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清二连的记忆——北大荒知青往事

一. 建新点

二. 备烧柴、伐木

三. 打井

四. 脱坯 盖房

五. 开荒 种地

六. 连队建设初期的生活

七. 一张狍子皮

八.  冒雪背粮

九, 点煤油灯的日子

十. 一次难忘的扑火战斗

二连的记忆之一  建新点

六十年代末期，因苏联边防军开始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地处中苏边境生产建设兵团各团队屯垦戍边、备战备荒任务也日趋紧张，值班连队也相继增多。当时我们所在的一师独立四营所属的连队也在不断增多，二连就是在1969年2、3月份开始建立的，后来也加入了战斗值班连队的序列。可能是因战备需要，1970年2月13日，一师独立四营又改编为一师64团，下属十八个生产连队，外加加工连、工程连等。

1969年初，独立四营山上只有3个连队：1连、3连、四连。1968年6月4日，我下乡至独立四营，在新兵连进行了简单的集训后，被分配到4连担任副班长，当时我们班有22个人，近一半是1966年下乡的老兵，其他都是1968年下乡的，班长也是1966年下乡、一个非常严厉、也非常能干的老兵。我在四连工作了近9个月后，于1969年2月，与四连的三十几名战友及部分66、3复转军人，一同踏上了开发建设2连的征程，此前我已被任命为排长了。

当时的二连可谓是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我们从四连分出来时，只有一挂没有马的马车，没有马驾辕只好由人来代替，我记得好像是刘文旭、袁中伟等人分别驾辕，其他人跟着连推带拉，载着我们所有的家当开赴了概念中的二连。

由于辰清地处小兴安岭北坡，气温在黑河地区也是最冷的，尤其是1969年，气温格外的低，雪也格外的大，漫山遍野被大雪厚厚地覆盖着，有的地方已经没膝盖了，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们拉着马车，在铺面白雪的大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大家的帽子上、围巾上都挂满了厚厚的白霜。最终我们在三连与一连之间，选择了一个坡岗的地方确定了新点的位置，这就是后来的二连。当时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大家经过十几里路程的跋涉，还是满头大汗。到了目的地后，大家谁也没顾不上休息一会，又投入了紧张的安营扎寨工作，因当天就要在这里入住了。

作者由玉英在辰清

回忆当年选址二连的情景，与一部电视剧（是《今夜有暴风雪》，还是《年轮》就记不清楚了）里描写的如出一辙。剧中也是建设一个叫二连的新点，知青们也是在冬季茫茫的雪原上选则了一块平地，砍掉了地上的杂木，立上了一块牌子《二连在此》，电视剧中的这一幕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太深了，因在我的知青生涯中也确实经历了这一幕。那天，我们到了新点后，首先砍掉了满地的榛柴棵、小白桦树和满地丛生的杂草，平整出了一块空地，然后在冰冻的地上刨出了几个坑，支上了两顶帐篷。一顶里面用刚刚砍下的杨木干搭上两排通铺，帐篷的两头支上两个用大油桶做的炉子取暖，中间用一张草席隔开，一边住男生、另一边住女生；另一顶的一半是连部、一半是灶房，这便是我们建二连的第一个家，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帐篷，因此感到很新鲜。

在那个寒冷的季节住帐篷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因要保持帐篷内的温度，就要不断地往炉子里塞柈子，必须24小时有人烧炉子取暖，否则就要挨冻。即使这样，我们经常还要穿着粘袜、戴着棉帽子睡觉，早晨起来毛巾、牙缸、牙刷冻在一起是经常事。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床铺下面的杨木干还是发芽了，后来竟然长出了一片片叶子。春天开化后，帐篷里面满地泥泞，有时山上的桃花水流下来，会飘起我们的脸盆，我们不得不在帐篷底下挖出一条排水沟，不得不在床的前面再搭上一排木杆或木板，否则根本就上不了床。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们在帐篷里面住了一个春天及一个夏天，待我们的杆夹泥房子盖起来后，又到了雪花飘舞的季节。

1969年5月上旬，上海50多名知青被分配到二连，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六六届、六七届高中生，如果不是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其中的人可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从大上海来到条件如此艰苦的连队，是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面对大上海与辰清二连如此之大的条件反差，加之去上海接兵的人员没有如实介绍这里的情况，使他们的思想产生波动也实属必然。其实我对比我大出几岁的上海兵还是心怀敬重的，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高，有思想，处事也比较成熟，能够吃苦耐劳，后来成了连队的骨干，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上海知青来了之后，面对最大的难题是住宿的问题，因当时的二连还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连部及灶房占用的一顶帐篷腾出来，让给上海知青住，连部及灶房分别搬进了临时搭建的草棚子。灶房的草棚子外面又支起了一口大锅，用于化冰雪解决连队的临时用水问题。由于草棚子四面透风，在这里发面根本发不起来，因此蒸出的馒头发粘不好吃，所以连队的伙食基本是烤饼，外加黄豆海带汤、咸菜。当时的炊事班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解决连队的一日三餐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时炊事员的手大都被冻肿了，这也是我后来常说的：“面没发起来，手却发起来”的来历。尽管如此，他们从来没有怨言，为了连队的建设，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坚守着、奉献着。现在我每每想起这段往事时，心中总是充满一份敬意、一份感动，我想对他们说得一句话是：二连建设初期的炊事员们，你们辛苦了！

二连记忆之二  备烧柴、伐木

1969年2月，二连在新点安营扎寨了，虽然只有30多人，但是连、排两级领导的架子还是搭建起来了。由于当时上级还没派指导员来，连里的主要领导是副指导员孙世峰；连长是聂兆有；一排排长是刘文旭；我担任三排排长；司务长是王桂珍，1966年下乡，一个很干练、很泼辣、很能吃苦的老兵，建点初期食堂的艰苦她都品尝了，可惜她因病早早的故去了，现在我会经常想起与她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后期又成立了一个机务排，排长是景慎之，一个毕业于北安农机学校的中专生。

