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荒原——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岁月

1958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清晨，我告别了妻子方掬芬和出生未久的女儿，走出家门。

我不让亲人送我，因为这不是一次光彩的旅行。

人们都还没有起床，院子里静悄悄的。我知道收发室里有人在隔着窗子看我，我没有扭过头去打招呼。就这样，我孤单单一个人，扛着沉重的行李，拎着同样沉重的旅行包，怀着更为沉重的一颗心，向院子外面走去。 

以往我经常出门，但从未像这次境遇之凄惶。我将去哪里？多长时间？去干什么？那儿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全都茫然。我只是听人说过，从前日本人抓劳工，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干苦力。唉，管它呢！见识一下、体验一下也好嘛！反正我还年轻，从小颠沛流离，过过苦日子，甚至露宿街头，挣扎在饥饿线上，也过来了。人生的路总得自己去走啊！ 

这天上午，我们几百名来自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系统，受“二类处理”（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到东郊双桥农场集中。两天以后，我们就在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登上一趟“专列”，向东北开去。 

车往前行，数不清的城市和乡村都抛在后面了。车窗外，我看到越来越厚的积雪和越来越甚的荒凉。 

记不清是走了两天两夜还是三天三夜，只记得是中午时分，我们到达铁路的尽头——密山。 

车站很小，房子似乎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盖的。四周荒无人迹，稀疏的几幢小房子全被厚厚的积雪掩埋、凝冻在白茫茫的雪原上了。几百人走进小小的候车室。结冰的窗玻璃映着惨白的光，室内很阴暗。大家都不说话。世界是寂静的，室内是寂静的。然而，如果有人能听见每个人的心声，那定是一首响彻寰宇、撼人心的交响曲。同样，如果有人能看见每个人内心的图景，那定是汇聚着世间的各种色彩、光影交错、瑰丽辉煌的画卷。只是，人们什么也听不到，而所看到的也只是白光的阴影中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大家就这么呆着，呆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已经呆了几个小时。还要呆多久？ 

什么时候离开？到哪儿去？……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当然也无从打听。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黄昏时分，天色放晴这时来了卡车，我们扛起行李登车出发。 

夕阳的光辉非常艳丽，无垠的洁白的雪原被照得一片金红。我从未见过如此广阔和荒凉的四野。我站在卡车上，迎着扑面的寒风，沐浴着西坠的夕阳的光辉，饱览着这灿烂的雪景，的确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前途茫茫，神秘莫测。人生走到这一步，豁出去了，无所顾忌，我倒有几分开拓者的豪情。在这远离家园、人迹罕至的北国边陲，自有它独特的、出乎人想象的美色。这就够我领受的了，何必想更多的呢？我那时将临28岁，正是作诗的年龄。我在心里作了一首诗，现在还记得开头两句：“我们唱着歌，走向新生活……”其实，当时并没有人唱歌，至于我们正在走向一种什么样的“新生活”，也是无人能说得清的。 

汽车飞快地开着。我们原以为不用多久就会到达目的地。然而，北大荒的原野没有边际，我们乘坐的卡车好像也将永不停息地一直开去。夕阳落入地平线了，晚霞的光彩渐渐消失了，最后西边天际的一线灰白也褪尽了，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我完全失去了先前观赏景色的兴致，至于我那种诗情，那种对人生的遐想，也完全被越来越猛烈的寒风吹散，消失在无际的夜空了。卡车像发了疯似地在狂奔。我们早已感到无法忍受的寒冷，现在更是从五脏、骨缝里都再也感觉不到一丝暖意了。大家都坐下来，紧紧地挤在一起。可是，冻僵的身体贴得再紧也是冰凉的，何况卡车上没有任何可以挡风御寒的地方。我们只有横下一条心，任随时光流逝，就这样呆着，冻着。 

