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采访手记——留守黄土地的北京知青

在陕北，采访拍摄中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那些仍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北京知青了。无论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身体的残疾，如今他们仍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真正成了黄土高原的汉子、婆姨，他们是最平凡、最普通的老三届，生活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体现在他们身上，该是最典型的了。

在延安，找一个叫王胜利的北京知青，他是北京七十七中初中六七届毕业生，插队志丹县永宁公社腰子川大队。一次打柴不慎滚坡，摔断了右腿。我们是慕名而来找他的，《南方周末》发表过他的生活照，其中一段令人心酸的对话，使人震撼。问：“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答：“回北京到动物园去照大门。”问：“为什么？”答：“老虎有肉吃，我也有肉吃。”

王胜利在他半山腰的宿舍门前 黑明 摄影

当去实拍时，剧组专门给他买了五斤肉和几斤水果。当问到这段话时，他就是不愿承认，问急了，就说：“我说了也不能登在报上呀!”他所在的延安汽车修配厂，效益不好，好几个月工资都发不下，他抖着自己的衣服说：“你看我像不像个要饭的。”不足48岁的他，已是头发花白稀疏，牙也掉了。拍摄机从窑里扫过，除了一台彩电，纯粹一个贫民窑。1996年时日子才苦，上山挖野菜，用他的话说，比插队时还苦。好在他精神不倒，侃侃而谈，一口京片子，头头是道。他的口头禅，先是一句“你不知道”，然后才开始说话。从中央电视台有多少个频道，到中国足球队连遭失败，没有他不知道、不关心的事。说到得意时，就说：“我也有当官的料。”“插队时给我官，我不干，我身体弱还受了伤，要当官，白天干活晚上还要开会，我哪能行，如果干，现在还不弄个县长干吗？”……

他的女儿蹦跳着回家了，此时的王胜利才露出难得的慈祥笑容来。问她的女儿，“北京好，还是延安好？”女儿说：“北京好北京是首都嘛!”王胜利的女儿已是北京户口了，十几岁的小女子也颇有志气。说：“我到时把我爸我妈都接回北京去。”

王胜利听了，情不自禁地频频点头，一脸的自豪，一脸的幸福。

他的窑在半山腰，荒凉崎岖的小道，一路坎坷，送我们走，他送得好远好远。

到延川县永坪镇，我们拍摄在公路道班干养路工的一位北京知青。工友们都喊他罗锅子，他的名字李守泽好像被人淡忘了。他1949年出生，是北京清华园中学初六八届的，插队到延川冯家坪。他背驼算是残疾，谁知也没躲过这上山下乡运动。住一孔还算宽展的窑，娶了陕北婆姨，生下一子二女，工资虽不高，比起一般效益差的企业，还算过得去，公路段因他能吃苦耐劳还评过他先进个人呢。

李守泽和他有北京户口的儿子 黑明 摄

虽然日子过得一般，儿子却长得壮实健康，两个女儿也水灵，我们几个不由得都感叹，陕北水土养人。他指着儿子笑眯眯地说：“儿子已是北京户口了。”问他还想不想调回北京，他说，这一辈子就留在陕北了，回去也没啥干呀!

李守泽是沿着这条路来到陕北的，现在他成了这条路的养护人，这条路浓缩着他的一生。岁月无情，生活艰辛，望着他弓腰驼背走过来时，我一下感到了无比的沉重，他的身影不正是整个一代负重的老三届人的象征吗!看着那满脸的风尘沧桑，以及憨厚的笑容，我感到心在打颤；握着那关节暴突，粗糙有力的大手，我感到一种力量在激励着自己，这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就是一粒平凡的铺路石吗？!

而拍摄至今还留在宜川县寿丰乡的赵纯惠时，更让我经受了一次强烈的感情冲击。

赵纯惠和他的丈夫及子女们 黑明 摄影

赵纯惠，北京九十九中初中六八级，是一位能歌善舞、成绩优良的学生。1969年插队宜川寿丰，和她一起来的同学都回北京过春节了，她因为没钱，留在了边远的山村，极度的思念亲人，一下子使她精神分裂了，成了精神病。北京家里无力抚养，只能留在陕北，公社设法给她安排，让她嫁给了一个跛脚的残疾人。于是永远地插队落户了。