我们进点后，连队还是一张白纸，除了两顶帐篷外没有任何生活设施了。摆在面前的两大难题是：吃水及烧柴，这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女排承担了为全连备烧柴的任务，男排则负责打井及上山伐木，为后期连队生活（盖房）及生产筹备木料。

当时在山上的四个连队中，二连的条件是最艰苦的，别的连队有房住，有火炕，且吃喝及烧柴不愁；而我们连队住帐篷，小杆床、没火炕、没柴烧、没水喝，口粮也很短缺。在那个寒冷的季节，帐篷里必须24小时烧炉子取暖，否则就要挨冻，而当时取暖的唯一燃料来源就是烧柴，烧柴分为干枝及木柈子两种。干枝是已经被山火烧死并已干枯了的过火木，树种一般为白桦、黑桦、柞木等，干枝比较容易点着也很好烧，但也不抗烧。备这样的烧柴比较省事，不用斧头及锯，只要用手一掰就断了，因此我们称为掰干枝；另一种就是柈子了，柈子是将整根的原木锯成若干段，再劈成六瓣或八瓣，柈子可以使炉火烧得持久些，一般晚上烧炉子都是用柈子。

二连建设初期，女排的主要任务就是上山掰干枝。以段春荣、李英林为骨干的几个68年下乡的老兵，都是很能干、很能吃苦、乐观积极的女战士。每天早饭后，班长段春荣就要带领大家上山，每个人手里都要带根绳子，用做捆干枝。山里的雪很大，一般都要没过脚脖，有的还要没过膝盖，大家在山林里首先要找出一棵棵干枝把它掰下来，然后再捆成捆抗回连队，力气大的一个人可以抗一捆，力气小的两个人抬一捆。开始因路途近，一上午就可以往返两三个来回，后来随着近处干枝的枯竭，我们上山的路程也在渐渐远去，往返的次数也逐渐的减少，慢慢的一上午只能往返一趟了，甚至一天一趟了。由于路途的渐远，时间基本上都搭在了路上，劳动强度也日趋增大……。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吃苦耐劳的顽强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为连队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烧柴，保证了取暖及食堂烧柴的需要。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部分女排战士也参与了上山伐木工作，与男排的战士一样步行十几里路。男的负责伐木、抬木、归楞，女的负责锯树梢、并将锯下的树梢堆在一起，再用拖拉机运回连队。我因个子高，且又是排长，什么累活重活都要干在前面，有时也与男生一起抬木头，一起喊号子，虽然很累，但也乐在其中。

上山伐木是项艰苦的劳动，也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劳动，稍不注意就会被树木砸伤，二连的战友也有因此而受伤的经历。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拖拉机上山拉杨木干（因那时连队盖的房子主要是杆夹泥的，因此杨木干的用量很大），待大家把杨木干装上大爬犁并捆绑结实后，拖拉机便开始启动、掉头，而这时的我正在爬犁的尾部，长长的杨木干把我刮倒在地，战友们见状急忙跑过来，好在没有什么大恙，有惊无险，大家紧张的心情才得以放下。

上山伐木的午饭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一般都要在山上待一天，早饭后上山，天黑前下山，中午必须带午饭。而那时的午饭只有馒头、咸菜，外加烧化的雪水。由于天气寒冷，大家带的馒头都要冻成石头一般，没有办法，只能用树条挑着馒头在火上烤化，其实是烤糊一层啃一层，啃完一层后露出白茬后再继续考化，直到吃完为止，渴了就用饭盒化点雪水喝，这就是伐木者的午饭。这种艰苦的生活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体味的，但大家都很乐观，嘹亮的歌声经常回荡在山谷，此段伐木经历在我的记忆中是很难抹去的。

另外，上山伐木遇到比较麻烦问题，还有在雪地难行走问题。因在山里一般都是没膝深的积雪，而且特别软，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是十分艰难的，根本迈不开步，尽管大家都绑上了裤腿，扎上了腿带，但棉胶皮靰鞡里面仍会灌进很多雪，棉裤也会被雪泡湿半截。到了晚上大家都要在炉筒子上烤棉鞋、烤棉裤，由于棉胶皮靰鞡是橡胶底，一遇火烤就会老化，减少寿命，记得1969年冬天我就穿坏了四双棉胶皮靰鞡，其实大都是烤坏的，我想其他战友也是如此吧。

二连记忆之三  打井

二连虽然安营扎寨了，但面临的又一个生活难题是：如何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因当时连队还没有一口可供大家饮用的水井，所有的生活用水及饮用水全部是烧化的雪水，有时雪水上面还漂着一层草沫。即便如此，随着气温的转暖雪水的来源也会逐渐消失。因此，尽快解决全连饮用水问题，已成为当时连领导的重要议题并摆上了日程。经研究，在四连选派了一名有经验的老同志任技术指导，连领导孙世峰亲自挂帅，木工班长张明杰具体参加，又开始了一项紧张而艰苦的打井工作，连队的要求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第一口水井。

当时虽然已经进入三月份了，但温度仍然在零下二十度以下。开始刨开地面冻土层时也是相当困难的，因当时没有炸药可用，只能有男排的战友们一镐一镐地往下刨。正如孙世峰在他的回忆中写到：“冻土层深达两米以上，打井的工具只有镐与锹。开始在打开冻土层时，每刨下一镐只是一个冰点，震的大家手和胳膊直发麻，男排的知青们一镐一镐的日夜不停的轮流开挖，终于打开了冻土层。”在我的记忆中，许多男排的战友手被震裂、被磨破，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仍然不停地抡着大镐，直到露出了软土。

