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连

第一次上北京是大串连那年的冬天。

春天，我们还在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做着考进大学的梦；夏天，我们变了个模样，“横扫牛鬼蛇神”，批斗别人，也批斗自己；秋天，沸沸扬扬地在武汉三镇运动，以天下革命为己任；冬天，热血奔腾地上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这一年，人的变化似乎比季节的转换来得更快、更突然。由小心翼翼的考试到高呼口号的亢奋，由目标确定的远征到方向模糊的飘泊，都只是在短短的时间中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人在变化的秩序中有时显得脆弱和难于理解，而外相上一切都又很坚强和顺理成章。昨日还是嘻嘻哈哈、毫无隔膜的同学，一夜之间竟变得面目全非，使人从内心产生一种颤栗。

我记得班上的一位革干子弟，某一天下午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我们有一些时候没有见到他了。他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手上拿着一根军用皮带，大步走上讲台，猛然一击，同时尖声喊着班上一位同学的名字：“×××，资产阶级的狗崽子，站起来！”他白而瘦的脸抽搐着，随着一声声怒喝和皮带与讲台碰击声的起落，“狗崽子”的手和腿不协调地扭动起来。教室里的空气骤然凝结，大家都没出声。我心紧紧地绷起，回头看去，那位“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已经站立起来，漠然的表情中带出凄切。这时我想的是什么呢？不明白为什么“小白脸”会变得如此绝情，据过去的经历，他与那个“狗崽子”从来没有什么私人的积怨，在当时那个年纪，人心充溢的还是善良的顽皮。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凶恶如此呢？我默默地咒骂着“小白脸”，然而很快又警告自已，这可是革命的觉悟问题，不能站错了立场。我终于低下头，不去看台上的表演和台下的表情。心里的懊恼和惊恐搅成了一团。 

这个“小白脸”的变化，就是南下串连的“联动”传播革命火种的结果。一段时间，班上革干子弟不见了，他们是最有资格革命的“第一阶层”。由于革命的需要，班上的同学以自身家庭的成份自自然然地分化成几个阶层。不同阶层之间似乎已有了往来的限制，没有谁来强行命令，只是感情上明明白白地划割着。等到革干子弟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大概也是去串连了，或者是什么集训之类，我们无权去过问），他们一个个就变成了有一副非常之坚决的革命面孔，连其中一位全班最温柔娇弱的女生也退去了往日的微笑，换上了一张不苟言笑、因而显得非常刻板的脸了。她嗓子也变得粗壮了，动辄呵斥他人，她是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过去。有时我竟瞥见了她强硬中掩饰不住的微笑，但这毕竟已是门缝中透出的一丝亮光了。 

第二阶层是工农子弟，他们变得稍微缓慢和较不明显一些，至少在衣服上没有清一色的军装，在行动上也缺乏一种严格的集团性，只是在心理上流露出一种优越感。他们还没有革干子弟那样的过激的行动，只是心存企盼而已。我出身职员家庭，属于中间阶层，变化可能就更慢、更小一点，一方面对有优越感的那些人不免忿忿，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不去接近他们；对“黑五类”的同学，在各方面都有了一些界限，尽量保持距离，不在一起活动。没有绝交，但人际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黑五类”的同学在班上并不多，他们完全游离于革命之外，不许去串连。他们孤独吗？他们自卑吗？这些在当时我好象没有想过，以至于他们是怎样渡过那曲折岁月的，也无从说起了。 

串连是一种象征，它是久远年代万里长征的一种继续；串连是一种资格，它表明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与经历。我们班上最先去北京串连的是革干子弟，他们回来后，充满了炫耀与激昂。第二阶层的同学是第二批去北京的，他们轰轰烈烈地去，高高兴兴地回，使人羡慕。等轮到我们能够去的时候，已经是伟大领袖接见的尾声了。校方以十人为一组，委派带队人。我们拉了小李子作为我们的代表，去校方开了一个证明，上面写明人数、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成份，等等，这样可以使各地串连接待站安排住宿车票等事宜。小李子是工人家庭出身，他的优良出身使他负起了领头的责任。但我们并没有把他的委任看得很正规，我们十人的组合是自愿的，大家不仅出身大致一样，而且平时交往密切。小李子本来可以随前几批先去串连，但他更想和我们一道，我们也要他一道。 

