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原囚徒——北大荒苦难岁月

我们一行到哈尔滨劳改局报到后，关入中心监狱。监狱发一身大红色的棉袄袂。我们会同当地的技术犯人，晚上被关进监狱，白天带出来办公室。立即投入设计省公安厅大楼的紧张工作。

设计室除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后就数到我，又干上了房屋建筑的本行，且规模比我过去设计过的大得多。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查阅资料，计算，绘图，心情比过去舒畅得多。只是工作太繁重，身体仍很消瘦。半年多后，设计任务书通过，投入施工。劳改局配合农垦局——开垦北大荒。

哈尔滨往北102公里到绥化，再往西北，到北安、齐齐哈尔，铁路伸延在茫茫的北大荒中。西北面是小兴安岭。越往西北，林越密，山越大，就进入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往东离铁路越远就越进入荒原腹地。夏天是一人多高的茅草、荆棘，还有河流、沼泽地、万古淤泥。冬季长达八、九个月，都是风暴冰雪统治的世界。我们带着帐蓬，长年在野外工作。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苞米碴子加馒头。我们在这广袤的荒原上，作着大地地形地貌测量，冬天冒着零下30～40℃的严寒仍坚持野外工作。夏天暴雨冰雹、沼泽泥泞，稍不注意陷下去就是灭顶之灾。更有无数的小咬大咬（毒蚊子）来光顾。困难是没法形容的…… 

我是测量队的技术负责，身份是犯人。任何失误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在油灯下绘制出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数百张，其中381张后经国家测绘局抽查，精度极高，并入国家图册中。为此后这二个地区的海伦、红光、星火、绥东……十几个大型国营或劳改农场的开发打下基础。 

1955年七八月间，正是北大荒的夏天。庄稼和荒草都在这两、三个月里拼命拔高，生长，成熟。各分场都在抓时间盖房子，挖水渠。八井子分场在河上修了一座大桥。我晚上审核、设计在摇曳的油灯下，一点点精确计算到深夜。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有一点失误，技术人员不过是挨批评写检查，严重者撤职。而我是犯人，等着的是关小号加刑。 

那天一早通知我到八井子分场工地去平桩头（核查桩头的水平）放线。测量队的人都出去了。我只有扛上测量仪，喝了苞米碴子（一种包谷碎粒煮的稀饭），揣上两个馒头，搭车赶去了。直忙到午后两点多钟，才测完校平。刚在工棚里坐下，想休息片刻，分场李场长进来： 

“总场基建科来电话，有事要你立即赶回去！” 

“赶快吃饭，走吧！”煮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边升火烧水，一边抽着他长长的旱烟管： 

“我这就给你下面条，虽说廿多里地，可这一路没人烟，狼可是厉害哪！” 

施工的犯人大组长从外面就嚷着进来。 

“黄师傅，你再来看一下，有两根桩按你说的校正了，合不合格。” 

老头说：“快去快回。你还要赶路啊！” 

“你一个人要赶回去，少说也得两个多小时，别走了，就是大白天狼吃人的也不少啊！我听老乡说，八九年前有一个解放军连长和警卫员，在三井子总场部那边的村庄附近被狼吃了呢。” 

我不由得一呆，已经很黑了，确实不想走，但不走不行。大组长越说越起劲： 

“傍晚他们四个执行任务回来，碰上狼群，黑压压几百只，一层层围过来，连长扫了一梭子弹，打开一面缺口，叫两个兵快去抬机枪。他和警卫员背靠背，警卫员用冲锋枪打点发，连长用盒子砲打……等到一班战士抬着机枪赶来时，只见死狼遍地，还有撕烂的衣服、枪和一滩血，顺着血迹追下去，只找到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你还是别走了吧！” 

设身处地一想，不觉毛骨悚然。但分场长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我跑了现场又吃完饭已是四点多钟。沿这条旧公路到总场只有12公里，两面都是漫草荒烟，没有树，没有人家。我一路疾走，一路四方打量，顺公路有我们新近设计架好的电话线。6米的电杆，埋入土1.3米左右，上面还有4.6米高，电杆上有横档，距地面有3.8～4米。走到八里湾时太阳快落山了。阴森森的冷湿气直透衣裳。这里夏天中午可穿衬衣，早晚需裹棉袄。 

