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1月30日出生的，属虎，虎尾巴，差7天就属兔了。

我祖籍是陕西渭南，父母的家庭成份都是地主。母亲十几岁时就嫁给了我父亲，当时父亲还在读书，先是在陕西蒲城杨虎城办的尧山中学，后来转到西安。学上了半截儿，父亲就和几个同学投奔延安去了。对家里来说，是不辞而别。一直到全国解放，爷爷带着我母亲找到了父亲的部队，把我母亲送到他身边。我爷爷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后来听我叔叔说，你爸爸曾经也想闹离婚，让你爷爷到部队把你爸爸大骂了一顿，说你母亲在家里等他十几年多么不容易，就把我父亲这个念头给压下去了。当时我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内蒙五原县，我母亲随军后，生完我把我带回老家住了一段，又带我返回了部队。

解放后，母亲没有出去工作，是个纯粹的家庭妇女。但她的识大体与坚韧、理性的性格，在一般的家庭妇女中很少见。只是一谈到父亲十几年没有音讯的那段日子，她就泪流满面，你会体会到母亲受的伤害之深。因为那段日子，她在爷爷家很受气。父母一吵架，只要母亲一提那段日子，父亲就没话可说了，给我印象非常深。 

我姥爷家虽说是地主，姥爷却上的是北京大学，后又投奔广州的黄埔军校，是第四期步兵班的，参加了共产党。他从黄埔毕业后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任中队长。1927年国共第一次反目为仇，武汉革命政府“清共”时姥爷在武汉被捕，后押解到广州。临刑前，他给他的哥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母亲一直留着，我上中学时父亲就给我看过。姥爷没有讲什么革命道理，是以家常话方式的临终托言。他希望哥嫂对自己身后留下的两个孩子“以亲子待之”，并和哥嫂的两个孩子一同，“使之读书成人”，希望老母亲百年后能与父亲合葬，“祈哥嫂勿违母意，勿负弟言，则弟虽死犹生”。 

姥爷邓烈权死于民国十七年九月初四。这封最后的家书和他任纠察队长的照片，保存至今，我们家已传了两代，迄今78年了。这之前，姥爷给姥姥也有家信，希望她孝敬老母；并叮嘱：对女儿，就是我母亲，一要让她读书，二不能裹小脚。所以，我母亲上了几年私塾，这在农村妇女当中是少有的，但是脚没有保住，还是缠了小脚。 

我的父亲离家以后，我爷爷家虽然是地主，但因儿子投了八路，在国民党政权方面，也不得好，爷爷曾被吊在房梁上挨打。父亲从小丧母，爷爷娶了继母，生下几个儿女。我父亲对继母、对同父异母弟妹都很好，相处关系不错，我们至今来往密切。 

父亲1938年底先是在陕西三原县安吴堡加入了“青训班”，班主任就是后来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冯文彬。以后又移住到延安的桥儿沟，后来又报名参加了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我父亲在延安呆的时间不长，1939年底就随部队进入到敌人后方，抗战时期一直在晋察冀。那时他所在的部队为聂荣臻、杨成武所属，一直在华北地区作战。长江没有过去，飞机没有坐过。父亲是一个师的敌工科长、宣传科长。父亲的实际文化水平就是初中，中学没有读完就参加了革命。但他在部队里算是有文化的人。 

北平和平解放，父亲所在部队收编了傅作义的起义部队。父亲作为改造旧部队的干部，从共产党的67军派到傅作义的起义部队，这支军队就是改编后的69军。我听父亲说，收编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改造过程很复杂，下面经常发生哗变，杀共产党的干部。那时，共产党的纪律很严明。我记得他说过，部队管后勤的一个协理员因贪污了战士的棺材费被枪毙了；一次打仗，因天线晚架了几分钟，又把谁枪毙了。父亲说，当1953年他被提拔当师政治部主任，军区的命令都下来了。还没宣布的时候，因一点小事，他打了起义过来的一位副团长两个耳光，结果他的提拔不仅泡汤了，还受了个行政警告处分。总之，在我印象中，部队的纪律，铁一般不可侵犯。 

小时候，还有印象的是，部队在河北定兴县的铁路边住，房东老百姓家的姐姐时常把我抱到木梯子上扒在墙头看火车。再大一点，随母亲在部队的家属队吃饭，大家逗我，让我讲话，我就蹦到一个小板凳上，学大人的口气，攥拳头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说完就跑，后面一片笑声。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父亲的部队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家属留守在国内。父亲从朝鲜回来，部队又开拔到内蒙包头市，几年后集体转业，改称：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他在局里当宣传部长。包钢和很多大的企业，都是他们建的。被当地称为“华建”。

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是行政14级。他这个级别困难时期有点补助，也就是每月有一两斤白面，黄豆之类的。我懂点事后，和别人爸爸的资历、官位比，我也知道这个级别并不高，但我父亲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至少我从小到大没听到过他的怨言。那困难时期，有些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我母亲省吃俭用，总把我们见不到的一点点肉，熬成油存起来，好几瓶子，直到1964年我们家从包头搬进北京，我母亲还把几瓶猪油带了过来。可见不知道存了多少时间。那时，我和弟弟在一起吃饭，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一个小碟中有那么一点点土豆丝，少得都可以数出有多少根。仅仅因为我一筷子夹了一根土豆丝，我弟弟一筷子夹了两根土豆丝，我就朝弟弟一拳头打了上去。这种事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出现。我母亲当然总是骂我，因为我大。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饿的。

