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南知青生涯

我的知青生涯，始于上山下乡热潮中期。1972年，我在海南中学高中毕业，父亲已解放安排工作，作为长子，本可留城，学校动员18名应届毕业生，在《海南日报》发出倡议书，带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我便是其中一位。8月16日，没有戴大红花，没有锣鼓相送，在家长挥泪告别下，背上父亲参加革命时发的薄薄旧棉被，提着铁水桶，爬上大卡车，冒着红泥路卷起的滚滚红尘，挤满卡车的热血青年，一路高歌，踏上上山下乡的征程。那一年，我刚满16岁。

海南木排热带作物场，位于儋县和临高交界处，连队分布在两个县的边界农村。农场前身是海南的一个劳改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安置被打倒的干部，改成海南行政区红岭五七干校，我们下乡时，刚改为农场，还有很多下放干部在场里，和知青们一起生活劳动。农场参照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男女知青分别集体住在旧瓦房，睡硬木板架在板凳上搭成的通铺，早晨各连队集中操练，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分班、排学习。

我刚分配工作的一连在农场场部，场部设有政工组、生产组、保卫组等管理机构和小学、小卖部、卫生所、理发店、文工队，还有篮球场和舞台广场，就是我们每天早晨军训出操跑步的地方。

我干过的农活很多，种胡椒、香茅、油棕、甘蔗、水稻、番薯、蔬菜、橡胶；砍柴、割橡胶、制橡胶；放牛、赶牛车、捡牛粪，应有尽有。

海南的烈日酷暑令人难受，随时都有中暑的可能，没有开水和食物可带，戴上草帽，扛上锄头，系上镰刀，就得下地干活。胡椒园的胡椒是藤生的，一棵棵绑在柱子上，象一个个绿色的宝塔，挂着一串串绿色的胡椒，成熟时，又成了一串串红色的小珍珠，绿色时，采摘加工是黒胡椒，变红后，脱皮加工就成了白胡椒。胡椒园日常农活是除草施肥，最可怕的活是绑胡椒藤，看似轻松，却最危险，园地里有很多竹叶青蛇，有时也见金环蛇、银环蛇，胡椒藤是绿色的藤条，绑着绑着，时有一条绿色的东西垂吊其间，细看才分得清是竹叶青蛇，那时年少，不知竹叶青蛇有剧毒，只用树枝将它赶跑，蛇有灵性，我从不伤害它，它们也就不侵犯我。幸好我心善，这么多年都未被竹叶青蛇咬过，否则早已命送黄泉。

年轻人有英雄情结，海南台风多、雨季长，有一次下暴雨，农场的鱼塘决堤，为了保护公家财产，我们班冒雨赶去抢救，塘堤缺口被水越冲越大，填下去的泥都被冲走，我们想起了英雄抗洪抢险情景，几个人呼喊着跳进水中，手臂勾紧手臂，用身体堵住缺口，让其他知青填土，直到缺口堵住，才水淋淋、粘糊糊地爬上堤坝。

年轻人有好胜心，那年代经常组织大会战，用人海战术去突击完成一些艰难的任务。有一年，农场组织各个连队，抽调人员集中去一片山头垦荒，砍掉杂树，除去野草，烧为灰烬，开挖出条条泥沟种植甘蔗，我是连队的青年突击队长，也带队上去参加大会战。山头上各连队的队旗迎风招展，锄头飞舞，喊声嘹亮，为了竞赛谁先完成任务，所有参战队伍都不肯休息，不顾劳逸结合，白天顶着烈日、晚上挑灯夜战，奋战三天三夜，任务完成时，很多小伙伴直接累倒在甘蔗沟里，躺着呼呼大睡。

海南蚂蟥很多，田里有水蚂蟥，山上有山蚂蟥，下水田插秧或给禾苗除草，一脚踏进水田，大小蚂蟥就成群结队黒黒地游过来，叮满脚拔都拔不掉，吸饱了血，蚂蟥脱落后，腿脚到处发痒。山蚂蟥更可怕，爬到身上是没感觉的，吸饱血掉了伤口发痒才能发现。有一个月，我们去儋县松涛水库里的山上林区砍柴，那是保护得很好的原始森林，山上野藤很多，长满了刺，拨开野藤探路上山已扎得皮肤花花，划出道道伤痕；砍柴时，忽然感到身上有几处痒痒，脱衣服一看，原来是几条山蚂蟥不知何时钻到身上，吸完血已经掉了，伤口正在发痒，每天如此，也就习已为常；有一天，指导员来水库山上看望我们，走着走着，发现裤裆有血，以为受伤，脱裤子一看，原来是山蚂蟥吸满了血，掉在裤裆上，才知道我们的艰辛。