怕狼，就偏遇着狼。这时，由右边的草丛里大摇大摆的走来了一条大狼，黑黄的皮毛，就跟在我后面十多步。我走快它走快，我走慢它走慢，我站住它也站住。我掉回头抄起测量仪的脚架朝它冲过去，它回头就跑，我赶快朝前走，它又跟来，我干脆加快脚步。此时我耳朵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又要听着后面狼的脚步声。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碰着狼千万不能跑，要装得比它更胆大。我突然发现左边路旁草丛中有一只狼跟着走。再看右边，“坏了！还不止一只呢！”怎么办呢？四周一公里的视野内连一颗大一点的树也没有。而太阳却走得更快，已经完全落下了山坡，只听得由远而近的狼嚎声，一声比一声凄历。我情急生智“只有上电杆”。走到前面转弯处，一电杆三面被密密的灌木从包围，那边草里的狼钻不过来，我把仪器箱放在地上，拿出一把螺丝刀当武器，又把三角架腿卸下一支，此时狼已渐渐逼近，我拿起脚架把尖角对着它猛冲过去，它们被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吓着了，回头便跑，我乘此机会赶紧踩着靠在电杆上的三角架往上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劲，一爬一纵就抓住了横梁。这时狼已回来，跳起来咬我的脚，我双手吊住横梁，一缩脚，狼已咬住了鞋子，把胶鞋撕破了。我突然大声咆哮嘶叫，它们回头跑了几步又站住了。乘此机会我用脚把三角架勾上来，用手拿着，坐在横档上，抱着上面的杆子，心里稍安。此时我的脚距地面至少有三米多，狼站直了是跳不高的。 

四周黑漆漆的，风也很小。电杆下却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狼。只见一双双渗着绿光的眼睛，“呜呜……噢噢……”一声声凄厉的狼嚎撕破夜的寂静。我被一大群蚊子包围，往手上，脸上拼命叮咬，我脱下帽子搧打，轰不走，反而越来越密。据说从前日本人抓住抗日战士，夏天剥光衣服，绑在树上，一夜之后只剩下一架白骨和一滩吃剩的肚杂，血肉都被各种“小咬”“大咬”吃完了。我正上轰蚊，下防狼，一阵全身苏麻，差一点失手栽下去，才发现屁股旁的电话线是裸线，总场和分场正在通电话，我全身震颤着，只有死命抱着电杆……。电话终于打完了，但刺骨的寒冷使我上下牙不住的打着颤。我穿着从家乡带来的妻子织的毛衣，农场发的棉背心，黑色厚布劳改服，还抵不住这种夏天夜里的奇寒。稍一定神，我才发现狼在拖仪器箱，又在“轧轧……”地咬电线杆。“唉！这下完了，用不着两个小时，30公分直径的木电杆便会被咬断。 

“天啊！想我从未做过害人之事，而就在今晚却要葬身恶狼之腹。”在这远离亲人的万里之外，揪心的悲苦，使我束手无策。一个个死里逃生的镜头从脑海中闪过……。九年前我在金沙江边修公路，汹涌咆哮的金沙江急流把正在江里游泳的我卷入急流，擅长游泳的我怎么挣扎也出不来，漩流卷着我向对岸峥嵘的岩壁砸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想起父亲讲过，他年青时代在日本留学，士官学校的游泳课要求学员在激荡的海浪中游向一公里外的小岛。先到的两个同学被巨浪卷起砸向岩石，他停住冷静看好岩面高度和浪头，向侧边数米处乘着又一个巨浪顺浪尖一涌跳上了岩石。临危不惊。我当时就挣进涌向岩壁又回流的急流中，看好方向用高速的自由式拼命游，才摔脱死亡，在下游一公里多处获救…… 

现在不能束手待毙。我解下裤带把三角架绑在脚上，伸下脚打它们。起初它们退缩了一下，继而一只狼一跃上前咬住三角架铁尖狠命往下拖。我死命抱住电线杆，它用力太猛，狼牙滑脱了，我才赶快把三角架提起来。“不敢冒失了！”我再仔细看看摸摸我坐着的这一电杆，正值转弯处，两边有电话线栓住，前后有5根8号铅丝拧成的铁索栓住，用铁爪钉在地上拉住。即使被狼咬断了，一时也倒不下来。它们啃电杆我就不管，谁跳起来我就用三角架打。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狼群轮换着啃咬木电杆，一双双绿眼睛射出凶光。有的蹲坐着仰首长嚎，有的来回走动着，不时总有一只只跳起来。据说狼群中有一种前脚短后脚长的叫“狈”，它是狼群之首。奔跑时伏在狼王的背上，它会想出各种诡计，指挥狼群，千方百计把美食弄到口。夜半时分，只听远处的山沟里有狼嚎叫，不一会许多双绿眼睛不见了。只有三只不走，还在想方设法把我弄下来。又过了大约半小时，我快冻僵了。忽听有马蹄声由总场方向传过来。我欣喜若狂地想决不能丢失这机会。我拼命呼叫：“狼吃人了！救命啊！”一声枪响，一只狼倒下了，另外两只赶快逃走。刺眼的手电光照在脸上： 