我在家里是长子，弟弟读高一，低我两级，也快要去串连了。妹妹还在读小学，轮不上串连。父亲在四川渡口建设攀枝花钢城，每年春节才能回来。母亲在家惊惊恐恐的，看我要去北京，又听我说要转到上海再回来，便给了我20元钱，这大约是我家每月的人均生活费。北方寒冷，母亲把她自己的一件内里是熊皮的大衣给我穿，是带风雪帽的长大衣，所谓派克式，以前很少见她穿过。我居然可以穿，穿着很紧促，但能挡风寒。在几个月前，我母亲要我把家里几把镀银的餐刀、餐叉给偷偷毁掉，我不肯，说这是餐具，有什么关系，但她非常固执，说上面有U.S.N的字样，怕有人会说是凶器，我又好气又好笑。她还是把刀叉给毁了，先放进煤炉里去烧，然后把刀叉给扭断，我将这些U.S.N的残骸分散地扔在街角上。我还是留下了两把餐刀，是我在她动手之前藏起来的。当时，我还产生过一个奇想，就是将这些刀叉悄悄地放到公共汽车的座位下，看是否会引发一起武器侦察案，这当然是一个幻想。派克大衣也是洋式的，幸亏母亲没有动剪刀，否则我在大串连中要受风寒的虐待了。 

火车上很愉快。我们第一次长途乘车旅行。十人中的田居宁是稳重老成的校学生会主席，他应上升到第一阶层才对的，但出身使他终于有了拖累；陈金弗，有一个数理逻辑的头脑，不安分的乐天派；钱智清，高谈阔论的挑战者，没有太多的忧郁；余春和，谨慎而执着的清苦用功人，善于克制自己；方志斌，憧憬于艺术的理想主义者，行动与言论常有出人意外的变化；杨唐轩，意气有些消沉的文豪，但能执现实主义的态度；小李子（李德生），引经据典的辩论家，声音尖细有些怪异，给大家以欢乐感。应该还有其他的同学，但已不能确定是谁了。对于我自已，当然是难以理解而下出定语的。高中生到中国的首都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无疑是青春时期人生兴奋的高潮。长途旅行而且由国家免费，使我们这班失去了考大学机会的高中毕业生有了补偿，几个月来的迷茫与失落的情绪又一次被陌生而纷繁的风景鼓动起来，年轻的心扉又掀开了新鲜的色彩，将过去记忆薄薄地遮掩。 

到北京是傍晚，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从四面八方串连来的人。我们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候接待站的安置。公共汽车一辆辆地开走，轮到我们了，我挤上了车，车装得满满的，朝西开去。夜色已经很浓，我心里直觉得一阵阵紧张，可能是天气很冷，更可能是从小以来对北京的神圣感使我不能平静。车快速地开着，车上有人喊起马上要到天安门了。这时全车的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东方红》，谁也不顾谁的姿势，只是拼命地朝车外张望，车转大弯，离心力的作用使我们身体猛烈地倾向天安门方向，天安门在夜色中被灯光衬得肃穆而壮重，我从别人的肩头空隙处透过车窗看见了真实的天安门，但一晃而过，太短了，再想看看已经看不到了。至今，当时坐车时的倾斜感觉与天安门在夜色中的景象，始终令我深深地回味着。车又朝东开，一直开到朝阳门外一所小学校，我们就被安置在这所小学校的教室里住宿。车绕道天安门也许是给每一位来北京串连学生的礼遇。 

教室明亮，暖气很足，地铺将教室一分为二，我们睡在靠窗户的一边，大家好像又回到了住读的校舍。另一边是陕西来的学生，穿黑色棉袄，睡觉时赤膊，我感到惊奇。汗气、鞋臭气混合着暖气和我们的不地道的普通话，奠定了教室里大串连住地的气氛。武汉人天生好斗，稍遇不如意的事就要争吵起来，狠的人还要主动寻衅以示其狠。我们虽然是读过书的高中生，但文雅之中还是沉淀着武汉人的一种不甘示弱的肤浅的好胜心。北方的学生在生活习惯上与我们有较多的差别，磕磕绊绊的冲突似有几次，好在只是嘴皮上的你去我来，没有大动干戈，其实我们自说自话的一些俏皮，他们根本没听懂，当我们自鸣得意的时候，我发觉他们眼光中有一种足以使人安静下来的力量。后来陕西的这批走了，他们已经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我们来的时间不巧，最近一次的检阅，轮不到我们，只有等待下一次，这样我们在北京的时间延长了。 