有时我们也苦中作乐，有一次全班赶牛车下地，解开木牛车，放牛自己吃草，全班去挖野生淮山和木薯加餐充饥，不知从那里跑来一头牛，和我们的牛疯狂斗角，牛不知狂奔到哪一时找不到，全班只好推着牛车回宿舍，连长听到消息，跑到宿舍大骂我们，连长是原劳改场留下的干部，经常用管劳改犯的方法管我们，大家平时都憋着一肚子气，当他指着我们吼：“你们这么多人，两头牛打架都拉不住”时，一位知青调皮的说：“你们两公婆经常打架，我们也都拉不住，何况是牛”，大家轰堂大笑，直到第二天才从远处山野找到了牛。

海南农场的主业还是种橡胶，割橡胶对年青人来说是个苦差事，过了半夜天没亮就得起床，头戴胶灯，挑着胶桶，拿着胶刀就出发，一个人负责山上一片胶园，围着一棵棵胶树转，顺着斜斜的切口割去一层薄薄的胶树皮，摆好胶杯承接一滴滴乳白色的胶水，有的知青困得割割就昏睡在地，有的转转就象走进了迷宫，但再眼困，割完也得马上回头收胶水，天亮前挑回连队加工，严重的睡眠不足，对年青的知青就是一种折磨，调到远离场部的七连后，我就天天受着这折磨，磨成了一个熟练的割胶工。

时隔不久，我又被调整回连里制胶厂当制胶工，说是厂，其实就是一个作坊，只有两个工人，每天割胶工把胶水挑回来交给我们，我们就倒到钢槽里用醋酸调制，在钢槽里调好的胶水等份插上钢板，控制好凝固度，胶水凝固成块赶紧取出，放在钢台上拿木棒用力快速均匀压薄，再用压花机一片片绞成薄片，用竹杆晾好，搬到烘炉里烧木柴烟熏，第二天早晨冒着高温进炉里取出干片，叠好分级打包入仓，制完胶再换湿片进炉，就这样，每天一身水一身汗，冷热交替。制胶厂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双手端着粗木棒用力压薄弹性很大的湿胶片，再不停使劲绞压花机，一百多片干完，累得精疲力尽，还得把胶片晾好抬进炉里，堆柴点火烟熏，长年累月，也炼就了过人的臂力，在连里，把一根木棍挂在两棵树叉上，一口气可以轻轻松松做13个引体向上。那时不懂劳动保护，每天对胶水加醋酸后，用木棍搅拌均匀，都是用手去捞起胶水判断浓度，目测观察凝固度，酸和胶的腐蚀，到冬天就双手开裂脱皮出血，触摸刺痛，多年难愈，至今十指均无指纹。

16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动，最难受的是饥饿。农场没有干饭吃，每天只能喝些水多米少的稀粥充饥，食堂每餐的菜都是腌得黒黒的萝卜干或酸菜，很少有瓜菜可吃，有也缺油少水，偶而一个月，连队能杀一头猪，每人分上几片肥肉，全体知青就欢天喜地，跟过节一样。那时，做梦都想去当兵，起码能填饱肚子。

刚到农场时，我们的班长长得象李逵，黒黒粗粗壮壮，一餐喝上半脸盘粥都叫吃不饱，更激起我们的饥饿感，后来，他当上了事务长，负责食堂采购，吃在食堂里面，有回见到我们，他拍着肚子说现在吃少了，不饿了，我想，你每餐把该分给我们的粥每人少舀点，填饱了自己的肚子，当然不饿，我们呢？只能更加挨饿，只是敢怒不敢言。

我们平时期待的是，有人回家探亲，归队时总会从家里带点榨菜、猪油之类的食品，全班可围在一起加菜，发个口福。有一次，有个知青回家探亲，带回一瓶猪油，我们一人一汤匙，舀着拌饭吃；谁知第二天，该知青的妈妈出差路过农场又来看他，正值中午我们在宿舍吃饭，他妈妈热情地说：“你昨天从家里带了瓶猪油，拿出来请大家吃啊”，知青红着脸不敢吭声，我们只能老实地说，昨天已吃完了。

