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历史上特殊的一代

真不凑巧，电梯不开，我住在14层楼，让你们一层层爬上来……对了，今天正好是6月18日，26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你们记得真清楚。今年还没数伏，北京就这么闷热，我给你们倒点饮料……

怎么？要先罗列我的作品？这有一本刚出版的书（精装），上面都记着呢——

197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玉雕记》。迄今为止，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我们曾经相爱》（1986）、《早恋》（1983）、《青春梦幻曲》（1987）、《青春奏鸣曲》（1992）、《戏剧人生》（1992）、《无处不在》（1993）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有《北大荒奇遇》（1985）、《她和他们》（1985）、《远方的雪》（1986）、《飘散的情思》（1986）、《四月的归来》（1988）五部。报告文学集有《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1983）、《海河的小屋》（1984）、《生当做人杰》（1985）、《仅仅因为漂亮》（1986）、《啊，老三届》（1988）、《肖复兴报告文学选》（1989）等10余部。散文随笔集有《雪痕》、《情思小雨》、《父亲手记》、《都市起笔》、《今朝有酒》。理论集有《采访的艺术》、《生活和写作的奥秘》。共计30余部。 

还要说获奖情况？主要是两届全国报告文学奖，首届青年文学小说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以及其他一些省市级小说、报告文学奖，还有一本书被列为全国中学生最受欢迎的十本书之一。译成外文的作品，主要是被译成英文、法文。 

在老三届中我是66届高中生，1968年7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七团——那时叫大兴农场，隶属于富锦县。在兵团生活了6年，1974年困退回北京。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1966年高中毕业时差点进这所学院，就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祖籍河北沧县，自幼长在北京。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前门外一个叫做广东会馆的大杂院里度过的，那是普通人组成的小世界。我父亲只有高小文化，是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一个小科员。我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工作。 

父亲年轻时看点古书，我们小时候爱听他讲故事。我上初小，父亲常给买些《小朋友》、《儿童时代》杂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自己到家对面的邮局去买杂志，买的第一本是《少年文艺》。 

我中学上的是汇文中学——北京26中，男校。在这所学校，从初中上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文科理科都不错，几年都是学校优良奖章获得者。 

我上初中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粮食紧张得出奇。父母双亲基本上是用野菜熬日子——或者用豆腐渣做成团子，那味道现在我还能闻出来——省下大米白面让我和弟弟吃。父亲首先倒下，全身浮肿，只好提前退休。全家四口人只靠父亲的42元退休费度日。记得初三快毕业的时候，一天夜里，我被里屋一阵咳嗽声惊醒。接着，听到父母在里屋悄悄说话。仔细一听，知道母亲咯血了。我用被子捂着脸偷偷地哭了。我决定不再考高中，只考中专，为的是可以不掏伙食费，每月还能有点助学金。 

父亲一听就急了，他说：“你一定要上高中，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也急了，急出了眼泪，我说：“妈都吐血了……” 

母亲一边咳嗽一边流着泪说：“妈没事，我以前身子骨好，你放心，上学是一辈子的事，别惹爸爸生气……” 

我忍不住她这样近乎哀求的话，只好点点头。她其实是我的继母，我的生母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对继母，我幼时难为过她，甚至敌视过她，这是不公正的。1990年1月，我发表了报告文学《母亲》，表达了我的这种感触。 

叶圣陶先生

也是在我上初三的时候，北京市举办少年儿童征文大赛，我的作文《一幅画像》获一等奖，并且荣幸地得到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亲自评改。这年暑假，叶老让我和另外一个小同学到他家去，当面指教。他从窗外那满墙的爬山虎谈起，一直谈到多读文学书和其他书。 

1966年，读到高三，我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有一天，中央戏剧学院来两位老师，到我们学校招生。学校推荐了几个学生，其中有我。那两位老师把我相中了——看我当过一年的学生会主席，组织了一些文艺演出，自己也登过台；觉得我既有一定的表演能力又有写作能力，他们正要培养这种二者兼备的新型学生。我起初不想上戏剧学院，觉得“不入流”，还是想上北大名牌。后来，那两位老师对我非常好，和我谈心，还领我到戏剧学院参观，我很受感动，就同意了。初试、复试都通过了，就等开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大学梦破灭了，我成了老三届中的66届高中生。我投入运动。但我的家庭受了点冲击，揪我父亲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我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半年之后就开始“消遥”。利用这个机会钻图书馆，一位管图书的女老师偷偷借给我一些“禁书”看。 