每天早晨是玉米面窝窝头、大头菜、稀饭；中餐有米饭、馒头、粉条煮肉片（但肉很少）、大白菜汤；晚餐与中餐大致相同。吃饭不收费，每人发给进餐券，住几天发几天。虽然不要钱，但还是吃不惯，有时我们白天出去，就不回来吃了，可以提前将中餐的馒头和大头菜领出，在外面再买点汤水之类东西。贵的吃不起，我常常喝一种糊涂汤，酱油色的糊汤里浮起一些蛋花，稠稠的面上洒上胡椒粉，一角钱一碗，热呼呼的，吃得人全身暖和。馋了，还是买荤的吃，也不过捡三角钱以下的挑，用掉一元钱是要下狠心的。在吃的方面，我们只是在低层市面上转，北京的吃没有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馒头白面干，咬时直掉粉面；大白菜淡而少味，一股水腥气。在餐馆里，桌子油腻兮兮的；碗大而粗，一碗糊涂汤吃不完，半碗就足够了，使人多花半碗冤枉钱。最丰盛的配给是在大接见的那一天，每人一袋食品，里面有二个馒头、二个鸡蛋、一根粉肠和几片咸菜。粉肠好看不中吃，吃时惟觉其粉，不觉其鲜。但我们很满足，没有挑剔的想法。我遇到了一位住在其他地方的同学，当谈起伙食的时候，他大大地赞叹了一番自己所在地的美味，那确实比我们小学校里的好多了。他要我们“跳槽”，重新回到火车站广场去登记新的居所，他当时下火车后就没有排队，因插队而优先于我们。我们本份，又嫌麻烦，就没有再迁移。一直享受着小学标准的待遇。那位同学住的是大机关，是部委级别，于是我们与他也就相差很多。 

在等待大接见的日子里，我们到处走动，主要是去大专院校、中央各部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大字报真多，芦席棚一张接着一张，曲里拐弯，层层叠叠，使人无法细细地去看。我粗略地看看标题，专找人多处钻，人多地方的大字报往往有爆炸性的新闻，火药味浓，刺激性也大。除此之外，我则注意看书法好的大字报，有些人摹仿毛主席的书法，毛主席在不同时期的书法有不同的风格。我在某部看到一批大字报，纯用毛主席狂草笔法写成，当时我就激动不已，认为真是上品。文学性的大字报，应该归于流传中的毛主席诗词，我们几位同学中要数杨唐轩抄得最全。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谈白天的见闻和收获，传抄的毛主席诗词是一大中心话题。革命的见识固然重要，名胜的游览亦是爱美的追求。可惜的是北京城里的名胜故迹都给封闭了，孤陋寡闻的我们，只去过动物园。天安门广场是最先去瞻仰的，但不知什么缘故，那天晚上的第一印象始终滤淡了以后的感觉，它像一张浓重的底片，隔断着新的曝光。 

伟大领袖接见的喜讯终于传来，前一天就得到了通知，小学校接待站的负责人召集各地来的学生开了会，布置活动安排，强调了必须遵守的纪律。大家都很兴奋，久久盼望的日子来到了。这些天来，我们在北京城里四处转悠，很累；满街上是全国来串连的人，很挤；天寒风沙大，整天在外面跑的人，很脏；伙食也不易适应，人也瘦了。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经过十来天的奔波，大家都有了疲惫的感觉。原先似乎还在猜测伟大领袖还会不会再次接见红卫兵，如果不再接见，那真正是失望了。所以一听到接见的消息，有些懊丧的我们又鼓起了劲头。这天晚上，许多人都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明天伟大领袖就要接见我们的喜讯。小李子最喜欢把自己日记中写得得意的部分，高声念出来让大家来分享，可是得到的总是非赞赏性的言语和一阵没有恶意又很热烈的笑声。小李子对我们的态度从来都不在乎，他需要的不过是一种回应，一种放大，而不是一种认同。这一夜大家可能都没有睡得安稳，早晨五点钟，天还黑着呢，已经打铃喊起床集合了。 

