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农民留在云南陇川村寨的女知青

2019年是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的纪念，我们几个好友邀约一起来到德宏，重返我们知青插队落户的第二故乡，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在芒市，我们遇到了凤凰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他们是“我是知青”栏目组。闲谈中，摄制组老师得知我们是当年的知青，很高兴，告诉我们说，云南知青报道的少，这次来云南就想采访云南的知青。我们也很高兴，相互之间自然就有了很多话题。当得知我们要去当年插队的寨子，还打算去看一个至今仍然留在章凤叠撒的同学杨继红时，摄制组的老师十分兴奋，当即调整了他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决定第二天跟我们去章凤，看望采访杨继红。

留在高黎贡山村寨的知青施子杰

第二天一早，凤凰卫视的老师又邀请了施子杰同学和我们一同前往。

车窗外，风景如画；车厢里，谈笑风生。

坐在车上，我思绪万千，五十年前，我们十六七岁，远离父母，从昆明乘火车又转乘大卡车，沿着滇缅公路，来到了边疆插队落户，那时候边疆闭塞落后，如今五十年过去，变化真大，车窗外宽阔的柏油马路，凤尾竹掩映的寨子时隐时现，高耸的楼房一排排拔地而起，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大家情不自禁的唱起了当年知青们流行的歌曲，一路上我们和摄制组的老师交谈了很多昆三中知青的情况。

杨继红

我和杨继红是昆三中初六七届的同学，她在初六七2班，我在初六七3班，她个子不高，清秀文静。1969年2月份，我们一起从昆明来到了陇川县章凤镇叠撒乡插队落户当了知青。我和一些同学分配到弄彦一社，而杨继红和其他几位同学分配在叠撒四社。这是两个相隔不远的傣族寨子，有时候出工、赶街还能遇见。

虽然说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但是插队当了知青后，就都各自忙于与自己寨子的老乡一起劳动苦工分，来往就不多了。

听同学讲，当时有个乡干部见杨继红人长得漂亮还勤快能干，就要把杨继红介绍给他的侄儿做媳妇，杨继红没有同意，于是就得罪了那个乡干部。所以在知青招工中，杨继红几次都没有被批准。

后来，寨子里知青都走完了，杨继红回城无望，就和当地的一位农民结婚成家，一直过到现在，听说有一段时间，杨继红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摄制组的人都很同情杨继红的遭遇，心情不免有些酸楚，更加急于想知道杨继红现在的情况怎样。

汽车驶进叠撒寨子，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杨继红的院子外，得知有客人来访，杨继红站在门口迎候我们的到来。我有些激动，大老远地喊着杨继红的名字快步走上前去，杨继红看着我说，我叫不出（你的）名字了，我说，我叫得出你的名字杨继红，我是你的同学。杨继红想起来了，马上回答说，你给是夏嘉淑？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杨继红把我们一行人让进院子。

院子很宽敞，收拾得也很干净，摩托车停放在墙角，四周种着一些花草，两只小狗欢叫一阵后，静静地卧在一旁玩耍。

杨继红从屋子里搬了些小凳子出来，让大家坐下休息。

面对那么多人，面对摄像机镜头，杨继红并不拘束，显得很自然大方，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了，哪样事情没有经过？

墙上挂着一幅杨继红年轻时候的照片，青春靓丽，经历了五十多年沧桑岁月，如今的杨继红已有缕缕白发，但是精神还好，依然说着一口纯正的昆明话。

摄制组问起了当时招工的情况，杨继红告诉我们说，插队两年后，知青被一批一批招工回城，尽管贫下中农多次推荐了我，但是批准回城的名单中始终没有我的名字，渐渐的寨子里也传出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是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家庭出身不好，招工政审通不过。这个我是知道的，作为“黑五类”子女有什么办法呢？其他知青都走光了，我们寨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我很悲伤失望。

原来知青集体户里热闹的知青生活消失了，几大间知青屋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原来出工劳动很累，但是和同学在一起很开心，后来我一个人生活，时常感觉很孤单。有时候，收工的路上总感觉有人尾随，有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被一些人用石块或者弹弓打着，也看不见是谁打的，即使是看见，他们谁也不承认。

说实话，在那些日子里，我感觉到孤独无助，也很害怕，就想找一个可以保护我，可以依靠的人过日子。虽然也想找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有文化的人，但是高攀不起了，我本身出身不好，不想去影响人家，找个农民算了，中国有五亿农民，我自己也就是一个农民，这样想也就坦然了。

