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五)走向五湖四海

我给朋友晓东打电话，问：“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当年的知青生活?”她是1969年去了黑龙江兵团。她说：“我得找个伴儿一起聊，不能一个人。”我说：“你还记得当初你转户口时的情况吗?”她说：“当然记得，但我不能说。你是想戳我的心窝子?”电话那边的动静已经听出有点儿不对劲儿了。但我还坚持：“我转户口的情况记不太清了“”你跟我简单说说你当时的情况。帮帮我。”那边突然一句：“你真讨厌！”已是泣不成声。接着哽咽道：“对不起，我挂了。”电话被挂断了。我心里揪着，半天缓不过神来。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知道有的人回忆那段生活，该拿出多大的勇气。我觉得在这三伏未过的“桑拿天”里给人家“添堵”，是多么不懂事。但我还是硬下心来给她发了个短信：“抱歉让你难过了，最近我和一位同学的爱人聊她的家世也把她招哭了。但我觉得有责任把同龄人的伤痛记录下来，让后人记住。坚强点儿朋友，什么时候你冷静了，给我说说。”一会儿她来了回信，约我周六和她爱人一起聊，他爱人和她在黑龙江兵团同一个连队。

孩子不能总是疯玩儿，到时候就该给你上“笼头”了。“复课闹革命”没能缓解社会的动荡，截止到1968年暑假，中国共有66、67、68三届高中毕业生数百万人待在家里无事可做，还有66、67、68、69、70共五届又是数百万初中生在玩儿、在闹，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的高中生，和无书可读的初中生应该向哪里去，哪里是安置他们的好去处?还是毛主席英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了他老人家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他老人家的号召力当时是无限的，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虔诚地相信：他说的没错。于是便有了从1968年开始，1969年达到高潮、在全国展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说起来，“上山下乡”，并非始自“WG”，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认识的几位老大哥老大姐，便是1965年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上山下乡生涯。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其历史使命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直到今天，最初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优秀代表如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仍被人们所尊敬，仍被历史所肯定，仍不失为事业的成功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始，一直到1978年，云南兵团战士发起上书和绝食，要求知青返城止，前后经历近30年，各年各级各类知青总数达2000万左右。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有如“转插”、“成家”等各种原因没有回城的知青。

今天，常有人诅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称它给千百万拥有大好年华的青年带来无数苦难。但如果历史地看，我们似乎不应简单地做这样的评价。应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虽然有青春的蹉跎，有理想的幻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但更有一代青年人的奋斗业绩。“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一些吃苦耐劳的品格。那段生活，让我们今天一想起来，就存着几分感动，就汪起一眶泪水。因为它的内涵太深了，决不是“苦难”一个词所能概括。前些年有一次知青的大汇集，他们唱起当年的歌曲，朗诵当年的诗句，我在看电视实况转播的同时，给几个当年的知青朋友打着电话，彼此都哽咽着，但心却是热的。

可以说“知青”二字，今天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它已经成为那段特殊经历赋予那代人的一种“资格”。每年聚会，提起当年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姐妹弟兄，他们心里，都有一种化不开的“黄连蜜”的滋味。有位性格开朗，事业平平的朋友，达观地评说那几年的生活：“你生在城市，所以你觉得上山下乡受苦了，可你要是自小生在农村，你还会觉得苦吗?人就怕比，全中国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多少个人里有一个生在城市的?再说，你苦了几年，不是又回来了吗?比起那些压根就没进过城的乡下孩子，你损失什么了?你就只当是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回险，有什么了不起的?要说那几年耽误你考大学了，我承认有人是被耽误了，可那肯定是少数。就是没‘上山下乡’，你也不一定百分之百能考上大学。所以凡是遇上坎儿，首先别太把自个儿当回事儿，你心里就平顺了。”他没有说错，话俗理不俗。作为那段苦痛的亲历者，他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上山下乡”这种荒谬的决策找开脱的理由，而是经过多年的磨炼与思考，找到了一种对生命哲学的深沉认知。如果我们这代人都能像他，心中就会少几分怨愤，多几缕阳光。就会有一种曾经沧海，弃舟登岸的欢悦，一种踏临巫山，等闲风云的从容。