赵纯惠被叫回来，在她头发全白的丈夫指挥下，一会儿洗刷锅，一会儿扫地，全是盲目地做着样子。邻居一位女伴拿来一鞋底让赵纯惠纳，她拿在怀里，竟然一改前面痴呆麻木状态，熟练地一上一下纳了起来。听周围的人说，她犯病时有时发呆，有时乱跑，她丈夫还打她，看着她在男人的呵斥声中不知所措、战战兢兢的神态，我们都哀叹命运的不幸。

拿出赵纯惠当年插队时的照片，一副英姿飒爽、气概不凡的女知青形象，怎么也和眼前这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满脸皱纹、灰暗的邋遢婆姨联系不起来。

当镜头对准她时，她仍痴呆着，怎么叫她都不吭声。还是从北京来的老知青，不停地对她说“老同学来看你了”，她才似乎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换起了一点记忆。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她眼睛活动了，忽然一亮，看到了剧组的依维柯车，轻声而胆怯地说：“你们有车，可以回北京”。问她：“你想回，带你一起回。”她一下陷入茫然中，着急地说：“队上还没结算呢!”

多么可怕，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年前，停留在发病的根上，一句“队上还没结算”，周围的几个老三届眼泪都不由得流了下来。接着赵纯惠好像清醒了一些，给剧组签了名，“赵纯惠”三个字写得端庄清秀，看得周围好多陕北女子、婆姨们不停地惊奇咂舌，她还谦虚一句：“写不好。”完全流露的是学生时代的纯洁。

她原来是最爱唱歌的，在大家不断劝说下，她大声唱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的“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这几句。一下子，全场静得令人发瘆。多么强烈的反差，上山下乡带给她这么悲惨的结局，难得她的记忆深处，竟是这几句歌词!不知谁在感叹：“疯了好，疯了不做噩梦!”我听了未敢苟同，她也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噩梦里。这时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压抑不住要大声呐喊的冲动。

从寿丰返回时，遇雨雾封山，依维柯车一边是崖，一边是看不清的深沟的盘山路上滑行。雨中的黄土变成胶泥 ，一刹闸就打滑，有时一滑就是一米多，多次车临悬崖边，真是险到极处。这段山路叫老虎梁，剧组人员的心情从对找纯惠的同情悲痛中变成了老虎梁遇险的惊悸恐慌。这一天心里耽着多少沉呀!

王胜利

去年冬天就到过王胜利家一次，今天上午是第二次到王胜利家。认识王胜利是通过老知青赵丽媛的引介。我去年第一次采访王胜利也是赵丽媛带我去的他家，今天看到他家的条件，和去年没有任何变化。

记得第一次到王胜利家的时候，赵丽媛对他说：“王胜利，北京来记者了，想采访采访你，给你照几张相，要上报纸。”王胜利说：“采访有什么用！采访又不能当饭吃！”赵丽媛说：“怎么没用，看你那球样子，说不定采访完你就能调回北京了，有什么好东西赶紧拿出来让人家给你照。”王胜利说：“这么穷有什么可照的，饭都吃不饱，还照相！我不照！”赵丽媛说：“看你那球样子！人家照相又不跟你要钱！你怕什么！”

此刻王胜利的上半身趴在地上并钻进床铺拿出两个土豆说：“这就是我家最好的，要照就照吧！”他家的窑洞里实在是太黑了，当我要求去院子里给他拍几张照片的时候，他说：“太黑那你就甭照了呗，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共产党人，把我们扔这里就不管了，也不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开玩笑说：“你不是过得很好吗?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有什么不好啊！”他接着说：“好个球！好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你们好！

在漆黑的窑洞里和王胜利聊天，他满腹牢骚，而且毫无配合之意，所以我只好和他草草聊了几句便离开了他家。

半年过去了，还是很想给王胜利重新拍几张照片，因为上次给他拍的照片实在是太灰了，没办法用。

今天上午9点，当我独自一人来到王胜利家的窑门前时，他家的门关得紧紧的。我问邻居王胜利是不是还住在这里。邻居说：“在。”于是我敲响了他家的窑门，可是不管怎么敲，窑洞里都没有任何响声。此刻，坐在院子里喝茶的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趴在窗户上用舌头舔破窗户纸看了看里面说：“这小子还在睡觉呢。”他一边敲门，一边高喊：“王胜利，你死到炕上了?你们北京来人了！快给老子起来开门！”

顿时王胜利在里面高喊：“不要敲了，老子知道了！中年男子又喊：“再不给老子起来开门，老子两脚就把门踢烂了！”王胜利又喊：“你给老子敢！”10分钟后，王胜利终于打开窑门走出窑洞，他的头发很乱，眼角也很脏。