“什么人！” 

“总场基建科搞测量的犯人黄湛，由八井子回场，路上遇着狼，只好爬在电杆上。” 

两个骑马的武装警卫，看见测量仪器相信了我的话：“快下来吧！” 

我手脚冻木了，他们把我接下来。 

“看见有人过没有？” 

“没有！半小时前南面沟里有狼嚎叫，大部份狼都赶走了。” 

“朝这个方向走吧！”他们牵着马，我们顺南边小路摸到沟边，发现草倒了一片，在扑鼻的血腥味中手电的白光扫过，看见撕烂的衣服、鞋子，一只吃剩的脚，还有没来得及啃的头，眼睛恐怖地大睁着，牙关紧咬，嘴裂开。这就是他们要追的逃犯。 

在北大荒的劳改农场中，只要晚上由看守兵把犯人的袄袂抱走，即使在夏天也没有一个人能徒步逃离的。我用烂衣服包好了头和脚，背上仪器，用打狼的三角架，挑着狼的剩食，跟在马后走了回去。到总场我们几个技术犯人的宿舍，已是夜半三点多钟。我冻坏了。由于在惨死的恐惧中挣扎过久，连着发了几天烧。总恍恍惚惚看见那一双双射出凶光的绿眼睛。 

北大荒的冬天，阳历9月间就开始了。夏天开冻一公尺左右的土越来越硬，接着地面结冰。几次寒流过去，大雪纷纷，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0～30度。周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冰雪世界。到了12月冬至前后，晴天太阳从东南角升起，十点多钟才露脸，画一个小小的弧形，两、三点钟就在西南边沉下来了。 

1956年12月间，我们测量队冒着严寒，测量一座水库的一条引水大干渠。廿多人的测量队，除了队长、技术员（海伦县中的高中毕业生，我的徒弟）、事务员以外，全部都是犯人。实际负责技术工作的我，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核实、汇总白天测量出的各种数据，并绘制在地形图上。白天又得解决实测中的各种问题。队长知道自己是门外汉，也清楚开春以后，成于上万人将要按图施工。这一引水渠将解决数万公顷机耕地的灌溉，因此对我们还比较客气。我把人员按素质和能力分为经纬组、水准组、基标组。训练每个人的工作能力。经纬组长白文高，28岁，原是哈尔滨铁路局客运段的会计师。他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51年被判刑5年投入劳改。他父亲是绥化的大地主，48年被镇压。他当时在哈尔滨读大学。后来把老母接到哈尔滨。妻子是他大学的同学。他被捕时，他们的儿子还没出生。他人很聪明，我才教他一个来月的测量，他就能独立操作，其精确程度，犹如他的财务数字，分毫不差，我完全能放心。夜晚他常伴我到深夜，不是帮我计算，就是帮我绘图。在油灯下，他常常从贴身的荷包里掏出两年前妻子寄来的照片：一个美丽的少妇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他总是满怀深情的看了又看。我也从贴身的皮夹里取出珍藏多年的十五年前的旧照片：一对年青的夫妇抱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两岁的女儿。我们对着两张孩子的笑靥，久久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 

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准备搬到下一个居住点，两地相距约10公里，其间已测了4公里，再测两公里多，收工就顺路向新住宿地迁移。像往常一样，太阳未出前就吃好了饭，穿上薄棉袄裤，再套上厚棉袄裤，穿上粗布面的羊皮大衣，大皮帽，填好毡靴里的乌拉草，带上馒头出发了。共有水准组4人，经纬组8人，基标组2人。我整理资料，队长和余下的人准备搬家。太阳出了我们才动身，下午1时左右到达新住地。此时天气突变，黑云压顶，呜呜作响的风暴越吹越猛，我们住的四合院老房东说：“看样子这场暴风雪不小啊！” 

