冰冰冻。母亲心疼地为我做了骆驼毛的脚套，但真干活了就全然不顾，伤痛与疲惫早丢一边。在别人面前，我始终乐呵呵的，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当“残废人”。我一直有这种秉性：不求组织照顾、不求别人帮忙，要和正常人一样，走好人生每一步。

当年11月份，我担任三排排长，成为连队最年轻的正排长。我带头在前，吃苦在先。不论是割芦苇、扛芦苇，挖沟挑土，我从不落在别人后面，为的是带动大家——腿残的人都能干，好手好脚的还有什么不好干的。我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直到现在，三排战友们对我这个第一任排长（虽任期只有三个多月）印象仍然十分深刻。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与吕旭广、毛新根等人激情澎湃，一心觉得越艰苦的地方越能够体现革命精神，要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驻五七连队的贫宣队批判我们是破坏“5.7指示”，一气之下，我干脆离开了这个心爱的连队。

1969年3月，我惜别了依依不舍的妈妈，揣着她迈着小脚，匆匆地从厂里互助组借来的30元钱，“混”上了北去的列车。我们来到了“一只公鸡叫，三个国家听得到”的吉林省珲春县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这是个有名的贫困队，常年靠国家救济；这里家家贫困，两个人合穿一条裤；这里人少地多任务重，水稻插秧季节披星戴月，每天连着要干十多个小时。对一个跛脚的上海知青来插队，老乡们感到不可思议。面对现状，我能行吗？信念告诉我，不能退缩，一定要坚持下去。在插队五年里，我始终同正常人一样，每天下田出工。艰苦的锤炼，使我的劳动能力不仅骤增，而且成了多面手。我喂过猪、养过牛、育过苗、做过酒、办过学，样样都能做。

虽然我很快成了队里一等劳力，但那时稻谷产量很低，收入寥寥无几，第一年我年终分红只得了两元七角。这里地处四面环山的盆地，每当水稻扬花时，遭遇季节性西北风，风一过水稻花粉被吹干，无法自然授粉。如要避开那股风，就得提早插秧使水稻提前扬花。因为心犹不甘，所以我们积极找出路。恰巧从奉贤星火农场的朋友那里得知了温室育秧技术，于是我们争取到上级支持，我自告奋勇当了温室育秧的主角。为了育好秧，我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摸索着干。功夫不负有心人，温室育秧一举成功。那年我们三月中旬就开始插秧，当年水稻扬花提前，授粉如愿成功。十月份，稻田里穗子弯弯，颗粒饱满，一片丰收景象。这一年，全队清偿了大部分债务，家家分了红，户户有肉吃。扣除了口粮我还分到了七百多元，成了队里“富豪”。又干了一年，我们队买了两台拖拉机，家家装电灯。队里光棍张灯结彩娶媳妇，外队的汉子、姑娘纷纷迁入我队……

1974年年初，我按政策病退回沪时，乡亲们杀猪宰牛，摆了盛宴欢送我。从五六岁娃娃到七十多岁老人，个个载歌载舞；我离开时乡亲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回想在星火农场，一个不被人接受的瘸子，因为努力而当了排长；在珲春，我适应了与蚤共舞，学会了喝朝鲜族的大酱汤，曾经光着脚在冰碴上干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要闯过生活关、劳动关，完全是意志、毅力的比拼。正如欧阳海说过的：人的毅力能够远远超过生理限度。这段经历，后人也许不可理解——但那确实就是真实的我，是那个时代造就了始终保持激情的我。反思上山下乡政策，大规模地把学生全部赶到乡下去是错误的，但当时我和几个伙伴在那种时代背景下，以我们的青春年华，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农村做了力所能及的奉献。

1974年回沪后，先到街道办的红光塘瓷厂，主动到大炉间做锅炉工，不到半年调到厂政宣组当组长兼团支部工作。1976年我调到东方机械厂，又从最底层操作工做起，一年后当选为厂专职工会副主席。1985年我考入上海工会管理干部学院脱产学习，两年后调入上海电视专用设备厂任厂办主任。2000年，与老厂长一起下海办三产，一时干得风生水起，直到2004年年底。

1986年，作者（后排左三）在上海工会干部学院学习

眼看快要退休了，由于我在谋划调到一个新单位时没有落实，新单位去不成，老单位又没了，结果56岁时竟失业了。生活上的困难接踵而至：爱人下岗，儿子大学毕业还未找到工作，仅有的积蓄被亲戚投资失败化为乌有……我到处求爹爹告奶奶，承诺不讲薪酬做清洁工也没有单位理我，那时心情真是糟透了。