饿得发慌，也敢冒险，有一年中秋，连里每人发一筒豆沙月饼，是十个饼用纸包成一卷的，晚上赏月，班里一知青说，我们打个赌，谁能一次性吃完一筒月饼，我就将这筒月饼奖给他，于是，几个知青开始吃自己的饼，由于饼太甜，他们吃了几个就吃不下去，我还是忍着坚持吃，吃完九个，拿起第十个时，那个知青认输把月饼交给我走了，我立即跑到宿舍背后吐了起来。

连队也杀过牛加菜，在七连时，有一次杀一头水牛，牛很凶猛，没人能靠得近，几人上去都杀不成，指导员牵过牛将绳子栓到宿舍门前的树上，从宿舍拿出步枪，一枪把牛干倒，再叫食堂知青慢慢剥皮刮肉，晚上将骨头熬一大锅汤，每人分几块肉，连里一百多人美美地大吃一餐。

五年多知青生活，吃得最好的还是在松涛水库砍柴那个月。松涛水库是海南最大的水库，碧水连天，一望无际，绿水浸泡着座座青山，象千岛湖。近处山较少，坐着木船摇了很久，才到一个小岛，岛上搭建着几个守水库民兵的茅屋，也是我们这个多月的住扎地，砍柴的原始森林那片高山，还要划船到水库的更深处。这个月，我们几个人学会撑船，也学会摇撸，我自小已会撒网捕鱼，可惜水库水太深，网无法到底。每天早晨我们跟着民兵，先拿上鱼钩，在小岛边上下好，然后划船上山砍柴，下午回来再去收鱼钩，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水库里野生鱼太多，品种很好，每天还是收获很多。有一天清晨还在睡梦之中，突然被一声清脆的枪声惊醒，冲出茅屋一看，民兵和木船都不见了，以为发生什么事，正在担心，只见小船飞速划回，靠岸后几个民兵抬上一头动物，一问才知他们出去巡查，见到湖里山边有一动物在喝水，一枪击杀，怕农民见者有份，前来分肉，赶紧回来。民兵们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这是我一生吃过最鲜的美味，也是最好的补品，在那食不果腹、饥不择食的年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知青生活最难熬的是晚上，晚学习以后，知青们就无所事事，那时没有电灯，煤油灯也不舍得多点，海南内陆的夜晚很闷热，蚊子很多，知青们只能在宿舍门口乘凉聊天，打发睡前的几个小时，有的知青弹着吉他，哼上几曲，算是我们例行的娱乐生活。下棋打牌，也是打发时间的乐趣，我们排长是下象棋高手，背对着棋盘下盲棋，几个人对他一个，有个人在报棋步让他指挥下子，同时在下的几盘盲棋如历历在目，那个子落在何处，多久未动从未漏过，我们都不是他对手。

生活也有悲和痛，悲的是庸医害人。我从小记忆力很好，尽管读小学、初中时弟弟妹妹出生，奶奶和我要去带他们，我先后休学一年和一个学期，但由小学到高中，我从乡村学校转学到县中学、再进区的省级名校，虽跨度大、有间歇，都能跟上学习进度，语文和数学保持一百分，理化等课程在班里也有中上水平。初到农场，四大古典名著，除了《红楼梦》没看过，其他三部我就是合着书，也能从头到尾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记得清清楚楚。1973年，有两次我皮肤过敏，本是很小的病，吃点朴尔敏之类的药就可好转，但卫生所的医生却给我打了几天溴化钙针，直打得我头昏脑涨，脑袋发痛、记忆失灵，看一篇报纸的文章，仅看一段就已忘光前文，深受伤害、欲哭无泪。更悲催的是，几年后我调到海南农学院工作，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庸医竟也调到农学院当校医，又成了我的同事。