我当即报告队长派人赶快去找他们收工回来。两人出去不到1小时，风暴寒潮已经来临，温度骤降了10度左右。天昏地暗，风暴夹着大雪冰碴，铺天盖地的压下来，又呼啸着卷起地上能卷的一切，旋转着、狂舞着横扫而去，3点多钟天已黑定。我着急得很，推门出去，脚下是齐膝深的雪，脸如万把尖刀锥刺着，睁不开眼。我建议队长把剩下的九个人分成两组，能穿的衣服全穿上，戴上护耳皮帽，无指手套……。各组带指北针、手电、馒头。三个干部烧暖屋子，做好饭等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救生命，我大声强调：“人员不准分散，听组长命令，午夜一点，不论找到与否必须返回。” 

我们组朝线以北，另一组朝线以南，蹒跚着出村后就消失在暴风雪中。我只觉得其冷难当，好像全身没穿一件衣服，头脑转动也不灵了，每走数十步就弯下腰解开皮大衣，用手电照着罗盘定向。从走过的脚步计算已经离村四公里多了，还不见人影。风暴吼叫着，背风处的积雪已高达数米。两人对面说话都要拼命喊叫，到10点多钟，我们四个人已精疲力尽，只好挣扎着回来，到家已经快1点啦！另一组也回来了，同样没有一点踪影。队长下令赶快休息，明早天亮前再请当地民兵汇同分段分区寻找。 

出工的14人呢？太阳出前就来到了工地。头天的标旗被风吹倒，积雪又厚，找顶角桩耽误了一小时。他们边测边往新的方向走，到下午1点多种，看到黑压压的云层笼罩过来，组长白文高叫大家：“天要变，快收工回去吧！”埋基标的两个壮伙子，只穿紧身棉袄袂，正挖得起劲。大伙也说：“我们今天多干点，等于慢慢往新住地走，明天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又抓紧时间干到两点左右。此时距新住地不过三、四公里，没想到风暴来得这么快。白文高把经纬仪的望远镜拆下，留下罗盘部份，用指北针定向，他拼命对着同伴的耳朵大叫：“一个个传下去，大家紧跟我，不许掉队。”前进了七八百米方向是正确的。这时风暴更猛烈，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跟在组长后面的记录员摔倒了，来拉的人也摔倒了。此时正走在一块冰面上，风暴把积雪刮光，其滑无比。一个个蠕动的雪球般的人挣扎着前进时，组长却消失了。“白文高！”“小白！”……。在怒吼的狂风中，叫喊等于零。 

白文高顶着风，抱着罗盘，口中呼出的气已在睫毛、眉毛上结成冰，睁眼十分困难。他不知道同伴已摔倒，仍继续前行。就在此时，他一头栽进早几天挖的13号试坑内，他仍紧抱着罗盘，头砸在坚硬的冰地上，昏了过去。暴风雪无情地覆盖了他，瞬时填满了坑，没有一点踪影。 

在冰面上摔倒的人，好不容易爬起来，又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行走十多步后什么方向也搞不清了。有的说“要继续顶风前进。”有的认为应往树林里去避风……。 

意见不统一，没办法，在这生死关头，只有自己选择。水准组的4人由小组长带领，朝左边的树林里摸去。“林中风雪总会小点吧！”半夜过后，他们摸进看林人的小屋。老头要他们在约零下10度左右的外屋，先搓脸、鼻子、耳朵，搓手搓脚，直到青黑的颜色消失，才准进到里屋，大约零上15～20℃。要不然暖得过急，鼻子、耳朵、手指、脚指都会冻掉的。他们在地板上睡了一夜，次日早上风暴过去平安回来。 

有五个人认为他们顶着狂风方向继续走是正确的，其实有山，风是时常转向的。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范围内转圈子，衣服穿得少的两个埋标工，落后失踪了。其他三人发现一个烧炭的破窑洞，躲到洞内，活了下来。有二人认定自己的方向正确，他们终于在走过头二公里外找到了人家。还有三个人认为水准组钻树林的方法对，也往林中摸去，风暴虽小点，但严寒却把他们冻僵了。 

第二天上午，风暴息了，我们这一组由当地老百姓带领向森林里一边呼叫着，一边搜索前行。在距林边不远处，看见经纬组的老李，坐在一段砍倒的大木头上，前面堆着一堆枯枝，根本没有点燃，却有模有样的在烤火。大家高兴极了，一面喊着，一面不顾齐膝深的雪要奔上去抬他。 

“不行！”一个当地大汉把猎枪取下交给身边的人。 

“他已经失去知觉，离冻死不远了，要让他体内发点热才有救。”他走过去突然把那堆干枝抱起就跑，到离开七、八十米处放下作烤火状。坐在树杆上的老李大怒，一拐一拐地追过去，快追到了，他又把柴抱起跑，到另一处，有滋有味地“烤火”。老李又追过去，他又抱着柴跑，这样跑了七、八次。老李跑路也接近正常了，喊出了声音：“别开玩笑了，给我烤烤吧！” 