前段时间，我曾给兵团一位朋友写了几句诗，用短信发给他：“病骨已支离，偏爱忆往昔。豪情常入梦，笑看路崎岖。”回信只一个字：“顶！“也就是从1968年开始，50年代出生的孩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批分头走向“上山下乡”的道路。其实按现在的标准，他们都还远没有脱离孩子的年龄。“50后”的他们，是“60后”、“70后”、“80后”、90后”各代人中最早走入社会的，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大量的都在十六七岁。这样年龄的“80后”和“90”后都还在父母端茶倒水的呵护下，读书和撒娇。这种反差我们体会太深切了，因为这两批孩子，都是“50后”的儿女们。父母如今经常被儿女“训斥”着：“你们过去的事儿少谈，不爱听！”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叫肖耘的初中68届去内蒙古兵团的女知青写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她写道：8年以后，我离开兵团回到北京。经常的知青聚会活动中，我不再是最热情、最活跃的分子，而常常只是坐在一边，听别人说。直到有一天，像是突然发现，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到了我们当初下乡的年龄，我才禁不住又一次热泪盈眶，感慨万千。我想起了我的15岁，我一遍一又遍地问自己：可曾圆了我15岁的少年梦?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无疑比我们当年幸运、幸福；可是，我也并不认为自已不幸，并不觉得我们那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哪一天不是认真、诚实的，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因此，我的青春无悔。

当时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再被称为孩子了)，67届至70届，大致有四种出路：

第一种是建设兵团。兵团又分几个去向：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宁夏、新疆等。2008年5月17日，朋友为民参加了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聊到为什么1969年有人去内蒙古兵团，有人去黑龙江兵团时，据同学中的“权威”解释，当时去内蒙古兵团的，都是出身最好的；去黑龙江的，就不那么“纯”了。这些兵团最基本的特征是：有组织，有工资。为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去的是黑龙江兵团，每月工资加上边境补助，是41块8毛6分，每天的平均工资是1块6毛4分。这个数和当时他们营部小卖部卖的红烧肉罐头一样。这和第二种出路—插队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种是插队。插队没有工资，只有最初国家为让知青适应农村生活而“戴帽”配给的一年口粮。一年后就和农民一样，生活来源主要靠挣工分。

第三种当兵。当兵是这一代人里最让人羡慕的。

还有第四种留城。这部分人从数量上占总体比例不大，不是主流。之所以能留城，原因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政策性留城：独生子女，个人有病，或家里已经有子女去了兵团、插队；一种是国家为补充城市工商业队伍而在计划下让整届或部分学生留城。如北京初中68届的一部分和初中70届全部。他们免遭了风雨，享受了稳定，比其他三种出路都安逸。

我和朋友们讨论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帮人后来的社会层次构成，大家一致的共识是：我们从走入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末，共有过几次大的分化，而第一次分化，就在大家走上这四条道路时。当然，那时的分化还不像后来的几次，分出的层次并不十分分明，经济上的悬殊也不大，都是低水平的(插队要更低一些)，区别大体在家庭出身造成的社会心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当兵，和其他三种出路相比，要高出一个格位，但今天看来，也基本上属于社会心理层面的。应该说这代人，当时大致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有差距，但还不甚远。

而具体到每路人的具体境遇和个人感受，却大不一样。

应该说，去上山下乡，对每个在家待腻了的孩子来说，是个喜讯。那个毛主席说的“广阔天地”，当时被很多孩子所憧憬。比如朋友金羊，就被从东北建设兵团来学校介绍情况的一名解放军干部给迷住了。他听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兴奋不已。并且听说每月有40多元的工资，这比在家里待着强太多了。又听说，走的时候要发衣服、被子，是军事化管理，父母也很高兴。他走，没有什么阻力。他记得转户口时一直是笑着，毫无留恋之意。但尽管这样，他还是记得，派出所民警在自己那张户口卡上盖了一个“已注销”的章时，有几分异样的感觉。

朋友安友，很向往内蒙古草原和骑马生活。来介绍情况的人，似乎明白孩子们的心理，放幻灯时就有骑马飞驰的牧民和白云般的羊群。母亲对他要走很犹豫，始终没有松嘴。他很冲动，跑到居委会，找人来做母亲的工作，并且偷出了户口本，自己把户口转了。他还记得从母亲那只装粮票等重要东西的绿色小匣子里拿出户口本时的志忑不安。

他到内蒙古几年后，母亲作为知青家长代表团成员去看他时，他从干打垒的房子里迎出来，母亲看着寸草不生的旷野，笑着问：“你有草原吗?你有马骑吗?”事隔多年，一家兄弟姐妹聚会，谈起那段往事，他弟弟边包饺子边调笑说：“哥当时还到居委会把妈给告了。”安友立刻红着脸争辩：“你根本不懂，那不是告，是反映情况。”