王胜利一看是我，说：“你怎么又来了?上次不是让你照过了吗！”我说：“上次没照好，想重新照几张。”他立刻说：“不照不照！你累不累啊！上次照了半天也没管用，再照100次，我王胜利还是王胜利有什么用！不照了！你走吧！"此刻我赶紧掏出一包烟准备给王胜利递上一支，他说：“不抽不抽，饭都吃不上，还敢学抽烟，要抽你抽！

坐在院子里的中年男子对着王胜利说：“人家那么远来给你照张相，你牛什么牛！真是狗肉不上台秤。王胜利这才咧着嘴笑了笑对中年人说：“给老子喝口水，老子不想照！”王胜利端起中年人放在地上的罐头瓶子，狠狠地喝了几口人家的茶水。中年男人说：“胜利，快让人家给你照照吧，人家早就来了，说不定照完之后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的再三恳求和中年男子的促使下，王胜利终于说了一句：“那就去我上班的地方照吧，窑里我老婆还没起。”

跟着王胜利出了院子下了山坡，我们来到了他上班的延安汽车修理厂大门口的值班室。值班室很小，里面除了一张破桌子，再就是一把长条的破椅子和一张没有被褥的硬板床，墙壁上被画得乱七八糟，房顶上吊着一个灯头，却没有灯泡。我问他平时上班都做些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做，待着。”说完他便拿起地上的一个小板凳走出值班室，坐在了大门口。

我问他多大。王胜利说：“上次不是告诉你了吗?你不是都录音了吗！”我说：“上次你才说了那么几句话，我们还是再聊聊吧，反正你现在也没事。”王胜利说：“没事倒是没事，主要是没有什么成绩说。”我说那就把你插队的经历给我讲一遍吧。他说：“没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王胜利说：“我是1950年在北京出生，北京七十七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我父亲原来是北京一家食品厂的调度员。1962年的一天，因为发货不小心，他给一家商店多发了15笼点心，下午交班的时候对不上账，所以心里害怕，一着急，脑溢血死了。第四天发错的点心人家给退回来了，当时我父亲已经送进了火葬场。

“我父亲被吓死后，我家7个孩子全靠我母亲一个人的收入过日子。插队开始后，我家一下就走了3个。

我是1969年2月来的延安志丹县永宁公社腰子川大队，来之前我还以为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有多好，没想到饭都吃不上，很多有门道的知青刚来就回北京了，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就只能留在小山沟里了。”

我问他插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插队的第二年，有一次我上山打柴，从一个很高的石山上掉下来掉进一个深沟，幸亏村里人发现得早，要不早死了。

那次命是保住了，但腰腿都骨折了，出院后我上厕所都不能蹲，所以公社把我照顾到延安汽车修理厂当了工人。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子工作，算是老职工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成的家。他说：“1984年，我哥哥和我嫂子给我包办的。我哥哥在河南一个电厂当工程师，他们看我找不到，就在河南南阳农村给我找了个问我要不要，我说要，他们就给我送来了。当时我已经33了，她27，她来之后，我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花，第二年又成了3个人花，日子过得特紧张。后来中央下发202号文件，给知青家属安排工作，我老婆邓光慧虽然会开拖拉机，但厂里没有拖拉机，她的手艺也用不上，只好安排在食堂当了炊事员。好在她和孩子都吃了商品粮，这一点我还要感谢共产党。”

我问他厂里效益怎么样。他说：“我们厂和全国的厂子都一球样，工人也在下岗，只是厂里的人老实，没人敢闹。我是1990年单位照顾知青，才让我看了大门，人家照顾我，我也不好意思和当官的闹了。我一个月220块工资，两三个月了一分也没发，这几个月我全靠吃槐花和野菜过日子，比插队还艰苦。

“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每个星期还给吃一顿肉，我家一年半载也吃不上一口肉。但是当官的就不一样了，他们月月都拿上干块，还不算黑钱。再比如说住房，我们普通人都是一大家子住一孔窑洞，当官的盖楼的都有。你要不信，你可以问问别人，你还可以去厂办看看那些当官的，他们穿的西装，挺着肚皮，说好听一点那叫将军肚，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万元肚。

你想想，他们的肚子那么大，要花公家多少钱才能把肚子吃起来啊！三天两天是不可能吃起来的。他们白天吃，晚上还经常去大门口的几个饭馆吃，个个吃得肥头大耳，要是厂里有座金山，他们也敢给你吃了。”