大家赶快拥上去，把老李用皮大衣裹起，放在挡架上，这时他才认出了我们，涕泪涟涟。我们问：“还有其他人呢？”他指指林中：“他们在那边不远处已经昏倒了。”我们按他指的方向找到了其余二人，已冻昏，脸是青黑色的，一副狞笑状，心口尚有一丝温，赶快裹好抬回去，这三人救活了。下午又找到两个衣服单薄的，已经冻死，只差小白一人。我心里一阵阵发颤：“会有什么情况呢？”他们回忆起摔倒的地方，缩小范围一点点刨。第三天挖出来了，白文高已经死了，双手还紧紧抱着经纬仪，如果一摔交，他丢掉仪器，用双手支撑还不致于丧命。 

一星期后他的母亲、妻子来领尸，老人扑在儿子身上哭昏过去，五岁的孩子抱着妈妈的脚哭喊着要回家。年轻的妻子泣不成声。白文高判刑五年，距刑满只差三个半月……谁没有老母、妻儿，“老天啊！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这人间悲剧。” 

黑龙江省气象台早在暴风雪来临前两天就预报了这次灾害的风速、温度。可是在这荒原上，村屯里没有电，更无处听广播。配给我们测量队的一台装电池的直流收音机，又被基建队大队长，原海伦监狱的看守长张史奋拿到自己家里“玩新鲜”。 

这次冻伤的六个犯人，一个最后锯掉了一条脚，一个没有了六个手指。 

在1955、56年以前，为了调动积极性，在劳改队着实也采取过一些宽大措施。54年我在黑龙江省劳改局勘测队，曾参加过两次欢送大会。犯人刑满的头一天晚上。大家吃得较好，白面馒头还有肉菜。饭后开大会，队长主持，被释放人谈自己改造的收获、感想以及出去后的打算，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指导员用托盘送来一套黑棉衣，一个释放证，一封介绍信和回家的路费。

“从今天起你就是一个新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要他立即脱下劳改犯穿的大红袄裤，换上黑色的袄裤，将钱和释放证一一点交，大家从心里羡慕，又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散会后他向我们告别，去和干部们住一起。第二天早饭后大家又列队欢送，挥手惜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有奔头，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确实是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还要在刑满前两周提出申请。我也曾代人写过申请，由队长转上级调查属实批准留队，干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相应的工资。出去的人有时也写信回来，指导员都要当众宣读一通，说他在社会上並未受到歧视，加强思想改造，加倍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等等。虽然有卖狗皮膏药之嫌，但想到是开发北大荒，为国家建大型国营农场群的迫切需要，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好像近了许多。那时我们测绘的图纸精度很高，每次考核都很满意。我也干得特别起劲。事隔十多年后，65年国家土地测量总局的一个测量队来找我，了解这346平方公里土地的地理测量及图纸情况，我告诉了当时的详情，他们借去十张底图。四周后，副总局长亲自来到，对我们图纸的精度赞不绝口，送了不少慰问品。当场要求我们与他们合作，借去我们的全部底图复制。不再重新测量，并写来了感激信，当然是给农场党委的，信中说：“图纸的精度经他们三次核查，全部优良，为数十年之仅有，由于免去重测，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元。” 

可是承担全部技术重任的人，他们绝没有想到是一个刑满释放留场就业的试用工人。由于这次最高的考核，我才被以最低一级工程师的待遇（国家技术十级）留场工作，每月工资99元。此是后话。 

1956年初，冬训后规定评级，办法是按社会上的标准定级，工程师需经省公安厅批准，並按正规工资发十分之一，算“假定工资”，我被评为五级工程师。除了一位长者外我就是最高的了。我怕“出头的椽子先烂”，自愿下退一级，即六级工程师。58年以前刑满的，按所评级录用。58年降一级使用，到我64年刑满释放变为降三级还不正式录用。 