子夜时分，狂风大作，沉甸甸、密麻麻的大片雪花迎风飞舞，天地混沌，车灯前方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堵雪墙。卡车摇晃着，怒吼着，我们这些冻僵的躯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东倒西歪。人再也支撑不住自己了，甚至尝到了一点将要冻死的滋味。突然，车头向下一栽，车身随之向右一歪，马达轰鸣，好像一头猛兽在陷阱里拼命挣扎，它怎么也不能走动了。我们都下了车，雪深没腰。车轮在雪坑里飞快空转，地下的积雪被卷得飞起老高，而车子越发陷得深了。我们奋力推车，甚至恨不得把车子抬起来，可全然无济于事。我们分头到四周想找到一些石头、木头、树枝或野草，用来垫汽车轮子。可是，自然界的万物全都被深深埋在积雪下面了，我们用双手在深雪里刨着，抓着，摸着，什么也找不到。这个行动，好像一声号令，大家纷纷脱下大衣和棉袄，甚至有人摘下棉帽和手套，一齐塞到车轮下面。……汽车又开动了，风似乎小了一些，我似乎又有了几分兴奋，天气也不像先前那样冷得让人难以忍受了。就这样，我们在卡车上呆了一晚上。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有几十幢草房的村子。车停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853农场二分场。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们从北京一道来的几百人已经分道扬镳。到达二分场的约150人。我们分住在两座泥墙、透风的仓库里，没有生火，席地而卧，好在人多挤在一起，晚上睡觉也不感到太冷。然而，这里并非我们最后的目的地。与我们后来的住地比起来，这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舒适的安乐窝。 

两三天后，黎明时分，我们列队出发，开往我们的驻地——第六生产队。 

这天天色阴沉，我们扛着干活的工具，一直向前走去，极目所望，雪海无垠。后来没有路了，我们踩着没膝深的积雪，走向大海中央。 

我们的队长李福春，是一位转业军官。他快步流星，走在队伍前头。后来他停住脚，四面看了看，喊了一声：“到啦！” 

我们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到哪儿了？这是什么地方？ 

他用手往脚下一指：“这儿就是六队。” 

我好像听不懂他的话。既然叫“六队”，总得有个村子，起码得有几间草棚吧！然而在这雪海之中，地上连根草也没有啊！ 

“我们就在这儿建队，大伙干起来吧！”李队长当即下达命令：“一分队，把地上的雪扒开，堆到四边去。二分队，去伐木备料，准备搭草棚。三分队，垒灶架锅，烧水做饭。” 

“在哪儿挑水？”有人问。 

“这满地的雪，还不够你用的？” 

我当时是二分队的分队长，听到命令，仍然懵懂：“伐木？哪儿有树啊？” 

李队长伸手向远处一指，“那不是？” 

我这才看清远处有一片小树林，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小小的孤岛。 

我们走进这个平原上的小林子。这里没有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只有白杨、白桦、水曲柳和各色杂木。我想恐怕从来没有人到过这里，它自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天然美。枯朽的老树横躺在地，旁边又挺立着新生秀美的树干。雪地上点缀着小兽的脚印，裹着冰凌的枝条在空中编织出精巧剔透的图案。我们仿佛走进了童话里所描写的仙境。然而转眼间，斧声震破了这千年的寂静，伐倒的树木砸碎了这神奇的自然景。 

我们正在为木材的运输发愁，李队长又教我们就地用砍倒的树木做成爬笏，绑上绳子，把木材拉回队上。 

这天我们平整了场地，备了一些料，支起了作为队部的一顶帐篷，我们在这荒原上吃喝和休息，开始了我们的生活。 

开头两天，我们晚上到分场睡觉，次日清晨又赶来上工。 

北大荒的春天来得很快。头天还是暴风雪，第二天却是艳阳天；早晨还是千里冰封，中午已是泥浆汜滥。我们的棉鞋都是从北京带来的，有皮的，有毡子的，白天浸泡在泥水里，晚上睡觉的屋里不生火，早晨棉鞋已冻成坚硬的冰疙瘩。我们刚出被窝的脚，就直接伸进这冰冻的鞋里。早晨上工的时间十分紧迫，穿衣服、整理内务、上厕所、洗漱都是仓促完成。我们在穿鞋时来不及犹豫和叫苦，仅仅在第一次发现它是冰砣时有些吃惊，可是咬咬牙，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们穿着它步行十来里，到了队上脚上依然是坚冰。一直等到近午，干了好一阵子活，它才在脚上融化，可这时双脚又已泡在泥水里了。短短三两天，我们就盖起了两座各住六十人（一个分队）的大草棚，里面两排统铺，每排睡三十人。另外还盖了个较小的草棚，中间有个隔断，男女分开，这是三分队住。 