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当时我读小学，放学后到一个同班同学家去玩。他父亲与我父亲在一个单位，是位副局长。我在他们家厨房，见到核桃那么大的一块肉泡在小碗里。我当时总是处在饥饿状态，见到吃的东西更是头昏眼花，一看周围没人，用手把肉抓住，赶紧放到嘴里。一咬，咬不动，才知道肉是生的。生肉那么难吃，又咬不动，但我绝不吐出来，硬要把它咽下去，憋得脸通红。从此，这个同学家我再没有去过，做贼心虚。也不知道人家知道不知道，想起来，心里至今都有愧疚感。我也到我父亲的同事家串门，若看到人家桌子上有五元钱，就毫不犹豫地拿走，出门买糖吃。饿啊！ 

春节时，还是要过年的。我们家包的饺子，面又黑又硬不说，馅还是麸子做的，就放点盐。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吃，我妈就骂我们：不许再吃了！昨天哪儿撑死一个，前天哪儿又撑死一个。因为，过年能吃饱。你看，过年家长警告我们的是别撑死，可见平时饿成什么样了。 

那时，离我们家不远就已经是荒郊野外。我和同学到外面去玩，经常发现沙坑里有死婴儿，有男，有女。那时，我们不会去想，为什么会有死婴？死婴儿是经常能见到的，以至于我们到郊外去玩的兴趣，就是看谁先发现了死婴儿。 

上小学我在包头青山区华建第一子弟小学读书，我的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我的一篇作文，在青山区，还得了什么奖。我还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让我们用“毕竟”这个词造句，我写的是：斯大林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师把这个句子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大为夸奖，很多同学很佩服我。 

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那时正在和“苏修”论战，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我对“九评”的文章，不自觉地听，自觉地听，还把听到的东西拿到同学中去炫耀。记得九评中还说，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么高。那时，我父亲有两个当医生的朋友，是夫妻，常到我家来。记得那位叔叔，来了就找《参考消息》看。人们关心时事，关心政治，而《参考消息》是有级别范围的，一般人根本看不上，好像他们来我家就是为了看这样的报纸。我怎么会造出这样的句子？就是看这样的报纸，听这样的广播，这就是家庭的生活环境，而同学中的工农子弟居多嘛。 

1963年我父亲从包头的建工部二局调到北京的建工部华北建筑工程局——又叫八局，局机关设在了北京，仍然当宣传部长。到我们全家来北京时，他已经在北京工作半年了。父亲打前站，也负责解决分配家属住房问题。我们家分在永定门外的一处，离我父亲单位很远，骑车得70分钟。房子是借建材部的，非常小，大的一间，12平米；小的一间，也就8平米。我们这一层有三套单元，两边的单元房子大些——三居室大的一间，就有30平米，小房子比我们的大房间都大。我们是中间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比包头住的都小不少。后来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他们都比你级别低，住那么大房子？他说，一，我管分房子，不能给自己分大的；二，咱们家孩子少，人家三个孩子。他说得很轻松，认为天经地义，没觉得吃了什么亏。这也是他们那一代老同志的品格，对我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对我和弟弟来说，房子大小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搬到北京来了。这是我们多向往的地方啊，是住到了毛主席身边了啊。 

我上学在92中，离我们家很近。但是外地来的孩子刚一进校，很受歧视。人家觉得我们外地教学水平不行。我在的那个班又是蹲班生集中在一起的一个班。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和同学相比不是小一岁，至少小两岁。因为我还早上了一年学。我遇到一个非常严厉的班主任老师。记得，我到这个学校的第一次班会，他就很不客气，说：“有的同学不礼貌，见到老师都不会说‘您’，什么你、你、你的？”我们在内蒙，说话是没有“您”、“你”之分的，他把我吓得够呛。我那会儿，也不刻苦，尤其学俄语、数学、音乐，真是让我受罪啊。父亲又严厉，总为学习的事打我。单为学不好珠算，不知道挨了父亲多少打，可我就是学不进去。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而且还是在一个蹲班生当中。可见我的学习是什么状态。 

我们那会儿上学，经常劳动。比如我们到农村参加秋收，到龙潭湖公园参加修建人工湖，挖泥推土。我个子小，但劳动表现非常好，学会了挑担子、推独轮车。上中学时，参加比较多的政治活动，就是到天安门游行。为声援古巴、越南、巴拿马运河，一次一次地游行，都是走着去走着回。但我很高兴去劳动、去游行，因为可以不上课，觉得是一种解脱。就这样，我热热闹闹又战战兢兢地在这个学校读到初三。我弟弟学习好，考上了男26中——现在的汇文中学。我能不能考上高中，家里给我的压力很大。就在我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时，对我就是一种解脱感，很兴奋。我上学时，一放学就往家跑，要听袁阔成的评书——《平原枪声》、《烈火金刚》。觉得学习是个痛苦的事，课外总寻找释放。所以文革初，感觉是一种解放，积极给老师贴大字报。比如，那个批评我不懂礼貌的老师是伪警官出身，而我们是革命干部子弟，我就说他阶级立场怎么怎么样。我们校长姓孟，是老北平地下党，级别13级，平时身体不好，不大来学校，运动初期也被剃了光头。