记得58年初有个姓李的刑满，他不填写留场申请表，写了一个报告，说明自己是有家可归（上海人）、有业可就（有修理机械技术），不敢麻烦政府，领导批准他走了。大家为他高兴。时间快到的人也为自己高兴。次日一早，他拿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就向火车站奔去。快到车站，过一个小桥，在他前面走的一个妇女，手提包掉了，她还不知道，李某走前一步，捡起包来一边叫：“包掉了。”正要还给她时，那个妇女突然回过头来，一把抓住小李，大声叫嚷：“抢人啦！大天白日敢抢人啦！快来抓贼啊！”此时有三个武装的公安，从三面包围上来，其他赶火车的也围上来，那个妇女叫个不停，他极力分辩：“自己看到她掉了提包，一边喊包掉了一边捡起来正要交给她，根本没有抢……”三个公安不由分说：“咔”一声卡上手铐，又对大家说：“我们都看见他抢人，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话说。”“你是哪里的，嗯！搜……”从身上搜出释放证：“好！你劳改释放分子，昨天释放，今天就抢人。” 

劈头劈脸，拳脚交加，揪到县公安局。后来法院受理，又判五年刑，仍押回农场劳改，于是县里有专门材料宣传，要老百姓提高警惕，“没有改造好的劳释分子，绝不能放到社会上危害治安。”农场也专门开大会批斗他，拳打足踢，只准“规规距距，认罪伏法”。根本不容他讲话。我们明知有假但不敢说。从此以后识时务者，谁还敢不写请求留场的申请，凡到刑期者就发表填写，领导还要叫去训示：“我们哪里需要这么多人？不过是看到你们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只好勉强留下吧！”刑满后又照例歌功颂德一番，这就是自愿留场了。 

过些日子，果然新花招又下来了。凡刑满释放者，案情属反革命和坏分子的，一律为“预备工人”。其他案由的为“试用工人”，从预备到试用，多则三年，少则二年。试用期为2～3年，经过考核无误者，才升到“正式工人”。“预备工人”只准在场内行动，未经批准离场者，以逃跑论处。“试用工人”请假稍宽一点，一句话又得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得的工资，仅能吃饭。熬到“正式工人”也不过每月有一、二十元零花钱，可以请假回家而已。到我64年刑满时（还是表现好减刑两年），由技术六级降三级录用为预备工人，不予技术职称，每月有90元左右的工资，还是特殊人物了。 

有个叫许元德的绥化本地人，刑满三年多了还是个预备工人，他是坏分子，属于屡教不改的“杀牛犯”。那时规定非经镇政府级批准不得杀牛（自己养的也不准杀）。第一次他没钱用，杀了自己的牛，吃一半，卖一半，被告发了，罚了款。后来又杀了一只牛，杀了卖，赚了一点钱，被告到县里，以坏分子为名被判刑二年，刑满已经三年了，还是预备工人，要想回家都不行。有一天他告诉我：“准回家了。”我惊讶了：“你不是预备工人吗？” 

“其实也很简单，我叫家里人给队长家（也是本地人）送去一角（1/4个猪）就解决了。”别看规定得那么严，说简单也真简单得可笑。 

知道这些内幕后，我才得以在十年下放中，熬过且避免过许多非人的折磨，其中的奥秘“带云南的名烟、酒送队长”。 

海伦农场是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有十三个分场，开垦着三百四十六平方公里的肥沃黑土地。1955年前后开始建场。后来派了省劳改局的杨彦处长担任场长。我和杨彦在建省公安厅大楼时就认识。他是审查设计的领导之一。从他所提的问题中，我觉得他提的问题能抓住重点，多少是个懂行的干部。后来听说他是哈尔滨地下共产党出身，有相当文化，性格开朗爽直，他带了几个干部来农场，其中有他的老部下，曾犯过小贪污案的曲立萍担任基建科长。后来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这些从省里来的干部被人称做“省派”。另外有原海伦县副县长主管公安工作的钱德福担任书记。他带了一帮地方上的干部，像张史奋是原海伦县监狱长后任基础大队长、农业局副局长、原土匪出身的王海富副场长，还有大、小干部几十人形成所谓的“地派”。“省派”和“地派”你争过来，我斗过去。我这个犯人就成了斗争的焦点，作了替罪羊。 

杨彦上任后为了作好全面规划，就向省劳改局新建勘测队，指名借调我到农场工作。设计规划任务刚告一段落，省劳改局派来二人，要我交待工作，回哈尔滨另有任务。据说是搞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以东，一直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处，纵深五、六百公里的大荒原地形地貌测量和建场规划。 

就在这前几天，我意外地在这荒原上碰到一个老乡，一个昆明人。他在昆明读中学。51年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最近才从部队转业下来。说起来他还是我的一位工程界老同事的儿子。万里之外见到故乡人自觉分外亲切。要另调其他地方就特意去生产科找他告别。他听说我要调走，当天就赶到六分场，找到了杨彦场长，又和杨场长连夜坐吉普车回来。第二天一早杨场长亲自来告诉我：“不要走。”他和来调我的干部去省公安厅找领导面谈。三天后杨场长回来对我说：“这回你就再也不走了，我把你的档案材料调来了。” 