一位同学当年因为打砸抢，被抓进“局子”。由于态度好，“事儿“不重，并且写了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决心书，被看守所放出来之前，警察严肃地说：“今天让你出去，明天去转户口，我们已经通知你们派出所了，明天你不去，我就还让你回来。”那位同学吓得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去转户口。他还记得派出所一位老民警态度特好，说“你就是×××呀，你妈让你走吗，你家不就你一个(孩子)吗?”今天回想起来，这位同学还骂：“装什么孙子，我妈不让我走你答应吗?”面对这位一辈子不拘小节、却事业有成的同学，我调侃说：“谁让你犯事儿的，当时就算便宜你。”

而让朋友晓林最伤心的，就是转户口。当时她父母被打倒后，忽然都不知去向，家被抄得几乎一无所有。当她转完户口，边伤心边回到家里，家门口的景象让她吓了一跳。五六个工人模样的人堵着门，一个领头的说，你今天转户口了，已经不是北京人了，这房子得腾出来。

晓林说：“那我走前住哪儿呀?”那人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管今天帮你腾房子。你在北京还有亲戚吗?要不先把东西放在仓库，你先住亲戚家。”晓林一时无措，放声大哭，她意识到，从那天起，她已经没有家了。

伍子也是我的朋友，他最气愤的就是当时转户口。一位女民警给他办完手续，顺口饶了一句：“得，打今儿起，你已经不是北京人了。拿好了(指转户口的介绍信)。”

晓东当年母亲正挨整。母亲对她说，你走吧，走得越远，受我的影响可能会越小。她怀着心酸和迷茫转了户口。她记得很清楚，转户口那天是1969年的8月22日。先在五道口派出所一间特破的屋子里转了户口，然后过铁道去转粮食关系。她爱人为民是她当年同一个连队的“战友”，说他转户口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离开家了，终于有了自己的自由空间，想着就像红卫兵串连一样，不过是出去玩儿玩儿罢了。

想起自己当年转户口的情况，老洪心里没有波澜，没有酸楚，只有几分时光流逝的伤感。具体怎么到派出所去(当时是北京万寿路派出所)，怎么办的手续，他确实已经记不得了，但在这之前怎样和母亲做斗争，却记得一清二楚。当时老洪也是被东北兵团所吸引，因为大多数熟悉的同学和哥们儿都要去东北，心里想着将来在一起多热闹。但因从小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病，1968年底的当兵就因病没去成。当医生的母亲死活不让他去，说那是去送死。那段时间老洪母亲很为他操心。他曾经一度也想偷偷去转户口(这种偷偷自己转户口的事，在当时的学生中并不少见)，想着：管他会不会犯病，先去了再说。母亲察觉了他的想法后，严词告诫他父亲要管好户口，但那时他父亲很忙，不可能管住一个“家贼”，最后母亲索性把户口本带到了单位。当时老洪很狂乱，失去了当兵的机会，又要失去这些在一起玩耍的伙伴，一种难耐的寂寞折磨着他。他记得很清楚，8月18日，正好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三周年的日子，他送走了去黑龙江的那车人。他脾气忽然变得很大，觉也不好好睡。心想下次他不能再妥协，东北对哮喘不利，云南气候宜人，总不会像东北一样容易让哮喘发作吧。反正他不管那么多，他得走，不能在家待着，他待膩了！在他的“折腾”下，父母亲自参加了学校去云南兵团的宣讲会。一位年龄不大的女同志，老洪说，现在回想，觉得她像个宣传队出身，讲话就像背解说词，绘声绘色。她讲了西双版纳的美丽，讲了那里的物产：橡胶和香蕉；讲大象就在农场里自由出入，还有树上跳来跳去的猴子，是一幅撩人的图画。不知道是被这宣传说动了，还是被老洪闹烦了，总之他父母终于同意了。