幸好后来有星火农场五七连队的农友帮我找到机会，介绍我到复兴岛的一家水泥搅拌站去当生产调度。

那个搅拌站状况混乱。我第一天去只见调度室内烟雾茫茫，没有椅子，大家坐在桌上或站着办公，我只好背着包站着接电话。等稍熟悉几天后，我就着手改变办公室面貌。调度室椅子不够，我从家里搬几把去；没有留言板，我把家里小黑板拿去。泵工仓库混乱，我利用午饭休息时间，拖着残腿搬弄着重达几十斤的管子和零件，把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每天早上六点上班傍晚六点下班。每逢节假日碰上大工地加班，我主动到岗不要一文加班费。

我的仼务是接听工地的电话。按照工地需求，调度生产。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开始却出了好多状况。电话铃响了，我规范礼貌地回答:“您好！这里是广汇拌站，请问你是哪里？”不料，对方也不报自己单位，直接就骂了起来:“什么好不好，他妈的，赶紧给老子发料。”我一头雾水，对方又粗鲁地吼了：“你是聋子啊，立刻给我发，不然就对你不客气！”还没等我回话，对方已挂了电话。根据显示的电话号码，我打了过去，对方又骂道:“你什么调度，叫你们老板来！”弄得我心惊肉跳，在场的人却哄堂大笑。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我顾不得下班回家，连夜把所有工地的电话、联络人姓名、所需混凝土级配、吨位、浇注部位、分门别类整理成册。

又是一天工作开始，我想应该没问题了吧，却又被打蒙。一个操着浓重宁波口音的工头打电话来，说要给“球头”浇几方混凝土。我不知“球头”是什么。对方说:“你不懂接什么电话，真是十足的寿头！”原来“球头”就是柱子上端。为了尽快掌握专业，我边请教，边赶紧买了好多技术书籍恶补，抓紧熟悉建筑行业的专业知识。

我还经常受委屈。一家工地要做垫层的罩层，我告诉工地要用细石，工地就是不同意。但货发过去，他们却改主意退货。害得我被冤枉扣工钱……我那么卖力，在结算工资时，却不知何故拿得比一般民工还少，但我不计得失，一如既往地努力干活。

这种窘境很快就改观了。我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获得了其他人要二三年才考取的技术证书，令同行们刮目相看。那位无端骂我的工头有次误报了混凝土的级配，经我纠正避免了几十万元损失。他非常感激，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没多少时间，我就从“小三子”，成了调度室一号当家人，后来调到企业最重要的统计室。我对进货的各种原材料，出货的混凝土级配、数量等了如指掌，整个拌站的进出都由我掌管，签订的合同原件也由我保管，一个人干了三个岗位的活，老板干脆见我签字他就发货。

为了改变企业管理现状，我主动精心制订生产与统计流程、报表，改变了企业过去账目不清楚、利润毛估估状况。做到每月应收应付、成本利润一目了然，由此生产效率不断提高。2011年我们的产值做到一亿五千万，毛利超过五千多万元。老板给我加工资发奖金，从见我一声不吭到称我“老法师”，还把我提到企业高管层。

其实，那几年我身体每况愈下。心脏、胃和气管都出了问题，腿关节、脊椎都出现了钙化。医生开出了住院通知单，要我静养，不能工作。不巧的是，那时我爱人又因腰椎脱落做手术。所以我常常从家忙到单位、医院，回家已是夜半。第二天上班，有时累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尽管如此，我仍顽强地坚持、再坚持着——不仅是为了家舍不得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更是舍不得这个让我浴火重生、在艰难困境里又挺身重新站立起来的舞台！

因我在业界有了好口碑， 2017年两个企业同时聘用我，请我帮助他们理顺生产环节，培养管理与统计人员。我的努力得到了社会认可，真是很欣慰。年近七十周岁时，我才退下来。

七十年后，本文作者与六个兄姐。摄于2018年

回忆往事无限感慨。此生我面对很多苦难，为了挺起身来，我拼尽了浑身解数。因为我深知，父亲给我讲的七色花瓣改变命运的故事，只是为了鼓起我生活信心，让我从小对生活充满热望。现实社会里，我惟有靠自己的拼搏才能赢得幸福。感谢慈爱的父母从小给我贴心的关怀；彷徨时英雄人物的榜样给了我力量；困难时所有兄弟给了我及时帮助。所以，我的一生从没有被残疾拖垮，无论多么困难我都不曾气馁，坚持不懈的抗争是贯穿我生命的主旋律。

1985年中秋节，作者一家三口

我自信这一生中，我的腰板始终是挺直的，人生没有比自强不息更值得自豪了。我的爱情生活也是波折而幸运的。我的初恋是在红光搪瓷厂时结识的小项，可是她命运不济，因心肌梗死而离开了我。此后，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共青团员看上了我，我也喜欢她。她就是我现在的夫人小潘。我很感谢她，她不计较我腿残，用她的话来说，她看中的是我的人、我的才。事实上，我也从不把自己当做残疾人，即使是恋爱我从不因此打退堂鼓。

来源：好人吉祥、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