我问他对厂子是否还抱有一些希望。他说：“领导除了能吃，再什么本事也没有，他们不可能把厂子搞上去，现在厂里很多人没饭吃。今年正月十五那天我们厂有个姓姚的，他老婆嫌他没本事养活不了家子，结果精神失常了，还把她儿子给活活杀死了，最后家破人亡，很悲惨。延安电视台还报道了这个新闻。

“现在，我们厂有本事的一个个都走了，有的人还开了个人修理厂，厂里原来有208名北京知青，现在调的调，回北京的回北京，走得只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了。”

我问他想不想调回北京。他说：“废话！谁不想回！要是你你也想回！”我问他回北京想干什么工作。他说：“第一，我想去北京动物园养老虎，因为老虎是吃肉的动物，如果它有肉吃，那肯定首先我也有肉吃。第二，我想去中央电视台干我的老本行，在那里看大门肯定能见到不少名人，名人吃得好，肯定也少不了我的。”

我问他有可能调回北京吗。他说：“没可能。不过我姐夫在北京当大官，家里很有钱，我让他把我调回北京，他说怕影响不好不管我。”他说完这句话突然问我：“几点了?”我看了看表说1点半了。”他说：“那你中午不吃饭吗?”我说：“吃，我请你吃午饭吧。他笑了笑说：“那不合适吧！”我问他哪里有饭店。他说：“大门对面就有好几家，厂里当官的都在那里记账吃。”我说：“那我们就去对面吧。”他说：“我们不能记账，要花钱才给吃。”我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说：“不给记账咱们就不记账。”这时他也笑了。

当他带我走进对面那家“兴隆餐厅”的时候，整个餐厅酒气冲天。王胜利指着柜台后面传出猜拳声的小包间说：“我们厂当官的总在里面吃饭喝酒，估计现在里面划拳的就是我们厂的头头。”坐稳后我让王胜利点菜，他说：“吃一碗面就可以。”我让他点两个菜。他说：“你点，我没点过。”我只好照着那张脏兮兮的菜单，点了一个红烧肉、一个自然羊肉、一个土豆丝，还有两瓶啤酒、两碗刀削面，土豆丝基本都我吃了，肉基本都他吃了，他的脸被两杯啤酒喝得发紫，甚至让人感觉有些过敏似的。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吃得很高兴。

饭后，王胜利说：“你要不要再问我什么了?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说可以了，下次来再和你聊。他说：“好，那你下次来就来我家，我们再聊。”我说：“你不会再不给我开门吧?”他笑了笑说：“看你说哪儿去了，一回生二回熟嘛，以后不可能不给你开门。”

下午3点，我告别王胜利，去找知青刘世林。

注：《走过青春》出版后，曾经在延安汽车修理厂工作过的几名北京知青组织了一次为王胜利捐款的活动，不久王胜利收到了中国工人出版社陈幼民等人的两千余元捐款。前两年又得到延安传来的消息，王胜利已经病逝。

李守则和他的儿子

早饭后的9点，我乘坐公共汽车去了离县城9O里处的永坪镇找到一名知青。虽然这名知青在当地很有名，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的背部略有残疾，所以当年在北京念书的时候，很多同学戏称他为“罗锅”。到陕北后，同学们依然称呼他罗锅，村民们自然也就跟着知青叫他罗锅。几十年过去了，他本人也慢慢地认可了罗锅这个名字，对他了解的人知道罗锅是他的外号，对他不了解的人，大多数都以为他姓罗，叫罗锅。陕北人把“罗锅”不叫“罗锅”，而是叫“背锅“。

到镇上后，我说找李守则，谁都不知道。找到道班进了院子我问一个出来倒脏水的中年妇女李守则住哪儿?她说：“没有这个人!”我说是一位北京知青。

她这才笑着说：“哦!你是不是找罗锅啊?罗锅是北京知青，好像姓李。”她指了一下第三孔窑洞说：“他在3号住。”当我敲开3号窑门的时候，开门的是一个孩子。进门后一个弯着腰的中年男子从炕上慢腾腾地下来，用浓重的陕北话问我：“你是卖什么的?”我开玩笑说：“卖照相机的。”他说：“没用，不要!”这时上前开门的男孩子问我：“卖不卖糖?”我说：“卖。”孩子大声喊道：“爸爸，我要吃糖!”此刻我顺手掏出一块巧克力塞到孩子手里，他赶忙撕开咬了一口便吐到地下高喊：“不是糖!”炕上的中年妇女骂道：“操心毒药把你孙子闹死!”我笑了，中年男子这才用普通话说了一句：“你们]不懂，人家给的是巧克力。”他看我没有走的意思，只好对我说：“坐下，喝水不喝?”我笑着说：“我不是卖照相机的，是专门来看你的。”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向他说清楚我的身份时，他说：“没有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一个修路的工人。”我说：“你就说你是怎么修路的!”他说：“我管11公里路，修路没什么意思，不说了。”随后我们便开始了没有主题的聊天。