北大荒的土地是腐植质，一年一年的陈草累积而成。下面的陈草烂掉了，化作泥土；上面的朽茎败叶扭结纠缠着覆盖在地面，成为一张厚实的、宽广的地网。化冻时节，满地齐腰深的积雪变成一片汪洋，水排不掉，形成沼泽。地网有弹性，我们整天就站在这水中的弹簧上干活。 

我们草棚里的积水，深约一尺。我们的统铺架在水上，我们每天淌着泥水上床，脱下的鞋也只能放在床上。草棚漏雨，碰上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晴天则是另一番景象，太阳蒸发着地上的水汽，在草棚里则形成弥漫在空间、难以散去的郁热的湿雾；太阳光从门口照射进来，又被地上的水反射到棚顶上，整个草棚里波光粼粼；我们只要低下头，就能看见自己在水中破碎的倒影。我们的床铺尽管潮湿和狼藉，毕竟是这块土地上较为干燥的地方，各种昆虫常来与我们为伍，甚至有一次，一条大蛇钻进了我们一位同伴的被窝…… 

我们每天无论走到哪里，脚下踩着的，永远是有水的、有弹性的地，我已经记不得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我只记得后来地上没有水了，可脚踩下去，土地还是软绵绵的。大约是初夏时节，有一次，我们有四个人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去运木头。我们要翻越公路。当我的脚一下子踏上公路的路面，顿时觉得脚下竟是坚实的土地，我心头一下子涌起了一种久违的、希有的幸福感。我使劲地跺了几脚，又蹦了几蹦，我们几个人不由得高兴地大笑、大叫大跳起来。我们总算又有机会站在一块干地上了！多么踏实，多么牢靠，多么舒适自在啊！人要能老站在这样的地上，该有多好啊！我们久久站在那里，舍不得离开。现在想来，人在当时的生活希求，多么低下，卑微和原始！…… 

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每天从早到晚在草甸子上割草，为建设我们的村子备料。草甸子一望无际，草高齐胸，割了一片又一片。腰疼腿疼难忍，自不消说握镰刀把的手打满血泡，厚茧累累，累得实在伸不开又握不住了，就用绳子将镰刀把和手腕拴在一起，借着整个胳膊的劲来不停地割那又粗又壮、好像永远也割不完的草。过度疲劳，不能准确控制动作，经常割破衣鞋割破手腿和脚趾。好在习以为常，胶鞋割破了用胶皮粘，肉体和衣服破了用胶布粘，天天如此。

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一天特别晴朗，太阳照在身上使人觉得有些炎热，快到中午时分，突然从草根深处冒出浓浓黑烟，声如雷鸣，细看原来是在草丛深处越冬的蚊子，一旦苏醒，迅雷不及掩耳、铺天盖地地飞了出来。它们穷凶极恶犹如饥饿的兽群，猛地扑向我们这些在草甸子上干活的、有着血肉躯干的活人。霎时间，我们的手上和脸上全部红肿。蚊子往眼睛、鼻子、耳朵、嘴里钻，往脖领、袖口、胶鞋筒里钻，真是无孔不入。人到了如此境地，简直要发疯。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干活。让手、腿和身体老在运动，让被我们割的草老在拂打我们的面孔和四肢，蚊子也就不易在我们身上停落。但这种疯狂的劳动的代价，是更多的刀伤。不一会，我们一个个就精疲力竭了。午饭时，停歇下来，茫茫草原没有任何藏身之地。我们用外衣包着整个头部，袖口、领口和裤脚全都扎紧，再戴上手套，穿上胶靴，可谓“武装到牙齿”。然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蚊子根本不怕人。我们都穿着浅色衣服，而它们竟密密麻麻地布满我们全身，我们就像穿着厚厚的黑衣黑裤。我们随便用手在身上往下一抹，就有成百上千的蚊子纷纷下落。可死去的蚊子还未掉到地上另外成群的蚊子已占据它们先前的位置，仍是一片漆黑。……现在我想起北大荒的蚊子，不禁全身发麻，我实在无法说尽它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有一样生活第一必需品——胶靴，后来又加了一样——防蚊帽。 

我们刚到二分场的时候，每人填了一张履历表。其中有两个栏目，按规定一律这样写：“职务——农工”，“工资待遇——32元”。当然，我们和一般每月挣32元的农工还有所不同，我们是罪人。 