痛的是1976年，国家三位领导人去世，知青们悲痛欲绝，感觉天要塌了。毛主席逝世时，全国统一召开追悼会，我们七连全体知青，中午冒着高温、头顶烈日，步行十多公里，到场部集中，列队在暴晒下默哀肃立，等候中央广播电台播放开追悼会，心情非常悲伤，太阳又太猛烈，天气十分炎热，我和多个知青中暑昏倒了，送进卫生所打点滴，苏醒后又马上入列等候参加追悼会，当天，全国哭声震天、山河同悲。

以前那历史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全民皆兵，民兵也都配枪。我最早所在的一连，是农场的武装连，整个连队配枪，军训、站岗、值班，都参照部队管理，白天劳动和晚上枪械入库。其他连队也有配枪，没那么多，只有几个班的配制，民兵连根据值勤和军训需求轮流交接使用。我开始被分配做副机枪手，机枪手是身高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我才一米六五，机枪是旧式的转盘式机枪，不带子弹也有20多斤，拉练或长跑时我们轮流扛枪，我还背着备用子弹盘，每天出操跑完步，累得够呛，收操枪入库后，喝点稀粥，又得下地干活，晚上还要轮班站岗。几年的民兵生涯，从机枪、步枪、冲锋枪到手枪，各种规格型号，拆卸分解、组装结合，实训和实弹射击，皆曾苦练，也都熟悉。

晚上持枪站岗和巡逻，是例行工作，每组两人，虽纪律很严，靠的还是自觉，当然也有调皮捣蛋的。一天晚上我们排有两个知青巡逻，巡到连里的甘蔗地，发现有好几个人影，象是在偷东西，维护公家财产是值班人员的职责，按规定是要先口头警告制止，如有抵抗再鸣枪示警，值班知青有一个是我的高中校友，是南海航空兵机关的干部子弟，自由散漫惯了，也不口头警告制止，也不先鸣空枪，他压低枪头打一平枪，再抬高枪头放一空枪，吓得甘蔗地里的人全部趴在地面发抖，上去一抓，原来是农场小学一老师，带着一班学生在偷甘蔗，结果双方违纪都受到农场处分。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虽是民兵，也有要用的时候。1973年，南越反复侵犯我国西沙群岛，1974年1月17日，再次占领我国甘泉岛和金银岛，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攻击中国巡逻舰艇。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军与民兵协同，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一次反击作战，夺回被占岛屿。当时，儋县武装部奉命组织民兵参战，在县管区内设有武装连和汽车连的只有我们农场和八一农场，通知传达到我们武装连时，已是春节假期，连里仅剩我们几个人留守，和我一起值勤的一个同学，是南航司令部参谋长（战后任司令）的儿子，他父亲已在指挥作战，他和我参战欲望强烈，无耐我们的人太少，武装部也只好作罢，不调我们去上战场。

那个年代，农场的治安很乱，知青打架是常有的事，一对一或打群架是家常便饭，胶刀、砍刀、铁块、石头，是知青打架的常用武器。最严重的群架发生在五、六连，两个连队设置在一起，在离场部十多公里的一个边远农村边上，有一次知青和农村争农田灌溉水，从吵架到打架，村民来人围攻连队，两个连队知青很团结，集体跟村民你来我往连续打了三天，最后两个连队知青全部跑回家了，场部花了很大力气做工作，和当地政府调解好农村，知青才陆续归队。稳定一段时间后，谁知两连队内部儋县、临高和海口、琼山的知青又闹矛盾，不同籍贯的知青分边站队，自己又打起来，集体离队跑剩几个连领导，整整一个多月，知青们才肯回来，家长都非常担忧。

农场大欺小、强欺弱是常有的事，因而，工余知青学学功夫、练练武术就成了风气，其实，也没有谁是拜过名师，得过真传的，都是一些三脚猫功夫，虚张声势而已，尽管如此，知青们总喜欢相互试试功夫，由于不懂保护，总会伤害身体。有一次农场开文艺晚会，我和一同学留在连队值班，他将枪放下，缠着我试功夫，推脱不了，我只能放下枪，两人说好只动手不动脚，点到为止，谁知他久攻不进，突然不守规矩，一脚踢到我胸部，伤得我很重，胸部常隐隐作痛，中气不顺，两人因此也有了隔阂。

