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上山下乡(二）

我们大队是个二百余户人家的自然村。因为窑洞都是就山坡形状挖的，不能像盖房那样想在哪儿盖就在哪儿盖，所以村子绵延了三里多长，我们小队居中。除了沿河川这三里山坡星罗棋布地布满了窑洞，六七个山凹、沟岔也隐藏了不少人家。我走到村头，已经有九点多，全然没有了白天的活力与聒噪。偶尔能听见婴儿的哭声和母亲的哼唱，还有就是惊醒的狗，感觉到我的脚步，有气无力地叫两声。

离我们的窑洞还很远，就看见一片黑茫茫的山坡上，只有它还亮着一点微弱的灯光，我知道菁菁还没有睡觉。周围的社员家，为了省灯油钱，吃过饭就都早早地睡觉了。

东边栓牛的哥哥家，因为当家的刚死不久，家里只剩下妇女、小孩儿，睡得更早；西边就是刚刚被砸死了人的那家，估计窑里还停放着棺材（七天之内不能下葬），没有人敢再住。再往西，就没有人家了——如今我们的窑洞成了这条山沟里最后的一家。挨着刚死过人的窑洞居住，也真够难为菁菁的，换上别人，即使是男社员，恐怕也早就吓跑了。 

我们养的狗“赛虎”听出了我的脚步声，从好远就迎了出来，又摇头又摆尾，还时不时地用前爪搭在我的身上。狗在高兴的时候，不爱大声地“汪汪”叫，而是亲昵地“呜呜”鸣，好像在撒娇。 

菁菁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忙出来瞧，意外地发现是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想不到这么晚了，我能从二十多里以外摸黑赶回来，惊喜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我提醒她：“快进窑洞吧。” 

刚关上窑门，她第一次主动抱住了我。我立刻觉出前胸被泪水洇湿了。我使劲搂住她柔弱的肩膀，希望我的胸膛能让她感觉是个依靠。此时，好像说什么都显得多余。 

陕北的生活，对女知青来说，简直是磨难。天天离不开的柴和水就是两大难关。 

柴要从十几里外的山上打，还要背着它上山、下山。陡坡上的小路只有一尺宽，背上柴只能脸对着山坡横着走，脸对着山下十分危险，到更窄的地方会被卡住——转身是不可能了，又看不见身后的情况，继续走随时有可能被挤下山去，扔下柴禾人也得掉下去。女生往往事先不爱动脑筋，卡在那里只能号啕大哭，直到又过来强壮的男人把柴接住，从她头顶扔到山下去。 

柴禾不是天天要背，水可是天天要用，挑水也不是轻活。陕北干旱缺水，井少，水位低。先从十几丈深的井里把水摇上来，再挑到很远的半山腰的窑洞。男人挑水都会气喘吁吁，何况女生。 

我们到陕北一年以后，安家费花完了，知青们分了灶，往后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前一年挣的那点儿工分，扣除口粮钱和社员帮我们做饭砍柴的变工，所剩只有三五块。从北京探亲回来就身无分文了。我们也差点儿断了盐，幸亏菁菁母亲在来信中夹了两块钱，菁菁立刻买了二斤盐。剩下的钱，她又买了二斤鸡蛋，好给我们单调的伙食添点儿荤腥。如果按我和弟弟的想法，就是不吃盐，也不会向家长要一分钱。 

好像自己就给自已订了一条“规矩”：非要不可的，比如盘缠，还得依靠家长援助，花得也坦然；能克服的困难还指望家长解决，就觉得丢人。往家里写信，我们也很少说这里怎么苦。父母已经够苦的了，我们何必再给他们添烦恼，况且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实在没辙的时候，我和弟弟去山里锯回一些木料，我做了两个方托盘，让菁菁拿到县城卖了八块钱，我们买了二斤麻油、几百斤柴。虽然收入不多，我们]仨特别高兴，因为这毕竟是凭我们的“本事”挣来的第一笔“额外”收入。从此我们自信能够不再依赖家长了。 

虽然才分别二十多天，菁菁感觉像过了一年一样——这是她后来对我说的。我们拥抱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直到腿都发了麻，她才仰起头问我，吃饭了没有，我点了点头，问她：“咱们的窑没事儿吧？”她告诉我，队里来人检查过了，看不出毛病，但还是建议快点儿搬走。再说，旁边两家接连地死人，她也实在有些害怕。 

她从柴锅里舀出温热的水，让我洗了脸和脚。收拾停当，我准备到石队长家的小窑洞去睡觉。她提醒我说：“二十多天不烧的炕，睡上去会得病的。”接着羞涩地问：“来时没人看见你吧？”见我肯定地点了头，然后低下头小声说：“我想让你陪我聊一个晚上。” 

窑洞里没有桌椅，地面又有跳蛋，能呆的地方只有炕上。每次上炕前，先要把裤腿抖搂干净，别把跳蚤带到炕上。 

陕北跳蚤特别厉害，所以陕北的土炕离地面比较高，跳蚤蹦不上去。高到什么程度——据说村里老丘在1960年用28斤粮票，从甘肃讨来的婆姨，因为年龄小点儿，需要他抱她上炕。 

知青刚来时不懂防跳蚤，被褥又多，咬得浑身尽是大包。跳蚤咬的包奇痒难忍，十几天也下不去。我们队一位女生，两条腿密密麻麻有几百个包，到北京的医院去看大夫，吓得大夫连忙让她住院治疗。 

我们都坐到了炕里边，背靠着行李。我给她讲水库上的趣闻、我又新结交的朋友、我技术上的长进。菁菁深情地对我说：“我最喜欢看你做木匠活儿，不管是拉锯还是推刨子，就是看背影我也愿意。” 

我说：“那好办，等我把技术学好了，咱们开个木匠铺，我天天在家做活儿，你做饭，没事就看我干活儿。”她激动地把头扎在我怀里，我搂着她的肩，给她描绘着“我们的木匠铺”的格局、怎么把生活安排得更舒适。 

陕北的气候特点是：“早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到后半夜，窑洞里明显冷了。我把棉被盖在我俩的身上，正要脱去衣服舒服地躺下，她说：“不，别这样，我不想怀孩子。” 

煤油灯的灯心结了焦，火苗越来越弱，最后闪了一下就灭了，窑里立刻一片黑暗。我们懒得起来去点，反而觉得这样更好——看不到眼前的残墙破壁，倒更容易憧憬美好的未来。 

尽管我们有说不完的话，还是声音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慢，不知不觉地相拥着睡着了。 

早晨，天还很黑，栓牛的出工哨声把我们惊醒。 

黑暗中我们看不清对方的表情。菁菁把棉被给我盖好，就下地去烧洗脸水和做早饭。她尽量动作很轻、出的声音很小，以为我还能多睡一会儿。其实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但是我不想起米，想多享受一会儿“家”的温馨。我知道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小“家”，这里有需要我关心和照顾的人，我也能从中得到关心和照顾，我将过上一种从未体验过，但充满吸引力的生活。我将要永远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我又多了一份义不容辞的使命。 

不到半小时，天已经大亮。窑洞里弥漫着发糕和稀饭的香味，菁菁很会做饭，她小的时候母亲常出外工作，家里只剩下她，环境练就了做饭的本领。她母亲厨艺更高，连相声大师侯宝林都这么评价：“我就爱吃您做的饭。”到了陕北，她很快就跟当地妇女学会了当地的饭菜做法，很适合我们口味。 

我不能再装睡了，揉着眼睛坐起来。她也不再蹑手蹑脚，催促说：“快起来洗脸吧，水快凉了。” 

早饭后，趁社员都到队部等着派活的时候，我也到了。大家以为我赶早从水库来的，纷纷过来寒暄，询问水库的事。队长知道我是回来搬家的，又派一个社员、一辆手推车，协助我搬，我们东西不多，两趟就全搬完了。 

我给水缸挑满了水，又劈出一些木柴，吃过午饭就回水库了。临走，嘱咐菁菁，需要休息就请假，别把身体累坏了；把狗喂好，它是她惟一的伴。菁菁频频地点着头，脸不时地朝向斜上方——好不让眼泪滚下来。 

回到水库又干了二十来天，工程停止了。水库并没有建成，明年接着建。这二十来天里，我结识了一位姓詹的北京知青。他在附近的村子插队，来水库当民工，干力气活。他没事儿爱往我们木工这里跑，看来是很想学这门手艺。 