我们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身份，已经再也不是作家、演员、美术家、舞蹈家、音乐家、记者、总编辑、教授、研究员、工程师、医生、建筑设计师、总经理、主任、局长、勘探队员了，我们是农业工人。只是从政治上、从技能上、从体力上要求，我们都还不够格，似乎还不配每月拿32元。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天真而有所向往，严于律己，自尊心强，信任组织也希望得到信任，何况有改造的重任在肩，拼了命也要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工。我很难描述这些人每日、每时、甚至每分钟为了战胜自身的不足，为了增强技能和体力，而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表现出了何等惊人的毅力。 

在队上，有几位我原来就熟识的朋友。吴祖光和江水犹如我的兄长，他们当时的年龄都已四十开外。我老担心他们受不了那沉重的劳动负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然而我高兴地看到他们不仅经受住了一切严酷的考验，甚至从未公开叫过苦或流露出畏难情绪。有时我在没人的场合分别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至多只是惨淡地笑笑，或者轻轻摇摇头，微微叹息一下。我们读书人身陷逆境有的往往把自己弄得很潦倒，很狼狈，而吴、江二位则总是把生活安排井井有条，给人一种整洁、明朗的印象。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到一种高度的理性和韧劲，令人钦佩。陶冶是我解放初期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同事，解放前他在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50年代中期他在中国演出公司工作。他的身体很瘦弱，超长时间持续的沉重劳动常使他力不胜任，因而受到责难，实在令人同情。我们到北大荒几个月后，他的妻子、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随他下放来到这里。1961年初，当“右派”们奉命离开垦区另行分配工作时，这位舞蹈女演员却因为不是“右派”而不能调离垦区。北大荒的有关领导为照顾她，就给她补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才得以与陶冶一同离去。可是，当70年代末，全国为“右派”平反时，她的原单位因为并未划她为“右派”，因而也无法替她“改正”。后来经反复周折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牛珉是北京电影乐团的大低音提琴演奏家。他身材高，手大。北大荒的严冬，他在室外干活从不戴手套，甚至也不戴护耳的皮帽。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能抗冻的人。他无论在何等艰苦的环境里，总是不停地说笑话，从不显现丝毫的困苦和忧愁。就在大家即将离开垦区的前夕，他的妻子也下放到了北大荒，他留了下来。可不久他们却离婚了。后来他回到北京，重新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的记忆力惊人，现在，每当我们老“荒友”见面，他总是滔滔不绝讲述30多年前的种种往事。每个故事，每个情景，每个细节，他都讲得那样细致，那样生动，而且富有喜剧效果，引人发笑，引人进入深深的回忆。他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割草、割麦、割豆用的镰刀，那镰刀把是他亲手用黄菠萝木做的。他做了两把，另一把送给了我，可惜我在后来的生活颠簸中丢失了。我觉得很有愧。唐尊文是原中央实验歌剧院的歌唱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和方掬芬在师范学校同学。在北京时我们常有来往。这是一个开朗、直率而活跃的人。在北大荒的艰难岁月里，他不怕别人议论，总爱放声高唱以抒情怀。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草甸子近傍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干活，那里蛇多得无法形容。无论我们朝什么地方看，树干、树枝、草丛、土堆、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大大小小的蛇。这里的蛇也像蚊子一样，根本不怕人。我们都感到毛骨悚然，只有唐尊文真可算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玩蛇人。不管是毒蛇还是无毒的蛇，他都敢随手抓起一条，让那斑斓扭曲的身体盘绕在他的胳膊上甚至脖子上。午饭时，他杀几条蛇，剥下皮，点燃柴草，用铁桶来煮蛇肉吃。我们那时缺营养，大家都吃，味道鲜美。第二年秋天，唐尊文得了病，当地人叫“克山病”，未能治好，几天之内就去世了。他是那样年轻，富有生命力，谁会想到他这样快就葬身北大荒了呢？…… 

后来的复查结论证明，当年我们这些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右派”，全都是受冤屈的。现在的青年可能会嘲笑我们当时像一群虔诚的宗教徒，自认为有罪，永远在作良心的忏悔，以求得灵魂的净化，将来好进入天国。我不想辩白。我们是在那样的教养下成长的。身处逆境，也要绝对忠诚；面临考验，更要做高尚的人。现在我回忆往事，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人的身影。每个人都有他不平凡的动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但我在这篇文章里还是想提到一些人，因为他们令我难以忘怀，尽管有的人我不便写出他的名字。 

