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毛、周、林、刘、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城楼上交谈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球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接见红卫兵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城楼上交谈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

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

毛泽东与刘少奇

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六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六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林彪与江青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三十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作检查。”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作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尽管少奇以前曾多次向我说过“死后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但这时听到这个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还是忍不住哭了。我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够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说完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桌旁站起来，坚定地一字一句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然后，在孩子们的注视下，离开饭厅，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

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作人质，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经作好了被关起来的准备，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带上了。大约早晨六点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那里早已坐满了造反派，摆开阵势要审问我。他们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

没问几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开始我还天真，反复和他们讲道理。我认为中央只是同意我来检查，我检查可以，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还挺冷，那些绸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凉。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上来几个人强行给我穿上旗袍，还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说这是项链。我向他们抗议：“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他们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尽可能据实回答。那时《红旗》杂志刚发表一篇文章，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造反派反复逼我，要我对这篇文章表态。我说：“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来，威胁说要把我的话记录在案，今后算总账。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声说：“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我没有‘怀疑一切’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大骂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顶他们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好话，坏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是不摆事实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造反派将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台子上陪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七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造反派扣下了他们从我家里抄去的衣物。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4月14日，少奇同志向“南海卫东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辩。他们把少奇的答辩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将原件上交并写了汇报。这份大字报两个小时后就被人撕掉。几天后，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以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此后，“南海卫东造反队”没有再当面批斗。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剥夺了少奇同志发言和申辩的机会。

4月15日和20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我在信中叙述了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的情况，对造反派的种种污蔑作了申辩。对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毛主席有没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少奇同志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造谣、辱骂和黄色谣言风行一时，少奇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欢迎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文章，不管多么严厉都欢迎。

那些天，我忍不住对少奇同志抱怨：“这两年你常生病，我让你休息，你老说‘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拼命工作，却弄到这个下场。”少奇说：“怎么也不行。陈云同志休息几年了，还不是一样不放过。”

6月初，为少奇同志做饭的厨师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后来，另一名厨师也被勒令离开。这样一来，身边工作人员更不敢对我们留情。

刘源：逮捕郝苗同志，完全是江青一手制造的。她为了把我母亲打成特务，就诬陷郝苗是国民党励志社成员，说王光美有意把他调来传递情报。他们说郝苗利用到供应站买菜的机会，通过罗荣桓同志家的工作人员小陶，把情报送出去。整个一个荒唐透顶！小陶是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的侄儿媳妇，丈夫去世后在罗帅家料理家务。郝苗和小陶都经常到供应站领东西，比较熟悉，有一些来往。这么点事竟被江青一伙利用上了。

还有就是平平外出串连，向郝苗要了些粮票和饭钱，被说成是支持刘少奇子女外逃。其实我们家的伙食费、粮票就是郝苗管的，外出串连要吃饭，不向他要向谁要？

江青为了陷害我母亲，还不惜枉杀无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他的夫人袁绍英，莫名其妙受到株连。杨承祚曾在原辅仁大学当教授，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当年住在旧刑部街，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我母亲也从旧刑部街骑自行车到辅仁大学上学，有时路上碰见，这样就认识了，和他们夫妇有一些来往。总共就这么点儿关系。可江青一伙竟大做文章。他们先是将杨承祚夫妇打成美国特务，然后要杨承祚指供王光美是特务。杨承祚当时已身患重病，很快被残酷迫害致死。

还有一个叫张重一的老同志，是河北师范学院教授，受株连的原因更是荒唐。张重一1944年在辅仁大学当过代理秘书长，但我母亲和他没有来往，连话都没有说过。就因为张重一认识杨承祚，杨承祚认识我母亲，被专案组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张重一当时已是肝癌末期，时不时昏迷，随时可能死亡。可专案组竟对这样一个垂死的病人也不放过，对他突击审讯21次，最后一次连续审讯15个小时至深夜12点，两个小时后张重一惨死在病床上。特别法庭审讯江青的时候，法庭作为证据放了一段专案组审讯张重一的录音。他已经神志不清，一会儿说王光美是男的，一会儿说是坏人，一会儿又说是共产党员，还说袁绍英是杨承祚的小舅子，乱七八糟整个对不上茬。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忠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王光美：自从少奇受到批判以后，我们的儿女、甚至我们的亲戚无故受到株连。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经年迈的母亲，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时时牵挂她，却无法见面。

刘源：我外婆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大概是1966年底，中南海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写的，说刘少奇的岳母是资产阶级分子，“强烈要求把董洁如赶出中南海”。中央警卫局有关负责同志就商量，是不是动员外婆搬出去，免得老为这事牵连到刘少奇、王光美。我父亲没表态。倒是外婆主动说：我还是搬出去吧。于是由警卫局安排，将外婆搬到北长街供应站旁边一处很小的房子里。那时正是严冬，外婆自己生个小煤球炉子，很困难。