北京市的“文革”，开始是批彭真，区里开会我们也去，回来也写大字报。“文革”给我们最明确的信号，是使我们心中有了“敌人”——市长也好，校长也好，都成了敌人。我觉得自己像是走上了和父辈同样的道路。我父亲17岁参加革命，文革时，我15岁，真是有一种莫明的兴奋感，参加革命啦！

我的成份，开始填过“革军”，那时从心底里觉得出身于革命军人比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还值得骄傲。我最初是当然的“红五类”，也是我们学校最早一批的红卫兵。我们学校地处北京南城贫民区，干部子弟很少，我们班就一两个。按理说我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但谭力夫的“血统论”出来后，我的心情又激动，又复杂。一方面，他的言词很有“革命”煽动性；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又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自己不算根红苗壮，一查三代，我爷爷是地主啊！当时，就觉得自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发蔫儿了。 

那时候参加红卫兵，老怕人家问我家庭情况。不问我时，我可以炫耀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最怕的是填表。一填到爷爷辈，就心慌得很。讲究“血统论”时，我心情非常复杂。既想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又怕出身不干净，得不到充分信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周恩来不赞成“血统论”。他说：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出身就不好嘛，陈老总出身也不好嘛，但我们都走上革命道路。赫鲁晓夫倒是矿工出身，他不是一样走修正主义道路了嘛。所以，革命不能不看出身，也不能仅看出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周总理的讲话，我太赞成了，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我虽然是我们班里红卫兵一个小队的头儿，不过没有领头参与斗老师，因为我对老师还是有一种敬畏感。我来到这个学校，一是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的，年纪又最小，有一种说不清的自卑感；二是因为自己功课不灵，一开始就怕我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去制止。为什么不去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比如斗校长。他是地下党出身。传说，地下党中叛徒特别多。我们家是根据地来的，就对地下党有一种天然的怀疑。那时在干部子弟中，出身也分红区、白区来的，经纬分明。党史上也有这种山头啊！ 

另外，为什么我没有参与打斗老师、校长呢？因为我父亲曾在社会刚开始乱的时候就警告过我，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现在社会这么乱，有的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对我讲别的道理，可能没有用，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从小就把当兵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所以打人的事我从没参与过，这真的应该感谢我父亲。 

我曾经参与抄一个数学老师的家，我去的时候，他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记得他家有不少胶木的电唱片，那东西，我们家没有，就印象很深。后来，我还跟着学校一批人到天津造反，晚上没有地方住，就去澡堂子住。一进去，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不少北京来的红卫兵了。当时我们带的红袖章，是没有字的，而他们的袖章已经有了“红卫兵”三个字。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 

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剃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30多岁，是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我认识。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回家我告诉了父亲，他还是那句话，打人的事绝对不能参与！现在是运动高潮，运动一定是会过去的，打死人一定是要偿命的。又对我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67年春，学校军训了。在军训团的管理下，我当了红卫兵的中队干部。那时的军代表，比较器重我，为什么？我是干部子弟呀！这时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希望赶快走入正轨。但是人的心是收不回来的。社会上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这种阶级斗争现状，对所谓复课，没有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只不过让学生回到了学校。 

1968年春天，北京开始征兵。我的第一志愿，还是当兵。父亲也为我活动。来我们学校征兵的是38军，林彪的王牌军。但我是近视眼，有四百度。我针灸了很长时间，没有起多大作用。为了当兵，我就死背视力表，同时，又去配隐形眼镜。那时的隐形眼镜很厚，戴着很难受。我是在临到检查眼睛时，去厕所把隐形眼镜带上。我没有敢冒充1.5，怕露馅，只看1.0和0.8，眼睛过了关。而且，部队带兵的人已经进行了家访，认为没有问题，革命老同志的子弟嘛。我认为已经板上钉钉了。恰好在这时——1968年3月，中央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我父亲竟也受到牵连，批他的大字报说他是“杨、余、傅”的爪牙。实际上，他的部队曾隶属于杨成武指挥的二十兵团而已。单位贴他的大字报，让他交待和杨成武的关系，由于他家是地主成份，又长期搞宣传工作，也算一级领导干部，自然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了。结果，他完全靠边站了，我自然就没有当兵的资格，政审过不了关了。 

文革最乱的时候，到处武斗、冲击、抓人，我们家就成了父亲一些老战友的避风港。有的老战友还带着人躲到我们家，一躲就是半个月20天的。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把灯拉得低低的，给周恩来总理写申诉材料。我母亲给他们做饭。那时，我弟弟还充当过多次“交通员”。父亲的老战友被抓被关，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又有三四个孩子，父亲就叫我弟弟每月送去三四十元钱。这是我眼中父辈之间的战友关系。 

我当不了兵了，就决定去东北兵团。它归沈阳军区管，全称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部队系列。不是还有个“兵”字吗？这对我们太有吸引力了。我就报了名。那时也有去工厂的名额，去农村插队还没有开始，我们属于北京第一批的上山下乡知青。记得那天我和父母说，要迁户口去兵团。父亲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母亲正在洗衣服，唉声叹气地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很少掉眼泪。她说，户口从北京迁出去，还能回来吗？不可能回来了！那时，户口在中国人心中是什么概念？迁了户口，这个家就算散了。母亲虽然伤心，但她不阻止我，她也没有办法。我就把户口迁走了。走前，我和一个同学说，到时咱们谁都别掉眼泪！