井越挖越深，已经不能用铁锹把土甩出井口了，后来就支上了辘轳把，我带领几名女战士日夜不停地往上运土，尽管戴着手套摇辘轳把，但在那个寒冬的夜晚，也能感到刺骨的寒冷，我们必须不停地活动，否则就会被冻僵。为了赶走困倦及疲惫，我们望着满天的星辰，会不由自主地会唱起“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是一首在当时比较流行的一首忆苦歌，也是1968年下乡时老兵们经常给我们唱的一首歌，教育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旧社会。

当井打到十几米深，泉眼开始渗水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无疑是激动的，但风险也随之而来了，正如孙世峰写到：“我和一个六六年下乡的老战士正在井下，当时水越渗越多，突然冒出了水柱，我们喜出望外，顿时忘记了多日的疲劳，高声大喊：“出水了！”，井上女排的战士们也欢呼雀跃，激动不已。不一会，我和另一老战士的水靴已经灌满了水，井底四周也开始了大片大片的塌方。这时，有经验的老木匠马上在井口指挥下井凹木，及时阻止了塌方，否则我俩会被深埋井底，这事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这是对当时险情的真实写照。

副指导员孙世峰

因当泉水涌出时，孙世峰与木工班长张明杰正在井下，我们顿时被吓傻了，当时大家都是不足二十岁的城市青年，哪见过这个阵势呀，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有四连老木匠的及时除险指导，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发生，谢天谢地，又一个有惊无险的劳动。

我们摇着辘轳把，把一根根井凹木迅速送到井下，井下的他们立即把一根根井凹木层层叠起，直到井口。至此，我们冒着风险打的第一口井也宣告成功，从此解决了连队的吃水问题。

当孙世峰他们从井底上来时，已是满身泥浆，棉衣棉裤已经湿透，不一会就被冻成了冰人不能活动。

打井的故事讲完了，这是二连建设史上的浓重一笔，我们应当记住这些人、这些事，因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了一代知青们善于吃苦、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敢于承担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

1998年秋，当我在离开辰清二连26年后，再一次回到这里、再一次看到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出的这口井即将废弃时，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心情是复杂的，也是酸楚的。与我一起去的同事因不了解这段历史，他们根本不会理解我当时看到这口井时，为什么会激动不已、为什么会流出热泪。

这就是当年我们冒着严寒、冒着危险打出的井，现在已经废弃

昨天的经历已经成为往事，昨天的景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复存在，唯独没有变化的是这份浓浓的知青情结，是这份对第二故乡无比眷恋的黑土情！

二连记忆之四  脱坯 盖房

在解决了取暖、吃水问题后，连队便开始进入了盖房阶段，当时的目标是：在进入冬季之前必须让大家住上带有火炕的房子。

1969年5月份，上海战友来了之后，连队的规模已达到80人左右，而当时的连队还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还没有一栋可以为战友遮风挡雨的房子，因此尽快解决住的问题又是第一位的任务了。当时连队规划要在入冬前建设10栋85平方米的宿舍，240平方米的食堂，而面临的处境是：还没有一块可以用做盖房的砖瓦砂石，除房盖上的油毡纸及钉子外，所有的建筑材料必须就地取材，就地利用，白手起家，等靠要是没有出路的。

在连领导的指挥下，连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基本建设，没有木材就上山采伐，很快解决了盖房用的柱脚、大梁、房架、檩子等材料。而房子的墙体主要是杆夹泥，就是将杨木干定在柱子两面，中间塞上泥土，外墙再用大泥抹上。除此而外，连里还盖了一栋草筏子房，就是用拖拉机将地上的草皮翻起来后，切成一块一块的草筏子块，再像垒土坯似的垒起来，这样的墙体比较厚，也比较保暖。除此而外就是脱土坯了，因搭建房内的火炕都需要土坯当材料。

在二连从事的建房劳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脱土坯了。当时为了能使北京知青在九月份来后住上火炕，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脱坯劳动，8月底的辰清早晚气温已经零下了，为此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早穿棉，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盆啃西瓜。在辰清的几年，我们亲身经历了这特殊的地理及季节特点。那时的我们一年四季都离不了棉袄，即使是在盛夏，夜晚天气仍很凉，仍要批着棉袄才行。这样的天气也给我们脱坯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此孙世峰在回忆中这样写到：“小兴安岭北坡无霜期很短，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不到，即使夏天晚上最低温度也要接近零度以下……。记得脱土坯的第一天早上，我带领一排来到前一天晚上闷好的泥坑前，每人拿一把二齿子准备翻泥脱坯，但是所有的人都站在土坑的四周面面相视，谁也不动。我仔细一看，泥堆四周渗出的水已经结上了一层冰碴，难怪没有人下坑翻泥呢。看到这种情况，作为连领导，我不下谁还能下啊，我咬着牙、光着脚跳到了结满冰碴的泥坑里，开始用二齿子翻捣泥浆。不到五分钟时间，我的双脚已经从刚跳下来的刺骨疼痛变成麻木不知道疼了，脚面上被冰碴划了几个口子，鲜血都渗了出来”。这就是当时气温情况的真实写照，也展现了连领导在艰难困苦面前的表率作用。在孙世峰的带头作用下，几个上海知青也跟着跳下泥坑，随后男排的其他战士也都相继脱鞋跳入泥坑中。记得当时的连队缺粮食，虽然从五团拉回些马料（米糠）也无法充饥，大家经常饿着肚子干活。有一个上海知青胃不好，不能吃小米糠饭，又无其他食物可吃，早上只能喝点米汤充饥，白天照样下到冰冷的泥浆里抡二齿子。这就是二连建设初期，战友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风貌。