千千万万各地来的素不相识的红卫兵，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走到一起来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显得整齐协调。我们每人领了一包食品，接着列队出发，从朝阳门外向天安门方向行进。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在一条并不宽的街上停下，坐在街沿上，等待指挥部的命令。这时我们打开食品袋，开始吃起食品来，看到有鸡蛋、粉肠，心里有了几分温暖。不知是谁，去买了几个甜心萝卜，每人分得一块，吃得嘣脆清口。我们这十个人在一起总不会寂寞，先有一位开腔，接着就有人诘难，论战由此而起，各人以自己的随机感受各帮一方，形成派别，虽不能说是唇枪舌箭，但激烈、有波澜，最终是尽欢而散。欢乐属于大家，没有失败者。年轻人对等待的耐心，正是他们欢乐的天性所决定的吧。 

我们站到长安大街上了，天安门在我们的西边。从窄窄的街道走到长安大街，心境就有点不一样了。宽阔而笔直的长安街，两旁都站满了接受检阅的红卫兵，红旗在猎猎大风中呼呼地作响，广播车放着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声音随车从远而近又从近而远，但并不消逝。街上人已经站了好几排了，我们站的地方离街中心好远。前面几排人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坐了下来，他们分成一片一片地在朗诵语录或在唱歌。我向西望去，看不到天安门，只能看到人与飘动的旗帜，向东望去，也是人与飘动的旗帜。在人行道上有茶水站和医务站，旁边的人也在频频瞭望。我们站在后面的人没有前排那些坐着的人规矩，看看长安街上没有动静，就在周围走动起来，嘴上还在埋怨我们的负责人，没给安排一个好位置，不在天安门广场，也该在前排，站在后面隔着这么多人，看个啥？ 

我站一下，坐一下，又在附近茶水站转转，心里的焦急也慢慢地松弛了。这天，天空中不见云朵，也不见太阳，灰濛濛白漫漫的天色，太阳光亮透过细密而氤氲的天宇，均匀地洒向四方，使人能准确地感到它的存在。正午已过，风又大了起来，周围的红卫兵活动的节奏也有些缓慢了。我的食品早已吃完，眼光在寻觅商店，可是这里没有商店，一条都是高高的砖墙。就在这时，嘈杂的轰轰声从远处的人群中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像海中波涛滚动过来。

我立即意识到伟大领袖来接见红卫兵了，赶快朝前头挤去。本来规规矩矩坐在前排的红卫兵在西边人群的传染下，都纷纷地站立起来，人群从西向东很快变高，变成了一道长长的连绵起伏着的人墙。后面的人急躁地向前涌去，伸长脖子，踮起脚根，双手推搡前面的人的后肩。我向前挤，但根本无法看见街心的车队，灵机一动，退到街边树下，向上一窜，抓住树枝，使劲地向上攀去。

正看见伟大领袖的敞蓬汽车远远地向东驰来，车开得快，他向我们致意的手挥动缓慢。阳光突然大开，他一副古铜色的脸立刻被镶上了金边，我的心砰砰跳得厉害，尽管手抓住树枝不肯放松，但臂力不济的我很快落在地上。我再次攀上树枝的时候，车队已驰过去。一霎那，只有一霎那，我望着前面混乱雀跃的人群，眼眶有些湿润，心里若有所失。陈金弗是挤到前排去了的，他个子小，却灵活、有蛮劲，他边说边比划伟大领袖的形象，还能说出在车队中其他中央领导人物的名字，而我一个也说不出来。我的头脑里只留下了一张镶着金边古铜色的壮严的脸。 