作为基层管理人员，得罪人总是难免的。我在七连管橡胶加工厂时，煤油是我们点火熏胶的必备材料，有一晚，有个当地知青找我要煤油，因库存已没多少，我要保生产，就不肯给他，他很生气，突然动手勾伤了我的鼻孔，流了很多血，也破了相。1977年，我调到新知青连带新知青，也就是我们原一连所在地，有一次，不知何故副场长去理发店批评理发师，理发师在店门口见到我带几个新知青在劈柴，误会是我告了状，他是儋县本地人，过不久，我们到县城郊修水利，晚上我和一个知青上街，他竟叫了几个人跟踪袭击我，当他们突然围堵上来时，我左劈右挡，冲出重围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他们有人身上带着刀，幸亏我没跟他们打，只是逃走，才没受伤。

我们班有个知青，号称祖传三代功夫，没少欺负我，我调离农场到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底下一个小水塘工作，他还找到我宿舍要试功夫，我说我什么都不懂，肯定打不过你，别试了，谁知他打着家传套路，从门口一路走马舞来，我没办法，站着不动，等他舞近了，一个直冲拳打出，击在他胸口上，他很不服气，拉着我再来，又走到宿舍门边，打着套路走着马步冲来，近身后，我又是一个直冲拳，打在他脸上，这回他懵了，坐在我的铺板上想了很久，问我是不是又学了什么功夫，我说没有，他说不可能，以前只有我打你，你根本就无法招架和还手。是的，我直到离开农场才明白，知青们实际上并没武艺，只不过是力大打力小，手快欺手慢罢了。

知青晚上无聊，总爱讲些神鬼故事，有的说晚上睡觉听到鬼哭，有的说鬼压身，喘不过气，还有更神奇的，说得神乎其神，吓得大家晚上不敢到处乱跑。

在一连时，有一天下午，我回到班里，本来很活跃的知青闷不出声，连长指导员都来警告不许乱说，我问什么原因也不肯讲，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们班一个知青去农场大门边的山沟里水井打水，想挑上来浇胡椒，快近中午，突然看到坡上防风林有一个大黒影，只有半截身，在树林上飘，吓得他丢下水桶直跑上来，脸色发白，碰到同班一个知青，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肚子疼，挑不了水，让那知青下去把桶取回来，那个知青下去以后，又慌慌张张地跑上来，说看到树林有一个大黒影在移动，他们还听说，以前劳改场有个劳改犯越狱，就是被打死在那个井边，可能看到鬼了，所以连长指导员不让乱说。我当时已是班长，想想大白天的，阳光充足，有鬼也应该是晚上出来吧，再说我们也没见过鬼，既然有机会，也该见识见识，水桶是公物，扔在井边不好，我毅然自己去了那个山沟，两边山林看看，什么都没有，就挑回水桶，平息了谣传。

我们洗澡，从来都是洗冷水，冬天游冬泳是跑到水利沟里，流动的水很冷，两边是沟壁，很滑也危险。女生平时用水在她们宿舍背后的圆井，男生用水到距离宿舍约500多米远的水田中间的方井，男生洗澡喜欢从井里打水，在井边直接往身上淋着洗，大家在井边嘻嘻哈哈，边洗边闹。水井很浅，有一天，不知那里来个女人，竟跳到方井自杀，还泡死在井里，这可麻烦了，吓得男生都不敢去方井，又怕水脏，不再去方井打水，只能跟女生在圆井分别安排时间轮流打水。晚上，大家一谈起此事，心里就发毛，都很害怕。一晚，一知青提出来打赌，看谁敢到方井走一圈，他请吃饭，男生谁都不敢去，我说我敢，他们立即守住宿舍两端，看着我冒着朦胧的月光，走在田间的小路，到方井绕了一圈，又快步从另一端田埂回来，齐声呼叫。说实话，走到方井，心还是在颤抖的，走夜路、过险境，其实也是练胆量，走得多了，胆就大了。

从七连到场部，是一条国道，那时的国道，就是一条两车道的红泥路，铺上点砂，弯弯曲曲，起起伏伏，有一处是从一山坡转弯急下，又直接冲上另一山坡，连续上下两个山坡。平时我们的交通工具只有单车，七连有个知青，骑车去场部，还载着一个知青，到了那个山坡，车急行下坡，刹不住车，两人齐齐摔倒，骑车的知青竟摔断了锁骨。七连的事务长，有一次去场部领一桶花生油，傍晚骑车回连队，车后架用麻绳捆着油桶，一路疾驰，快到山坡，看见前面有一人骑车，就猛追想结伴走，追着追着，不见了前人，正好到坡顶下坡，他一心慌，摔了下去，麻绳断了，人和车没事，油桶从山坡顶滚到山下，油流掉了一半。