发现我也是知青，很快和我成了朋友。他问我，木工技术好不好学，我鼓励他，用不了俩月就可以独立干活了。问起他为什么到水库来，为什么想学木工？他说，不想在生产队干活了。接着讲起了他的遭遇。 

小詹比我小两岁，文革时上初三，他们一起插队的同学，四个男生分在一个小队，又分配来三个外校的女生。七个人当中数他年龄大。 

来陕北几个月以后，有天晚上，除他以外的那三个男生商量，直奔女生住的窑洞，非让她们开门不可。女生发觉他们来意不善，不开门，男生就用大石头朝窑里砸。 

陕北的窗户都是很细的窗棂糊上一层纸，哪挡得住石头？女生吓得没辙了，一个人连外衣都没顾得上穿就给他们开了门。三个男生冲进去，一人抱住一个就强奸。结果，以后倒成了三对夫妻。 

小詹没参与他们的活动另有原因，他正热恋着一位陕北姑娘。姑娘名叫梅花，家里经济条件很好，人长得也漂亮。 

论长相，陕北的女子两极分化。难看的多些，皮肤黑糙，龇牙咧嘴。好看的就特别好，细皮嫩肉，闭月羞花。相传貂蝉就是陕北绥德人，可见陕北出美女是有传统的。小詹长得也不错，一米七八的高个，宽宽的肩，陕北人喜欢的平而方的脸庞。 

陕北女子表达爱的方式很直接。梅花主动要求往山上送饭，得着机会就给小詹的陶罐里塞俩炸荷包蛋。不送饭的时候，她就带上一盒纸烟，等干活歇息儿了，靠近小詹坐着，趁别人不注意，悄悄把烟塞进小詹的兜里。知青的农具少，常跟社员借。如果小詹去梅花家借，梅花就把他带进仓窑，用身子顶住窑门，不让他出来。赶上梅花父母不在家，她就把小詹叫进正窑里，用相片或好看的荷包逗小詹看，等小詹有了好奇心真想看了，伸手去拿，她故意把东西抽回到胸口上，让他去碰她的乳房。一来一去，小詹也很喜欢梅花。 

因为太直接了，很快梅花父亲就发现了他们俩的关系。陕北农民不像别的地方，不把北京知青看得怎么高，别看那里穷，反而看不起知青。也许是因为生活习惯差异太大，就像有的家长不愿意让女儿嫁给老外一样，梅花父亲极力反对他们俩好成。还在村里扬言：“我就是把女子嫁给瘸子、拐子，也不准她嫁给北京知青！” 

很快，他给女儿找了一个好婆家——男方是个售货员，非农业户口。梅花不干。他生气还有这么傻的女子，用绳子把梅花捆绑着塞进驴车，送往几十里外的婆家。 

小詹觉得没脸在村里呆下去，就出来做民工。水库工程一结束，他还得回去。我十分同情他，答应只要有机会，一定帮他出来。 

我刚回到生产队，石队长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北京农业大学来我们村招木工，通知好几天了，不知道现在人家还要不要人。

虽然是北京农业大学，并不是让木工去北京工作。

原来毛泽东突然发了个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这十几个字的作用非同小可，偌大的个大学，立刻从北京海淀区迁到了河北涿县。发现离北京城还不够远，还得迁！于是迁到了我们甘泉县。 

这次彻底，不仅远离了大城市和县城，甚至远离了公路——从我们村附近开始下公路走土道，顺着“清泉沟”走五多里，有个叫“清泉寨”的自然村，成了北京农业大学的新校址。这两次折腾，光搬迁费就损失了几百万。 

幸亏在离我们村不远的清泉沟沟口，有他们一个接待站。我急忙跑过去问，人家告诉我，由于新建学校，得盖大量房屋，急需木工。每天都有运货的汽车往沟里开，但不一定肯搭人。学校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两天后的星期一，正是卡车来接家住在沟外边的职工上班的日子，坐这车有把握，还在这集合。 

我把这喜讯带回来，我和菁菁高兴不说，队长他们也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和上级摊派的任务不同，可以给生产队挣来钱。对我，当然又是一次考验——人家能看上我的技术么？ 

星期一一大早，我就背着行李、工具来到接待站。有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那里，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站到了车上。因为清泉寨村不大，安排不了农大这么多职工住下，所以大部分职工被安排在通往县城这条主要公路两旁的村庄里。到这个接待站集合的，都是住在方圆十里范围之内的人。再远的，还有别的集合地点。 

八点多钟，别的集合点的汽车到了这里，我们的车也随着他们出发了。 

这50里土道，要走两个多小时。因为路不好，还有上下坡，汽车经常抛锚。这时候我们就要下来帮助推，实在推不动，就让前边的车牵引。刚下过雨，这种情况特别多，有时要折腾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在陕北雨不多。 

别看车上的职工有不少是夫妻，到了农大不能住到一起，都要住男女分开的集体宿舍，据说这是为了学军事化。估计也是为了节约地方，因为安排在清泉寨住家的就可以过上家庭生活。 

汽车一到农大，大家都奔向自已的宿舍；我经人指点，找到木工组。 

组长很热情，看到我也是从北京来的，他和几位师傅都表示很欢迎，工资多少，根据我的技术，几天以后再定。 

我想，他们留下我，还有一个原因：我懂陕北话，便于给他们当翻译。在我来之前，有两个当地木匠也在这理做临时工，他俩不会说普通话，和大家很难交流。日常用语，连比画带说，还能凑合明白，可是技术术语就很难听懂了。甚至陕北使用的量具，和农大用的公制也不一样。陕北单卖一种“木匠尺”，既不是公制也不是市制，我仔细琢磨才明白，它是从英制演变过来的。但是它仅采用了英制“分”的长度。英制八分为一“寸”，十二“寸”为一尺；“木匠尺”全是十进制。 

既然决定留下我，就给我安排了住处。那两个当地的木匠带我到一个山凹形成的小院，院里贴着山坡开了几眼窑洞，能住人的有三眼：我们仨木匠和两个年轻的单身职工住一眼；隔壁是三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其中一个是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另外两人是没问题的职工，当看守，整天形影不离，无论去食堂买饭、上厕所，还是睡觉、写检查；离我们远一点儿的一个窑洞，住着汽车班的班长老安两口子：老安的爱人是农大印刷厂的工人。 

农大职工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分。 

最底层的，是正在被揪斗的“阶级敌人”，像我们隔壁的女士，过去是领导干部，犯了“路线错误”；学生当中的“真”“5.16”分子，别人都毕业分配走了，把他们留下当活靶子斗；因为有了“反动言论”新揪出来的“5.16”分子。这些人没有行动自由，有人看押，走路都得低着头，去食堂打饭经常被工人们自发地批斗——乱喊一阵口号。气得当地木匠们见了这阵势扭头就走，连饭都不打了，“对着饭菜喷唾沫星子，还怎么吃？”——谁说人家不讲卫生？ 

地位稍强一点儿的，是戴了“帽儿”的老“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们。毕竟是“死老虎”了，没人去看押他们，行动上稍微自由一点儿。可是最好别说话，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是地方，被人揭发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这点“自由”就没了。就这样也保不齐被揪上台去陪斗。 

再强一点儿的，是没戴“帽儿”但有历史问题的。比如摘了“帽儿”的“右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这些人说话、办事也得特别注意，必须老老实实接受三天两头的批判。 

比他们强点儿的，是那些教授、讲师们。根据当时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则，年龄越大，学历越高的，地位越低；年轻点儿的，地位还好些，个别的还受到重用——当个班组长什么的——可是绝对不许“翘尾巴”。 

有不少人，年龄不大，也不是教授、讲师，就是普通职工，也得不到重用，行动也是处处谨小慎微，那不用问，准是出身有问题的。 

地位最高的，要算学校里的工人。如果祖辈儿代都很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虽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还真指望当领导？上边还有军宣队、革委会，那才是真正的领导。工人除了干活，只能去碱口号。不过，能有这种地位已经不错了，在农大为数很少——本来大学里知识分子就多、工人少，再除去出身不好的，某次运动站错了队的，自已虽然没站错、父母兄弟配偶子女站错了队的，平日说话不够严谨的，最后筛选下来，能够高枕无忧的少之又少。 

“领导阶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安常出车跑长途，好几天才回趟家，不想让老婆晚上去“学习”（政治），让她请假陪他多呆一会儿。老婆可不敢，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再不学习，我该变成‘5.16’了。” 