现在想来，事情就是那么奇怪。过后的岁月里，这群过早脱离孩子生活的孩子，当初走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阻力，甚至可以说，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条道路，不少人是争着抢着要去。去东北的学生由于当时“苏修大军压境，陈兵百万”，“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都带着要上战场的豪迈。记得我一位同班同学在踏上火车时大声说：“14岁走遍全国(由哥哥带着串连)，16岁走上战场！”而多年后又有许多人抱怨，抱怨那段时光的艰苦与磨难，甚至不堪再度回首。但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年留给自己的财富，那些用青春换来的“无形资产”，加重了他们的人生分量。有不少人甚至梦魂牵绕那段时光，几十年后，带着妻子、儿女故地重游的，与当年的战友结伴同游的，一批又一批，绵绵不绝。包括今天一些已经事业很成功的人士，都对那段时光有一种解不开的情怀。

人和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多面性，多重性，无法说得清。

朋友伍子在谈到当年离别的情景和感受时，呼了口长气，大声念了江淹《别赋》里的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表情凝重，几次欲说又止。转了户口的他，听了女民警那句：“打今儿起，你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一直就似乎有个东西堵在心里。其实他也是怀着很兴奋的心情报名去东北的，但将要降临的离别，使他和他的家笼罩着一种伤感。沉默寡言的父亲一反往日的严厉，买来一条好烟，拆开递给他一支。在这之前，别看他已经十五六岁了，父亲曾经因为发现他抽烟，打过他一擀面杖。从此烟瘾特大的他，每次出门都带两件衣服，抽烟时穿的那件，回家前一定换下来，以免让他父亲闻出烟味来。当伍子当着父亲的面抽着那支烟，看着父亲把其余的烟塞在自己手里时，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他体会这是父亲在对他说“你已经成人了。”过后，父亲忽然变得话多起来，笑容也多起来，还经常搂着他的肩膀，说些单位的事。妹妹有一次对伍子说：“爸怎么变了一个人呀?”他们一家去饭馆吃了一顿饭，要了白酒。这也是以前父亲严禁的。母亲一天到晚在给他收拾东西，逼着父亲给他做个木箱子。

父亲给他做的那只红漆木箱子，至今伍子还留着。但今天，他父亲已经不在了。说到箱子，我想到了晓东，她最近刚搬了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在收拾东西时，别的家具她都淘汰了，唯有一只木箱子，她舍不得扔掉，那只用子弹箱改成的箱子一直跟着她度过了兵团的全部时光，装着她整整10年的青春。伍子现在还留着一张母亲为他准备行装时开列的一些细碎东西的清单，其中有：小勺一把，筷子一双，雪花膏一瓶，尼龙袜两双，饭盒一个，小菜盒一个，肥皂盒一个，牙刷一把，针线盒一个，剪子一把，裤衩三条，背心四件，袜垫二双，小改锥一把，蓝裤子二条，军上衣一件，四卷(《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本，语录(《毛主席语录》)一本。这些当然是老人想到随手记下来的，至于带的东西，伍子说，要比清单上多得多。

上面讲到的刚转完户口就失去了家的晓林，讲到了自己悲惨的离别。就在转完户口的那天晚上，她家的房子真的被彻底搬空，被组织回收了。家具是公家的，其余被褥杂物被人堆放在一个仓库的角落，她已经无家可归。她在北京有亲戚，但她没有去，因为所有亲戚都已经变了脸，没人敢接纳她。那时她还差两个月不到16岁。一个班里平时不起眼的同学素清，却把她接进了自己的家，一个在城边上像工棚一样的家。素清陪着她哭。素清的父母不管来的是什么叛徒、现行反革命的女儿，只知道她是自己女儿的同学。其实这两个孩子从进中学，相识也不过才一年时间。行装是素清母亲给她俩准备的，小的东西两个人一人一份儿，大一点儿的东西嘱咐她们俩一起用。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给了晓林在北京最后的温暖。

晓林今天成了一个刚强得有点儿冷若冰霜的女人，她说起这些时，没有眼泪，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只是说到素清母亲去世时，她擤了擤鼻子。她平静地说：“那天大妈全家送我们俩，大妈哭得不行，搂着我说：‘晓林，多来信啊，你俩轮着写，这个月你写，下个月素清写。千万让领导把你俩分到一块。”晓林说：“我当时望着大妈，我有半年多没见过我妈了，她们俩那么不一样。我有点儿恨我妈：她和我爸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党的事，落了那样的下场。把我一个人扔到大街上。我羡慕素清，她妈要是我妈该多好。”她说，当时最让她恨的是，她和别人不一样，和素清也不一样，火车一开，她在北京的根儿就被斩断了，她从此再也回不到北京了。