“今后你就大胆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在这里好好干吧！” 

廿多年我就在绥齐线上的这片荒原上，尝够了酸、辣、苦、甜，不！没有甜，有的是屈辱、压抑、几次差点儿就命丧黄泉。 

杨彦是有事业心的好干部。面对占地346平方公里的大农场，要建成国家商品粮基地，他雄心勃勃，只要解决了水利设施，排干了涝、荒地，不用肥料，一脚踩出油的黑土地，就会给人们带来滚滚的黄金。 

水利靠人修，广袤的土地靠的是机耕，是人来操作。上万人的大农场，90%的人是犯人或留场就业人员，5～6%的管教干部，4～5%的武装警卫。不调动积极因素从犯人中找能人是不行的。在占总人数5%的管教干部中，又分成了所谓的“省派”，即以杨彦为首的由省公安劳改系统调来的。另占大多数的是所谓的“地派”，由海伦县及县属公安劳改系统来的。以场党委书记钱德福为首，钱书记兼主管犯人的管教场长，还有主管农业的张副场长等人，以及各大队或分场长，也都大部分是地方干部。夹在这两大势力中的是我这个犯人工程师，我也是从省劳改局调来的，受到杨场长的“重用”，就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 

1958年开春前后，在全国大干快上的大跃进中，农场准备在通肯河上修造拦河坝，大面积蓄水，开挖数百公里的引水渠。总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动员大会，各分场的精干劳力水利基建大队由分场长带领，整齐地坐在草坪上，新建土台上插满了红旗、布标。武装警卫站在台前，路口上架着机枪，台前的木条凳上坐着各分场负责干部。整个规划和勘测都是我们设计室冒着严寒在冬天里搞的，在多次的审查研究会上我已详细地报告过，讲完后我就退出由领导作决定。这次开动员大会，我们总场基建科设计室的人，照例坐在紧接台前木条凳的草地上。大会开始钱书记主持，杨场长作报告，他讲了农场的前景，讲了这项水库及配套干渠对提高产量、新增垦区面积的巨大作用。说到施工的土方、坝高、质量要求时，他突然大声叫：“黄湛！” 

“有！”我站起来。 

“上来！来台上详细讲。” 

我在台上桌前坐下。他调整好扩音器，亲自给我倒了杯水，大声讲道：“你大胆地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工程师，简明扼要地把所有要求讲清楚。” 

我指手划脚地讲了40分钟，讲完他就带头鼓掌，坐在前排的干部们都楞住了，犯人们却鼓掌热烈。 

不知道中国监牢和劳改队情况的人，也许会觉得这很平常嘛！“讲得好就鼓掌，有什么不可！”但我是个犯人，不能有掌声。 

我讲一个简单的事实，读者就会知道杨场长的这一做法是多么“大逆不道”。我到哈尔滨之后，搞公安厅大楼的设计，下班收进监狱里，上班到大墙外面的办公室里工作，早上起来放风、洗漱上厕所都按监狱的规距。铁门一开，上述动作要尽快完成。上厕所时我意外地发现原滇军六十军的几个师长顾视高、李长雄、景阳，他们跟着卢富泉在海域被俘，也关在这监狱里。我们都是年轻时踢足球的朋友，万里之外相见，我正欲打招呼，他们别过脸去不理。顾视高乘对面走过来的机会，擦身而过时嘴里喃喃道：“此地规矩很严不能相认。”我的动作还是逃不了监管人员的眼睛，立即就被认真审讯“我与他们是什么关系！”可见管得是相当紧的，设计时除工作以外的话不许交谈。 

来到农场后，除了晚上必须住到铁丝网以内的小宿舍外，白天，在基建科设计室，可以在职工食堂吃饭，可以参加场长通知参加的会……难怪许多干部，背后议论纷纷。 

有一次，上头通知我去参加一个会，研究引水干渠的问题。一进门正听见杨场长说：“你们哪个会干，我就不要他……”我正欲退出，他叫我坐下。古语曰“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我和他没有谈过什么知心话，但我把他视为知己。 

就在水库快要通水的一天，突击抢干到夜晚九时，还没有吃上饭，疲累不堪的犯人们口出怨言，被他听见了警觉起来，立即离开工地。 

他把我叫到水库大堤上的临时工棚里，说：“老黄，我累极了，想睡一下，你帮我在外面放哨，有手电吗？” 