印刷厂一个女工，本来是个负责人，带着大伙干活可积极了。人活泼好动，一天到晚和同事说说笑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往山上打盖房用的木料，别人两人托一根，瘦小的她一人扛一根。没几天，她就像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了，也不让她管事了，原来她丈夫出了事，被揪出来成了“阶级敌人”。她也从昨日的领导，一下成了“异类”，周围的人立刻都不敢理她了。 

刚开始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到附近的山上盖房，有些老师也分配做这项工作。所不同的是，我做房架，他们和泥，砌墙，平地，做杂务。 

因为老师都是被改造对象，学校对他们要求严，每当早上、中午上山都要从山下扛些木料带到山上。对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本来，上山空着手都很累，我们的工具往往藏在山上懒得上上下下拿，可是看到有的老师没上多高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实在不忍看下去，就帮那年龄大的扛。没多久，就和他们熟悉起来，甚至和有些人互相借书看。有一天，一位老师把书给我送到本工班，被班长和工人们看见。等老师走了以后，班长急忙教育我：“小遇你可得注意啊，怎么能和这些人来往？这样下去你会犯错误呀！” 

工人把知识分子看成危险人物，工人和工人呢，也不是很友好。 

有一部分职去山里开荒种地，烧荒草引起了大火，烧死了一男一女两位老师。（男的恰巧是我们隔壁那位被看押的女士的丈夫，为此给了她一天假和尸体告别。）因为尸体被烧得太惨，不便让人看，叫我们木工连夜加班做两口棺材。半夜，食堂特意为我们做了顿难得吃上的面条。有个工人高兴地说了句：“要是能吃面条，天天加班做棺材我也愿意。” 

说这话的人可能平时说话也欠考虑，据说以前因为说话受过批判。此时立刻有两个木工对他进行了批判，非说他是仇恨“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可，开头他还辩解，反而招来更凶狠的语言，大有召开大型批判会的架势。他只好装老实，不吱声了，总算没倒更大的霉。也因为再闹，就影响做棺材了。 

回到宿舍，两位陕北木匠说：“那么点小事就小题大做，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们老说知识分子不好，我们看，好着呢。” 

工人们喜欢斗争的还是少数，明白人遇到斗争场面能躲就躲。有位木工老师傅，级别最高，从来不在谁是谁非上多说少道，技术不保守，我没少跟他学技术。 

干了两个星期，又到放假的日子了。班长告诉我：“我们同意你在这儿工作，但是看得出来你还是个生手，工资不能跟老师傅一样多——人家一天一块，你一天九毛——省得人家有意见。行不行？”其实我早心花怒放了，连忙回答“行”。 

回到生产队跟石队长一说，他也高兴得不得了——谁能长年地挣这么多钱？当即决定：九毛中的三毛归我，作为伙食补贴，生产队再按最累活给我记分，每天12分。 

为了实现我的诺言，我特意去找小詹，教他如何使用几件工具，怎样冒充干过木匠活的样子。我把我的实底都告诉了他——我也没做过几天真正的木匠活儿，和他的水平差不多——怕他勇气不够，给他打打气儿。 

星期一，他如约赶到接待站，我们一起乘车到了农大。刚一下车，他就犹豫了。让我先别介绍他，让他看半天再说。 

他到各处都转了转，又来看我干活。趁没人，我又给他打气儿、将他。他迟迟下不了决心，脸都憋得通红。几次我以为他拿定了主意，起身要去找班长说，都被他拦住。一直耗到中午吃饭。 

吃过饭，他终于有了决心——当不了木匠，回生产队去。 

趁他走，我又让他给李林富师傅捎信，告诉他这里缺木工。 

李师傅很快来了，可惜只干了一个月，嫌工资低，又离开了。 

这一个月，我天天让李师傅给我讲四处流浪干活的情形。从中我知道，绝大部分人家是做窑洞的门窗。陕北的窗棂很有讲究，要求既结实又漂亮，名称、花样也很多。要说挣钱，顶数给病危的人做棺材挣得多。李师傅说，有一次他给一个老头做寿（棺）材，老头几天吃不进东西，明显快不行了。吃饭的时候，老头有气无力地说：“我看你们吃得这么香真眼馋。”李师傅二话没说，一手抱起老头的头，一手夹起自己碗里的一块肉，喂进了他的嘴里。老头感动地说：“我亲儿子也没这么喂过我。”我自愧弗如——一来，我反应没那么快；二来，我怕传染病。 

李师傅看到我吃惊的样子，开导我说：“吃‘百家饭’就得豁得出来。你什么都吃，身体才能壮。我就什么病也没有，我们村，比我年轻的还不如我哩。”但是我想，有些事，可能一辈子也学不会。 

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第一次拿到了工资，加上上个月的几天零头，我拿到了三十几块钱。交完生产队，我还能剩下十一二块。手里有了钱，我和菁菁趁假日逛了趟县城，顺便沿途拜访几位农大结识的老师。

路上，我和她商量这笔钱怎么支配。她问我最需要什么，我告诉她，我最想报答我的姥姥，因为她把我们从小带大，吃了那么多苦，对我又是那么疼爱，可是还没花过我的一分钱。我小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等我有了钱，一定让姥姥享福——让她天天能去听评剧，能吃普云楼的酱肘子。

菁菁听我说起姥姥，也很赞成我的主意，提醒我说：“你们和姐姐走了以后，我又照顾了姥姥一些天，她病得不轻，已经便血了，你现在不孝敬，说不定以后就没机会了。” 

我们到邮局，先给姥姥汇去几块钱。我心里感觉舒服了许多，好像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事，尽管和小时候的许愿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从邮局出来，开始采购我们自己用的东西。我特别想给菁菁买点儿什么，隐约觉得应该这么做。可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没等我们争执出结果，她不由分说，到柜台挑了一件我穿的棉毛衫，急忙付了款。她知道，我的内衣早已经破得不行，一年前从北京带来时就很旧了，现在缝补都很困难。这么一来，我们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只能再买点儿必要的副食品。 

不管怎么说，这次逛县城，是我们到陕北以来，最让人高兴的一次。 

农大的职工到了陕北，粮食供应也随了当地城镇居民，粗粮多，细粮少。我虽然往食堂交的都是粗粮，却也和职工一样按比例吃细粮，总觉得心里很不落忍。这次放假，我特意加工了一二百斤黄米（比小米好吃），以便食堂也能变换点儿花样。 

星期一早上，我从生产队借出一头毛驴，驮上这两口袋粮食，直奔接待站的停车地点走去。菁菁要一直陪我到接待站，因为她还要把毛驴牵回来。 

走到河边的小木桥，驴死活不上桥，原来它发现桥面上有漏洞。 

这种桥都是每年秋天临时搭成的，夏天一涨水，桥就被冲没了，秋后再搭。因为知道用不长，建造得也十分简陋——顺长的圆木杆上铺一层玉米秸，再盖上一层土，就成了桥面。经车一轧，有的土漏了下去，桥面上难免有一个个漏洞。驴从漏洞看见下前的流水，就吓得不敢往前走了。我俩一个在前边使劲拽，一个在后边赶，才把它轰过了桥。 

卡车上已经有不少早到的职工了。大家帮我把粮食搬上了车，菁菁又嘱咐了我几句、就依依不舍地牵着毛驴往回走了。 

我站在车厢上看着她一步步地走远。快下河岸的时候，她回头向我招了招手，很快河岸就挡住了她的身影。我突然担心起来，不知道她能不能把驴牵过桥去，于是使劲盯着很远很远、勉强能看到的小桥。很长时间了，终于看到她用力拽着驴走到桥上。远处的青山、绿油油的庄稼、波光粼粼的水面和孤零零的小桥，在蓝天白云的背景衬托下，是一幅多美的风景画！ 

我正看得发呆，冷不有人叫我，几位年纪较轻的女教师更是冲我诡秘地笑。她们故意问：“小遇师傅，刚才走的那位是谁呀？给我们介绍介绍。”直到把我臊成了大红脸。 

反正在车上呆着也没事，人家都把话题转向了我，问我们插队的学生吃什么，谁做饭，干什么活，住的条件怎样，有什么娱乐……既然是侃大山，我当然添枝加叶地把我们的生活描绘得美极了，专拣有意思的说，说得这些整天被改造得晕头转向的老师们都动了心——不知道神州大地上还真有世外桃源！ 