在我们队上有一些颇有名望的人，如大翻译家李荒芜教授、早期《大众电影》主编方诗、前新华总社国内部副主任蓝钰（可叹他也过早悲惨地去世了）、作家陈明（丁玲的爱人）、高级编辑刘龙光、板胡演奏家何斌、舞台美术家关剑痕等等。有的人我当时并不了解，例如伙房里有一位女性，高高的身材，文质彬彬，每天起早贪黑为大家做饭，非常认真负责。我们只知她姓许，后来才听说她是许广平的侄女，许寿裳的女儿。伙房里还有一位男士，腰间老扎一根麻绳，腿有些残疾，每天从早到晚挑水。有一次我问他每天挑多少担水，他谦逊地回答：“七、八十担吧！”他叫甘培根。前几年有两位已退休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荒友”来看我，谈到甘培根懂五种外语，是我国优秀的金融专家。真使我感叹不已。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姓赵的老人，陕西口音，头发胡子全都白了。他也和我们年轻人干同样的活，从不叫苦，不抱怨，沉静极了，真正是埋头苦干。也是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西安事变”时是杨虎城将军的副官，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陕西分行行长。我不知道他如何也成了“右派”。我们队上年纪最小的小杨，只有十九岁，湖北人，小小的个子，一脸稚气，地质部来的。据说给部领导写了一封意见书，就划为“右派”了。他的身体正在成长发育期，脸上、手上脚上都生了冻疮，更糟糕的是缺营养而患了夜盲症。我们那时每天收工都很晚，而每到下午四五点钟，小杨就两眼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令我万分感动的是，每每总是赵老搀着小杨收工归来。在那夜色笼罩的茫茫原野上，一老一小如同亲密的祖孙依偎在一起，蠕蠕而行，这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啊！ 

在我们这些人中，最没有名望和身份的是朱魁岭。他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是地道的工农兵。早先他是河北农民被日本人抓劳工到东北当苦力。解放战争时他参加第四野战军打仗负了伤，队伍进关后复员，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烧锅炉，后随学院来到北京，调民族音乐研究所当勤杂工。按政策，反右反不到他头上。可当时批判“农民生活苦”这句右派言论，他说：“农民的生活的确苦。我刚回过一趟老家，亲眼看见人拉犁。”这就成了“公开放毒，对抗运动”，破格被划为“右派”。劳动是他的本行，他在北大荒干什么都是好手，又安心，表现是最好的。但是，60年代初，“右派”都离开北大荒。由于他不是干部，无法分配工作，就留下真正当了农工。他的老婆、孩子也到了北大荒，在那里安了家。文革期间，他又因“右派”问题吃尽了苦。70年代末，全国“右派”纷纷“改正”，可就是没人给他落实政策。他来北京找我，我帮他整了材料，并写信给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问题总算得到解决。这位无辜的罪人在北大荒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后，才离开那片劳改之地。可他已经老了，一身伤病。他没有怨恨，只是因为给他落实了政策而感激涕零。 

我一般不打听别人的问题。但有些年轻人的情况还是陆陆续续知道了一点。我们每日每时都在树立对反右运动的“正确认识”，即使如此，有的事我当时也不能不觉得是过于荒唐。有一位青年科学工作者，姓徐，听说他的问题是：“有狂妄的个人野心，想当国家主席。”这确实很严重。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是对宪法的一个条文提了一点意见。在1954年颁布的宪法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三十五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小徐在一次会上说，不应有“年满三十五岁”这一年龄限制。如果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够条件，也是可以选的。事实上，后来几次修订的中国宪法也都删去了这一年龄限制。但他却因为提了这一意见而招来前述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青年歌剧演员小朱，在整风会上听同志们对剧院领导提意见，他很激动，就站起来走到毛泽东像前，深深一鞠躬，流着泪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感谢您发动了这场整风运动，不然我们这个剧院就太不像话了！”就因为这，他被认为是采取恶毒手段疯狂反党。 