晓东的离别没人送，父亲在外地搞“会战”，母亲挨整无法脱身，大哥已经在外地，二哥记错了地方，跑到北京站去送她，其实她们是在永定门上车。走前她到学院路书店，看到橱窗里有一本《欧阳海之歌》，她进去说想买，当时书店里只有一本，售货员说不能卖，晓东说我要去兵团了，想带着这本书。售货员电话“请示”半天领导，最后还是卖给了她。走时她带了两本小说，另一本是《红岩》。走前思想上根本没觉得“一去不复返”，觉得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行李准备得特简单。晓东记得走的那天是1969年9月1日，当时北京刚下过一场冰雹，地还是湿的。车一启动，车上的人都哭了。但哭了一会儿，毕竟车上都是一个学校的，又都是孩子，一会儿就好了。没过多久，又发了好多吃的，于是大家又都高兴起来。一路经过天津、沈阳和四平时，车站都敲锣打鼓迎送他们，觉得很光荣。

老洪的走，和亲人的送别，还记得很清楚。母亲也和伍子他爸一样，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她平时比父亲对孩子严厉)，总是慈爱地笑着她比以往回家的次数多多了，因为是医生，她以前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周回家一次。又和伍子他妈一样，他也逼父亲找人做了个箱子。这个箱子是白茬的，有50公分高，里面被装得满满的，但老洪已经记不清都装了些什么。(老洪说：前几年，这只“回家”已久的箱子，里面仍然装着杂物，被放在饭桌靠窗他母亲吃饭的位置上，她一吃饭就坐着它。母亲去世后，为了割除伤情的“触媒”，老洪把它处理了。)总的印象是，母亲对他格外宽容，差不多是他只要提出要求，母亲就会满足，马上去买，这在平时是不能想像的。在所有准备的东西里，老洪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给他带了两支防止哮喘发作的安茶碱针剂。后来事实证明，母亲的预防措施是多么英明，就在火车进入云贵高原不久，老洪的病就发作了，在列车长室里，随队的医生为他用上了这药。

老洪爱吃鸡，记得三年困难时，他对母亲说：“妈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吗?是烧鸡。”父亲不屑地说：“不要提这种问题，谁不爱吃烧鸡呀?”母亲那些天总是去买鸡，炖了让他吃。出发的时间老洪记得很清楚，是1969年的10月22日。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乘车证。那是一张比IC卡稍大的橘红色纸片，上端印着“最高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下面印着第6车厢44号。6”和“44”是用钢笔填上的。再下面是“1969年10月22日”。乘车证背面有“注意事项”：“1.来车站上车的知识青年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2.听从指挥，有秩序地凭乘车证上下车厢；3.开车前五分钟，不准站在车厢门口，不得再与家长握手。要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4.每证只限一人，不得转借他人。”

同时他还保留着一片红色塑料的胸章，大小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差不多。胸章右边有毛主席的侧身像；上方是“屯垦戍边”四个大字，下面是“首都赴滇知识青年，1969。”这个胸章当时规定就别在衣服的上衣口袋上方。

送老洪的是母亲和弟弟。车站就像《血色浪漫》中钟跃民走时一样，人头攒动，喇叭里歌声震耳。老洪回忆：他那时青涩得甚至对家对北京没有丝毫留恋。因为没有什么随身带的大行李，他疾步登上火车，找准了窗户，伸头看着车下的母亲和弟弟。他们默默的，没有笑容，没有话。车站上的情况大致相同：车上是没出过远门，不知前途艰难的、兴奋的儿女，车下是虽不知孩子奔向的地方到底有艳阳春雨，还是风雪冰霜、但深知生活艰难的父母。父母啊，多坚强的父母，儿女都是他们的软肋，所去的地方不是几个小时车程的天津，而是需要四天四夜火车才能到达的昆明，和再有至少四天四夜汽车才能到达的西双版纳。“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又何止一千里?车门关了，车还没有开动。老洪回忆：只见母亲眼睛不再望他，而是望着天。母亲是个坚强的人，那是她在努力不让儿子看出她要流泪。弟弟哭了，他们兄弟的感情自小就很好。老洪没有哭，没有哭的欲望，也没有想哭的感觉，因为他没有离别的伤感和惆怅。凭他当时的印象，车上的人哭的少，车下的人哭的多。一股豪气让他对着弟弟大喊；“不许哭。”但弟弟还是哭，这时车厢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起，车启动了。每个窗户忽然有好几个人探出身去，老洪最后看到的是母亲的凝视(她始终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和弟弟手擦眼泪的样子。