伟大领袖的接见结束了，我们到北京的使命也完成了。回到小学校住地后，我们又在日记本上庄重地写下了见到伟大领袖时的情景。我在日记本中用大字写下了见到伟大领袖的时刻，还把“副统帅”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描摹在日记本上。大家心情平静了，大部人准备回武汉，方志斌与大连的一位音专的学生关系密切，并对他的小提琴技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方志斌的串连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随身带着一把小提琴，当大家到处去抄大字报的时候，他仍一人呆在住地——拉琴，拉琴。方志斌想与这位音专生一起去大连，但又有点犹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嘛。我决意先到青岛，再乘海轮去上海，然后返回武汉。我跟小李子说：你们已经办好了回武汉的车票，就把证明给我吧，我还要辗转好些地方呢。小李子就把串连的证明给了我，这张写着武汉第二中学某某等十人到北京串连的证明是通行证，凭此可以得到返程的车船免费票。我弄到了一张去青岛的火车票，单独一人先走了，同伴们也将很快离京回家。 

都说去青岛的火车很多，根本没吃的。我买了些巧克力带着，巧克力热量高，能耐饿。 

车上确实拥挤不堪，走道、厕所里都站满了人。我靠窗坐着，一动也不能动。旁边两位是延边的朝鲜族学生，一位姓金的学美术，我们很谈得来。他给我介绍了不少朝鲜族的风俗，特别说到大米又糍又糯，煮熟了能拉很长。在缺水少食的时候说到好吃的东西，真有点望梅止渴了。对面是一位长得白皙的女学生，一身黑色紧腰小棉袄，我猜她是天津人，后来朝鲜族学生问过她什么，她回答得并不多，从她的口音中，果然有津门味。火车开得不正常，每到一站总有些旅客要求从车窗中爬进来，起先我们还开过几次，后来车厢实在无插足之地，空气又极闷，我们再也不开车窗了。车上没有卖吃的，又不能下站去，我不时把巧克力一块块慢慢地送进嘴里。 

到青岛是凌晨二、三点钟，我和那两位朝鲜族学生在火车站大钟下来回走动，拼命地跺脚。等到天亮，找到接待站，又被安排在一所小学校里。三人同行，一进学校，看见空地上晒着一排排白床单，有点像医院，电影里什么战地医院就是这个模样。海风吹来淡淡的腥味和海藻的味道，我觉得很好闻，大概也是在火车上太受污浊空气逼迫的缘故罢。来青岛就是来观光，街道上坡下坡的，平路不多。我去过一所海洋水产学院，也有不少大字报。看海产馆，逛海岸，转了一天也就够了。两位朝鲜族的学生听我说要去上海，就要我帮他们也办二张船票。我想证明上有十个人哩，能办就办吧。证明还真管用，很快就办到了去上海的海轮船票。有些北方的学生还想往南方走就难了，据说上面已有批示，12月底各地串连的学生都要返回原地。 

启锚是在下午3时左右，驶过内海湾时风平浪静，海水碧绿，我在船舷上远眺夕阳中的海水与云层的幻变，第一次感受到大自然的深沉与瑰丽的美。船驶出内海，就颠晃起来，我躺在舱位上，眩晕得头重脚轻。我透过舱门观看大海，海水已经是灰黄色的了，舱门一下子升高，看不到海浪了，又一下子落下，海浪涨满门框了，船随着浪起浪落，起伏不停，左右摇摆。晚上广播里要大家注意灯光，不要外泄，有人说是要靠近南朝鲜了。 

第二天，我还是晕船，却在船上到处观看。底层统舱里也有大批的人，本来是装货的地方，现在也用来装串连的人了。里面黑暗暗的，闹嗡嗡的，只有从圆型的舷窗射进光亮，呆一会儿才看清楚，人们三五一群，躺着、坐着、围着、踱着，船晃动的辐度也要比上面小。有北京某戏校的学生三人，一男两女，正在唱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一位长得胖胖的唱李母，她晕船很厉害，但在一声声的喝采声中，她仍唱得很投入。而唱铁梅的一位对船的颠簸没有什么不适，清脆嘹亮的唱腔给底舱昏暗中的人们以极大的振奋。唱李玉和的男生长得很秀气，唱得有板有眼。我坐的地方靠他们很近，他们训练有素的唱腔使人真切地领略到了京剧的韵味。“李母”唱唱停停，这时“李玉和”就要扶她坐下来，很体贴地想帮她消除眩晕，喧寒问暖般的，似在戏中，又非戏中。后来我发现他俩是形影不离，“铁梅”倒一个人独来独往，很有点独立性。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想起海轮中唱《红灯记》的这三位戏校的学生，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现在该是很有名气的演员了吧！ 