临行，全家都到北京火车站去了。我母亲、父亲、弟弟都没有掉眼泪，但周围是哭声一片，嚎啕大哭啊。火车一开，我那个同学也绷不住了，大哭起来，我也哭了，但没让父母弟弟看见。那时候，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去？除了所谓的归属沈阳军区这个原因外，还有读过关于北大荒的课文啊！“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多神秘、多诱人啊！

所谓的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农场。我们的25团，过去叫七星农场，在富锦县。我所在的11连，过去就是一个村落。比一般的村子显得整齐一些，但还是土坯房多，砖房少。我们到了建设兵团，已经是七月份，正是麦收的时候。割麦子，过去在中学支农，就是一个礼拜的事，到农场，是几十天啊！ 

先别说劳动，第一个受不了的是蚊子。蚊子、小咬蜂拥而至，蚊帐里也全是，每天被咬得一塌糊涂。住的条件也艰苦，都是睡大炕。但是，从内心来讲，没有动摇过。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天经地义。从懂事以来，我对毛泽东的指示是没有怀疑过的；对林彪副统帅，也是无比景仰，他的故事也很多；对周恩来更是五体投地。对刘少奇，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因为刘少奇是白区的代表，我们是红区、延安出来的干部子弟。对刘少奇那样的“白区代表”，心里似乎有着天然的距离。所以，我上山下乡，没有人强迫，是自己自愿去的。当时也有坚决不走的。我们班一个同学，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八年没离开北京。同学一拨一拨地走了，他是独子，出身工人家庭，他的父母就是不让他走，由父母养着。八年当中他也没有工作。不过我那时有一种理想和激情，如果工厂和兵团让我选择，我宁可选择兵团，也不选择工厂。 

到建设兵团后，我们挣工资，一个月32元5角。在兵团有一点好，吃的不好，但能吃饱。不过，那里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夏天割麦子，秋天收大豆，冬天修水利。扛一袋麦子160斤，踩着踏板送到粮仓；秋天扛一袋豆子200斤，我体重才多少？不到120斤。冬天修水利，食堂往工地送的包子冻得和冰坨一样，那我还可以吃8个，吃十几个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干活从不偷懒，而且从心里看不起经常闹病的人。 

当时，文化革命还在搞。我们去了不久，晚上8点钟还要听有线广播，听场部——也是团部，如何斗争原来的党委书记李再仁。有线广播，是听现场，我们可以听到造反派用皮带抽打他的响声，还有别人疼得叫唤的声音。但怎么打他、斗他，问他“你是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党分子？”喇叭里传过来的就是一句话，山东口音——“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这么一句。我作为十五里地以外的一个听众，觉得这老头挺棒！虽然，我也反对走资派，特务。但两年来的文革，也知道所谓的“走资派”——如到我家避难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好人啊！所以，这时我已经不把他们全当成“走资派”看了。 

我在一线干了半年农活，因为我表现好，能吃苦，就被抽掉出来学开拖拉机。就是那种“东方红”，54马力的。开拖拉机最受不了的还是蚊虫。尤其秋天，收割了庄稼，拖拉机就去翻地。东北的秋天非常冷，但拖拉机发动机是热的，蚊虫都往这里聚集。我是一手握着操纵杆，一手打蚊虫。在东北，我宁愿过冬天，不愿过夏天。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 

这日子说是平淡，也经常有事，那时中苏边境非常紧张，我们动不动就搞军事演习，大半夜紧急集合，在雪地里跑步、卧倒、匍匐前进。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兵团担负修建“二抚”—— 从二龙山到乌苏里江边的抚远——国防公路的任务，共长240多公里。兵团组建了很多连队，地方上也组建了很多连队，集中在一起修建这条公路。修路的人是从各个连队选上来的，我在其中担任排长。这里的劳动强度更大了，完全是在沼泽地和丛林中开路。前面刚开出了路，后面又翻浆，耗费着人力和物力。而且，蚊子咬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为了躲蚊子，爬到树上去大便。这太玄了，只因为上面有风，好受些。后来又想出什么办法？拉个汽油筒，挖个坑横着放进去，筒上打个窟窿，谁要解手，就往筒里放一把干草，点着，让烟熏着自己的屁股，实际上整个人一起熏，这样驱赶蚊虫。 

修路时我们吃得很差，后勤跟不上。后来，指导员让我去当司务长，改善伙食。当了司务长，我开始学珠算。上学时，学珠算就像要我的命，不知道为什么就学不进去。可这时，自己买了本珠算的书，几天就学会了加减乘除。我们两三个人经常要回到老连队去拉菜、拉粮。路多是沼泽地，不好走。天气又变化无常，一会太阳晒，一会下大雨。那雨下得整个原野雾气腾腾，我们龟缩在卡车车厢上，浇得落汤鸡不说，还很吓人。有一回，我们走了七天，解放牌卡车才前进了30多公里，都是翻浆土路啊，滑进泥里就推，推出来又滑进去。赶到驻地，菜早都臭了烂了。这种生活已经成为常态，靠着年轻，苦中有乐，就这么过来了。 