当时的送别还有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有不少人并没有亲人来送站。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有些学校在本校召开欢送大会，让家长参加。学生从本校坐车直接出发去车站，并告知家长，不主张他们送站。

但也有不少恐怕是像晓林那样“没有家”的人，或者家庭的叛逆者，因自己要革命而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的人。他们自己打点行装，自己办各种手续，自已来到车站。但是他们并不缺少送行者，那就是同学和哥们儿。“8.18”那天，老洪就和不少没走的同学骑车到了火车站，事先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买了烟，清一色的红牡丹。在窗口，他把烟送到几个没有亲人送行的同学手里。并打开一包和他们车上车下边抽边聊。聊到动情处(多半是聊到“友谊地久天长”之类的豪言壮语时)，泪水满面。这时大家谁也不吝惜眼泪，谁也不掩饰眼泪，只有眼泪能表明他们是哥们儿。临别时还不忘再把通信地址订正一遍，嘱咐远行的朋友到达后马上来信。

说到送别，我想到了当时流行的一首诗。那是一首最真实、最典型地描写当时送别情景的诗。当然我们走的时候没有读到过它，但后来传抄读到后，整屋子里的人都在落泪，有人甚至痛哭失声。经过几年的风雨生活，对离别的感觉已经大不一样，他们读这首诗，让他们补上了离家时没有流下的泪水。

这首诗已经被人遗忘多年，我也是在不久前的一份报纸上偶然看到了诗的名字，就在那一瞬间，我像被电击了一样，想起了它，它的名字叫《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我查到了它，把它引在下面，我不愿意，但很可能，会因此招来同龄人的眼泪。

也就是我在网上查找这首诗时，才知道，诗的作者笔名叫“食指”，真名叫郭路生。他被著名诗人北岛尊为“朦胧诗”的鼻祖。我就像顶礼膜拜一样搜寻郭路生的信息。他很惨，1968年到山西插队，后来当兵。在部队因强烈刺激而精神分裂，在精神病院一住就是20年。然而就是在精神病院，他仍然写岀了很多优秀诗篇。

凡是去过兵团和插队的知青，如果说你忘记了别的可以，但如果说忘了初到目的地的情景，或者说忘了他们新生活最初的阶段，那你不是过早地脑血管硬化造成失忆(这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不在少数)，就是有点矫情。因为那不可能忘记，那反差太大了，完全超出了十几岁的少年生活知识和阅历的范围。事情往往这样，如果生活一下比原来提高了很多，会很容易忘记，但如果生活比原来产生了瀑布式的落差，你像“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有着太多的“失重”，那你肯定会永远记住。

朋友晓东讲了她刚到东北兵团的记忆：她们9月3号到了德都县。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凄凉景象，火车到了这儿，就已经没有了铁轨，走到头儿了。当天没能分到连队，在一个大棚里忍了一夜。这时她们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难道要去的地方比这儿还差吗?”果然第二天，他们到了“自己的”连队。那是一个“支个帐篷，扔几把铁锹就是一个连队”的需要白手起家的地方，甚至没有一个老职工。她们第一夜是合衣睡的。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大伙谁也不认识谁了，脸上被蚊子咬得全是包。一个同学数了数一只手上的包，竟有90多个。

他们拿了毛巾、牙缸要去洗漱，问连长水在哪儿，连长把她们带到一个浑浊的水坑前，一指说，就在这儿。这时有的女孩儿哇哇地哭起来，哭声会传染，一时间，水坑周围就像“雨后的蛤蟆”一样，哭声一片。晓东笑着跟我说，后来她们又发现了一个水坑，于是规定：原来那个水坑洗脸、刷牙，另一个水坑洗脚。而饮用水则要赶着马车用汽油桶到5里路以外的河里去拉。送他们来的学校工宣队师傅，事先也没想到条件会差到这种程度。临走时有的流下了歉意的眼泪。

接着就是盖房子，男知青和泥浆，女知青泡草，把浸透了泥浆的草辫一层层围起来，中间填上土，一层层垒高。当地9月中旬以后就要下雪了，这些十五六岁的知青，正建着自己的“家园”。最让晓东郁闷的是，给她发的边境证上填的是地主出身。她去问连长为什么给她填地主，连长说：“根据档案。”所以她一开始并不能算兵团战士，而只能算“兵团职工”。