36小时后，船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船进黄埔江，晕乎乎的感觉立即消失，我又恢复了活力。照例要登记住所，在上海我可以住到祖父母家里，但要办理回武汉的船票，没有接待站等于失掉了联系。 

我被安排在虹口提篮桥的一个浴室旅馆里。上海人叫“浑堂”。到了该处一看，也如前些时住的地方一样，统统地铺，一个挨着一个。老师傅老练而耐烦地指点着，安排着我们，服务态度热诚。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厕所里摆着整齐的一长溜马桶，这很快勾起我童年时在上海的回忆。在船上我又结识了七、八位北方某学院的高年级大学生，他们听我会讲上海话，就跟我一起住到了这个“浑堂”。其实我并不在这里住，只是占一份名额。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回家去住的，他们一副拥戴我的样子，连连对我说：你过两天一定要来哟！ 

回到祖父家，他们见我从北京、青岛转到上海，并没有太吃惊。这些时到处是大串连的学生，可能他们早就在念叨我了。回家第一桩事就是去洗澡，身上奇痒，发现绒线衫上已长满了白色的小虫——虱子。这才叫他们大吃了一惊。我赶快到“浑堂”去，那里受理灭虱业务，把内衣裤、绒线衫统统交给他们拿到蒸气笼里去蒸。等我洗澡灭虱完毕，家里人才有了安全感。我记起在北京时，北方的学生赤膊睡觉，把衣服放在走道的凳子上，这就是防虱的一法吧？

家里的人情绪都不太好，祖父长吁短叹，祖母说红卫兵来家里抄过两次，一次是祖父单位的，一次是里弄居委会的。姑姑及时与单位说明了情况才没有再来，否则将有第三次抄家。祖父曾是资方代理人，公私合营后已退休多年，但仍属抄家之列。抄走的东西是书籍、邮票、相册，没有什么金银财宝。最最使人提心吊胆的是一只锈了的保险柜，它是我祖父的二弟去台湾时遗留在我家的。祖父早早地告诉了里弄居委会，来了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来一看，是只空柜。祖母说到此时，双手合十，念句阿弥陀佛，一副幽默的样子。住在附近一家亲戚的小孩读小学四、五年级了，对别人说他们家里有手枪，藏在地板下。红卫兵出动，把地板统统撬开，当然什么也没有，家里因此狼籍一片。我没有心思再住下去，这是我多年来回上海最不快活的一次。想到在武汉，我也参加了去抄别人家的行动。记得到一家人家，自以为聪明地在别人厨房里瞎找，见到瓶瓶罐罐也要翻个底朝天，猜定里面有变天帐或金首饰，真是妄想症。现在看到自己家里人的这份磨难，才生起懊悔之心。 

北方的那些高年级大学生对我的亲切和奉承，多少有些是为了我能给他们弄到去武汉的船票，又是这张十人的证明发生了奇妙的效果。当我统领他们登上长江轮船的时候，我走在前面，那些胡子邋遢的大学生（也有二、三位女生，显得壮实）俨然都变成了中学生。长江上的水路我走过已非一次，而他们都是第一次游览长江，这样沿江上溯至各个港口，少不了我的一番导游。在船上，这些大学生很活跃，戴眼镜的一位大学生在船上的广播室里朗诵革命诗歌，厚重的男中音远胜于船上的女广播员。其余几位也在船尾的餐厅里帮厨，女大学生特别麻利。他们商量了很长时间，决定在九江下船，去井冈山革命圣地，再徒步串连，沿着红军的足迹前进。我立在船尾，看着螺旋桨搅起的旋涡，一圈圈地扩大，一圈圈地退去，最后消失在茫茫的混黄色的江涛中。 

我曾对同伴们说过，大串连，我计划在中国走一个8字形。这次只完成了8字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应该往西南去了。1967年的新年即将来临了，我还能再出去串连吗？高考还能恢复吗？文化大革命到底会怎么样呢？我没有深入地去想，我不去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