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狱中奇遇

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

我和一批老知青决定到北京去。我们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上山下乡到四川通江县的，下乡后不久，便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但触及了我们的“灵魂”，而且也触及了我们的皮肉。

在这场保卫毛主席的大革命中，我们是一群身心受伤的年轻人。文革初期，搞大串联，几百万红卫兵都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我们没去成，我们想，再不去就晚了。

那时，知青虽然清贫，但很乐观；虽处社会底层却自由自在，都是二十岁上下，再苦、再蹉跎，仍焕发着蓬勃朝气。

我借了三十几块钱，背了一个网兜，装了一点简单的衣物，就和其他八个伙伴上路了。路线是从通江到巴中、广元经西安、郑州到北京。

从下乡的林场到通江县城一百二十里，步行到通江后找熟人借宿一晚，第二天搭货车到巴中。第三天从巴中搭货车（途中转搭了三次货车）到广元，然后，在广元买了两角钱的车票于当晚上了成都开往西安的列车。

刚出广元不久便遇上查票，我和另外五个知青躲避不及在宝成线上的一个小站“朝天”被“请”下了车。

朝天车站在嘉陵江西岸的半山上，候车室里空无一人，水泥地面倒还干净。我们一群男女二话没说就在这候车室的地下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将身上的衣服换下洗净，车站后面有一块空地，栽着几根木桩，上面牵着铁丝，正好晒衣服。收拾停当后，沿车站背后的一条小路下到江边。

江边的渡船是靠固定在对岸山崖上的一根钢缆牵引过江，过了河就是朝天小镇。这是一个典型的川北小镇。这天不赶场，街上冷冷清清的，让人感觉多少有些苍凉。

我们找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后到街上闲逛，坐了一天茶馆。傍晚吃了晚饭后就原路返回车站，又买了两角钱的车票，再次登上列车。这次还顺利，第二天便到了西安。就这样，又从西安到了郑州。

听说到北京的车查得很严，不敢逃票，于是买了快车票。第二天早上火车到了北京站，一下火车我们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天安门。

处暑过后，据说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万物生辉。清晨，太阳刚刚出来，霞光万道，天安门城楼、广场、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沐浴在晨风朝阳中，显得格外肃穆、宁静、雄伟壮丽。

来到天安门前，第一个印象是天安门城楼不如想象中那样高大。原来只在电影里见过，也许是摄影的角度不同，也许是因为天安门广场太大的缘故。

上得金水桥，低头往下看，金水河水却不敢恭维，在大巴山看惯了青山绿水，相比之下，这金水河简直就是一条大污水沟。

虽然如此，却一点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奋和热情。我们抚摸着华表的底座、金水桥的栏杆、天安门城楼的红墙，心情是那样的激动、欣喜和满足——终于见到了天安门，要知道这上面可是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呀！

太阳升起来了，广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

这时，在金水桥边有几群人在那里边唱、边跳，不知在干啥。我们跑上桥，凭栏观望，跳舞的人有老头、老太婆、中年人、青年人，每人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中拿着毛主席语录，舞蹈是文革中最常见的“革命”动作，歌曲也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舞者表情虔诚，但动作却很不到位，显得笨拙、滑稽可笑。我们忍不住，边指划边议论嘻嘻哈哈笑了起来。一个老军人走到我身旁，拍了一下我的肩问道：“小伙子是从外地来的？”

我用四川话回答：“对头。”他笑了，说：“千万不要笑，这是在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这可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哦！当心被批判。”这老人说话的表情古怪，看得出他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是不太满意。

我们吓得伸了一下舌头，再也不敢吱声了。要知道那年月对毛主席的态度可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啊——你娃还敢在天安门广场嘲笑跳“忠字舞”的群众，大胆！

午饭后，我们就去找歇处，有的同伴投亲靠友去了，剩下我们两三个人无亲戚，就跟一个知青到他的亲戚家。

进屋刚坐定，居民委员就跟进门来，要查看我们的证明，拿给他看，说是不行，要革委会的，现在全都兴这个。我们说大巴山还没有革命委员会，只有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那不行，你们不能住在这里，包括亲戚都不准住。”接着给我们讲了一通保卫首都安全的大道理，并说上面有规定，国庆节前要严格控制进京人员。