朋友为民回忆，他们去的是一师六十四团十七连。当时“左”的口号是：“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在这种豪言壮语下，原来应有的“调拨粮”上级就发的不很充足，所以他印象最深的是，刚到连队时常饿肚子，吃“100面(100斤小麦磨100斤面)”，还要另掺麸子。经常到马厩“弄”点儿豆饼吃。

同学延华，跟我从小就形影不离，他也是去的东北兵团。他回忆：一到住地，就看到刚下过几天大雨，房子没有门，雨水冲塌了土坑，地上是没膝的烂泥。他们不知该怎么办，领导也不知该怎么办。油灯和手电筒下，大家用脸盆、铁锹，甚至缸子往外掏泥。掏到快天亮，有的人干脆往泥地上一蹲，就睡着了。这种刺激，让性格内向的延华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就提出了让我跟他妈妈说说，能不能想办法把他调到他哥哥所在的连队去，当时他哥哥也在东北兵团。记得当年我拿着这封信找到他妈妈，一个大嗓门的阿姨。她看了这封信立刻来到我家(我们住前后楼)，急得大声说：“这可怎么办?这孩子为什么不给家来信呢！”就在去年，我去延华家，他向母亲介绍我，80多岁的老人依旧大嗓门，说：“我也记不起你是谁了。”延华说：“他是黄新原。”老太太立刻说：“啊，人不记得，黄新原我可记得清楚。

安友到了内蒙古插队。迎接他的第一件事也是盖房。他们刚去的时候没房子，只能住帐篷，帐篷里干硬的土地上铺上草，再铺上褥子。大风一刮，沙子简直就能把铺盖埋了。眼看要过冬了，不能没有房子。他们得盖房。内蒙古盖房不用砖，是脱土坯。安友说：“这种活不是人干的！”

内蒙古的土是碱性的，很黏，首先要和泥，和泥并不是单纯把土和上水，而是里面要掺上铡过的草节。水要自己到3里地以外的河里去挑，和泥要把铡好的草节掺到泥里用脚踩匀。已是初冬的天气，整天光着脚踩着冰冷的泥水，从早上一直干到天看不见亮。安友记得，他差不多一连半个月没有洗过脚。晚上脚是麻的，又是疼的，麻是因为冷，疼是因为脚被草节扎烂了。一块土坯从模子里脱出来，有将近二十斤，晒干后也有十多斤，十几岁的知青，要运，要往垒坯的人手里扔。渴了就喝几口挑来的河水，开始喝这种水他们直恶心，等房子盖好了，他们也练就了一副好肠胃，冬天捅开缸里的冰就可以喝水。

晓林说到刚到兵团时的上厕所。到了住地，女知青们问：排长，厕所在哪儿?排长看了她们一眼，抬抬下巴，指向远方。女知青们没懂，男知青那边笑着起哄：那边野地里。“内外交困”的女孩子们像被抽了一鞭子，有一半哭了。她们有的干脆没去，硬憋着。其中一个整憋了一夜，第二天都站不起来了。后来连里重视起这个问题，让全连男知青突击为女知青建厕所。也就是用几张席子围出一块地方，挖了几个坑。光上厕所，晓林说她就适应了有半年时间，开始蹲在水泡子的“塔头”(一种多年反复生长的草墩)上，根本解不出来。晓林还说到站岗。刚到连队就让她们站岗。当时她们的连队离黑龙江边只有几里路，总听说有“苏修”军队会摸过来抓人，到夜里，远处总有各种颜色的信号弹升起，都说那是特务打的。男知青站岗，女知青也要站，拿的是当兵训练用的木头枪。规定要在一定的范围里巡逻，不许总站在一个地方不动。但是害怕和寒冷让你走也不是，站也不是。有的女孩子宁可冻着，也不敢走动，伸手不见五指，她们说，不怕没人来，就怕有人来，有一点儿响声就打哆嗦。那是真