1968年上山下乡，我和班里九个同学一起去了北大荒。刚才说了，我去的六师五十七团那时叫富锦县大兴农场。去时火车坐到佳木斯就改坐汽车，往东走一天一宿，中途在七星打一歇——七星就是后来的六师师部所在地建三江，到我们那里还有100公里。现在，火车已经通到建三江了。 

大兴农场位于一片荒岛上，那是七星河和挠力河交叉形成的。河对岸是八五三农场。没山，有一片林子。地势低洼，很荒凉，我们去时刚开垦。位于三江平原上，但离黑龙江、松花江都远着呢。 

我被分配到二队。你们不是还要采访剧作家李龙云吗？我和李龙云在一个队。刚到那里时，文革闹得正凶，队里批斗三个“现行反革命”。我、李龙云，还有几个同学，经过调查，觉得那三个人都够不上什么“反革命”：一个人母亲是“老毛子”（俄国人），本人算是混血儿，部队转业下来的；另一个是烈士的孩子；还有一个在连里当司务长，说是有点“不清不白”，也就是多吃多占一类问题——那也不算“反革命”嘛。于是，我们就贴大字报，在辩论会上发言，公开为那三个人鸣冤叫屈。那三个人当时被斗得很惨。你知道拖拉机上的链轨板吧？每一块重17斤，三块加起来是50多斤，用铁丝串起来挂在脖子上。一场批斗会下来，他们脖子上全是血印。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和那几位同学一起站出来制止。 

这下子闯祸了。工作组进驻，以“整建党”为名整我们。李龙云出身好，景况稍微好过一点；我有“出身问题”，便把矛头集中在我身上。他们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抄走，准备把我一起打成“反革命”。工作队队长在会上扬言：“肖复兴是过年的猪了，早杀晚杀的事。”开批斗会，随时有可能把我揪上去。 

当地老乡还是不错的。队里有一个烘炉——就是铁匠，姓孙。批斗会下来时，他在门口等着我，当着工作队队长还有许多人的面，大声说：“你放心，假如他们敢把你揪上台，我第一个上去陪着你！”我们没什么私交，他只是觉得我这个人正派，敢于仗义执言。 

原想把我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正要下手，又犹豫了——在我的日记里没查出什么问题，觉得“证据不足”。于是，我幸免于难。但也给予一种惩罚：发配我到猪号去喂猪。 

这以前，我在大田里劳动，什么活都干过。春播秋收，扛麻袋，上场院——没有电就用柴油机作动力，脱大坯盖房子——这是最累的活，还上山伐木……你不是去过北大荒吗？就是那些活，都一样。到猪号喂猪倒不见得多么累，但一般人都不愿意干——太脏！另外，在大田里劳动，农工班，说说笑笑挺热闹，到了猪号与世隔绝：在一片荒草甸子上孤零零有那么一个饲养棚，非常偏僻；外面一大锅猪食，里面一个破炕，只有我和一个山东老乡，一天到晚除了那群猪八戒，就我们两个人。 

我在猪号一干就是一年，每天吃饱饭，喂完猪，就没事了。你知道，打发北大荒的夜晚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电，就着马灯，我在一个小日记本里写些散文。不是为发表，没有地方发表——那会是1971年，上哪儿发表去？写一遍，改一遍，抄一遍，翻来复去，就这么打发光阴。陆陆续续的，写出了10篇散文。写完之后，也不知是好是坏，有没有价值。这时，我想起了叶圣陶老先生。在北京，他正处于被“打倒”之际。他的儿子叶至善先生，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家。我把10篇散文稿子寄给了叶至善先生。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叶老把我的稿子从头到尾改了一遍，怕我看不清，又从头到尾抄了一遍。都知道当时无处发表，只是出于一种爱好、关怀。那时我对于文学很纯的感情，现在看起来，简直像个童话了。 