更何况现在阶级斗争形势是那样的复杂，人人都要有敌情观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这时才觉得北京人特别能说，连一个居民老太太讲起道理也是一套一套的，原则是那样坚定，如磐石般不移。想讲情？门都没有！

那觉悟之高就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水平一般，真让人佩服和无奈。

怎么办？晚上挂哪里？一商量，只好去找在北京读大学的同学了。记得有一个同学在北京什么大学读书，于是跑去找。来到北大东问西问，找到了他的寝室。

同室的其他同学说：“他不在，也许回重庆去了。”并指着一架床的上铺说：“那就是他的床。”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网兜往那床上一甩，说：“我今晚就睡这里。”全寝室的人愕然，但也没有说什么。于是，我就在我那不在学校的同学的床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却有两人未到，不知是放单线去了，还是其他原因（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晚就被抓进了“学习班”，此是后话）。

当时，大家也未在意，我们继续商量到什么地方去。一部分人想去动物园，我和另外三人要去长城。

我说“老人家”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何况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史的象征，秦砖汉瓦，闭关锁国，举世无双，到北京不看长城等于白跑一趟。

争执不下，大家只好分道扬镳。

我们一行四人到东直门乘小火车到八达岭。这条铁路是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为了上陡坡，设计了“人”字形道路，用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爬上八达岭。

放眼望去，长城内外，群山起伏，层峦叠嶂。远溯秦皇汉武大漠边关，狼烟四起，战马嘶鸣，旌旗蔽日。这长城如一条巨龙，蜿蜒于群山峻岭之间。

孟姜女的传说，陈胜吴广起义都是长城演绎的故事之一。现在长城已不再是战略防御的工具，而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见证。

返回北京的路上，我们才想起晚上的住宿还没有着落。昨天那里是万万不能去了，如果寝室的同学醒豁过来，撵我出去咋办？

终于想起一个人：刘家书，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红五类”，考上北京工学院，于是投他而去。见面后倒很亲热，却有一丝世故。

他说北京前段时间发生了蒯大富打工宣队的事，闹大了，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校，他们学校已进驻了工宣队，又是保密院校，是不准留宿外人的。

从工学院出来，我又想起另一个同学，叫黄开贵，上高中时同班，个子很小，大家反其意取外号叫“大M”，现就读于中央财经学院。

上高中时，我在班上人缘不错，成绩还可以，较开朗，只是根不正、苗不红而与大学绝缘。但同学们也都不拿我当外人看。

一见面，大M非常高兴，他一点没变，就跟在高中读书时一样，毫不犹豫地请我到他那里去住。

他说他们学校也有工宣队，比原来紧了，但现在也不妨，好在你是早出晚归，又照不上面，住下再说。就这样我住进了中央财经学院——已是夜幕降临。

此后几天，我们相继去了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等，玩得好不自在，不知不觉在北京已呆了七天。还准备去香山、十三陵等。

殊不知第七天半夜，我在睡梦中突然被人叫醒，原来是工宣队的人，将我和大M叫到办公室询问。原来他们早知道我不是该校学生。

在了解了我和大M的关系后，他们问我什么时间离开北京，我表明我还不想走的意思后，他们告诉我，北京专门为外地来京的人办了一个学习班，先将外地人集中学习后，再送回原籍。

这时大M在旁边悄悄拉我的衣角，给我使眼色，意思是千万不要去，答应他们自己回去。那时，我从来没有听过“学习班”，听起来还是个好去处，更何况还要送我回去，朗朗乾坤，在中国的首都总不至于是狼窝虎穴吧！

再说，就算是狼巢虎穴，又能把一个知青如何呢？于是我便答应了去学习班（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我是否答应都得去，人家七天一班，哪里跑得脱）。

这时那个工宣队队员对大M说：“明天早上八点送他来，跑了找你负责。”

回到宿舍，大M对我说：“那地方千万去不得，明天一大早，你自己走了就是。”

我说：“不行，人家找你要人怎么办？你还有毕业分配的问题命运在人家手里。我一个知青，一无所有，谅他们办不了我什么？总不至于把我开除出农村吧！”

第二天八点钟，我们到了工宣队办公室。他们即派了辆车把我送进了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设在北京铁道医学院的一栋大楼内。先是登记，照例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成分、从何地到北京、干什么等等。