后来一个傣族伙子走进了杨继红的视野，他是一个生产队的会计，为人憨厚老实，也有点文化。说起这段爱情经历，杨继红告诉我们说，谈恋爱时，得知他的姐姐是麻风病患者，那时很单纯，没有想那么多，认为只要他本人不是麻风病人，只要我不去他们家，不与他的姐姐接触就行了。我们的婚礼是在我们知青房屋举行的，他是作为上门女婿来和我结婚的。

摄制组的老师关切地问杨继红，对于这桩婚事家里人和周围的人是怎样看待的？杨继红说，家里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说你不听我们的话，就不认你了，几次劝阻无效，就和我断绝了关系。他们认为我给家里丢了脸，不回来就算了，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没有书信来往。在寨子里也是这样，为了避免被传染，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婆家的村寨，有人来我这里，我也不好招呼人吃东西喝水，以免客人尴尬，尽管这样，一些邻居还是对我敬而远之。那些年，知青走后我就没有交过朋友，只是有寨子里的一些熟人，我没有朋友可交往，我也不出去串门，生怕引来人家的嫌弃，有时候我会想，像这样的日子活着有哪样意思啊？说到伤心处，杨继红不免有些哽咽。

这时我注意到，杨继红家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和以前的同学们在学校的合影和一起当知青时候的照片，真的不可想象，远离父母亲人，远离同学朋友，杨继红是怎样度过那些孤寂的日子的。

摄制组的老师问杨继红，这些年来，你就没有想过办法回昆明？杨继红说，1985年我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专程来到陇川，要把我接回昆明，那时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按照当时政策，知青在当地结婚生子是不可能将全家六口人的户口调回昆明的，于是父亲提出要我一个人先回昆明，至于丈夫和孩子可以从长计议。我认为这个办法实际上就是只想要我一个人回昆明，不要丈夫与孩子，我没有同意，作为一个母亲，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孩子们。父亲见我态度坚决，也没有办法，便按照当时知识青年安置政策，要求当地政府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后来我被安置在镇戒毒所从事戒毒人员的管理工作。

知道杨继红当了十多年的农民后，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大家心里稍微有了一些宽慰。

杨继红没有向我们介绍她的丈夫，我们也不便询问，也许是他丈夫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外人交谈的缘故，只见他默默地在院子里做自己的事情。

墙壁上挂着杨继红的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是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中杨继红和丈夫，还有几个孩子们开心微笑着，和和美美，其乐融融。杨继红说大儿子前些年因为举报贩毒，被毒犯杀害在边境线上，剩下的三个娃娃现在已经长大，日子过得还好。

摄制组的老师询问杨继红，你喜欢你的丈夫吗？杨继红说，我们结婚时了解不是很多，也说不上有哪样感情，处于那种情况下，只是想只要他能够关心保护我，在生活上帮助我，就行了，并且他能写会算，也还是有点文化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磨合，一起经过那么多的磨难困苦，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理解，一起度过来了，现在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有一年，他检查出得了甲状腺癌，住进了医院，我很着急，那时候边疆的医疗条件落后，我在信用社贷款六千元就带他上昆明治疗。哪个晓得治病费用会有那么高，钱不够，我就向我父亲要，父亲也给了一些钱，许多同学知道后也一千、两千地拿出来帮助我们，为了治病，我们还欠下了一些债务，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帮衬着走过来啦。

杨继红领着我们来到后院园子，指着不远处一排房屋说，那里就是我原来的宅基地，为了还债我把它变卖给了别人，人家就在上面盖了房子，说话间杨继红透露出对宅基地的一丝怀念。

说起现在的日子，杨继红说，其实我的心态早就平稳下来了，也没有哪样可埋怨的，走到今天也就无怨无悔了。去年有同学来看我，说是要出一本同学回忆录，约我写篇稿，我说，我就不写了，过去的日子回想起来我会难过，往事不堪回首，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现在老了，什么也不要想了，要好好活下去，好好过日子，能活几年算几年。

采访结束后，我们从叠撒沿着近几年修通的乡村公路回章凤，当年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榕树竹楼已经没有了，农田里种满了甘蔗，村寨里盖满了新房，公路电灯电话自来水成为现实，当年的知青成为了一段即将被淹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