1958年夏季和1959年深秋，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联合组织的“中央考察团”两次来到北大荒，了解“右派分子”们的改造情况。第一次他们重点了解银行系统一位老干部S的表现，找许多人谈了话。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对此公有好印象。他怕苦，怕累，怕脏，怕严寒，怕泥泞，怕干活，什么都怕，畏畏缩缩，嘴上耍滑，不来真的，整天磨洋工。磨洋工最令人厌恶。你不干，别人就要多干；你不吃这份苦，别人就要替你吃。用狡猾的手段把自己应承受的痛苦和磨难推给别人来承受。至于此公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很难说出一个好字，他牢骚满腹，怪话连篇，为人太不真诚，没有一个朋友。考察团听到这些意见，十分为难。因为他们来此的目的，是要给此公平反。此公在单位里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事后查明，他是正确的，那个领导错了。可是，这位不是右派的好干部，在北大荒的表现却比所有的右派都差，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不过，事已至此，此公还是免去了右派身份，随考察团大摇大摆地走了。这件事在人们心中引起了难以言状的困惑。什么是右派的标准？谁是真正的右派？由谁来裁定其公正性……在我们队上，来自电影乐团的人颇多。给团长提意见的人被认定为反党，来了；而团长李铮自己也来了，他也被划为“右派”。谁对？谁错？是都错？还是都不错呢？没有人来过问，没有人裁决。 

考察团第二次来，给一小部分人“摘帽子”。我也在被摘之列。这期间我了解到杨子彬的一些情况。杨子彬是一位青年哲学家，师承冯友兰研究孔子。在北大荒期间我们成了朋友。他干活不惜力，为人又很爽朗，是队上的劳动标兵之一。考察团的人找他谈话，准备给他“摘帽子”，但有一件悬案必须先解决。事情是这样的：在反右时，他们单位墙报旁边的电线杆上出现了一张小白条，上写：“不要脸的官僚，上吊去吧！”字迹很像杨子彬的，但他不承认。小白条被认为是反动标语。

一次次批斗，杨子彬都坚持这不是他写的。于是他成了“态度恶劣”的典型，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次考察团的人希望他能承认，这样问题就可了结。如果还不承认，说明态度还没转变，当然“帽子”也就摘不成了。在谈完话后，他当即来找我商量。我要他说实话，小白条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他说：“的确不是我写的。听说公安机关有一种仪器可以检验笔迹，我请求组织上拿去检验。”“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当然拿去检验也可以。但现在主要是考察我的态度。他们要我再考虑，明天答复。”我沉吟片刻，说：“既然不是你写的，就不要承认。坚持要求由公安机关检验。这对你是一次考验，要相信组织，相信真理。”样，他的“帽子”未摘，继续留下劳动。而我不久就离开了六队，原是要回北京的，可到农垦局转关系时却被留在局文工团搞创作，直到1962年因病重才调回北京。在北京病中，杨子彬来探视我，我见他全身浮肿，意气消沉，忙问他的问题解决没有。他说没有，而且说算了。我说不行，要他马上去找上级机关申诉，并且亲自陪他走到他们上级机关党委会的门口，看着他进去。可是结果太令人失望了。党委会的人说，小白条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检验不检验都无关大局，主要是他在改造期间态度不端正，所以他的问题不能解决。未久，他又被发配到甘肃，在北部边远地区的一个荒漠的农场里又干了十五年。文革期间，他上书中央，论述个人迷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教育、经济建设等弊端，招来横祸，被吊在篮球架上野蛮拷打。1979年，他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这时他震惊地发现，档案记载，有关“小白条”的案情早在60年代初已查清，与他无干，然而他竟被蒙在鼓里，并为此继续受着严厉惩罚，无人为他洗白。 

1958年麦收之后，我们队上出了一起“晒麦场事件”。起因是几个人在干活间歇时坐下闲聊，谈到北大荒真是又大又荒，地广人稀，要是全开发出来就好了。有人说，那还得多来人。有人则调侃地说：“可以把全国的右派分子都送来。”“那这儿不成了‘右派王国’了？”大家哈哈一笑。不料有个姓攀的家伙在场听到，忙去打小报告：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分子要在北大荒建立“右派王国”。于是这就成了“反革命事件”。那时，我们白天忙着建村，伺弄大秋作物，劳累不堪，晚上还要集合在新盖起来的工字形饭厅兼礼堂里开批判大会，一开就开到后半夜。主要批判对象是翻译家李荒芜、科学家赵中立、中央组织部来的一位老干部。揭发者是研究数学力学的，想不到他在政治上也别有一番善于算计的技巧，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拼命炫耀自己嗅觉灵敏，立场坚定，立了大功。还有一些人为了表明自己和被批判者划清了界线，也纷纷站起来发言。有的分析“事件”的反革命性质，说这几个人妄图纠合全国几十万右派，加上右派家属，共一二百万人在北大荒建立独立王国，对抗党，颠覆国家。还有人揭发这几个人的日常言行，把每一件小事都无限上纲。甚至有人提出强烈要求对这几个人“升级”处理。批判会连续开了好几个晚上，搞得人人自危，胆战心惊。即使是慷慨陈词者，内心深处也不无恐惧。队上的气氛沉闷得可怕。白天劳累，晚上开会神经紧张，躺在床上又睡不好觉，许多人都神情严肃而又恍惚，体力下降。