一个年龄大些的女教师问得格外仔细，原来她的女儿也随他们夫妻来到陕北，马上就面临毕业分配。我发觉自己无意的神侃，竟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忙改口说：“要是女生么，最好述是找个可靠的男同学一起去，要不然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后来她让女儿到我们村去串门，住了一宿，自然对插队生活有了真正了解。 

在农大，即使满腹经纶的教授，也从事着再简单不过的劳动：每天从我们工地经过的一位姓李的教授，慢慢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年老而精神，因为他总是牵着头小毛驴，而且他戴着眼镜的大脑袋和驴的大脑袋有着不可言状的相似。他的工作是到磨房磨炸药（采石用）。跟他真正相识，是因为他的幽默。 

陕北不像北京，这里物资供应极差，尤其是食品。即使在延安这个陕北最大的城市，也买不到细粮制作的食品，饭馆也只供应粗粮，更不用说零食了。县城又差了档，到清泉镇的供销社，食品少得可怜。能直接吃的东西，只有硬块糖、柿饼、核桃三种。农大迁过去以后，购买力突然提高，这三种食品还常常脱销。 

有一次供销社破天荒进了一批婴儿代乳粉，我看到李教授正在“研究”包装袋上的使用说明，嘴里念叨着：“一个月的年龄吃一勺，三个月吃两勺……我六十多岁吃几勺？”我忍不住插嘴说：“您得吃三百多勺。”从此我俩成了忘年交。 

农大领导为了活跃生活，也为了加强思想改造，逢年过节让职工自已排演文艺节目。李教授还上过台，他和一位年轻教师表演数来宝，内容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记得他有这么句台词：“你是受害者，我是放毒员。”——把自己丑化成人民的“罪人”——这样领导才能满意， 

几天以后，他到我那里修理一把锯，我趁机挖苦他：“您是放毒员吗？” 

他环顾四周没人，自我解嘲说：“逢场作戏，逢场作戏。” 

我帮他拾掇好了锯，“惩罚”性地“教育”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过去常用这句话教育学生的他，这时可不再服气，辩解道：“最不利的‘器’是我的眼睛，还是等我返老还童那天吧。”

有天晚上，我接到姐姐的来信，告诉我姥姥去世了，是在接到我汇款的前两天死的，死前反复叫着我的名字。

姥姥至死也没花上我的一分钱，使我悲痛万分。

在家中四个孩子中，姥姥明显最疼爱我，可是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报答了，我永远也还不了小时候许下的愿。为人善良、正派、朴实、勤劳的姥姥，为我们操劳了一生，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我们。一桩接一桩的悲剧、无休止的磨难要了她的命，她无力坚持等着看好转的那一天。 

两天以后，父亲也写来信告诉我姥姥去世的消息，还说到北京的政治形势，一阵紧似一阵。他可能以为我的木工手艺已经很棒，一再表示，愿意跟我做木匠活，过流浪的日子。对外说是我的师傅，其实是给我打下手，给我拉拉下锯什么的，他说他会装得很像。他说，他已下工夫研究过桌、椅、板凳的构造了，说不定还能帮我画画线。 

一位60岁的老工程师，为了躲避“无产阶级专政”，宁愿在贫困的山村四处漂泊，吃苦受累，学着做从未做过的劳动技能！ 

年轻时过度的吃苦和用功，铸就了父亲知识分子的形象——稀疏的头发，深度近视，微驼的背。谁也不会相信他是木匠。他在家很少做体力劳动，我都能想象出他干活时笨拙的样了。 

吃“百家饭”容易么？东家看见不能干的木匠是不会给好脸的，人家不愿意多搭几顿饭。我告诉父亲，走家串户很苦，很累。他却说，他早有思想准备，什么苦没吃过？宁肯死在外边也不愿在北京受气。 

我还能说什么？可怜的父亲。 

我恨自己不能成为技术高手，不能挣多点儿钱接父亲来享清福！ 

父亲从教养所回来以后，就没有了正式工作。但是他不是能呆得住的人，况且家中的困境让他也不可能呆得住。从1964年他回到了家，就一直找各种工作去做。他翻译过吴清源（日）的《黑布局》、《白布局》两本围棋书（当然不能把右派身份的他的名字印在书上，而是以吴的妹妹名义发表）；用毛笔小楷抄写过线装书；描过图纸；为科技情报所翻译日、英、俄文资料；送过传呼电话（每送一次收入三分钱，后来有人检举说，右派哪能做传递信息这种“重要”工作，万一有要紧消息呢？仅做两个月便被辞退）；还以别人的名义翻译过几本日文科技书；去营口的工厂当过业务员；差点儿就参加了往内蒙古沙漠贩货的骆驼队…… 

我知道父亲是勤劳的，对工作早已没有挑剔的概念，但是，他毕竟没有耍过手艺：耍手艺要的不仅是工作的结果，工作过程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表演。东家就是看你干活的架势，来判断产品的质量。我尚且不够资格，父亲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表演能力。 

我不想让父亲太失望，一边敷衍着，一边加紧磨练着自己的技术，打听着还有没有比农大更挣钱的地方。 

又过了些天，母亲用“换房”的方式，搬离了三里屯这个是非之地（因为靠近使馆区，政治气氛太浓）。当然，为了让她所在单位开出换房证明，只能再做出一点儿牺牲——换本单位职工更差些的住房——从两间楼房变成两间又小又潮的平房，交通也很不便。 

到了新的地方，父亲的处境稍好些，但是还免不了被强迫着义务劳动。先是扫大街，后来改为挖地洞。 

当时正值毛泽东“深挖洞”的最高指示传达贯彻之时，大街小巷都要以地道相通。不料北京市内土质不作脸，不像焦庄户的黄土那么瓷实。还没等敌人的炮弹到来，自已先坍塌了，有些人还搭进了性命，于是想起用砖砌上。 

幸亏父亲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对建材想必不陌生，于是被命令去烧砖，从地下转为地上作业。虽然土木工程未必有烧窑专业，但是砖和建筑总算有点儿联系，工作还算“对口”。父亲也比较乐于干这项工作，因为又可以学会一项技能，说不定将来靠它在外地还能找份儿工作。只是不拿工资，全是白尽义务。 

姐姐到了北大荒，自己的户口刚落下，又张罗着落下我和弟弟的户口。她让弟弟先过去，人在那里，事情就好办得多。我必须晚走，还要挣些钱——起码得挣出托运行李的运费和路上的花销。

弟弟离开陕北之前，又和我进了一次深山，我俩锯出一些木板，准备做包装箱用。该帮我做的都做完了，他就只身上路了。因为是一个人，不便多带东西，不好带的，等我和菁菁走时，到铜川办铁路零单托运。

一个多月以后，姐姐、弟弟来信告诉我，我们的户口都办好了，我可以动身了。说起来这户口办得并不容易，弟弟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落成。后来队长的亲戚想来落户，队里临时规定了落户的条件，偏巧我俩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落户的地方是黑龙江省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旗汉古尔河公社诺敏河大队七小队。以前归内蒙呼盟管辖，文革期间划归黑龙江加格达奇地区。别看名称像少数民族，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汉族村落——既不放牧，也没有少数民族社员。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小队，全村四五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

诺敏河大队管辖七个小队——七个自然村。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四周有江河环绕，水泡子星罗棋布；既有黝黑松软的良田，还有大片末开垦过的荒草甸子；家家房前屋后的园子有一两亩地——看得出来是个生活富足的鱼米之乡。

接到姐姐他们的信我就启程。这时偏巧在农大“支左”的部队有任务去铜川，说好了，我和菁菁搭他们的卡车。

这次接受上次被抢劫的教训，我随身带了一把偏斧作为防身的武器。这把斧子是我最心爱的工具，也是最常使用的工具。两年来的耳鬓厮磨，我早已得心应手，砍、砸的准确度极高——甚至闭着眼睛凿眼，已经不用担心砸在手上；右手腕的力气也大得惊人——如果再遇到持刀的歹徒，三五个别想占得了便宜。遇到检查身份的人员，可以说斧子是打托运包装用的，有托运单证明，不至于怀疑是凶器。