修完国防公路，大约过了半年，又说准备在珍宝岛和苏联打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属七八十个团，奉命组建两个武装值班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值班团全部要男知青，武器装备和部队一样，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我报名要求去，修路前我已经是老连队的副连长了。值班团营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而老团，团级干部才是军人。当时农场老书记李再仁已经被结合当了老团的副政委，他把我叫去谈话，说国际形势紧张，毛主席要我们立足备战、备荒，现在要组建武装团，你表现一直不错，就派你去，好好干吧。这样，我被选到了步兵值班团。对外叫26团，被任命为运输连司务长。

我们选上的人在佳木斯报到，各团来的人都住在农机学院。组建好后，我们连被拉到佳木斯东南岗的一个废弃兵营。我们运输连配备了汽车，我当司务长还是搞后勤。我把后勤搞得不错。一个四十几个人的小连队，养了二十几头猪。团里开各类会议，经常到我们连队来开。为什么？吃得好。

我们这个值班团属于沈阳军区和建设兵团双重领导。军事行动归军区管，日常训练归兵团管。我们的陈团长，是现役军人，在所有团级干部里，是最年轻的，才39岁，是抗战时期的干部。我们运输连是团里的四好连队，也就是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工作作风、生活管理都不错。我的表现也不错，1970年，我在值班团入了党。那时给家里写信报喜，第一句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才告诉爸妈我入了党。他们自然得到很多慰藉。那时候，年轻人入不入党，是个表现好不好的重要标志。 

我们团一方面搞训练，准备打仗；一方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佳木斯的猴石山上打山洞，搞战备，准备储藏大炮和其它武器。我当了一年司务长后，就被调到团的特务连当副指导员。特务连下属有警卫排、侦察排、通讯排——叫担负特别任务连队。我们驻扎在佳木斯糖厂，糖厂有专线铁路。我们连除了处理国防施工用的盘条和钢筋，还担负着卸运物资的任务。有一次，紧急卸运37节车皮的水泥，一百三四十号人，除了炊事班留下一个人熬大碴子粥，连长指导员带着全连都上去了。那会儿干活，一点机械没有，全靠人扛。那牛皮纸包装的水泥袋，几个来回就把人的肩膀磨破了皮，又是夏天，疼得可想而知。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干就是一个礼拜，每个人都像泥猴似的，所有人的肩膀都是血糊糊的。很少有偷懒的，那时人都不要命了，因为我们的施工是为战备，战备是为和苏修打仗，打仗是为保卫毛主席。所以，你的表现总是和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们还太传统，不光自己，整个环境都是那样，而且我母亲就担心我在外面搞对象、结婚。如果我结婚，和家里团聚的希望就一点都没有了。父母嘴上不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响应号召晚恋晚婚啊！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我回不了北京。 

谈恋爱、搞对象这种概念，我最早的印象是在包头上初一时听到的，听别人说这个学校的风气不好，高中的学生有偷偷摸摸谈恋爱的。我和同学在校园边的麦秸垛那儿，也看见过两个男女大同学坐得很近，很亲密的样子，在聊天。实际上，当我17岁坐上知青列车的时候，也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自己长大了。长大了的标志就是离开北京离开父母离开家了，没人管我了。同时，潜意识中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谈恋爱了，尽管这种意识朦朦胧胧，确实有过。 

从老团到值班团不久，我真的接到老连队一个哈尔滨女知青给我写的信，那时我19岁。这个女知青我认识，但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想法，也从没感觉到她对我有那种意思。再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别说结婚，就是谈恋爱，也觉得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总会让人议论纷纷。那封信的原话记不清了，反正是要交朋友的表示。我当时不仅不领情，反而很反感，好像受了什么侮辱、降低了我的人格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老连队一个排长——哈尔滨知青，比我年龄大，到佳木斯办事来看我。我就把这那封信拿出来给他看，还让他拿回去交给老连队的领导，说得好好帮助帮助她。我当时觉得这么做是要显示自己的清白。其实，这本来是很私人化的东西。你不同意，也没有必要伤害人家，更没有必要向组织上交人家的信。可我当时，是用嘲讽别人的口吻，来表示自己的思想是如何“健康”的。年龄大了些，我很后悔，对人家太不尊重了，也不知道这封信拿给组织了没有？至少，把这封信在朋友中传看，也是不妥的。排长是老高三的，比我大四岁，很稳重，那信也许他就没有上交？我一直没有问他。这件事让我羞愧难当至今。 

施工打山洞时也出过人命。我们连队没有，别的连队发生过好几起塌方事件。施工中大小事故常出，第一年就砸死了两个知青。我们团出的最大一件事，是我们打完了山洞，移防到桦川县住在老百姓的屯子里。

有一次，一个连队冬天烧炕失火，一下烧死11个人，有北京知青、上海知青、温州知青……烧得人都没法看，全国都通报了。死者的家长从各地赶来，人烧成那样没法交代，残缺的尸体就用白布裹个人型装进棺材里。那次事故，对我们知青的打击太大，死的知青战友和我们年龄一样大，本来生龙活虎的，怎么说没就没了，还死得如此吓人。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了生活的惨烈。事故也断送了我们团长的前程，他是抗战干部，又年轻，本来传说他要升任兵团副司令的，出事之前他回山东探家去了，不在团里，但还是受了处分。 

那年头，动不动就去救火。那时老乡烧荒，引起大火。其实烧了就烧了吧，但那时知青把救火当成展示自己的英雄行为的一种方式，还不讲代价，玩儿命。大多数失火，财产损失都不大，但经常死人，都是救火的。其实，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可那时不懂啊！而且我们的宣传总是把人的所有失误都掩盖在对英雄人物的褒奖之下。一旦有了先进人物出现，就可以掩盖一切问题了。 