在脱坯的劳动中，女排的战士们一点也不比男兵逊色，为了赶进度，争取最好的日照，我们抓紧利用晴天的时间紧张的劳动着。当年我的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大家挑水的挑水、和泥的和泥、抬泥的抬泥、脱坯的脱坯，紧张而又有秩序地劳动着，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四百多块土坯脱出来了，同志们忘了休息，忘了吃饭，虽然吃饭的哨子吹过几遍了，大家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午饭后，九班的同志们没有休息，在班长的带领下马上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不大一会功夫，八班的同志们也去了......，这是什么力量？这力量又来源于何方？这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打仗的力量，这力量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这种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打不败的豺狼。”现在读起当年的日记可能觉得有些好笑，而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大家忘我劳动的劲头真是让人感动。记得与我一起干活的有几个上海战友，当时由于低头脱坯时间太长，一上午下来大家的脸都被控肿了，他们虽然来兵团刚三个多月，但是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吃苦耐劳精神。

在二连的建房经历中，背草筏子也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也是一般下乡知青所没有经历的。所谓草筏子就是将湿洼地用拖拉机翻开，再用铁锹铲成一块一块的。因湿地里的草根密集，取出的草筏子比较结实，也不易破碎。但泥浆也多，我们要将翻开并切好的草筏子一块块背到房架子前，草筏子背在背上，泥浆也顺着后背不断地往下淌，每个人的衣裤都会湿透，身上凉凉的，每天劳动结束后大家都变成了一个泥人，除了牙是白的，浑身都是黑泥浆。记得我们连队的一栋房子就是用草筏子堆起来的，可惜入住不久就被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里面住的是一排的男兵。

在抢建大食堂的劳动中，我们还经历了边摔大泥，边烤手的经历。因在大食堂主体建起来后，天气已经很冷了。就在抹外墙的那天，天上飘起了雪花，而抹墙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记得那天我们摔大泥时，不大一会功夫双手就冻麻木了，但是为了在上冻之前把墙抹完，我们不得不在地上支起一个小铁炉子，边烤手边摔大泥了。

二连建设初期，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是极其艰苦的。当时还没有一条路可走，加之基建建房每天都要与泥巴打交道，因此到处都是泥泞，无论光脚的还是穿鞋的，每个人腿上的泥巴几乎都要没到膝盖。晚上连里开会或天天听，大家都要集中坐在床铺的两边，而露出的是两排黑黑的泥腿，此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永远也挥之不去。此外被蚊虫叮咬、被钉子扎脚引起感染是常有的事，即使这样也得坚持出工，否则怕被扣上怕苦怕累的帽子。记得1969年我没有穿过一天干鞋，那时大家都穿农田鞋，干完活后，鞋里鞋外都是泥巴，每天晚上都要将满是泥巴的农田鞋在水坑里涮涮，第二天早晨再呲牙咧嘴地穿上，因鞋里太凉了，开始根本不敢往里伸脚。总之，在那个穿农田鞋的日子里，我们每天早晚都要重复同样的事情。

在全连战友的共同努力下，二连的十栋宿舍及大食堂是如期竣工了，当雪花又一次飘舞起来时，我们终于住进自己亲手盖的房子了，从此也结束了住帐篷的生活。房子虽然住上了，但由于时间紧，赶进度，房子里面的泥墙根本没干。记得我住的三排宿舍，就是刚刚抹完墙就搬进去了，为了防止墙上的泥巴蹭在被子上，我找了几张报纸贴在了泥墙上，根本用不着浆糊，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新家。

这一幕幕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可是今天想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那么记忆犹新，因在二连建设初期的这段经历是我一生中都没有遇到的，也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二连记忆之五 开荒 种地

屯垦戍边、亦兵亦农，这是当年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的宗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这是当时兵团建设的两大任务。因此，对于已经按照上级选点安营扎寨的二连来说，也要马上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当时营部也提出了当年建点、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的要求。在那个以政治为第一，善于制造口号的极左的年代，我们连也责无旁贷地响应了营部的号召，实现了当年建点、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但是由于在生荒地里种小麦，产量低得可怜，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当时一亩地麦种为35斤，而小麦收获最后，都没有达到亩均35斤麦种的数量）。

1969年春天，在冰雪融化、万物复苏的季节，连队按照营部的要求开始向荒原进军了。当时开荒的位置选在了一连至四连土路北部的一块荒地，面积不是很大，大概有10公顷（100亩左右），也称一号地，因为是新建点，家底很薄，当时连队仅有一台54马力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一台五铧犁，一台缺口耙，一台圆盘耙，一台播种机，机务排在连领导孙世峰的带领下，开始了紧张的开荒劳动。因为只有一台拖拉机，为了完成开荒任务，拖拉机除了正常的保养外做到人休车不停，机务排所有驾驶员24小时轮班作业，因当时机务排人手不足，付连长孙世峰要经常操纵五铧犁。这是一块从来没人开垦的土地，用五铧犁把荒地翻起来后，还需要用缺口耙和圆盘耙轮番多次翻耙后才能使土壤达到播种状态，最后经过他们日夜不停地辛勤劳作，这块处女地地终于被开垦出来了，这便是当年的开荒成果。荒地开垦出来后，他们又用播种机在沉睡了千年的大地上撒下了麦种，这便是连队的第一块土地。

由于辰清地处高寒、无霜期短的地理环境，在农作物种植上是很受限制的，当时各连队种植的农作物仅限于小麦及大豆，种植其他粮食作物根本不能成熟。记得有一年连队试着种了几亩80天还家的玉米，由于无霜期短也没有成功，长出来的只是高高的玉米杆，还没等玉米抽穗就下霜了，玉米杆只能用做饲料。在这种情况下，连队只能试种小麦，当100亩地的小麦种播下去后，等来的却是比小麦高的草，小麦长的普遍不好，稀稀拉拉的，不超过30公分高，有的地块还没有一个手掌高，麦穗上的麦粒都是瘪子，不仅没有实现当年打粮的目标，就连种子都没收回来。