之后，我被学习班内的工作人员带到楼上，领了一床毛毯，一副碗筷。然后进得一个房间指着一张床说：“你就住这儿。”

这时，我才发现整栋大楼从外到内站满了当兵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进来的人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就连上厕所都得先报告。我心里一紧，但已退不回去了！

下午，学习班的领导召开了一个大会，算是学习班的“开学典礼”吧。

他说这个学习班是在中央首长的亲切关怀下组织的，后来多次提到“中央首长”，不知是为了提高自己还是故意卖弄，据说已经办了好几期了，每期七天，成绩斐然，已清理出反革命分子百分之几，特务百分之几，负罪潜逃的百分之几等。

总之，让人感觉到进这个学习班的人似乎人人都有问题。最后，他又正告隐藏在学习班中的阶级敌人，不要存侥幸心理，只有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才是唯一的出路。

并说进学习班的每一个人的情况都能了解到，每天晚上学习班都要打长话到你们原单位核实你们的情况。

号召学习班里的革命群众要擦亮眼睛，盯住你身边的可疑人员和阶级敌人，要勇敢揭发，如果你检举揭发了阶级敌人，你还可以立功，等等。

晚上就组织讨论，先“斗私批修”，讲自己的问题，特别要讲在当地你干了什么？为什么到北京？到北京后你又干了什么？又指定了学习组长、记录员。

讨论会后，就召开组长会，教他们如何依靠骨干，挖出阶级敌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恐慌的年代，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营造了这样一种气氛，把人自私、卑鄙的“恶”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于是在学习班里上演了一幕幕激烈的阶级斗争场面。）

每隔一天，就要开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批斗大会。嘿，你还别说，还真揪出了不少“阶级敌人”，几乎每个学习小组都有人被揪到台上站成一排，接受批斗，当然也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我们小组里有一个人，是四川涪陵的一个农民，三十多岁，到北京找他的嫫嫫。他人长得很壮实，从外表、衣着、神气还看不出是农民，不知怎么被盯上了，说他“可疑”。

于是就搜查他的行李，也没查出什么来。后来又搜身，发现有个很旧的小本本，上面记了些阿拉伯数字，于是就要他交待是什么意思。

他说没得啥意思，是在家乡时，赶场帮乡亲卖菜买东西什么的记的一些数字。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上面”信服，于是将其先交到小组会上批斗，再交大会批斗，一定要他坦白这些数字是特务的联络暗号或密电码之类。真让人啼笑皆非。

其实这个人一开口，就知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涪陵农民。人家问他到北京来干啥，他说：“我到北京找我嫫嫫。”一口不含杂音的标准涪陵方言——还没有被外地语言“污染”。

但在那个时候，从学习班的工作人员到小组里的很多“积极分子”，都深信他有问题，于是在小组会上有人揭发他晚上睡不着觉，不断地翻身——是心里有鬼，害怕；有人说他一晚上要上好几趟厕所，一定是搞什么鬼去了；还有人说他吃饭也吃不下去了。

总之，这个人说话像有问题，吃饭像有问题，睡觉也像有问题。最后被隔离审查，遣送四川的时候竟没有看到他。

在这里，人人都感到苦闷、不安和恐惧，生怕一不小心会被揪出去批斗，皮肉受苦不说，人的尊严和人格被任意践踏，得不到任何人同情帮助。

相反，会有一些人将使劲的把你推下深渊，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人人对“阶级敌人”都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须知只有对敌人的冷酷无情，才是对“革命群众”最好的“保护”！

此时此刻，我只想时间过得快一些，再快一些，赶快混满七天，把我们送回四川，回到我下乡的大巴山，回到知青朋友中间，呼吸自由的空气。

后来，我晚上也开始做恶梦，半夜醒来，吓出一身冷汗，又不敢翻身，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人家发觉你半夜都没有睡着。一晚睡下来腰酸背痛。真不知那些揭发别人睡不着觉的人，自己为啥也睡不着。

厄运终于还是降临到我的身上。

原来，就在我到学习班的第三天，我们一起到北京去的另外一名知青郑唯仁也被抓进了学习班。

他当时在北京火车站买票准备去南京，被当时的“群专”（群众专政组织）抓进了治安室，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伤痕累累，满面是血，然后送到学习班，一过堂，什么都交待了。