我的思想是在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开始有了变化的。我们大约是在9月14号突然接到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我们不知道是林彪事件发生，实际上上面也不知道实情。我们都以为要和苏修打仗，士气非常高。我们把行李打成捆交给后勤，把绑腿拿来缝成干粮袋装满炒好的高粱米，每天晚上睡觉不准脱衣服，怀里还抱着枪。9月中的北大荒已很冷了，根本冻得睡不着觉，也没有被子盖，背包都不许解开。枪不离手。这种状态保持了一个月左右。后来，我们连以上干部接到命令到佳木斯开会，神神秘秘的，我们仍然以为是要打仗，是要作战前动员，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会有“林彪事件”这类大事发生。

在我们原来运输连所在的废弃兵营，两边是木板大通铺，100多名连以上干部分别坐在大通铺上。我们团长进来了，他披着军大衣，坐在通道中间一张小课桌后边的一把小椅子上，面色毫无表情。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念文件：中共中央中发X号文件，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一下，全傻了，我们全傻了——副统帅啊？！他的四野从北打到南啊？！接班人啊？！永远健康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啊？！如同五雷轰顶，就在大家愣神儿的当口，我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要在过去，还不嘻嘻哈哈闹腾半天？可是这时，全场百十多人一声不吭，可见人们吓傻到什么程度了。

接着七天，外面站着岗，让我们学习、表态、发言、揭发、批判。我们能揭发什么？只能说林彪在天安门上脸色蜡黄蜡黄的，而毛主席红光满面，听说林彪吸毒。我们按中央的调子表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呗。后两天松了一些，我们可以到市区看电影。这时，社会上还没有传达，街上橱窗里，还是江青给林彪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光着头的照片；电影院的宣传画还是毛泽东和林彪检阅红卫兵。我看到这些感到混身发麻，无法理解、害怕，这社会怎么会是这样？有一种这么多年上了个大当初醒的感觉，但这个初醒，是不自觉的。当时我还和一个战友——他原是北京四中的，偷偷议论，他说：“不会吧？是不是林副主席被人劫持走了？”我们还半信半疑呢。但是，一边是林彪，一边是毛主席、党中央，我们还是天然地相信党中央。但不管怎么说，林彪事件至少对我来说开始有了自己的疑问和想法，尽管这些想法还很朦胧。因为长期以来，对林彪所有的宣传都是正面的，是毛钦定的，是进了党章的。但严酷的现实，不得不让人们去追究其真相，去质疑其缘由，尽管这种追究和质疑不是公开的，但“9·13”事件确实开启了人们内心深处思考的闸门。 

我们这么训练，这么苦干，都是为了反帝反修，但和外部敌人却没什么大事，珍宝岛争端对苏联克制得很，却迎来了中国内部刀光剑影的大混战。这让我们泄气了。知青的泄气分几个方面：你号召的东西，和我们看到的东西差别太大；实际生活的艰苦和徒劳无益，也让人无法忍受；年龄也越来越大，和家人的团聚，自己个人问题的解决，甚至以后自己的子孙怎么样？想得越来越多，对现实的失望就越多。过去，我们以在部队序列为骄傲，后来，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女知青的遭遇更让人愤怒。我后来被借调到兵团司令部的直属工作处，我的工作是在档案室，地点在带岭地区的山林里，那里保存着营以上干部档案，他们都是现役军人。我在那里的多半年中，上面调过两个人的档案——一个是16团团长的，一个是参谋长的，后来他们都被枪毙了。据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都拍了桌子——枪毙！为什么？就是强奸女知青。据我知道的，建设兵团营以上干部，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受处分的有300多人。上至老红军，下至现役军人干部。 

这些受处分的干部要是只是一两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调动了工作完事。一般都是弄出了事，又有人告发。没人告，也拉倒了。那时候，知识青年那么思家，都在考虑提干、入党、上学、回家，改变自己命运。这慢慢形成了一种利益问题，使权力在兵团突显出来。所以，有一批干部凭借权力为所欲为。那次枪毙团长和参谋长是公审大会啊！是要杀一儆百了。尽管那时的媒体不报道，但对社会的震动、对知青的震动，对家长的震动，非常大！ 

我到直工处不久，就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干部处的人推荐了我，他们觉得我表现不错。但是，从推荐、政审、招收还得有几个月时间。这时，我父亲也给我办成了可以“困退”回京的手续。当时，我们家确实困难。父亲在山西干校，弟弟当了兵，家里只有残疾的母亲。所以，我父亲的单位开证明，母亲所在的街道开证明，父亲还一次次找北京市委军管会的战友帮忙，终于使我能够拿到办回北京的准迁证了。 

我母亲在家是严母，但在街道上左邻右舍人缘非常好，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包括文革中人家把大字报贴到我家说她是地主婆，她对写大字报的人一样大度。她记性特别好，谁家的孩子哪天探亲回来，哪天走的；谁家男人哪天去的干校；谁家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人家都忘了，她都记着，“老三篇”能倒背如流。 

她还和我父亲走南闯北，见得也多啦。话说回来，一边可能上工农兵大学，一边是父亲办妥了回城的手续。我怕夜长梦多再发生变故，决定立即返城。返城前，我回了一趟老连队，告诉了几个朋友。当时我的心里，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那种心态像是一个逃兵的心态。不管什么理由，当面对曾发誓扎根北大荒的知青战友、朋友时，都觉得内心有愧。