的害怕。

老洪最初的知青“感知”，是在昆明得到的，那只是去云南知青生活旅程的一半。老洪记得到昆明的第一天晚上，云南省知青办公室就安排了盛大的欢迎晚会，那是一台在北京从未见过的、有着浓郁云南民族风情的节目。当然也有那种全国流行的HWB跺舞台地板的舞蹈，但总是让人觉得除了“革命”之外，还有种浓浓的人情味儿。就连关肃霜的“方海珍”，也带着一股“迎宾”的喜兴。很不幸的是，就在晚会结束后几小时，他们住进云南大学临时中转地的深夜，老洪就哮喘急剧发作，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在昆明的一个多月里，他因不适应高原气候，曾数度发作。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和其他“战友”一起，去体会初尝“兵团战士”生活的反差，但他却不经意地收获了一份来自老知青们的温情，认识了几位曾日夜守护他的大姐姐和大哥哥。他住的是云南省中医院，为什么会把他送到一座中医院，后来才知道，那是省“知青办”的定点医院。经过紧急处理，当他哮喘缓解时，他随之注意到，床前坐着一位大他几岁的女知青，接着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男知青也推门进来。这位大姐姐是四川口音，说：“你可真吓人呀。以前有过这种病吗?”那位大哥哥给老洪倒了杯水，对大姐姐说：“别和他说话。”从此老洪就认识了他们。这是省“知青办”指令他们来照顾老洪的，一共3位。他们都是1965年到云南兵团的，到老洪这批知青来的时候，他们已有4年工龄了，是50年代最早出生的人，都是兵团的宣传队员兼知青接待员。医生告诉老洪，从昨天半夜，直到他缓解过来，这一哥一姐都在病房里守着。随后的日子里，两位大姐姐给他洗衣服，给他打饭，用煤油炉给他煮粥；他们3人在老洪病情反复发作时，彻夜守护着他，几乎是每天轮流值班。而在他病情见缓时，陪他逛翠湖、看电影。他们对上级交给的任务认真负责，对他们这位小弟弟呵护有加。

昆明当时刚刚平息了武斗，胜利堂的墙上还满是斑驳的弹痕。整个城市的饭馆找不到一点儿肉星，医院的伙食，除了红米饭，就是炒芋头、死辣的米线和带焦煳味儿的饵块让老洪一点儿也吃不下，瘦得体重只有不到90斤。那两位大姐姐经常用煤油炉烧点儿她们能找到的“好东西”来给老洪调胃口，据老洪后来“省悟”，给他改善生活买吃食的钱，都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一次她们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块炖排骨，里面还有几片大头菜(即榨菜)。老洪说，那是他自到昆明后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老洪说：“按现在想想，他们当时也还不满20岁，却是那么成熟，又那么纯真，他们带着感情来照顾素昧平生的我。在我发病的折磨中，看到那两位姐姐惊恐悲悯的眼神和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今天的孩子们，可能很难有机会享受那样的人间真情。回想起来，有那一个月，有那3位大哥大姐，我真不枉来世上一遭。”也许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老洪终于适应了云南的气候，在病情稳定后，来到了西双版纳景洪归队。其间“知青办”曾劝他办理“病退”，被他坚决拒绝了。

这里还有一句“后话”。老洪在云南待了两年，回到北京。因各种原因和这三位哥姐失去了联络。几十年后的前不久，怀旧的情结让老洪试着在网上查找他们的信息，结果还真查到了其中一位。那位姐姐一听老洪的自我介绍，立刻就想起了当年他们照顾的那个小兄弟，双方激动不已。老洪得知，他们三人70年代末离开了云南，现在都在重庆。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时，老洪第一时间给他们打去了电话，知道他们都平安。

晓东把她1969年至1970年的日记借给了我，它让我对那时黑龙江兵团的情况有了第一手资料。她们是1969年9月1日从北京出发的，按正常年景，那正好是各学校开学的日子。9月3日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下面就是她到达兵团后写的第一篇日记。读着它，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的心情，那不是一句“感动”就能概括的。她写得很平淡，很平静。那里没有桌子，恐怕也没有灯，但那日记写得一如在家时那样工整，一丝不苟。她告诉我，当时所有的女孩子都哭了，当然也包括她。

但那篇日记没有“哭”，也没有小家子气的戚戚哀哀。它那么坚强，那么豪迈，光从字面，你看不出那出自一个16岁女孩儿的手。我的心，在颤抖。

我们来看看她写了些什么：

读完了，我忽然想起我女儿在十五六岁时，一次哭着回家，好像是没考好之类的原因。她妈妈搂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哄着，安慰着。同样是那个年纪，晓东那时没有妈妈的怀抱。虽然她想妈妈，想家，但却立刻做了自我批评，认为那是“懦夫”的行为，那是没听毛主席的话，那是有“私”字在作怪。整整两代人啊，同样的豆蔻年华，生活给她们的待遇却是那么不一样。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