一天上午，分场场长兼党委书记在一名警卫员的陪同下，骑马来到我们队上。他先是和我们指导员蹲在村头田埂上谈话，不一会就把我叫了去。我也蹲在他旁边。他劈头就问我：“‘晒麦场事件’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开玩笑。”他见我有些沉吟，就让我尽管说，说实话。我把当时的情况讲了一遍，最后说：“他们当然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但他们绝不是真的想建立‘右派王国’。”他沉思了一下猛地站起把手中的马鞭往皮靴上一抽，说：“算了！”然后转对指导员：“批判会不要开了！”他又对我说：“你找那几个人谈谈，以后注意点。”他干脆利落地处理了这件事，向警卫员一挥手：“走！”二人上马，扬鞭而去。 

过了不几天，我带着两个组到分场帮助盖房子。真叫人难以相信，我们村子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每幢房子的质量，都在全分场算好的。我想这是由于我们队上有从建工部来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由于李队长每天把着手教我们掌握每道工序的技术，也由于我们这些人在劳动上认真，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不料，我们到达场部，有个干部短小粗壮，横眉竖眼，他根本不让我们盖房子，而是把我们领到山林边，要我们把堆成山的木头扛到公路边上去，而且必须当天扛完。发布完命令，他扭屁股就走了。这堆木头有几百根，每根长约三米，直径一尺左右。我们中间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只能两人抬一根，每趟往返四五里路。我们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从清晨扛到深夜十一点，步履踉跄，肩头磨烂腰酸背疼，只扛了全部木头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凌晨，我们又去扛。那家伙来了，大发雷霆，骂我们磨洋工，反对大跃进，坚持反动立场。他还威胁我们，今天再不干完，对我们不客气。看来我们今天是没法活了！大家愁苦地看着我。我说，先干着。但我心里也是很不安宁。到了下午，我硬着头皮去找分场场长，诉以实情。他当即到现场察看，然后把那个干部找来，当着我们的面把那家伙训了一顿：“你要把他们累死呀！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你还讲不讲政策？不要让他们扛木头了。他们是来帮你们盖房子的。你好好学着点！木头你们自己扛，你们一天能扛完吗？……”那个凶狠的汉子，此刻连大气都不敢出，只一个劲地点头，也真够可怜的。 

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几个干部手里的。在那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年代，对待“敌人”越是粗暴无礼，不问其痛痒，不顾其死活，才越显得他“革命”。而对我们这些人能做到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甚至能做到加以理解，主持公道，就太难得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位分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模样，心里对他充满感激和钦佩之情。如果没有他的亲自干预，前述两件事的后果实在难以想象。只是我太不应该，由于年代久远，忘了他的姓氏。 