文革初起时，我们部分通江知青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

后来武斗开始了，我们为了武装自己，进行“文攻武卫”，埋伏在公路边，抢了过路的造反派的枪。

当时抢枪就是郑唯仁不顾我们的反对领着人干的。后来当地的造反派组织了几百个人，将我们包围，缴了我们的枪，我们如鸟兽散，然后上了北京。

学习班领导顺藤摸瓜，很容易把我也给揪出来了。他们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办公室，正对门的位置放了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作记录。开始他们要我谈为啥到北京，到北京前在农村都干些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只讲了对首都的向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想看看他老人家住的地方等等。

他们不露声色，告诉我：“你们的事我们都知道，你们到北京来的还有好些人，我们和当地联系过。”并说我们抢枪，被围等等。就连很多只有我们知青才知道的细节都点出来了，弄得我一头雾水。

没办法，就把抢枪、打仗的过程讲了一遍。他们说：“你们这些行为如果在北京，算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后来又问我，为啥要抢枪。

我说：“文攻武卫。他们能抢解放军的枪，我们为啥就不能抢他们的枪？”我接着分辩说：“我不认为我们的行为有哪一点反了革命，坚持就地闹革命，不回城是毛主席的号召……”

可能那时对知青的政策要宽松点，并没有批斗，也没有打我。但是我还是被隔离了。一天上厕所，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问他：“你都说了？”他“嗯”了一声解释说：“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人在里面。”

那时我心里简直气愤到了极点，心想你还是头，怎么会像“王连举”（叛徒）一样呢！虽然每天都被审问，但审来审去就是郑唯仁交待的那些事了。

被隔离的日子很不好过，除了接受审讯外平时都有人监视。晚上睡觉不准关灯，门口还坐着一个值班的。上厕所，吃饭都有人跟，走在过道上不准抬头，得低着头走路。

好不容易等到被遣送的日子。那天学习班里戒备森严，集合，点名，一个个依次上车，然后直接拉进火车站，汽车停在最后一节车厢旁。

被遣送回四川的人有满满的一节车厢。火车徐徐地驶出北京站，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内心一下舒了口气！

车到郑州站，停车时间较长，忽然有两个人拉开车窗，跳车而逃，只见他们三两步就不见了。车厢里一遍混乱。

这时押送人员马上进来把所有窗子全部关上，当众宣布纪律，同时将重要“人犯”全部戴上手铐或用麻绳五花大绑，把这些人捆得惨叫声不断。一时间，车厢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终于到了成都。

我们一部分人被送到成都通惠门一个收容所。这个收容所在一条街道边，高高的围墙挡住了视线，看不见外面的景象，只能看见无轨电车的电线围墙里有几栋平房，屋前有一块长条形的平坝子，屋子是大开间的，一间屋能住几十个人，上下铺。

这里原来还收容了几十个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在这里比学习班自由一些，坝子里可以随意走动，在寝室里可睡可坐，还可看书，下棋，摆龙门阵。

每天三餐，早晨稀饭馒头，中午晚上是干饭，一星期还能吃一次肉。大家到了这里明显感觉压力轻了。

其他地方送来的人大概不像我们在北京的经历，要活跃得多，三三两两说笑着。在这里主要就是等“原籍”的地方政府派人来接我们。

收容所里鱼龙混杂，从五湖四海汇聚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个转业军人，二十几岁，曾在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是炮兵侦察员。

当年他们骑着摩托出去，跑到山林里看敌人的阵地，给家里喊话，观察弹着点，给家里报告，也说得上经历过枪林弹雨了。

一次骑着摩托，被美国飞机的炸弹将脚炸伤，还立了三等功。伤好了以后复员了，家住四川威远农村，他不愿回去，就在昆明租了一间房，开了个理发店，挣钱过日子。

不料好景不长，才半年就被清理回了四川。他大包小包的东西还蛮多，不像是被收容，倒像是一个衣锦还乡的英雄。

有一天不知为了啥事他和收容所的管理员争吵起来，言语很是激动、不满，还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意思。言辞激烈，惹恼了管理员，随即喊了几个人将他拉到办公室一顿暴打。

后来，再也没有听见他讲战斗故事了，不久他回威远去了。

收容所还有一群年轻人，年龄和我差不多，个个趾高气扬，一副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不和你们一般见识的模样。从闲谈中知道他们是成都四中的红卫兵，不知啥原因也进了收容所。