这时，正是1971年的四五月份，陕南白天已经很热了，只是夜晚还有些凉。

到达铜川已是下午四点多。办完了托运行李的手续，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

陕南和陕北不一样，这里盛产小麦，白面有的是，但是缺少米，就连小米也很少见。饭馆里细粮很多，就是买不到粥喝。这里人早已习惯不喝米粥了，自然有他们的办法——到处都在卖“糊辣汤”——稀稀的面糊糊里，放些青菜、海带、辣椒和盐。

让干旱的热风吹了一天的我们，只想喝些稀的，于是急忙买了两碗。

陕西人的实在，处处都能体现出来：这一大海碗汤，足足有一公升多。要在平时，我俩有这一碗足矣；实在是太渴、太饿，两碗被我俩喝得精光，直辣得我们浑身冒汗。

肚了充实了，人自然就有了精神。我们接着上路，乘的自然还是运煤的列车。

到达西安，已经是半夜了。在列车编组的地方，我们遇见了一伙河南来的妇女。一问才知道她们是来拣麦穗的。她们一共有十来个人，最大的四五十岁，最小的十二岁。每个人的“装备”也非常简单——除了身上穿的，只有一条布口袋。一路上，这口袋就是她们的“被褥”；回家时，用它装着辛苦好几天的收获。

比起人家来，我们即使扒车回家，都要算是“享福”。起码我们能买些吃的，不至于饿着；每过十多个小时，列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刷牙、洗脸“讲究”一下。人家身上没有分文，全靠要饭充饥；顾不上讲卫生，袖口、衣服下摆就是擦脸、擦汗的“手巾”；要是饭要得多些，能填饱了肚子，在木板上睡个长觉，就是最大的亨受。

一位大姐告诉我们，她们这一趟出门，怎么也得七八天。如果顺利，每人能背回三十来斤麦穗。出来早些，这一季麦收能跑两趟。生产队不提倡出来栋麦穗，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妇女们出来还凑合，队干部装不知道，男人们出来可不行。因为她们那里口粮分得少，每人一年还不到二百斤，如果吃饭光吃粮食，连半年也吃不上，即使配上瓜、菜、白薯秧，也吃不到全年。这几十斤麦穗换成粗粮，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生产粮食的人，却在为吃上一口饱饭费尽了心机！我们比他们的命运要好多了，仅仅因为我们出生在大城市，他们出生在穷乡村。这就注定了人的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在命运上的极大差别！

农民和农民的处境也千差万别。北大荒的农民，沾了地多人少，土地平坦肥沃的光，不仅口粮分得多（人均四百多斤），工分值也很高。（诺敏河七队每天约一元左右，附近有个小杜尔木生产队，每天两块，再多公社就不让分了——哪能让社员挣得比公社干部还多？）城市郊区的农民，又比偏远地区的农民收入高多了，所以，农民也分三六九等。

从差的地方到好的地方，别说落户难，就是去开荒种地或者给人家打打短工，也是不合“法”的，保不齐会当作“盲流”（盲日流动人口的简称）给抓到“收容所”去。

经过三四天的旅程，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没呆上几天，我就只身去了东北。菁菁的母亲执意将她留下来，据说她舅舅给某军区司令做饭，有希望介绍她去当兵。这可是平民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大好事——苦不堪言的农村生活免除了不说，几年以后复员，还能回到北京，而且必然安排个好工作，马上是二级工资，以前只知道高干子女有这种机会，如今菁菁居然撞上了红运，怎么不让人为她高兴？为了她的前途，我也不能再动员她和我一起去东北了。

为了早点儿见到姐姐他们，这次我的旅行，改变了前几次扒乘货车的方式，干脆堂而皇之地坐上了直达快车，当然还是买了张站台票就上了车，还没走出多远，我就忙着为旅客倒开水、扫地，把乘务员该干的活全包了下来。乘务员当然非常高兴，当众宣布我是这节车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协助她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包括念念报纸和铁路上的一些规章制度。人家早看出我是因为没有车票才这么勤快，对我的奖励就是不查我的票。

这回出奇地顺利，全部铁路行程三千里地，只用了三十几个小时就走完了。

我下车的车站叫拉哈儿，是讷河县下属的一个镇。因为镇里有个东北有名的糖厂，所以镇的规模不亚于县城。拉哈儿站是离诺敏河最近的火车站，它们之间还有四十里的距离。

我是半夜下的车。小站，没有人认真地剪票，我从不远的栅栏尽头又拐回了候车室，我要在这里坐等到天亮。

全国同等规模的火车站惊人的相似。拉哈儿这种快车停靠的小站，候车室有五六十平米，四周沿墙摆满长椅，中间背靠背再摆一两行长椅。北方的候车室里多放个大煤炉。室内永远散不尽呛人的烟草的烟雾，地上的垃圾总也清理不净，多数候车室长年居住着一两个疯子或傻子。

拉哈儿车站就住着这么一位疯子。从我1971年5月第一次来，到1975年4月最后一次离开，整整四年，始终见他在那里生活。

这人估计有四十多岁，因为蓬头垢面，虚胖囊肿，看不出实际年龄。据说他原来是个中学校长，文革初期受了刺激变疯的。他从不招惹别人，也不向旅客乞讨，专门拣旅客扔在地上的食物充饥。那时吃的都不富裕，除了好心人专门给他，扔在地上的无非是些水果皮、啃不净的水果核。他不管脏不脏，拣起来就吃。如果看到地上有烟头，他也要拣起来，撕开，摊在一张巴掌大的包装纸上，卷起来当烟抽。拣不到吃的、抽的东西，就坐在地上，用手在空中写字；困了，倒地便睡。听说每年入冬，亲属给他一身棉服，可是我看见他穿的都是破破烂烂，露胳膊露腿的。

好不容易盼到天亮，站前广场开来了“农垦兵团”的长途汽车。我能搭车走三十里到公社，步行就只有十来里了。

这十多里路走得并不枯燥。虽然姐姐来信中说过，有顺路的马车经过，可以要求搭车，这里人热情、好客，不会有谁拒绝的；可是我宁可慢慢地自己走，以便欣赏这奇妙的景色。

按地图上看，这里是内蒙古大草原的一部分，可是真正的草原景象已经见不到了，有大片的草甸子，也有望不到头的农田。草甸子刚钻出嫩绿的青草，开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新编织的干净的地毯，让人禁不住想去躺一躺，坐一坐。在大地微微起伏的低洼处，能听到悦耳的蛙鸣，能看到潺潺流动的清冽的溪水和静静的水泡。透过轻轻波动的水面，能看到一大群鱼儿游来游去。

我忽然想到了吃鱼。姐姐介绍说，这里吃鱼方便极了——几乎家家有鱼网，有兴趣甩两网就够吃两顿的；秋天稻地撤水，鱼没处可去，逮起来非常容易，愿意买，两块钱一满桶，家家吃不了，晒成鱼干儿存起来。

在肉类里，我最爱吃鱼。可是在陕北的两年，一次鱼也没吃过。倒不是陕北没有鱼，而是那里的人没有吃鱼的习惯，所以也就找不到捕鱼的工具。问他们不吃鱼的原因，原来善良的陕北人看不惯煮熟的鱼还睁着眼睛，大概联想到“死不瞑目”了吧。

不一样的习惯还不止是吃鱼，种地的方法也不一样。陕北种地，没有起伏，不分垄、沟；东北的大田，除了小麦、水稻，都爱培起一条条的垄。

诺敏河的知青，原先只有四个男生，转过来我们姐弟三人，成了七个。头一年人家在一起过，第二年就分了伙，有的跟社员认了干亲，到社员家去吃、住。姐姐和治国率先合伙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座小“马架”。

诺敏河盛产苫房草，家家都是草房。这种苫房草是空心的，又直又硬，风刮不起，雨下不透，保温性能极好。铺半尺多厚的，几十年都不用换草。

“马架”和普通房屋的区别，是它在山墙上开门窗，所以山墙是南北朝向。因为不太正规，草苫得也不那么厚。加上四周墙矮，省去了房柁，造价自然低。姐姐他们没有太多的钱，只能买得起马架。

别看是个小小的马架，里边也隔成里外间的形式。外屋有压水井和灶台，能做饭，里屋有火炕，能取暖。东北非这种形式不可，因为冬天太冷，做饭冒出的水蒸气到顶棚会凝结成水，像下雨一样落下来，如果像陕北那样，做饭、睡觉全在一起，简直不可想象。