1958年深秋至1959年初春，我们队有一半人在山上伐木。这时，我们队新来了一位姓张的指导员，他和我们一道在山林里住了整整一个冬天。伐木是一项技术性强、体力消耗大、且有一定危险的劳动。尽管张指导员天天要求我们注意安全，但恶性事故还是发生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歌剧演员朱克华和舞蹈演员赵云鹏在伐一棵水曲柳时，突然树干从中间劈开，在高空断裂，然后从空中砸下，把他们两人砸倒。朱克华的腿骨折，至今留下残疾；赵云鹏的腹部内出血，在火速送往山下就医的途中不幸去世。我们都深受震动，张指导员也心情沉重。就在这一事故发生后不久，我又遇上一次险情：一天黄昏，七八个人各拿一根撬杠，在滚动一根长八米、直径一米的红松。我站在山坡下方喊号子，指挥他们协调动作。不料有人搞错了方向，一使劲，木头不是朝着木材堆滚去，而是朝着我滚来。木头在滚动中不断加速，眼看就要从我身上滚过去，这叫“擀面”，必死无疑。真是千分之一秒的一闪念，我见后无退路，向左右跑都来不及，就冲着向我飞快滚来的木头一跳，想越过它，但双脚还是被它刮了一下。所幸我凌空扑倒在土坡上方的地上，木头从我脚下滚走。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直到我从地上爬起，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此时我发现，我的棉裤棉袄到处都开了花。收工会，张指导员见我的模样，忙问怎么回事，我说差点“擀面”，他勃然大怒：“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注意安全？！这真是送了命，值吗……”他的怒气中包含着对我很真挚的感情。我感到温暖，十分激动。只有内心亲近的人才会这样啊！ 

在六队的干部中，与我们内心最亲近的是队长李福春。我们在北京双桥农场集中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他当时身着军装，大尉军衔，少壮英俊，一表人才。他是和我们同车到达北大荒。他和我们同吃一样的苦，同干一样的活。真是：我们脚上有多少泥，他有多少泥；我们身上流多少汗，他流多少汗。他最为难得之处，是绝不戴有色眼镜看人。记得刚到北大荒不久，一次烧荒，突然风向改变，火势向树林边上蔓延。我们奋力扑灭了遍地的火苗，累得喘不过气来。他这时站在我身边，突然说：“我看，你不像个坏人。”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坏人。接着就讲了几句我的经历。他说：“那你就要打起精神。你在原单位怎么样，我不管。反正在这儿，我觉得你不错。要好好干！”对待一个“右派分子”能如此贴心地谈自己的真实看法，这令我非常感动。他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大约是第二年，队上来了一个转业的中尉，同分场的那个蛮横的干部很相似。他经常对我们恶语训斥，提出一些难以实现的要求，把我们逼上绝路。而每一次李队长都能公正处置。1958年12月，我离六队前夕，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有酒，有菜，他爱人还为我包了饺子。他为我庆贺，也为我饯行。他说了许多知心的话，还掉了泪。他赤诚的心，难舍我们在艰难环境里结成的友情。文革中，听说他受到猛烈的冲击，罪名是“包庇右派”，“对右派感情太深”。我感到非常难受。几年以前，他来北京，我们见了面。他说：“那时我就想，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在北大荒劳动三两年，还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可是我们这些人呢？从小参军，扛枪打仗，后来陪你们到了北大荒。你们走了，我们留下，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得在那里生根。现在看到你们的情况都很好，我高兴，我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将来埋在北大荒也值了！”去年他又来北京，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去看了方掬芬，他说还要来家里看我。我天天等他，他却没有来。他临离京时来了一个电话，说：“我天天想来看你，又不忍心来。我知道你又处在逆境，心情不好，见到我，勾起北大荒的往事，更容易伤心伤身体。你要多保重，向前看，想着光明面，早先那样难的日子不也过来了吗？……”我知道，853农场年年邀请我，也包含着他的一份心意。他早说过，要陪我重访二分场六队，让我看看如今新的光景。 

前年，有两位北大荒的青年干部先后来我家看我。他们都是在北大荒长大的。有一位年纪稍大，约四十出头，他说：“我小时候，认为最坏的人就是右派。我从来没有和右派接触过。”“那你这种看法哪儿来的呢？”“大人教的呗！”另一位，略小一些，三十多岁。他说：“我打小就觉得右派是最好的人。他们干活卖力，待人和气，特别喜欢我们小孩，还教我们学文化，学唱歌，学画画。他们走了以后，我老想他们。”“没有人对我说，他们是坏人吗？”“没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产生不同的后果，而且深深影响着后代。——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感慨万端。 

1961年春，北大荒各农场的“右派”全都撤离。那时，牡丹江农垦局文工团设在虎林。有一次，我在虎林火车站见到在850农场劳动的“右派”们登车回京。他们从积雪的田野上缓缓走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有些腰上系根麻绳，手里柱着一根树棍。寒气凛冽，北风呼啸，我真怕一阵风会把他们纷纷刮倒。他们是多么虚弱啊！看到这样一支流放者的队伍，谁能不怆然泪下？谁能不悲天长叹——怎么会弄成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