我父亲那时属于建工部系统，八局在山西有一所干校。我父亲文革中就到了山西的干校，以后他就被留在了山西。他曾在雁北岢岚县建导弹基地，后来又到山西絳县搞“五四一”工程，是备战备荒时中央搞的一个大型制造坦克的联合企业，再以后他的单位又归属于山西建委。直到离休才回北京，这当然是后话。

我回到北京后，开始好高骛远，已经22岁了，当兵的心思不死，还想当兵。22岁是最后的一年嘛。我找了街道上的武装部，人家也热心帮助。因为眼睛近视，还是没有当上。甚至我还求父亲的老战友，想当武装警察。想沾点兵味吧，也没有实现。当兵不成，把我分到崇文区一个器件厂，很小，我觉得像我这样在建设兵团入了党提了干的人，应该被分配到更像样的企业。所以，没有去。在家里呆了一年多，但也没有闲着，觉得自己是党员，得找点事干。就帮助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搞全国普查户口工作。后来，把我分到崇文区化学纤维厂。这个厂是由永外纸绳厂改建的，就是生产包点心盒子的那种纸绳，它是1958年由一些街道的家庭妇女搞起来的。从纸绳到化学纤维，是个多么大的质的变化！我到这个厂后，开始当工人。 

这个厂，当时有四五百人吧。当工人大约半年左右，搞老中青三结合，我就成了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年青人当中，有几个党员？有几个当过干部啊？我们这个小厂，复员军人也不多。所以我就被结合了。这时，已经到了1975年。那时的工厂，生产不是主要的，搞运动、搞政治学习才是主要的。所以像我，从业务上看，只是个学徒工，门外汉，但是在领导岗位上，我是政工和青年团方面的负责人。一天到晚，不是领导别人政治学习，就是被派到崇文区党校一类的地方去学习，当然也借机会看了一些书。我后来想，如果你的思维方式不是开放性的，读书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1975邓小平复出时，我是拥护邓的。一方面，邓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根据地出身，刘邓大军有很多传说，我是很崇拜的，认为他和刘少奇不一样，我受家庭影响，内心是同情他的；另一方面，当时的工厂管理，一塌糊涂，没有奖金，靠什么政治思想领先，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生产秩序，生产状态，让工厂管理层的干部极其头疼。而邓小平一上来，就抓工、农、军，包括科学界、教育界的整顿，非常得人心。这让基层的干部和工人骨干们都叫好，大家觉得这个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那时老说工业为三千万吨钢奋斗，三千万讲了多少年啊？很长时间，大家觉得就像在一个黑洞里，根本找不到北。这时邓小平复出，给了人们非常大的希望，而且邓的整顿，在工业方面是非常见成效的。 

不久，邓又挨整了。批电影《海霞》、《创业》，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我感到，人们已经忍无可忍了。如果说林彪事件成为开启人们思想之门的一把钥匙，那么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人们算是清醒了，已经不能容忍再走回头路了。这时，人们无论是抵制还是抗争，已经开始成为自觉的行动，尽管它不是有组织的。 

“批邓”虽然还是以毛的名义，以中央的名义去推动的，但是，毛泽东和中央的权威在这时已和过去大不一样了。那时，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非常愤恨江青。王洪文，我们不把他当一碟菜，他不就是个工人嘛。我私下说，如果这时主席把江青揪出来，他的威望只能高不会低。而且，在我认识的老同志当中，提起江青，那真是千夫所指！那时经常追查谣言。所谓有谣言，都是讽刺王、张、江、姚的。现在不是也还有流言吗？我的经验是所谓流言，一定得是有共鸣才会流传。如果没有共鸣，谣言也是传不开的。 

流言蜚语的传播，可以说是一个事件的序幕，它是群众基础嘛。开始批邓时，组织我们去看大字报。不看还好，越看越觉得邓讲的对啊。说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是邓小平的“四条汉子”，这“四条汉子”真的个个很棒啊。越批越觉得这么多年张春桥这些“文人”把社会折腾得乌烟瘴气，社会秩序混乱、生产滑坡不说，感触最直接的是人们的生活现状：我们吃不到什么东西，买不到好东西，甚至结婚的买不起一个几十块钱的大衣柜，买一辆自行车还要排队等号，买一包火柴、买一块肥皂都要票，人们的生活是这么一种状态。但官方媒体还在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好像人家在等我们去解放他们呢。所以说人们对邓小平认可的开始，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批邓的时候呢，我处在这个位置，自然是在风口浪尖上。你要组织学习，你要对批邓表态，我怎么表？我不能胡说八道啊。我就只能是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抵制，完全的抵制。我在工厂内部，私下的场合，正式的会议上，大会上，都讲了很多想不通，甚至很“反动”的话。那时候我讲这些东西还是有市场的，有共鸣的。 

周恩来的逝世在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柴烈火上，浇了一把油。第一，在评价周恩来的时候，用的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没有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我们就感觉：难道这种称谓就是给毛一个人留的吗？他那么多的战友都倒台了，剩下的也都不是。再有，周恩来的丧事还没有办完呢，《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发表重头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在为周恩来的去世悲痛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周的去世，你却说是大辩论带来的。这种政治影射，深深地刺伤、激怒了读者和公众。紧接着，三月五号纪念给雷锋的题词多少周年，报纸在报道的时候惟独不提周恩来的题词，其意思就太明显了。还有一系列的东西，批林批孔批水浒，指向所谓的“投降派”，斗争矛头不言而喻。这些举动激起了人们的愤恨。