平时连里说起那山坡，大家都说很邪，我说我就不信邪。当时我任民兵连副连长，有天场部开民兵会议，指导员不想去，就让我去参会，我借了指导员的凤凰牌新单车，去时平安无事，回来时已近黄昏，太阳西斜，风轻云淡，我骑着单车，戴着草帽，悠悠而行，到了那个山坡下坡拐弯处，忽然一阵微风，把我帽子吹低盖到脸上，人和车子向前一扑，摔到地上，我起身一看，两手掌和膝盖都破了皮，血淋淋的，单车扭了个180度，前刹车连杆断了，前轮变了型，检查一下地面，也没什么，只是一个很小的石子，从路面脱了出来，可能是车轮碰的；车子已没法骑，手也握不住车把，只能扶着车，一拐一拐地推行，慢慢走回连里，回去已经很晚，指导员看我摔成这样，虽新车坏了，需要维修，也不好说我。也许是邪，也许是意外，有时，一阵微风、一粒细石，也足以使人仰马翻。因而，有些话确实不能乱说，胸口也不能乱拍，人还是要有敬畏心，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做人还是谨慎点好。

五年多知青生涯，提升和收获最大的是参加两期工作队和高考。

农场治安混乱，打架斗殴、偷窃破坏的现象严重，对知青安心劳动生活影响很大，很多人产生了离场思想，家长也深受困扰。1974年，海南行政区热带作物局决定派驻工作队，整治农场治安，工作队队长是区热带作物局局长周永吉，副队长是我们农场党委书记符志光，队员由热作局干部和农场抽调人员组成，一连抽调我参加了工作队。我们局长是资格很老的干部，行政级别13级，解放前是琼崖纵队一总队九团团长（后来按地厅级办离休）；我们党委书记是文革下放干部，是原海南行政区公安局刑侦科长；那年我刚满18岁，就跟着党委书记学侦查、搞破案，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农场党委书记教会了我们很多侦查方法、破案手段、审讯技巧，也讲解了疑犯的作案规律、作案手法，包括他们开锁、偷窃等常见技能，为我们了解案情，整治治安起了速成作用，有效地整治了不良风气，稳定了局势，改变了局面。

1975年，海南行政区成立路线教育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路线教育，我被抽调参加驻琼山县三江公社工作队，工作队队长是文革前原海南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克攻，11级干部，后来我离开农场调到海南农学院工作时，他任农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海南建省时，他任第一届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队长是海南行政区农办副主任彭金堂，驻生产大队的工作组长是行政区热带作物局政工科长云波，副组长是行政区农办政工科副科长王康振。

我们每个队员驻一个生产队，也就是一个自然村，要与农民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学校长家，有两间瓦房、中间一个过厅，算是村里较好的，实际上穷得叮当响，他生了八个小孩，每餐都喝很稀的稀粥，我睡的是他家一个齐腰高的长衣柜，在衣柜上铺上草席，放上一个小枕头，盖上一条被单，就生活了一年。每天跟生产队的农民下地干活，从插秧、除草、割稻到打谷，还有种番薯，这些农活我从小长在农村就跟生产队下地挣工分，当知青后也没少干，做起来得心应手，农民都很佩服。

我当时刚满19岁，晒得黒黒的，油光发亮，好象非洲人，看起来显老，农民问我多大年龄也不敢说，怕说了农民觉得太小看不起，所以他们都叫我老王。路线教育怎么做其实我也不懂，都是区领导干部组织学习、培训，教会我们，再回生产队照样画葫芦，晚上组织农民开会学习，文革期间全国政治学习气氛很浓，农民对开会学习也都习惯。生产大队有个副大队长是这个村里人，是个退伍兵，长得象弥罗佛，圆圆胖胖，肚子大大，经常跟我交谈，对我工作比较支持，在他带领下，农民和我的关系十分融洽，我在村里威信也很高，农闲大家经常开玩笑，相处得轻松愉快，离村时对我的评价也很好。