1967年5月的一天，我去北长街看她，却见门外面上了锁。问周围邻居，要么不说，要么不知道，总算有个老太太说看到让人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拉到二姨所在的山西的大学里批斗了，据说挨了很重的打，还被从楼梯上推下去。不久又被弄回北京，关在北京市半步桥的看守所。

王光美与母亲

那时平平也被关在这里。一开始平平不知道，后来她发现，看守所里放风倒便盆时，别的监舍的人都跑得很快，惟独旁边一间的人动作特别慢，听上去步履蹒跚像个老人，但又什么也看不见。有一次她趴在地下，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往外看，看见一双小脚，终于认出那是外婆的脚。于是，在下一次放风的时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来，就哭着大喊“外婆！外婆！”只听见外面“咣当”一声，一只便盆掉在了地上。

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后一点联系。从此，平平再也没有听到外婆的任何动静，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外婆被转到秦城监狱，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后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脑血栓发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长街看过她。外婆交给平平一个存折，让平平帮助去取点钱。谁知钱还没取回来，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这事就特别难受。

王光美：我们的儿女受我们牵连，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不得不时时为儿女们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样。特别是我们的小女儿小小，那时只有6岁。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当时真的不堪想像。

小小出生时，少奇让她的哥哥姐姐为她起名字。平平说叫她小妹，于是就叫了小小妹，慢慢地就叫成了小小。平时在家里，大人小孩、工作人员都喜欢她，少奇也特别疼她。小小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在那段日子里，少奇常常念叨说：“小小该上学了，小小该上学了。”我们都作好了被捕的准备，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特别是小小。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少奇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跟他们提提，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少奇说：“这怎么可能？”我说：“不是有许多先烈都把孩子带到国民党的监狱里去吗？”少奇说：“那是在监狱里边生的。”

带走不行，不带走吧我们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时没了主意，问少奇：“那该怎么办呢？”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托给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嘱我：“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决定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泪水夺眶而出。赵淑君阿姨是1958年经组织选调到我们家的，多年来为我们家带小孩，任劳任怨，帮了我们很大忙，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也只有把小小托给她了。我含泪找出两张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后院去找赵阿姨和小小。她们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强忍痛楚，向阿姨讲了少奇的决定。当我把照片交给她的时候，眼泪再也止不住，哗哗直流，泣不成声地说：“老赵，小小就托付给您了，无论如何要把她带大。今后，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紧紧地抱住小小，失声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围攻中南海。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写出检查。少奇写完交出后，又马上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一场大的考验又要来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临近了。我们默默地作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他们组织了几批造反派，在批斗少奇和我的同时，也分别批斗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铸、曾志同志。

我被拉到西楼大厅接受批斗。批斗少奇是在西大灶食堂。那时正是盛夏季节，会场上又闷热又嘈杂。批斗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我俩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和我们见面。前后院都有岗哨日夜监视。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同时在中南海组织了三四百人批斗少奇和我。批斗会由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主持，曹轶欧等都参加了，还拍了电影。这次批斗会是最凶狠的一次，造反派对我们拳打脚踢，人身污辱也更厉害。六十九岁的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行走困难。

回房后，少奇不顾疲惫，对来人抗议说：“我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我！我是个公民，为什么不许我说话？宪法还在，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这一天是将少奇和我放在一个会场上批斗的，我俩有幸见了最后一面。批斗会结束后，还和原来一样，将我俩分别关押，看管比以前更加严密。

8月7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少奇同志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少奇读后当即给毛主席写信，反驳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说：“关于我是否‘策划’和‘支持’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我与畅观楼反革命事件有无牵连？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严加审查！”他严正提出：“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少奇在信中又一次提出辞职的要求。这封信像前几次一样，交上去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和少奇被分别关押，互相见不到面。我被勒令干这干那。有一段时间老叫我背砖头。要我把砖头装在筐里，从这院背到那院，从那院背到这院。有时我实在背不动，就站着将砖筐靠在墙上，托一托力。有一次一个看守的战士小张，见我背得吃力，冲我大声说：“你背不动不会少背一点吗！”其实他是同情我，要我少背一点。后来在往筐里装砖时，我就真的少放了一点。可没多久，就见不到这个战士了，听说因为这件事被调走了。

1967年9月12日，孩子们终于被赶出中南海。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在福禄居的前后院之间搭起了一堵高墙，把我和少奇完全隔开。