1972年，你还记得吧？正好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很多报纸、杂志复刊，搞了一些文艺征文。我们团宣传股来人找我，问我有什么稿子可以拿出来——都知道我爱写。我从那10篇散文中挑了一篇《照像》。他拿走以后替我抄好，投出去，结果，先在《合江日报》上发表，以后，在刚刚复刊的第一期《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2000多字。好倒不见得有多好，那时还幼稚，但使我树立起信心，从此不停笔地写下去了。我的稿子由朋友们帮助誉抄，四处散发，陆续在《合江日报》、《兵团战士报》、《黑龙江日报》等地方登出来。 

1974年回北京之前，我在北大荒还当过老师。先是在连里教“复式班”——就是在一个班里有很多年级。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课，一年就都上完了。只有一个班的学生，所有的课程都是我一个人教，课本很不正规。后来到团里教中学，就是在场部。在场部，我很喜欢那些纯朴的孩子，现在他们和我还有联系；前些日子，有同学到北京，还来看我。不到一年，1974年年初，我困退回北京——父亲突患脑溢血病故，家中只剩下老母一人。 

回北京以后，我先在家待业。这期间到处打杂：去学校无偿代课，帮助街道服装厂义务送货。我不会骑三轮平板车，咬着牙硬蹬，在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上穿行……半年以后，有职业了——到中学教书。那一阵，北京不是招收一批知青中老高中的去当老师吗？我就算那一批吧。我在丰台区铁匠营中学教高中语文。那学校在蒲黄榆往南一点，赵公口一带。我教两个班的语文课，不当班主任，下了课就钻图书馆看书。常到图书馆的还有一位叫方非的女老师，也是“老三届”，我从她家里借过许多书。当了四年老师，那时没怎么写东西，主要是积累。 

到那时为止，我的书本知识有三次积累。第一次是上山下乡前夕在母校图书馆，经那位女老师之手偷偷借出大量“毒草”。我几乎读遍冰心的所有作品，以及“五四”时期、30年代众多文坛泰斗的重要作品。第二次是在北大荒，跑18里地到场部良种站找一个钉马掌的。他姓曹，是挨整后下来的农场老干部，家有一个“秘密书库”。我开的首批书名中就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之类，居然都能从他那里借到。这件事，我在《北大荒风云录》里以《那一年冬天》为题作了详细描述。第三次积累就是返城教书这几年。 

我发表作品还算比较早，刚粉碎“四人帮”不久，1978年初，我在《诗刊》上发表两首儿童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叫《玉雕记》，写的是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一点人情上的变化，当时文坛上小说不多，就被译成法文、英文介绍到国外，还编成广播剧。 

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978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央戏剧学院招生，想起自己1966年眼看要进这所学院了，只因文革爆发而流产，我于是决定重新报考。结果考上了，这一年11月入学，耽误了12年，同样上戏剧学院，那一次如果能上，是表演系，这一次却是戏剧文学系了。上了四年，同学中出了好几位知青女作家：乔雪竹、陆星儿、张辛欣——张辛欣和我不是一个班的……谁？杨健——那是我同学，你和他很熟？他毕业后留校，就在戏剧文学系当讲师，也是咱们兵团战友，写过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我是1982年毕业的，教了几年书，到国家体委《新体育》杂志是1985年底。 

主要经历就是这些。北大荒题材只是我作品中的一部分。我关注普通人，因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各行各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身上。世界上本没有名流，所有的名流都是以普通人中走出来的……主要谈《啊，老三届》？那是一部报告文学集，与我弟弟合写的——他……对，肖复华，是老三届中的66届初中生，到西北柴达木戈壁工作，读过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是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这本书共记述了25位老三届人的真实经历：有返城的，也有未返城的；有成功者，也有牺性品。那是1984年4月到1988年2月，我们为写这本书，广泛采访老三届人。我先以北京为基础，然后波及全国，凡是我能走到的地方我都去了。你看，我走到哈尔滨、佳木斯、建三江、呼和浩特、太原、温州、武汉、西安、西宁、敦煌、冷湖、格尔木…… 