受那个极左年代的影响，当时营里左的东西很多，也提出来许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如提出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的要求，就是种地不讲科学、违背自然规律的表现。一般来说新开垦的荒地，属于生荒地，应该开垦出来撂荒一年变成熟地后再播种才行。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连里种的小麦第一年虽然没有收成，但第二年却呈现了麦浪滚滚，闪金光的一派丰收景象，也为我们如何种地积累了经验，使我们在失败中增长了知识。

此外，连队为了解决当年的吃菜问题，还种了几亩萝卜和白菜，虽然小麦长势不好，没有收成，但是萝卜、白菜却长势很好，一棵棵白菜结结实实、一个个萝卜又圆又大，也是一个丰收在望的景象。但是天不随人愿，就在我们准备收获劳动成果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准备越冬的蔬菜全部被雪埋了起来，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69年的9月15日，是辰清的第一场大雪。

漫长的冬季没有蔬菜怎么行，那可是连队一冬天的给养呀。于是连里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把蔬菜从雪地里抢运回来，组成了以菜班为主、抽调其他班战士参加的抢运队伍，正常情况下应当是拔萝卜、拔白菜，而那时的萝卜、白菜已经冻在了地里，根本拔不出来了，只能用脚踢，因此那年的蔬菜都是大家用脚踢出来的，也就出现了1969年吃了一冬天冻菜的局面。

二连记忆之六  连队建设初期的生活

连队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到1969年末已经初具规模，盖了十几栋房子，也添置了一些其他生活设施设备，人员也由年初的30多人发展到近200人，连队建制由原来的三个排扩大到五个排（含机务排），生产、生活、军训等基本上都走上了正轨。为了保障生产及战士生活需要，连队还养了马、猪、羊等牲畜，因此也就有了马号、猪号、菜班、小卖部、卫生所等建制及称谓，但是当时的生活与山水几个连队相比仍然很艰苦。

连队建设初期，大家的伙食基本是定量的，主食每人分配两只烤饼，副食基本是黄豆海带汤，外加咸菜。当时因缺少食油，一般是在汤烧好以后，再用勺子把豆油烧开，然后再泼到汤里，这样锅里就会飘起一层厚厚的油珠，显得油很多，烤饼及汤是以班为单位统一领取的。记得连队建设初期，因炊事班缺少人手，因此作为连领导的孙世峰，经常在开饭时会蹲在锅台上为大家分发食物，有时烤饼数量不足，经常在分发完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对他来说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当时我的伙食是在女排领取，也是在大家都拿完自己的那份后我再去拿，经常是剩一只就吃一只，剩糊的就吃糊的，从来也没有与大家计较过。

由于生活的艰苦，能吃上一顿病号饭就是改善生活了，而那时的病号饭也就是一碗面条，或者加上一个荷包蛋。有时有的战友馋了，也经常会盼着自己也生一场病，能吃上一顿病号饭，也是最大的奢望了。

后来，连里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也种了一些蔬菜，又在外地买了200只羊。但是天公不作美，因1969年雪大，又是个寒冬，一场大雪后把草地全部覆盖，彻底切断了200只羊的口粮，后因肌饿、寒冷、加之狼叼等，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就剩下16只了。无奈，连里只能把冻死、饿死的羊再冻起来留着改善生活及过年吃，因此那年春节连队的肉食主要是冻羊肉，如炒羊肉、炖羊肉、羊肉馅饺子等等，以至于后来我再也不愿意吃羊肉了，直到现在一闻到羊肉的膻味就受不了。

我在二连工作的近三年中，在那里只过了一个春节，也就是1969年的春节。因我下乡2年半后才第一次回家探家，也就是1970年的春节，1971年底就调到机关工作了，因此对1969年那个春节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因1969年9月月15日的一场大雪，把连里种的还未来得及收获的萝卜、白菜都埋在了雪里，因此那年春节的蔬菜也都是冻萝卜、冻白菜，年三十晚上的饺子也是冻羊肉+冻白菜+黑面（当时叫一箩到底的面粉，又黑又粘，还含有沙子）。事前，炊事班要把饺子馅及面统一和好，再以班排为单位分发下去，由各班排自己包。记得当时上海知青基本上不会擀饺子皮、也不会包饺子，印象最深的是男排的上海战友是用茶杯把一个一个把饺子皮压出来的，把我们这些北方人全都逗乐了。为了使大家都能吃上饺子，连里会组织一些会包饺子的女同志前去帮忙。

回忆当时连队的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但是大家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与学习，即使出现一些想家的思想波动，经过连排干部的谈心及帮助之后，也会很快恢复到正常状态。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战友，因在当时的知青中，数他们的年龄最小。其中最小的兵可能就是李毅刚了，记得他是1955年生人，下乡时还不满15周岁，其实就是个孩子，但是下乡后就表现了一种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劲头，俨然一个小大人，对此在我的一篇扑火的文章中有过记述。像他一样的北京知青还有很多很多，昨天的他们还都是天真的孩童知青，而今天的他们经过北大荒艰苦生活的锤炼，其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专家、教授、学者或者企业的领导了，有的已经走上了厅局级的领导岗位，他们是二连的骄傲与自豪。

二连记忆之七  一张狍子皮

我在二连工作的近三年间，除了在没有火炕的帐篷里住了近一年外，其他时间都是住杆夹泥的房子。那时的房子其实很简单，薄薄的墙体、油毡纸房盖、单层的玻璃、没有门斗，开门就是室外，虽然室内盘有火炕，但屋子里仍然很冷，睡觉戴棉帽子、穿粘袜是常有的事情。