闲来无事，便摆龙门阵，文革初期如何成立红卫兵，如何保李井泉，又如何被打成“联动”，哪个的老汉还挂起的，哪个的老汉马上要出来了，中央某某人又怎样了等等，原来是几个高干子弟，难怪一副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模样。

他们说的仿佛都是天宫中玉皇大帝身边的事，而我却像花果山上水帘洞的小猴，不知世事变迁！他们在这里根本没有一点畏惧，就像在火车站等车一样，但也不惹事。果然没几天，一辆伏尔加把他们接走了。

收容所里还有一个人，中等个，身材均匀，眉清目秀，很书气。他喜欢和我摆龙门阵，先是听我讲如何上山下乡，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又是怎样到北京进学习班……

他姓李，在永荣矿务局工作。解放前，他的一个姑妈是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解放初他随姑妈住在崇庆县，和当地的驻军很熟，曾参加过川西剿匪。

一九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一九五一年部队抗美援朝。他十六岁，就悄悄爬上部队的车，当了志愿军，给一个团长当通讯员。

停战后，他被保送到南京一个军事院校，学的是通讯。学习期间，他的首长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学军医的姑娘，是北方一个老根据地出来的，从小当儿童团，十六岁就入党。就这样，毕业后他们俩就结婚了。

老李被分到成都军区，而她却被分到新疆军区。关山千里，路途迢迢，只靠书信及每年十二天的探亲假维系着两人的感情。

其间，还差点破裂，全靠老首长做工作才平安无事。后来她怀上了他们的孩子，但生产时却母子双亡。讲到这里，我发现老李一脸的悲凉。

一九六二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期间，他上了前线，在前沿阵地帮助连队搞通讯联络。那时他是一个通讯连长。

一次他对步兵连连长说，想到前沿去看一下，步兵连长同他一起去了。趴在战壕里边，还没有看见敌人，一发炮弹打来，在他们身后爆炸，一块弹片正好扎在他屁股上，他被抬下去了。

伤好后，他转业到永荣矿务局，又结了婚。这次他到北京去看老首长，哪知很多都“靠边站”了，他也被遣送回四川。没过多久，他也走了。

收容所里的人慢慢地都去了，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冷清。管理员说，我们要等到达县地区的人来接，而达县地区正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忙得顾不上这里，要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才能派人来接我们。

我和郑唯仁就这样成天无所事事，在收容所被关了一个多月。

高墙外，无轨电车的电线静静地横在半空。不一会儿，它们抖动起来，一辆电车经过了，慢慢的又静了下来，不再抖动，过一阵又抖动起来。

高墙内，一切的一切是那样熟悉，熟悉得令人心烦。秋天到了，早晚已有凉意，我们出门是夏天，穿的衣服显得单薄。树叶虽未发黄，但已不像春夏那样郁郁葱葱，显得老气呆滞。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在烦躁不安、百无聊赖、一筹莫展中艰难地移动。成天都想出去想自由，想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想亲人，想朋友，想大巴山，想回重庆……

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不自由，勿宁死”的感觉！

终于，接我们的人来了——这是达县公安处的两个人，穿的便服。先把我们两个押上车，然后又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又装了两个人。

在路上，车停在一个杂货店前，他们一人下车去买了一捆小手指粗的棕绳后，就直接去了火车站。

在车站，他们将我们五个人捆起来，联成一串，等待着上车。虽然感觉很屈辱，但一想到回去后就可获得自由，也就强忍着，好在成都没有人认识我们。

火车到了重庆站，从车厢里下到站台，押着我们朝车站治安室走去。

天哪，这段路足有两三百米，来往的旅客川流不息，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乡亲们用异样的眼光盯着，被捆绑着，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前移动。

这段路是那样的漫长，人们的目光像皮鞭一样抽打着我的灵魂，它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天入地无门，无处容身短短的几百米，我的灵魂像经历了炼狱般奄奄一息。

人的尊严、人格，人起码的权利被践踏在淫威的脚下。这一段路，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艰难、最漫长的路。

当晚，我们被关押在重庆解放西路中级人民法院旁的一个看守所里，监号高出室外走道一步，铺木地板，上面放草席，一床深蓝色被套套着旧棉絮，墙角一只木马桶，监号门上开一小窗，用一块木板做的小门关着，送饭时就从那小洞递进来每天吃八两，早上二两，中午、晚上各三两。豆渣饭，无油腥。