先零星写了几篇，单摆浮搁着。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他们来自北大荒》。后来，有人建议结集出版，出一本书。于是就着手编书。先是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了一个小册子，6万字，作为“万象丛书”的一种；1988年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啊，老三届》，已经有20多万字了。记得1985年到烟台，遇到梁晓声，他正写《荒原作证》，我就写这本“老三届”。 

“老三届”这称呼我不知从哪儿来的，是约定俗成吧。我们在书的序言里说过，老三届已经成为特有、专用的名词，它溶入了整整一代人的悲欢离合；未来编辞典，解释这一名词要颇费斟酌，要有深沉的感情色彩……当时，这一代人有的回城了，有的没回城。不管回没回城，时代已经变了，人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整个命运就都起了变化。他们等于经历了两个10年：前10年插队了，后10年急转弯，即使没回城、仍留在那里，也和从前不一样了。回城的，面临一种新的环境，他们从小在这城里长大，但回来一看，全变了，心境苍凉。我们是针对这种情况动笔的。我们作为同一代人，要写出这一代人的经历，写出他们的辛酸苦辣。想法一提出，马上得到老三届人的广泛支持，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采访线索。老三届人，到处都是，光我同学就多少？我们同学一起去北大荒的就有九个。从熟悉的开始，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大量的素材收集上来，从中筛选。 

到北大荒、大西北、内蒙古草原、柴达木盆地……采访艰苦，却给我们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终生难忘。什么？记者证？这种采访还用什么记者证？尽管我有记者证，但从来就没用过——都是老三届人，坐下来就聊呗，两句话就全沟通了，根本用不着什么记者证。这种采访，绝不是刻意挤牙膏式的那种外在的采访。大家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我不用记者证，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名气是后来写多了才有一点；完全靠心和心的相碰一你不碰，他就不会和你讲心里话。不是一问一答、我问你答，而是大家凑在一起热烈地聊天——我到他们家里，或到他们厂子去。 

提笔写老三届人，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尽管笔调是那样地沉甸甸。从开始动笔写下第一行，我们便清醒地意识到，写他们，也就是写我们自己。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决不仅仅是几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这本书的编辑室，一共七位编辑，全部是老三届人，对这个选题是全体举手通过，那情景很让人感动。我们起初担心读者看惯了琼瑶、三毛、武侠小说，能否接受我们写的这些粗糙如毛坯一样的东西。这里既没有花活，也没有刺激……没想到，书出版后一下子收到全国各地那么多读者来信，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这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我们相信生活本身能给当前日渐贫血的文学增添活力。 

从《啊，老三届》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一晃又五年多了。你们让我谈谈今天对老三届的看法。 

这一代人有很多优点。这优点来自他们自身的修养、所受的教育和上山下乡所受的磨练。他们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先天的扎实。不足是有“左”的影响，带有粉饰性的空想色彩，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甚至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扎实是指他们的学识扎实，他们的信仰很真诚。现在有些人没有信仰，随风倒，这是不值得提倡的。上山下乡，把老三届人抛到农村、边疆，从历史上讲，他们的青春毁灭了，还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在过去的理想破灭之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着陆点。不是破灭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化成一团废气，而是破灭之后落到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点上。他们生活在最偏僻、最遥远也是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当中，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了老百姓，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历史。这种现实使他们在理想破灭之后、重新追求理想的时候，站在一种稳妥的、扎实的基础之上。这一代人受的磨难最多，但这种磨难并没有摧毁他们。各行各业还都是这些人做骨干——他们已到中年了。 