记得当时我住在三排宿舍，也是一栋杆夹泥的房子，房子里面有两铺大炕，我因是排长自然要住在炕梢了，炕头一般留给身体不好的同志住，即使后来当了副连长及副指导员了，也仍然住在炕梢。因在那个年代，是比较讲究公而忘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尤其是当连排干部的，遇有什么好事都不能首先想到自己，而是要首先想到他人，要先人后己，如果你首先想到自己了，就要自觉进行斗私批修，就要自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因此在二连的日子自己从来没有住过炕头。

那时住炕梢的确很凉、也很潮。由于炕比较大，一般情况下炕头烧热了、甚至烧糊了，炕梢仍然不热。1969年深秋，虽然大家都住上了带有火炕的房子，但对于我来说，仍然没有享受到火炕的温暖。那时我的行李，就是一床被子盖在身上，一条褥子、外加一条灰毯(我下乡时爸爸在单位借了10元钱现买的，也是我下乡时唯一的一件新物品）铺在身下，这便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了。 

后来爸爸听说我常年住炕梢，怕我受病，便托人给我弄了张狍子皮捎来，说是可以隔凉。果然，自从我铺上这张狍子皮后，也的确起到了隔凉的作用，也感到很暖和了。

但是好景不长，没用多久，这张狍子皮就不属于我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排里有个哈市战友李亚茹患有关节炎，总是怕凉怕冷的，后来我就把这张狍子皮借给了她，使她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季节。也不知为什么，那时的老鼠特别多，一到了晚上天棚上的老鼠就会来回的跑，有时跑着跑着就会从天棚上掉下来（因那时的天棚是白桦树条子编的，有缝隙），因此老鼠咬伤耳朵、脚趾事情也时有发生。不仅如此，也不知什么时候，老鼠竟然在李亚茹铺的这张狍子皮底下，下了一窝老鼠仔，而且还被压死了，几天后当大家发现这些已经死了的老鼠仔时，便感到了一阵阵的恶心。

1970年春节，是我下乡近两年半后的第一次回哈探家，当我休完了探亲假回到连队、回到我住的三排宿舍时，第一眼看到的是我那张狍子皮已经被堵在了墙上的烟囱洞里。原来，大家在烧炉子取暖时，把炉筒子烧红了，进而把杆夹泥的墙壁引着了，好在整栋房子没有着起来，当时正属于数九寒天，天气非常寒冷，他们没有抓到什么可以堵洞的东西，便把我的那张狍子皮给堵上了，看到当时的情况我哭笑不得，我能说什么呢？

至此，我的那张狍子皮也正式下岗了，结束了它为我服务的短暂生命，但是后来我也会时常想起在二连挨冻的日子，想起爸爸为我捎来的那张狍子皮，想起我的狍子皮的故事。

二连记忆之八 冒雪背粮

1969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也是多雪的一个冬季，在这样一个冬季里，我们上山伐木或者备烧柴都要在没膝深的雪中行进，经常是这只脚从雪里拔出来，那只脚又要踩了下去，每个脚印下面都会留下一个个深深的雪窝，行走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冬季，因一场大雪，一夜之间就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宿舍的房门被大雪堵上了打不开，路也被大雪覆盖了无法行走，连队开始断粮，马匹等牲畜也没有草料可吃了，拖拉机也没有油料可用了，连队的生产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样情况下，连队决定由我带领女排的十几名战士，步行去营部背粮、背马料，以解决连队的燃眉之急。

从连队到营部的距离是20多里路程，若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去营部办事每小时可以走10里左右的路，20里路2个多小时也就到了。而那天我们是在雪地里走，唯一一条通往山下营部的拖拉机路也被大雪覆盖了，我们看不到路在哪里？大家只能凭感觉行走，有时因判断错误，还会掉到深沟里被雪埋上，大家从雪坑里爬出来后再继续前行，就这样20里的路程我们行走了近一上午才赶到营部，到了那里我们的棉衣已被汗水浸湿了，当人静下来后，后背感到了一阵阵的凉。

到了营部，我们几个人简单的吃了点午饭之后，便去后勤股领粮食及马料，领完后便立即返回，我们想在天黑之前赶回连队，因为天一旦黑下来之后，回程的路就没法走了。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来时，在雪地上空手行走都很艰难，何况我们回连队的路上，每个人的肩上都多了20——30多斤的负重。俗话说：远道无轻载，我们要在雪地中负重行走20里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开始大家还劲头十足的，可是走着走着大家就感到累了，双腿也开始发软了，大家不得不休息一会，这样回程的时间就保证不了了。因当时属于数九寒冬季节，白天的时间很短，下午4点多钟天就开始黑了，我们不得不在夜路上行走。

后来，天上又刮起了大风、飘起了雪花，大风夹着雪花吹的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在风雪交加的夜晚艰难地前行着……。走着走着，我们迷路了，我们不知道连队在那个方向，后来竟稀里糊涂的走进了山里。天越来越黑了，好在当时天上有月亮，加之地上的雪也是白的，还没有达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就这样，我们十几个女孩子在山里漫无边际地转了起来，紧张与害怕的心情是不可避免的，年龄小的女战士竟然哭了起来，其实当时并不是怕坏人，因那时也没有什么坏人，而是怕狼，那时的狼太多了，经常会出现拖拉机在前面翻地，狼在后面捡耗子吃情景。

我们背着粮食在山里不停地转悠着，完全失去了连队的方向，大家又累又饿又害怕……。连里看我们没有按时归队，也派人四处找我们，经过近一夜的转悠，当东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缕阳光时，我们终于回到了连队，在风雪中完成了为连队补充给养的任务。

此经历距离现实已经42年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每逢遇到风雪交加的情景时，我就会想起在兵团的岁月，想起在二连冒雪去营部为连队背粮食的日子，想起因雪大迷路走进深山漫无边际找家的情景。