李守则，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清华园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由于家中人多条件差，当年自己写了一份三百多字的申请来到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插队落户。他和77名同学刚到村里不久，一名社员就叫他“盖老”，他问盖老是什么?另一名社员笑着解释说：“盖老就是有文化的人。”他赶忙说：“那我们家有好几个呢!"顿时在场的社员都笑了，李守则也意识到肯定不是什么好话，后来他才知道“盖老”是“戴绿帽子”的意思。

有一次上山劳动，他和别的知青开玩笑把叫他“盖老”的那个社员称之为“王八”，队长问：“什么是王八?”他们解释说：“王八就是爱劳动的人!”队长赶忙说：“那咱们村的男人都是!”在场的知青笑得肚子痛，李守则更是喜笑颜开，觉得这下给自己出了一口气。

李守则说：“陕北人朴实厚道，男女老少都爱开玩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恶意。那时候上山劳动，他们骂我经常是笑着骂，有时他们骂我，我还直说谢谢!直到什么时候大家都笑了，我才明白他们是骂我。后来为了不被别人笑着骂，我就特意开始学陕北话，再后来竟然学得连北京话都不会说了。现在回到北京上街买东西，他们都以为我是外地人，根本不把我当北京人看。再说我也不适应北京了，每次回去都挨宰。不过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我们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李守则说：“第一个老婆为了便宜，拾揽了个寡妇。她的名字很好听，叫刘红兰，结婚后我领着她回了一趟北京，她很高兴。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她在太原见到了她年轻时那个相好的就把我扔下跑了，我找不到她，只好一个人回到陕北，又成了光棍汉。在我32岁那年，别人又给我介绍了黄河畔上来的高有梅，她比我小整整10岁，还是个初中毕业生。1980年国庆节，我们在一个小土窑里结了婚，当时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两床烂被子和一个锅、两个碗、两双筷子。晚上怕点灯费油，经常早早就睡了，想起那时候，真是活得特别惨。”

我问李守则今后还回北京吗?他说：“估计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最早公路段招来17个北京知青，现在人家都回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了。”

坐在炕头上的高有梅一边纳鞋底一边插话说道：“一点手艺都没有，回北京吃什么?还不如乖乖地在这山沟旮旯里钻着，最起码饿不死。北京好是好，那是人家的北京，不是咱们们的北京，想也没用，还不如不想!再说死在哪儿不一样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李守则看了看高有梅说：“就是，没本事回去也吃不上，不回去了。再说身体也不好，恐怕回去干体力活也没人要。”我问他身体怎么啦。他说：“生了3个孩子之后，让人家拉去强制结扎了，可能是没扎好，总出虚汗。”高有梅接着说：“他的结扎手术没做好，有后遗症，不能干苦力活儿了，所以道班领导照顾他看了大门。”

我问高有梅上不上班?她说：“我是合同工，道班给我分了11公里路段让我养护。有时孩子念书我顾不上去修路，经常还是罗锅一个人去修。罗锅老实本分，干什么都不胡来，就连县公路段的领导也经常在会上说罗锅是个好人，还让他当过好几次先进，每次开大会当官的都表扬他，在道班罗锅就和雷锋一样。

边聊天，我一边给他们拍照片，李有梅说：“你要是报道得能把我的一眼窑换成两眼窑就好了，我们家5口人一眼窑实在是住不开，这面土炕总共还不到4平米，住在一起很不方便。”我笑了笑，没敢承诺。

为了赶车回家，下午3点我便匆匆向他们告别，并去路边等车。出门时李守则对我说：“以后你再来找我，就说找罗锅，要不你说找李守则镇上没人知道是谁。”李有也在一旁补充道：“就是，就是，李守则是不出名，罗锅出名，说罗锅谁都知道。”

黑明

”傍晚，我回到家中，好几个同学在家中等着我，妈妈说人家早就来了。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正月里只要不来人就要喝酒，妈妈早已给他们摆好了一瓶西凤酒和几个凉菜，只是我没回家，他们还没有开始大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