这时马上就到清明节了。看到矛头针对了周恩来，人们被激怒了，要抗争，要利用清明节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时候镇压开始了，不仅三天两头传达中央不许人们到天安门广场扫墓的指示，连《北京日报》也发表“清明是鬼节”的文章，压制人们去悼念，这就更把人们的愤怒激了起来了。

4月1日，我带着厂里80多个团员和青年做了个花圈——手工做的花圈，剪的松枝，做的纸花，我写的悼词——送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第一个写悼词的是两天前北京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贴在纪念碑上，里面含沙射影地抨击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那个时候的民间语言是相通的，你虽然没有点名点姓，但一看就知道是说谁。我们去的时候，天安门悼念的人还不算多，但已经开始有了。有一些花圈，但还不多。我们可以算是头一批里的一群人。那时候广场上的便衣就很多了。 

我们的花圈送到广场时，便衣拦住我们，问是哪个单位的，我就告诉他是哪个单位的；问多少人，你叫什么。当然这对我们心理上是一种压力，一种威胁，但是我们已经有点不顾了。然后我们搞了一个悼念仪式，我念了悼词。悼词是我写的，里面有这样的话：我们要揭露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实际上是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这个“奇装异服”在当时就是一个特指，特指江青，因为江青总爱穿连衣裙，当然现在不算什么，但那个时候就是与众不同嘛。所以读这个东西，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要与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这个悼词实际上是一个誓词。所以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不光我们80多人，周围看热闹的人都一起唱。低沉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一波一波，大家互相影响、互相鼓舞，那种氛围非常悲壮。 

回到单位后，我一次一次被叫到崇文区工业局开会，我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是最年轻的党委委员，是准备把我当作接班人培养的。一次一次传达中央的禁令，不许送花圈，不许送悼词。在工业局党委会上，他们说要追查谣言，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反纪律，不能送花圈悼词，谁送了要负责。我发言的时候说：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错啊？为什么要这么压制？我不能理解。如果要追查的话，《文汇报》出现贬低和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为什么不追查？我认为《文汇报》的问题应该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记就是张春桥嘛！我记得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没人吭气，气氛很紧张，谁都知道我在讲张春桥，但谁都知道这和中央当时的精神是对着干的。主持会的局长匆匆宣布散会，会后又把我留下说：如果你前一段想不通，还是认识问题，但是不要再坚持了，再坚持下去性质有可能就变了，领导上不忍心看到一个年轻干部就这样下去。 

当时我判定，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是和我一样的，但是他们需要对我说这些话嘛。我无非是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我并没有什么理论的高度、发明创造。我当时也不知道遇罗克是谁，张志新是谁，顾准是谁，我离这些理论上的先知先觉很远，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是从直觉上、从常识上感到自己做的是对的。当时我对领导和一些朋友的告诫——不管这些告诫是善意的还是别有用心的，都听不进去。不是说我当时处于一种固执的状态，而是我已经认定，需要有一批人站出来，坚决地斗争，否则江山就真要变色了，真可能让江青这些人糟蹋了。必须有一批人坚决地站出来，不能再退了。 

我们送花圈的第二天，就发现官方把我们的花圈和悼词连夜收走了。这就激发了我把悼词又重新写了一遍，然后裱上塑料膜，是怕下雨，又偷偷贴上去。我和厂里的孙正一、陈瑞，三个人看法非常一致，我们经常去天安门，大家互相掩护。孙正一写了一些骂江青、张春桥的诗。我提了一些问题：一、为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矛头究竟对着谁？二、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说成是“还乡团”、“走资派”上台，这是对毛主席干部路线的否定，这不是在为林彪的反动干部路线翻案吗？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是对列宁所说的：我们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究竟哪些人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四、三个人的“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三十亿人民的幸福吗……记得我提了五六个问题，全是政治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广场上到处都是便衣，我们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必须要做了。所以我们互相掩护着，把标语、诗词一贴上去就跑。那时候我一天去广场两三次，上午、下午、晚上，回家吃完饭再去。后来，还带上了照相机。 

在此之前，我就喜欢照相，比如串联、插队，但那时照相机对我来说还只是个玩具，像在韶山留个影，井冈山留个影，拍个纪念照……真正拍社会生活，“天安门四五”是第一次。为什么拍呢？有感而发，情不自禁吧。我看到这样的场面：人山人海；压迫越厉害，反抗越激烈；大标语、周恩来遗像都放到纪念碑上面去了；他们把花圈晚上收走，第二天人们又把铁制的花圈用大吊车吊过来了……这种抗争是史无前例的。周恩来、邓小平，那时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了人们对生活抱有希望的一个符号。当时从对周和邓的态度上，就可以分出朋友和敌人了。我们家有一个120相机，是抗战时期的战利品。我还从我们工业局保卫科的一个朋友处借了一台135相机。那几天，我一共拍了四个胶卷。当时照相的没有几个人，不像现在。我是偷偷地拍，拍完了自己冲洗，不去照相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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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转自：搜狐网《百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