二连记忆之九  点煤油灯的日子

连队组建初期，不仅住宿、饮食等相当艰苦，而且还没有电灯，工作、生活的唯一照明设备就是煤油灯，外加手电筒。 

那时用的煤油灯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小马灯，外观与《红灯记》中李玉和用的马灯形状差不多，但要小的很多。这样的煤油灯比较亮，可以调整火的大小，外面有个玻璃罩，一般一个宿舍一个，煤油由连队统一发放；另一种就是用棉花捻成粗线沾在煤油里的简易油灯，这样的煤油灯主要是战士们用于个人看书学习之用；此外还有手电筒，但是个人使用的不是很普遍，主要用于夜间战士值班及连领导查岗查哨之用。这便是连队建设初期的全部照明设备。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事事讲究突出政治的极左年代，尽管劳动繁重，生活艰苦，生活单调，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是绝不允许放松的，不仅连里组织统一学习，班排组织学习，甚至个人也时常在煤油灯下学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心得、写日记、甚至写检讨。

记得，那时连里每天晚上都要组织全连进行天天听活动。由其在冬季，白天的时间短，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每天的晚饭都是在煤油灯下进行的。晚饭后，全连经常要集中在一起，进行天天听活动，天天听的内容一般为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传达上级的文件精神、学习先进单位及个人的典型经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连领导讲评各班排一天的工作、学习、思想情况，布置第二天的工作任务等，而以上的活动都是在煤油灯下进行的，亮光就在连领导这边，整个房间基本上都是黑黑的。有时，在连里统一组织的天天听活动之后，各班还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一天的表现进行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我任二连付连长及付指导员期间，没少在煤油灯下组织全连的讲评活动，也许正是那时的语言锻炼，逐渐养成了善于总结归纳的好习惯，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以至于后来在几十人、几百人的会议或学习班上发言、讲话时也从来不紧张、不怯场，效果较好。

在完成了连里、班排统一组织的各项活动之后，便是大家的自由活动时间了，这时有的会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写心得，有的会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一帮一、一对红的双方也会在煤油灯下开展谈心活动，没事的都会围坐在煤油灯旁讲故事、侃大山……，直到熄灯号吹响。

在连队建设初期，小小的煤油灯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光明，但也给我们带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及难忘的记忆。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69年的那场火灾。

那是1969年11月份的一天，连队进行了一次紧急集合，那天天气非常冷，就在刚刚结束了紧急集合、大家各自回到了宿舍之后，随即又响起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号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刚刚回到宿舍的我们又赶紧跑了出来。

原来，男排的战士回到宿舍之后，放在炉台上的煤油灯，被一战士的大衣刮倒在烧的通红的炉盘上，炉盘上顿时升起了一个大火球直窜到天棚，很快把用桦树条子编织的天棚引着，大火迅速着了起来，全连立即又投入了紧张的扑火战斗。那时正逢寒冬季节，救火的水源除了就近的大雪之外，就是离宿舍很远的一口水井，当大家连跑带颠地把一盆盆井水端到着火的宿舍时，盆里的水也剩不多少了。没有办法，大家只能眼铮铮地看着这栋刚刚入住不久的男排宿舍被大火吞没，而他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其他所有的物品都在那场大火中烧毁了。为此，全连立即开展了一次互助活动，很快解决了当晚住宿的燃眉之急，后来上级部门也给予了一些必要的帮助，连里还临时批准了一些战士回家探亲，进一步解决了一些生活物品等。总之，通过各种有效的解决途径，这次受灾的战士没有出现大的思想波动，一切很快恢复了正常。

煤油灯的故事是发生在40多年前的事情，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状况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知青的我们来说，对昨天的经历是很难忘记的，不知现在的年轻人能否理解昨天发生的故事，又作何感想呢？

二连记忆之十  一次难忘的扑火战斗

1968年6月4日，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加入了屯垦戍边的行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在我五年多的知青生涯中从事了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开荒、种地、收割、打场，打井、伐木、脱坯、盖房，站岗、放哨、训练、扛抢。一些超强度、超体力的劳动过早地压上了一个个稚嫩的肩膀。无论男女，都能扛起一百六七十斤的麻袋，而且还要爬上四、五米高的粮仓；上山伐木，不仅要放倒一棵棵大树，还要将一根根原圆木归楞装车。这些强体力的劳动不仅强健了体魄，还磨练了我们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毅力。但是，在这些所有的经历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扑山火。

扑打山火，对于每一位下过乡的知青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几乎每年的春秋两季，都着山火。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山火说着就着，有时一着就是几天，甚至更长。每次着山火都要组织人力扑救，每次扑救自然少不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身强力壮的知青。在我所参加的几次扑火战斗中，我和我的战友们，经历了多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一九七一的春天，漫山的大雪刚刚开化，草还没有绿，树还没有发芽。有一天，突然发现从德都县烧来的大火，把位于我们连队北部山坡上的林地烧着了。那是一个林场，场内有上百公顷的林地，居住着几十户林场职工和家属，再往里蔓延就是原始森林，国家的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漫天浓烟滚滚，大火熊熊，照红了半边天。大火像贪婪的猛兽，吞噬着一片又一片林地，情况十分危急。

团里迅速下达了扑火命令，并让我们二连打先锋。那时，我担任连队的副指导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指导员做好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在当时把国家财产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年代里，不用动员，不用号召，除了家属和孩子外，全连一百多知青无一例外地加入了扑火的行列。

在司号员吹完紧急集合号的两三分钟内，全连集合完毕，连长作了动员：同志们，上级交给了我们连扑打山火的任务，大火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誓死也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损失，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也是为党、为人民立功的时候了。全连同志齐声回答：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在简短的动员后我们便出发了。