这时我才明白有人说的“送你去吃八两”、“去吃豆渣饭”的含义。

进监前，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要交出来，连鞋带、裤腰带都必须要解下来上交。用几根稻草将西裤上的两只皮带袢拴一下，勉强支撑着不让裤子掉下来。

我想这一招够损，要逃跑也得用两只手提着裤子跑，肯定跑不快。

第二天下午，只听得狱卒吼，狱门响，我们被出监号，坐在外面的地上。原来，有一个犯人违反了监规，被管理人员拿了去。

这人被捆了出来，脸青面黑，虚汗淋漓，连嘴皮都发紫。一看这捆绑人的手段才“绝”，左手从左肩朝后，右手从右胁下背过去，用一根二十厘米长的细麻绳，将左右两只大拇指紧紧地拴在一起，据说这叫“苏秦背剑”。

这一招委实厉害，再强壮的人也忍受不了多久（听说还有更厉害的，如“鸭儿浮水”、“猴儿搬桩”等等）。听过训话后，便又回到监号，监狱里鸦雀无声，杀鸡儆猴的效果达到了。

在这里关了两晚，便用囚车把我们送到了长途汽车站。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宣布“纪律”，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出去以后一律不准说，否则后果自负。

本来从重庆可直接到达县，因达县武斗未熄，故只能先到大竹，关押在四川省第二监狱。

这里的监号是平房，通铺，像北方人的炕，铺前有不足一米宽的通道，四个人一间，白天就坐床铺沿。

由于铺较高，双脚不沾地，坐不多久便双脚发麻，又不准躺。规定你只能背诵墙上的监规。

这时节，天气渐渐变冷，大巴山脚的气温又比重庆低了许多。实在受不了了，就盘坐在铺上，将棉被拉来披在背上。

刚坐一会儿，一声断喝：“不准这样坐！”我们说冷，他说既来坐监为啥不多带衣服！令人哭笑不得。

好不容易到了达县，先到地区公安处，有两个被送进了监狱。我们两个知青，狱里不收，怎么办？

叫我们在公安处的院子里等。我们坐在一个小石桌旁的石凳上，静静地等待着发落。

不一会儿我们被带到一栋楼前，我记得这里原来是达县专区专员公署的一栋办公楼。

原来，我们不够进监狱的“资格”，又不能放，要等通江县公安局的来接我们，只好将我们暂时关押在这个“群众专政指挥部”里，等待通江县来人。

这是一间位于楼底层的小办公室，不足十平方米，空着，地上放了两床草席，算是我们的窝。原来的窗户被木板钉死，只有从板缝透进几丝光线，勉强能看得见。

每天吃饭的时候，叫我们自己拿钱和粮票买饭，我们说没有钱粮，无奈，也只有借饭票给我们吃完饭又送回里屋。每天无事，就在房间里转圈，练脚力（因为很久未走路，脚老茧都掉光了，怕出去走不了路）。

有一天我们出去吃饭，碰见了通江县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认得我们。他很诧异。于是我们将这一趟经历向他诉说了一遍，要求他想办法把我们弄出去。

他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帮忙。吃完饭，我们再也不想进那间黑屋了，看守我们的人叫我们进去等，我们坚决不干，宁愿在过道里等。他先找“群专”的头，叫放人。

人家说不行，如果这两人是我们抓来的，你喊放，我们一定放，但这两个人是地区“人保组”交给我们代管的，要放人得那边打招呼。他马上到地区“人保组”将我们保了出来，当然是千恩万谢，后会有期……

从在北京被送进学习班到现在放出来，一算，整整五十九天！天哪，如果不是有人保，还说不清要被关押多久。

那天，是个晴天，小阳春，太阳暖融融的。达县街道上尘土飞扬，到处灰头土脑的，街上过往行人像蚂蚁一样乱哄哄的。

虽然是下午，但我们却觉得阳光是那样的明媚，空气是那样的清新，景色是那样的美丽，人们是那样的可爱，自由是多么的宝贵！

我们拆开挎包的背带，取出里面的钱和粮票，先到理发室理了发，进澡堂洗了澡，然后到城里找到我一个同学的家。他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拿了些粮票送给我同学的父母，便踏上了回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