我在农场参加工作队时，党支部本已在讨论批准我入党问题，到了区工作队，临时党支部书记云波告诉我，支部不同，必须重新向新支部写入党申请书，重新培养考察，我只能服从组织要求从头再来。我高兴的是，能得到这么多经验丰富、资历很老、职位很高的良师手把手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多么难得的经历；经过组织的重点培养和严格的党性、纪律、工作等全面考验，终于在1975年9月3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农场后，我调到七连，又工作一年多，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打倒四人帮，中国大政治事件接踵而来，应接不暇，我们不知中国将怎么变化，知青生涯会怎样延续。农场已有两三年没来新知青，1977年8月，又承接了一批高中应届毕业生，并在我们一连原址，组建了新知青连，我又调回去带新知青。

不久，邓小平复出，10月，国务院决定恢复高考，过去，知青离开农场只有两条渠道，一是当兵，二是调动工作，现在，又有了改变命运的新途径，知青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尽管我高中成绩很好，但时隔五年，加上皮肤过敏打溴化钙针的伤害，课本上的东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原来的课本内容很少，也早就不知扔到那去了，复习功课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课本，幸好新知青带来了当年的高中课本；内容比我原来学的深了很多，我基础很差，根本看不懂。

新知青中有两个跟我关系很好，一个是我带的副班长易竞勋，数学较好，一个是班里的知青，叫黄钢，物理很利害，化学也不错，白天，我们一起干沉重的农活，晚上，疲劳与昏困交加，靠读大学的梦想支撑着我们刻苦学习。没有桌子凳子，没有电灯蜡烛，我们趴在通铺，前面放一条板凳，点着煤油灯，三个人围着灯看书，我看不懂的，他们就帮讲解，边教我边一起复习。1977年底，海南的冬天吹来了热带气候的暖流，我们迎来了第一次高考，兴高采烈、紧紧张张地踏进考场，糊里糊涂地出来，也不知自己答了什么，答得对不对，每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着公布成绩，成绩出来，我离招生入围线差7分，黄钢也没入围，易竞勋考上了海南师范专科学校。

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与77年高考仅差半年，我和黄钢又是白天劳动，晚上趴在煤油灯前复习。这期间，农场有一批工作调动指标，有的去水电站工作，我被调到海南松涛水利工程管理局，分配到临高县荒山上一个只有一栋泥巴糊着茅草搭建的茅棚和到处黄泥的小水塘，宿舍不能煮饭，在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另搭一小茅屋，食物要下山到农村买，进出宿舍、伙房、山塘、下山都是黄泥路，刮风全身都是泥粉，下雨两脚粘满黄泥，条件比农场更糟糕，环境极其恶劣，简直无法生存，我很焦虑，感觉完了，我的前程就要埋葬在这里，高考没希望了。那时候，唯一的企盼就是离开水塘、恢复学业，恰巧行政区在琼山道美筹建海南农学院，我就商调到了海南农学院工作，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

这是我平生最响往的工作之一，因为毛主席、李大钊、鲁迅都当过图书管理员，我要踏着伟人的轨迹走，最关键的是我掉进了书海，每日与书为伴，再也不缺书看了，我此生虽未知能否走万里路，但已有机会可读万卷书了。可惜时间太短，到农学院工作没多久，就参加了1978年高考，结果离入围线还差6分，还是名落孙山，学院和我一起复习的教师陈斯毅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退休前是广东省人社厅副巡视员；留在农场的黄钢，考上海南民族学院，他觉得大专太低，决定不去入学，后来自己创业。

尽管有个好工作，但那时海南确实艰苦，我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海南。两次高考落榜，考学之路困难重重，压力很大，我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于是，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毅然决定停薪留职，回海口参加几位数理化老师私人办的补习班，好好补补功课；又经过一年日日夜夜不停啃书，加上有老师辅导，总算恢复了元气。1979年，我第三次迈进了高考考场，天降大任于斯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苦过了、劳过了、饿过了，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迎来了全国重点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跨过了茫茫大海，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知青生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他折磨了一代人、锤炼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代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有幸成为这股洪流中的弄潮儿，成为这团烈火中的熔炼者，成为这场磨难中的幸运人，虽历尽沧桑，得此历练，此生无悔。

（2022年8月，是我上山下乡50周年，仅以此文回顾纪念我五年多难忘的知青生涯。）

来源：粤海知青网、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