姐姐是理家的好手，把里屋布置得焕然一新——墙壁、顶棚、窗户都用白纸刚刚糊过，窗棂中间的几个小格，还镶嵌了一小块玻璃。屋里的陈设极为简单，除了从北京带来的箱子，只有一张小炕桌，桌子、窗台、玻璃都擦得一尘不染，马上使人想起了“窗明几净”——一片温馨的气氛。

我和治国的哥哥治民很熟，治民是我和罗克的好朋友，也为《中学文革报》出过力，经常到我家来串门，我也常到他家去。但那时觉得治国很小，又十分腼腆，所以没和他说过话。想不到三年多没见面，他已经长成一米九的大个儿。虽然相貌有点儿凶，依然看得出是个单纯、豪爽的人。我俩一见面，就觉得很投缘。

我们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家”——白天，我和弟弟、治国下地随生产队干活，姐姐在家做饭，喂鸡，喂猪，侍弄房前房后的半亩园子；晚上收工回来，我们三个男的给菜园浇水。

浇水是个很重的活，一个人要不停地压，两个人往地里拎，没有一两个小时别想浇完，青菜全靠水才能长大，加上我们的种子好，都是农大的新品种，韭菜和西红柿宽大得让社员们吃惊。一进入夏天，园子里果实累累，小葱、小萝卜、黄瓜、西红柿、茄子、扁豆、芹菜、生菜吃都吃不完。

我们在院子里也立了酱缸，晒了满满的一缸酱。东北人离不开大酱，什么菜都爱生着蘸酱吃，入乡随俗，慢慢地，我们也品尝出了其中的滋味，也变成顿顿饭离不开了。

虽然我喜欢治国，社员们却十分怕他。原来，在我们到来之前，治国几次不要命地打架，把大家吓住了。

有一次，治国去别的大队看同学，他们向他诉委屈说，队里有个无赖，仗着满身的横肉和一把力气，专门欺负他们。谁家寄来好吃的，先要“孝敬”他，否则就是拳脚相见。直说得治国咬牙切齿，怒目圆睁。一帮同学刚要吃饭，进来一位彪形大汉，从治国身后一把薅住了他的头发，恶狠狠地问大伙儿：“这小子是哪儿来的？”

也算这家伙倒霉，今天偏偏遇上了个“吃生米儿”的。他的话音还没落，治国抄起自已面前一大海碗刚出锅的热汤面，整个扣到了无赖的脸上。只听见“妈呀”一声惨叫，无赖已经疼得倒在了地上。治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顺手举起屁股下的长板凳，抢圆了砸下去。板凳一头砸中了炕沿，板凳面“喀嚓”一声断成两截。

俗话说：“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无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不要命的，急忙跪下求饶。治国手里举着那半截板凳，让他一一向那几个同学磕头、叫了祖宗，这才扔下破板凳，放无赖出去。

还有一次，一个过路的知青偷走了七队知青点一件毛衣，治国追出村外去要。那人恼羞成怒，亮出了菜刀。治国手里拿根短棒，不由分说，直朝那人头上抡去。那人想护住头，用胳膊去搪，不想治国用力过猛，那人胳膊的骨头折成了三截。

因为打架，公社派出所拘留了治国，关押了他两个星期。没想到反而增加了他勇猛的名声，还让他结识了几个因为“内人党”冤案也被关押的公社干部。后来这些干部又恢复了工作，他们倒和治国成了朋友。

治国让社员们生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容不得开玩笑。

治国好标榜自己枪法好，恰好他又从北京买了气枪。有个社员看枪膛里装的是绿豆，就站在二十米开外说：“能打着我么？”治国说了句“想打你左眼打不着右眼”，抬手瞄了瞄就放了一枪，一下子把那社员左颧骨打破了。吓得社员脸都白了——要是再向上偏两厘米，眼睛非瞎了不可！治国可没有后怕的感觉，只是笑了笑说：“绿豆轻，弹着点低了点儿，要是铅弹，打你左眼没跑。”

据说姐姐到了诺敏河以后，制止了治国几次替人“拔份儿”的冒险行动，也因此惹得那些知青不高兴。姐姐不管那个，当着人家面就说：“你们谁愿意干谁干去，别拿治国当‘傻柱子’使唤。”可能这是主要原因，促使姐姐和治国下决心买下了小马架，离开了知青点，另起了炉灶。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城市的医院，都要把一部分设备、好大夫拿出来，放到偏远农村去建立新的医院，名为“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汉古尔河公社福星高照，要建立一座“天津医疗队”援助的医院。

如果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的话，就其效益而言，起码也是得不偿失。除了方便了偏远农村的少数群众，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附近的大多数“工农兵”看病可就不方便了。尤其对那些医学专家而言，更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拿在汉古尔河建的医院来说，充其量只能为周围十几万人服务，却牺牲了在天津为几百方、上千万人服务的机会，结果，专家也只能整天在门诊给人看头疼脑热的小病。

建医院需要大量瓦、木工，公社把任务摊派下来，生产队让我去医院工地干活。十多里不便于天天来回走，我索性带行李到公社去住。那里每天管三顿饭，不用花钱，生产队每天记12分。

来干活的木匠当中，成份不好的比重很大。细想起来，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在农村，好一点儿的差事，像会计、卫生员、农机手、电工，都要从贫下中农当中选拔，地主、富农没有资格问津。心灵手巧一点儿的人，谁甘心干一辈子出力大、挣钱少的农活？成份差的只好自己找些手艺来学，多少能改善一点儿命运，所以不少人就学成了木匠。我们这里所说的地主、富农“成份”，应该说是“出身”才对，因为这些木工在“土改”那年还不够成年，只能说他们的父辈的成份是地主或富农，可是谁管得了那么多？上级让怎么办就怎么办——地主的儿子还是地主；贫农的儿子还是贫农。

还别说，我们这里还真有一位地地道道地主成份的木匠。这个人是当地的老住户，姓刘。他能从土改运动中活过来，简直是个奇迹。

听一些老木匠说，刘木匠可是个大好人，年轻的时候就乐善好施，对穷人又极有礼貌，所以人缘特别好。土改那年，他家的成份被划成地主，不仅他父亲，连他们已成年的兄弟几个也算是“地主”。

刘木匠已经五十多岁了，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对谁都是客客气气。即使对方是来学徒的小青年儿，他也是必恭必敬的。

刘木匠他们是在我们特别忙的时候招来的，和他同时来的，都是各村第一次没送来的木匠。有的手艺很好，头一次不想来，嫌这里影响他的收入；也有的手艺很差，或者年老、手慢，原先不够来的条件，现在工地缺人，“饥不择食”。

其中有一位姓张的老木匠，最爱搞发明。如果他搞的是一般的发明、革新，说不定早有了成绩，起码生活不成问题。可是他偏偏热衷于“永动机”的发明。据说搞了几十年，家里穷得吃不上、喝不上，到处都是他做的各种模型。因为太执迷了，方圆儿十里的老人，没有不知道他的。

“永动机”应该是这样，给它一个外力，比如用手转一下，它就会永远转下去。可是老张做的模型，能转上三圈就十分难得了，比自行车轱辘差远了。他没有文化，没学过物理，不知道什么“永动机”，只是认为自己的模型粗糙，摩擦力大，所以才没能连续运转起来

文革前，他东挪西借凑足了路费，到北京的科学院去贡献自已的发明，没想到被泼了一瓢冷水——人家耐心地告诉他，他发明的是“永动机”，早已被证明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这对他的打击非同小可。

无知的人，往往更固执。科学院的人并没有把他说服，一席话毕竟代替不了多年的文化教育。文革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更鼓舞了他，使他的干劲备增，还时不时地嘲笑人家“科学院”两句：“什么狗屁专家，我看全是些吃闲饭的。国家养活着这些闲人干吗！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臭知识分子！”

他最怕听“永动机”字，谁在他面前说，他就跟谁急。我们干活歇息儿时，都是抽烟、喝水、聊天，他却忙着做他的模型上的零件，反正工地上零碎木料有的是。

忙劲儿一过去，这些后来的木匠们又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

1971年9月中旬，发生了“林彪事件”。消息最早来源于知青，据说日本华语广播是第一个报道这条消息的。日本台报道的时候，英国、苏联等电台还在说“林彪病入膏肓”呢。

林彪的事出来，知青们非常兴奋，到处奔走相告。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多数人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林彪一死，少了一个大搞个人崇拜的主要吹鼓手，怎么不让人高兴？