但如今这一代人的处境只是稍微好一点，他们大多数还是在基层。我的同学插队回来，有的至今还是一家人挤在小平房里，分房子没份。职业嘛，就是工人。你问，即使没有上山下乡，这种人是否还是当工人——那不一样！你想，如果18岁当工人；在北京稳扎稳打，那是什么样子？插队回来就不一样了，绝对不一样——青春没了。对这一代人的致命打击就是青春没了。拥有青春就拥有世界是上最大的财富。拥有青春，起码还有体力，跌倒了爬起来，还可以缓冲。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缓冲余地？而且上有老下有小。这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一代人在心理上也有弱点，这种弱点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当中尤其突出。这些人当中，确实有些人很有才华，崭露头角了。但是作为一代人来讲，对变革还有不适应的一面。变革中，人们心理上有一种大的震荡，在这种震荡中，这一代人有保守的一面。当代年轻人没有那么多负担，而我们这一代人因袭的负担太多了。回城之后，一只脚踏到现在，另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就像坐船一样，一只脚踩在船上，另一只脚踩在岸上。这就注定这一代人是痛苦的。他们的痛苦不仅仅在于青春没了，没有房子住，收入比年轻人多不了多少，不仅仅在于这一点。更大的痛苦是思想上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脚这样，一脚那样，很矛盾。他们不是不想迈过来，他们和老一代人不一样。退回去，他们不干。但是完全迈过来，则留在岸上的那只脚又太沉重了。这是致命弱点。有这种弱点，必然影响这一代人能力的发挥。 

但是，事物总有二重性，有一弊必有一利。恰恰由于这一代人有这种特殊的境遇，特殊的历史位置，以及历史给他们造成的特殊的性格、秉性，他们成了承上启下的一代人。前面一代人觉得，这一代人很能干，不像“小年轻的”那么浮躁；后面一代人认为，这一代人“还能理解我们”。我们和上下两代人之间都没有很明显的“代沟”。和我们打交道，上下两代人都比较放心。这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人——虽然任何历史时代的中年人都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只有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这种作用才格外突出。历史非常需要这样一代人。这一代人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奇特。社会对这一代人应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一代人是社会的财富，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任何一代人都不能替代的。关注这一代人，无论对他们本身还是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会有好处。 

但这一代人自己不能乞求上帝的恩赐，应该自强不息，包括不断地完善自己。既然社会已经变了，就要跟上变化，适应新的潮流。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过去的都抛弃，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只是说，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这是非常难的，因为这几乎是与生惧来的。接受新事物倒还容易一些，抛弃过去的弱点却很难，简直像刮骨疗毒一样。要把握住为时不多的今后，发挥较大的作用，就必须认真地自我解剖。鲁迅先生能成为一代伟人，与他勇于自我解剖有关。我们这个民族不太善于忏悔，其实，忏悔并不是无能的表现。我们总愿意说好，不愿意说坏，崇尚中庸。老三届这一代人也有这个问题。这一代人既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这一代人的怀旧情绪太浓了。怀旧是一种无可奈何。如果变成画面，变成电影，它会有一种美感，带有一种忧郁的调子。但完全陷入这种情绪之中，自己给自己造成一种沉重的氛围，这只能是一种自我消磨。这种心理是不健全的。当然，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青春已逝，不是自然逝去，而是被人摧毁的，就像一台电视，看着看着突然被人打碎了。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但却被当成足球场上的“合理冲撞”一样，没人理睬你的抱怨。这一代人的心理不平衡，他们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是矛盾的——快奔50岁去了，心理年龄还停留在二十几岁。老想找回失落的青春，实际上是找不回来了。总打捞过去的光阴是徒劳的，结果又失去了现在。 

我们这一代人剩下的光阴的确不太多了。前几年有一次老同学聚会，我上高三那个班的48人中来了24人，见面一聊，得知班里至少有三位同学这么早、这么快就去世了。有位上北大荒的同学刚刚回城，拉家带口，没有工作。老婆娶的是当地农民，孩子有两个。他为了养家糊口，在北京扫大街。扫到我的楼门口，从小黑板上看到我的名字，这才知道我的下落。找我几次没找到，有一次找到了，我正捆书呢。一见面吓一跳，他的腿一跛一拐的，我简直认不出是他…… 

我去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作《无处不在》，给了你们福建了（林斐祖籍福建），写的就是这一代人。问我今后的打算，今后还是要写，继续写下去。 

本文选自《劫后辉煌》，王江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