连队距离火场大约二十多里的路程，二十多里路程几乎都是跑步前进，不大会儿工夫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体质差的女同志便开始掉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连队的副指导员不但自己要跑在前面，还要为身边的同志加油鼓劲，同时还要组织连队的文艺骨干喊口号、念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在那个思想政治工作氛围比较浓厚的年代，这种口号式的鼓动还是蛮奏效的，不大会儿工夫，战友们的士气上来了，人人争先恐后，个个斗志昂扬，一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顿时在整个队伍中展现出来，行军的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急行军之后，我们的队伍逐渐接近火场了，大火从远处滚滚而来，呛的我们直流眼泪。已经能听见大火烧着干枝、树木的噼噼啪啪的声音了，已经看到大火烧着的干树枝、干树叶飞来的灰絮了，已经能感受到大火烤脸的热浪了。当我们呼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冲向扑火前沿时，林场的职工家属和孩子们正坐着拖拉机拉着的大爬犁在向山下撤。在这种安全与危险、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我们还是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那个年代的扑火，绝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扑火设备和工具，唯一的扑火工具是一根树条或自己身上的衣服，外加不怕死的勇敢精神。

开始大家用树条拼命地抽打身边的火苗，不断地将地上的过火扑灭，手中的树条也换了一根又一根。后来，大家觉得树条打火不过隐，干脆将身上的外衣脱下，在水坑里沾湿，作为扑火工具，实践证明，用这种“工具”扑火还真解决问题，扑火效果比较明显。

我下乡时唯一的一件女式上衣，是一件紫红色的条绒衣服，这在那个年代是很不错的衣服了，就是这件我很喜欢的上衣，却在那次扑火后“牺牲”了。后来，每当我回想往事的时候，总要想起我的紫红色条绒上衣，觉得很惋惜。后悔为什么没换一件其他衣服呢？因为不仅仅我喜欢这衣服的颜色，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件衣服的布料是远在山东老家的姥姥在我决定下乡时给我寄来的，有着一定的纪念意义。

随着火场的深入，地形也更加复杂，这便给扑火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由于山中没有路，我们艰难地穿梭在林地中，扑打地上的残火，脸上、手上被刮出了一道道口子，鲜血直流。尤其是树干着了，把我们的眉毛、头发也烧着了，脸上火辣辣的疼，衣服也烧出了一个个洞，在那样危急的时刻大家谁也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全然忘记了自我，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工具，扑灭一处处火点。我们的卫生员是个北京来的知青，当时只有17岁，但他人小志刚，英勇顽强。只见他额前的头发和眉毛已经烧焦了，衣服也被烧出一个个洞，脸上不断地滚下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手中的树条子打秃了，他干脆把上衣脱下来，迅速在地上的塔头坑里沾湿，又不断地抽打起来。共产党员、三排长是个上海知青，在打火中勇往直前，毫无畏惧，不仅自己带头，还不断地鼓舞全排的斗志，同志们都下定了决心，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这次打火中，我们三排长的两条小辫子被烧掉了半截。

突然，天空中又刮起了一阵强劲的风，顿时大火又铺天盖地地烧了起来，整棵整棵的大树都烧成了一根根火柱，火头在我们的头上飞舞，象凶猛的野兽随时要把我们吞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有经验的连长大喊一声“快爬下”！我们应声趴在了地上，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尽量将自己的头往土里钻，往水坑里爬。就在我们刚刚爬下的瞬间，迎面飞来的大火从树丛中烧了过去，使我们逃离了死亡的威胁。后来听说，与我们一起执行扑火任务的兄弟连队的几名知青，由于没有扑火经验，没有及时躲避，逃生方法欠妥，已被无情的大火吞噬，在清理火场时发现，几具烧焦的尸体还紧紧地抱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吧。与他们相比，我们这次打火是幸运的，因为在整个打火过程中，虽然我们也有惊有险，但毕竟没有丢掉性命，而他们却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北大荒，留在了黑土地。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奋战，山火终于被我们扑灭了，国家的原始森林保住了，同志们无不为之欢欣雀跃。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连队时，有的战友竟然走着走着睡着了，实在是太累了、太困了、太乏了。回到连队以后，有的顾不上吃喝，顾不上洗漱，带着满脸满身的泥土、碳灰，倒头就睡。

经过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好象成熟了许多，长大了许多，也坚强了许多。我和我的战友们，虽然在这次扑火中都或多或少地作出了一些“牺牲”，但大家绝没有一句怨言和牢骚，都为能够参加这样一次保卫国家财产的战斗而倍感自豪。当时都感觉自己已经是大人了的知青们，其实年龄大都在二十岁左右，有的只有十七、八岁，都是一些大孩子。记得我们连队有一名北京知青，1969年下乡时只有十五岁，在这次扑火时也不足十七岁。为照顾他年纪小，连队安排他担任卫生员，在这次扑火的战场上，他身背药箱，不顾危险，冲锋在前，不停地为受伤的战友们包扎伤口，俨然一个合格的战地医生，一个早熟的小大人。事后我问他：“累吗？”，“不累”，“哪来的这么大的劲？”，他不假思索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出发前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想到能活着回来”。一脸的天真和稚气，我也被他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小李当时虽然是我们连队的一名普通一兵，但从他的身上足可以折射出当时知青们的精神风貌和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舍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高尚品质，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发扬光大的无私奉献精神。

悠悠岁月，热火朝天的知青生活已经成为历史。漫漫长路，追忆往事又好象发生在昨天。当年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知青们，今天都已步入了花甲之年，大多数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每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免不了许多的激动和感动，这些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的一代，虽然历史赋予他们许多的不公平，但他们没有因此而虚度年华，没有埋怨和不满，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的思想深处仍然体现着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蓬勃向上的精神境界；体现着严格自律，不求索取，立足本职，甘愿奉献的高尚情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北大荒精神。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呼喊一声——北大荒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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