想起刚插队的时候，知青中还有不少入把毛主席当做神。我们队的女生，就在窑洞的北面墙上，供着毛泽东的石膏像（只是不烧香），每天出工前和收工后，都要在石膏像前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举行“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仪式上，除了念毛泽东语录，高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把自己当天的一些想法，絮絮叨叨地对石膏像说，就好像那里真的有个人在听。

当然，这种仪式没有城里人坚持得那么长久，没过两月就不再向石膏像请示、汇报了——它既给不了丝毫的灵感，也解决不了干活带来的疲劳和困倦——有那工夫还不如多睡会儿觉。

人，往往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女生们发现，别看石膏像没能解除疲劳，从北京带去的大量毛泽东像章倒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山里的女娃们见识少，给她们个像章，能支使她们洗盆衣裳或挑满一缸水或烧几天炕。

实惠归实惠，许多人未必挣脱出迷信的束缚。谁敢当众说毛泽东也有错误，不打成现行反革命才怪！没这意思，说走了嘴也不行。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下台，让“神”自己证明了自己不神，对“神”的信徒们，也是个解脱，自然也有种松口气儿的快感——谁敢保证自己就永远不走嘴呢？

还有许多人，不一定有什么想法，只是过烦了两年多枯燥的插队生活，早就盼着发生点儿轰动的事儿。林彪的事儿不算小，所以能让他们高兴一阵子。

这阵子来我们小马架做客的知青特别多，姐姐又非常好客，总留他们吃饭。饭桌上大家最爱谈的话题，就是交流海外电台传播的关于林彪的小道消息。有那幽默感强的，捎带讲几个政治笑话，给人家添点儿欢乐。

几天以后，公社来人传达文件，传达对象是大、小队干部、党团员和知青们。

大队部的屋子里，炕上、炕下坐满了人。会前照例是一个个卷起了“大烟炮”，比赛谁家产的“蛤蟆头烟”更呛，谁家产的“琥珀香”更绵软。不一会儿，屋里到处弥漫着烟雾，连对面墙上的招贴画都看不清了。大队的妇女主任、卫生员和女知青们，羞于和男人们在一起扎堆，都站在门外躲着呛人的烟雾。男人们看着眼前没有姑娘们了，又比赛起谁能说出成套的下流话，拿对方的“老姨”开玩笑。

农村的时间不值钱，等了小一个钟头，估计着不会再来什么人了，大队书记宣布开会，招呼外边的人进来。

公社来了好几位干部，为首的职务比较高，是公社前几名负责人之一。这次是专门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

一位干部一句一句地念给我们听，职务最高的干部时不时地插进一些话做解释。

在传达林彪“罪行”的内容里，居然还有这么一条：林彪说，“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使我们这些从来对林彪没有好感的知青们，倒佩服起他还有明白的时候。

会后，每个小队发给一份文件，让回去给社员传达。干部们再三叮嘱，一定要把文件保管好，这是绝密文件，几天以后还要收回。其实，到了老百姓手里的，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越说不让丢，三小队还偏偏把它弄丢了。这下可把大队干部急坏了，先是到保存文件的小队长家翻了个底儿吊，真的是没有一点儿影子。于是怀疑它被风刮跑了，组织全大队的社员，拉网似地在大野地里寻找，足足折腾了三天，野地里像用篦子梳头似地过了两三遍，楞是没见到它的一点儿踪影。最后只好给公社打报告、写检查，这事才慢慢平息下来。

后来我们分析，一定是让三队队长他们家，把文件裁成卷烟纸抽没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纸比较珍贵，社员舍不得拿它引火用，又没有使用手纸的习惯。纸的最大用处是卷烟和糊墙、糊顶棚。既然他家没在近日糊墙、糊顶，又找不到一点儿痕迹，最大可能就是卷了“大烟炮”，只是大队那么一闹腾，不知道捅了多大漏子，吓得不敢承认了。

林彪的事出来以后，北京城里对“五类分子”的管束稍微放松了点儿，父亲因此能离开北京，投奔到我们这里来。母亲因为还没有退休，一时还来不了。

父亲到了诺敏河，加上公社医院的工程结束，我也回来住，小马架显然不够用了。在父亲的委托下，治国帮我们联系了老李家，那里愿意让我们去借住。

临走，父亲知道姐姐要和治国成家，特意找治国认真地谈了一次话。父亲说：

“罗锦这孩子脾气不好，跟我都敢吵、敢闹。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我想你一定对她已经很了解。你的脾气也不好，短时间都能迁就，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你俩结婚我不反对，但是作为家长，我不能不劝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以免以后闹不愉快。”

治国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考虑过了，我俩保证能过好，我会好好对待罗锦的。”

父亲没再说什么，带着我和弟弟到了不远的老李家。治国借辆手推车，一车把我们的行李和日常用品也拉了过去。

老李家和大多数农家一样，也是一明一暗两间宽大的北房，院里一间朝西的仓房。北房的外屋，是南北两个柴灶、压水井、水缸；甩屋，是南北两个大炕。我们爷儿仨，就被安置在北炕上。才二十七、八的老李媳妇带着三孩子睡在南炕。可能出于好奇，邻居家的两个大姑娘来给老李媳妇做伴儿，也到南炕上凑热闹。

我们奇怪这家的男主人老李怎么不露面，一问才知道，一年前的春节，老李和他弟弟喝多了酒，在酒桌上与本村的老胡打了起来。老胡气回了家，老李哥俩又追到胡家，老胡乘着酒性，用洋叉扎死了老李的弟弟。老胡当然因为杀人被抓起来，老李也因为挑唆打架被抓起来。本来关系不错的两家立刻成了仇人。两家的男主人到现在还被拘留着，不知道将来怎么处理。

老李媳妇娘家姓森，父母也在这个村。以前他们是辽宁铁岭市的工人，大饥饿年代下放到农村，森大姐嫁到这个村，她父母也把户落到了这儿。

森大姐热情、豪爽，在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大照顾，一点儿也没有图回报的意思。正如当地人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对门不如南北坑……”不到一个月，我们两家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森大姐在村里同龄妇女中，算是文化高的，她更佩服我父亲的知识渊博和为人实在，非要认我父亲为干爹不可，这样她就成了我和弟弟的干大姐，我们俩都改称呼她为“大姐”。

老李家族在这个村里，可以算是最大的，除了他们哥俩，还有三个亲姊妹，每人都是一大家子人口。总共加起来三、四十口人，占全村人口的六分之一。三个女婿都是再老实不过的农民，所以他们在村里并没有多大的势力。据说老李是家族最精明的一个，还当过两年小队长。我们一确立了干亲关系，这一家族对我们都不再当成外人，见面显得格外亲热。

我们住在老李家，已是1971年的秋天。

东北的秋天很短，十月下旬，就开始大雪纷飞了。陆续收割完庄稼，打完场，到十二月初，所有庄稼活都干完了，就等着会计算完账好年终分红。有那性急的知青，不等算清了账，先从生产队预支些钱，提前回家探亲去了。农民们直到来年三月，都没什么活可干，真正过上了轻松自在的“农闲”生活。好赌博的打牌，好交友的两三个凑一块儿喝酒，更多的是串串门，一边嗑着“毛嗑”（葵花子）一边聊天。

我们离开北京顶多半年，父亲又刚来时间不长，冬天就不打算回北京过春节了。想利用农闲时间，挣一些钱。当地冬天能搞什么副业，我们还一窍不通，和“大姐”聊起来，她也是一时想不出什么——如果有事可做，能挣到钱，谁还乐意在家呆着？想给人家做木匠活，没听说谁家有活可做；说评书、唱“二人转”倒是深受各村的欢迎，我俩又不会。“大姐”无意中讲起，村里几年前曾经来过一个照相的，很是挣钱。

说起照相、洗相，我和弟弟并不陌生。我进监狱以前，学校里没事可干，学生流行过一阵冲洗相片的热潮。我和弟弟买了点儿最便宜的处理相纸，屋子临时改成暗室，也鼓捣了一阵。虽然质量不怎么样，原理都明白了。

“大姐”听说我们会照相，半信半疑地说：“那敢情好了，春节前手里都有钱，正是照相的好时候。会照相准能发大财。”

俗话说：“无本难生利。”“照相”这种副业虽然很好，但是本钱很大。尤其是照相机，论我们的积蓄，还买不起。相纸等消耗性材料还可以用多少买多少，风险不大；相机一旦买来就不能退货，万一这个副业搞不成，是个很大的损失。