9月13日凌晨大约三四点钟，我住的福禄居后院突然来了几个人，宣布对我正式逮捕，出示了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当即给我上了手铐，门口增加了岗哨。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刚进去那会儿，押我的小战士揪着我的领子往前推搡。我受不了这个，说：“你别推我行不行？要我往哪走你说话，你让往哪走我就往哪走。”这一反抗还真有用，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碰我。

我被关在二层楼的一间单人牢房，牢门是铁的，门上有监视的窗口。牢房内有一个小厕所。最令我不习惯的是厕所门上也有监视窗口。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牢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窗户，开饭时就打开这个小窗，把碗递出去，外面给装上饭菜后再拿进来吃。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或小米稀饭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给的饭菜没谱，有时很少，吃不饱；有时又特多，吃不完还不行。平时每天就是在床上千坐着，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规定“四不靠”，就是人的四周都不能挨着东西。有时我坐着没事，就捻头发玩，消磨时光。有次被哨兵从门外看见了，马上喊：“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十二年的铁窗生活，每天面对这个铁门，使我至今不喜欢防盗门。

刚开始的半年，不放风，也不给报纸看，外面情况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日子。后来给放风、看报纸了。放风是一个人一个人轮流放，放完一个人回到牢房，再让另一个人出去，互相之间不照面。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传着看。从这个房间传到那个房间之前，监管人员都要仔细察看，检查上面写了字没有？扎眼或者做了什么记号没有？就怕犯人之间传递消息。

中间有一段让我出牢房打扫卫生。这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可以趁机活动活动身体。

同后来相比，二楼这间牢房的条件还算是好的，比较干净，床上的被褥是白色的。那时过年过节还能吃到带肉馅的包子。估计在这里住了大约有一年半。有一天突然将我转到一楼的一间破旧牢房。各方面条件明显降低，牢房阴暗潮湿，墙壁的下半截全是大片的霉湿斑，伙食之差就不用说了。

有一阵子忽然要我洗床单，有时一天洗十几床，而且不管多冷都是用凉水洗。给我洗床单用的木盆很大，厕所的小门进不去，洗的时候只好用一个小盆在厕所里接水，一点一点地舀到大盆里，洗好了再一点一点地倒回去，来回折腾。尽管洗床单很累，我还是高兴，总比老在床上坐着好，可以利用出门晒床单的机会活动一下，等于延长了放风时间。

刘源：我母亲住的那间牢房，听说后来关过袁庚同志。这是1979年初我母亲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翠明庄，袁庚同志来看望时讲的。袁庚同志原先是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长，解放后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整天没事，就琢磨。他根据牢房里掉在地上的头发，有白的有黑的，反复推理分析，推断出这间屋子里此前关的是王光美。80年代建立深圳特区，袁庚同志在深圳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其间他邀请我母亲去参观访问，又说起这事。

王光美：后来有一段，似乎政治空气有所松动，把我转到复兴医院检查身体。没多久忽然又被押回秦城监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监狱里把我们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院子，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那阵子老下雨，床底下常常积水，两脚就经常泡在水里。那时正是盛夏，天一晴，烈日暴晒，帐篷里像蒸笼。一到晚上，又到处是蚊子。我常常用报纸捂在脸上，以阻挡蚊子的袭击。

我在秦城监狱十二年，绝大部分时间枯坐牢房无所事事，漫长难熬。没事时，就老琢磨墙上不知什么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关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当然是不得要领。没事还老盼望提审，因为提审可以有机会说话。有时我老猜左右房间关的是什么人，有几次零星听到一点声音，觉得好像旁边关的是严慰冰，也不知到底是不是？

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少奇同志最后留给我的这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少奇和我被关押以后，迟群向警卫二中队宣布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变了，不是保卫，而是监视。”这样一来，警卫战士、医生、护士和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自身难保，生怕被说成丧失立场。他们受到的压力太大了！

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尽量照顾了少奇同志，我很感谢！有些受蒙蔽的群众，对少奇同志有过火行动，我能谅解。他们是执行者，责任不能由他们来负。当时，他们在看管少奇问题上各自向上写报告，并且互相监视。那段时间少奇瘦得皮包骨头，吃饭、穿衣、行动都很困难，有谁敢去帮助他？少奇得了多种疾病，但很少得到治疗。有时来个大夫敷衍一下，还要先批判。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这一段的前后经过和少奇的情况，中纪委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你在《刘少奇一生》等书里也写了。我就不再多谈了……

实在太惨啦！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共产党员，让他活着知道自己被永远开除出党，太残忍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最难以忍受的。仅是少奇晚年这一段的表现，也足以证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少奇同志自己做到了！

(选自《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 黄峥执笔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