年终分配了，我和弟弟扣除了口粮钱，还能分到七十多块，将够买那些材料。有没有相机，是最关键的问题。首选的方案，是能借来一台。向谁借？

当时，照相机属于高档、珍贵、娇气的东西。肯于借给我们的，必须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在众多的好朋友当中，只有王蜀璋有相机。我们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王蜀璋和他爱人（菁菁的同学）从他们插队的陕北延长县到甘泉县来看我们，还在窑洞前照了相。虽然我和他只见过这一次面，但是共同的信念把彼此的心拉得特别近。我相信只要我有求于他，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给他写了求助的信，没过几天，他就把相机寄了过来。有了相机，我和弟弟又到几百里外的齐齐哈尔去采购相纸、胶卷、显影粉、定影粉和各种该用的东西。当然，像曝光箱、暗袋这些东西，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已做。

一切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俩就要尝试尝试走家串户的滋味，干上真正意义的“自由职业”——自己当老板，自己又是自己的雇员。

在70年代，搞副业不是光明正大的，就好像做了件理亏的事。如果是个人出外搞副业，简直就是“违法”，人人有权力制止扣押、没收搞副业的工具。官方就有明文的规定，称这类活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使生产队集体外出搞副业也不支持，如果钱挣得多了，甚至会强令制止。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选的第一个村子是与我们诺敏河大队江之隔的“靠山屯”大队。选那里的原因有三个：一、李家在那里有亲戚，万一出事可以找人说情；二、那里有两个小队全是达斡尔人，据说少数民族的人不爱讲究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比汉人反而更好打交道；三、照完相可以回来冲洗相片，不存在吃、住问题。

莫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个地方，冬天的风很小，所以白天并不很冷，在室外照相，也不算受罪。况且照完了一拨，要等另一拨换衣服、化妆，一等就是几十分钟。这几十分钟是坐在屋里，能暖和暖和身子。

喜欢照相的多数是女人，有十几岁的姑娘，也有结婚不久的媳妇。那时，连口红都没有，所谓“化妆”，无非是梳光头，洗洗脸，擦些胭脂、粉；把嘴唇用唾沫舔湿，抿一下红纸，代替了口红。当然都是把最漂亮的衣服穿上。更“讲究”的，还要洗了脚，穿上干净的尼龙袜子，磨蹭很长时间。

冬天的农村，找不到好看的背景。我们看着很有特色的篱笆、枯树、“勒勒车”（很大木轮的牛拉车），农民们却不喜欢，可能是天天看的缘故。他们选择的往往是村里少有的砖房或者涂着大蓝油漆的门窗当背景。如果连这也找不着，就挂起一块花线毯或床单，人站在前面，一两个人还好，四五个人，线毯、床单的大小已不够用，遮不住后边的破房，但是没有人埋怨这个不足——只要能把线毯、床单上的花纹照清楚了，人家就会非常满意。

第一天非常顺利，才半天多，120相机的两卷胶卷共24张全照满了，如果每张都是好的，明天我们就能拿到24块钱——差不多快赶上当地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还有人想照，但是要等我们把今天照的相片送来，看着好再照。

回到李家，天还没黑。我们先把胶卷冲出来，等吃过晚饭，它晾干了，就可以洗相片了。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切也都如愿以偿，相片质量不错。除了几张有的人闭上了眼睛或者后排人的脑袋顶部超出了画面。

当地人最忌讳照相不把人照全，好像相片上少点儿什么，就预示着他本人也少点儿什么。当地的一些老人们，依然认为照相是吸“精血”的；年轻人虽然不信，但决不敢让孕妇去照，怕把胎儿照掉了；他们特别关心我们怎么处理报废的相片，生怕我们把它们扔进茅坑里或者大道上——知识的贫乏，就会把不能理解的事想得很神秘。

那时的胶卷质量很差，我们买的又是副品，底片的药膜常有小气泡，印出像来是一个个小白点儿。如果白点儿恰巧落在脸上，尤其在眼睛上，非常难看。我们就用碳素墨水小心地把相片修理一下，甚至要画出被遮住的眼珠。

第二天，我们把相片送去，得到相片的人都十分高兴，痛快地给了我们钱；照坏的人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怎么没照成，因为当地人流行着不少关于照相的恐怖故事。比如几个朋友一起合影，有个人总也照不出脑袋，连续重照了三次依然如故，经调查，原来那人已经死了三年。再比如，一家人去照全家福，取回相片发现少个人，没两天那人就死了，等等。他们非常相信这类鬼怪的故事，听说自已的相片没照好，非要问个水落石不可。我们只好说，是底片的质量毛病。他们还会问怎么处理的底片，我们就说“烧了”——把没用的相片、底片烧掉，是当地人认为最好的处理方法。

我们给照坏的人重新再照一次，又有几家要给出生不久的婴儿照相，还有几家要照全家的合影。

顶数照全家福麻烦。有时一次照相的有十几口人，要等他们一个个都换上干净的农服，年轻的女人们还要描眉勾眼，媳妇们还要给婴儿喂足了奶水，以便照相的时候能保持着笑模样。等到真正要按快门，是最紧张的时候——人家要求婴儿笑的时候照，好不容易婴儿对着镜头笑了，往往大人的眼睛正盯着婴儿。下一次婴儿再笑不知要等多长时间：几个回合以后，往往婴儿就会大哭不止，老人一生气，不照了。所以只能抓拍，不能拖延。可是顾客又会有心理上的不平衡——准备了一个来小时，刚站好位置就照完了，会不会是在糊弄，是最佳姿态吗？这时准有人怀疑快门响的时候，他眨了眼。为了安慰人家，也为了保险，我们经常再重照一遍——这时可以慢慢摆弄每个人的位置和姿势，不用担心婴儿哭了。

其实我们不怕顾客磨蹭，有时候时间拖得越长越好，这样聚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照相往往是这样，就像起哄，越是热闹，跟着照的人越多；一冷清，犹豫不决的人也就不照了。所以我们从来不催他们，只有那性急的来催我们。

在靠山屯的两天算是首战告捷，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但是要想真正打开局面、提高效率，还要到远离城镇的村庄，吃住都要在那里，要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下去。

虽然还让李家介绍了亲戚，但是这决不是万无一失——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保不齐会遇上好管闲事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可不是地头蛇、无赖的对手。最好当然是有一封盖着公章的、允许外出搞副业的介绍信。

东北的大队干部比陕北的权力大点儿——自己就掌握着公章，开封介绍信不必先盖上自己的人名章，再到公社去换。但是让他们开张搞副业的介绍信，简直是幻想——上级三天两头传达“割资本主义尾巴”，惟恐社员想多挣点儿钱，就是给他们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支持个人外出去搞副业。

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一点儿化学知识。

掌握公章的大队干部往往没有多高的文化，每次我们去开介绍信，他都是让我们自己写好，他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就盖上公章。这次我也是先把介绍信写好，内容是：

等大队盖好章以后，我用自制的“消字灵”把“前往北京市回家探亲”几个字改成广“前往你处搞副业照相”。

凭着这封“介绍信”，我们走过了许多村庄，只有一次遇到点儿麻烦，一个大队会计颠来倒去地仔细看它，看来他是有经验的，最后对着阳光又看了半大，终于加深了怀疑——改过字的地方透明度差。幸亏我们去那里，是他的朋友介绍找他的，他不好再说什么，只告诉我们那里不欢迎照相。

再后来，我们发现知青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势力，即使地痞、无赖或大小干部，也不爱惹知青。所以每到一个村子，只要有知青，先去投奔他们。因此，还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

进入腊月，是农民们一年之中最高兴的时候——地里的农活都干完了，冰天雪地的再也没的可干，整天可以东游西串，喝酒打牌，图个轻松自在。这时也是一年中最有钱的时候——生产队刚分完红，手里那点儿钱还没有花完。勤快点儿的，早早就操办了年货，杀猪、宰羊、蒸黏豆包；有办喜事的，也都爱赶在这个时候，每个村都有迎亲嫁女的。这种喜兴的气氛，对我们照相极为有利，有时在较大的自然村，两天都离不开；最忙的时候，一天就照了一百来份，洗相片足足能忙一个通宵，第二大早上，还没收拾完，性急的小孩已经来取相片了。

本文选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