“有！” 

他拉开他的十响枪，压上子弹。 

“你会用枪吧！” 

“会！” 

“你拿好，务必提高警惕。” 

“是！” 

我深为他信任自己而感动。当时我也疲累以极，仍精神百倍地到外面放哨。到了半夜，有两个人匆匆走来，我大叫：“站住！”他们不理。 

“站住！是谁，否则我要开枪了。” 

“我们是刘丙星、王永乾。要找杨场长。”王、刘二队长看出是我。说：“你说要开枪！哪来的枪？你的枪呢？” 

“我哪有枪，不过说说而已。杨场长在里面睡觉，他叫我看看，不许人来打搅。” 

就这样，杨彦重用坏人，叫个犯人站岗。“地派”的干部恨死了我。 

在主干渠9公里加300米处，有一个坡。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干渠都在上坡。我们也很奇怪，重测了多次，证明是下坡，下八千分之一，每百米1.25公分，反复计算确实没错。一天主管农业的王副场长从那里过，看见了大为震怒，把我叫去，训了一顿，又到工地指给我看。在场的有几个队长都说： 

“不行！这段高，水过不去的。” 

我说：“这是错觉，我们反复测量过多次，完工了又测了几次，您看看这测量数据。” 

“哼，你还要强辩，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我也急了：“我敢立下军令状，水过不来我拿命担保。” 

“用不着立什么军令状，看我能不能枪毙你。犯人还居然敢顶撞我，那还了得！”队长们议论纷纷。 

“我看把他押进小号，关他十天半月，看他还敢逞能。” 

“这种人不搞破坏才怪呢！还要重用他……” 

“好啦！”王场长把腰间的枪一拍：“等到放水时，水过不去我亲自毙了他。” 

后来水顺利地通过了。仇恨却在他们心里畸形地澎湃，导致了一场场欲置我于死地的“阴谋。” 

从1958年水利会战之后，我们设计室又接着按杨场长的意图，设计和参加施工安装了面粉厂、榨油厂、汽车库、利用玉米芯生产糠醛的厂，还在三井子西边建成砖瓦厂和发电厂。建小水力发电厂之前，杨场长找我去设计。 

“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你就是工学士不假，我们场就没有一个工学士。行了，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要什么书籍资料，开单子来给你买。” 

“这……” 

“别再犹豫了。总场部要搬到三井子，有这个小水电站，解决多少问题。” 

回想起我刚到农场时，电话线找我设计，架广播网是叫我搞的，水泵不出水也来找我，扩音器坏了也要我修，这都与我的土建专业无关。搞不来也要挨骂，搞好了也要挨骂，真是整天忙得团团转。更可笑的是拖拉机坏了也要我去修。我说：“不会修。”他们还骂我反动思想顽固，抗拒改造。那时正好碰上杨彦，把事情汇报清楚，杨彦说了句公道话：“工程师也分专业，不是万能的。” 

我感动得自告奋勇地去修：“我会修汽车，机械的事大同小异，试试看吧。”原来是离合器坏了，螺丝掉了，上好就好用。这下坏了，反动保守的名又传开了。 

1960年糠醛厂、锅炉房、烟囱、锅炉等都安装了，但生产技术等问题尚未解决，不具备开工条件。除砖瓦厂外其他建筑都要安装暖气，又什么都没有。单是采暖用的锅炉，就要12万元，时间也来不及，就要求用糠醛的锅炉送气。最远的是总场部，距糠醛厂锅炉房715公尺。通过一系列计算，我认为可以。基建科曲科长听我详细介绍后，也认为可以。施工的和机务的负责人却说“气送不到！”其中有新调来的管机务的王工程师。杨场长就召集各方面开个研讨会。他们首先提出路程远保温困难，送不到总场部。况水暖器材购买困难，以建立小型低压蒸汽为好。又说，设计主持人是犯人，无权做设计，特别是事关重大的有争议的项目。他们要求场长命我退席离开，他们才愿继续研究。 

杨场长说：“先叫他把糠醛厂送气方案报告完了，就叫他走。” 

于是我就把方案的可行性论证，优缺点及所需设备管道概算数，预计进度并所有计算书、资料等陈列桌上，详细讲完后，留出10分钟回答问题。我举例说明了714米不算远，就如列车送气，一列车箱连走道共43米，普通火车平路拉15节车箱已达645米，只用一根一又四分之一的管。大家都说不对。 

那位机务工程师也说：“不对！是两侧底上车厢内各有一根2吋管。” 

我说：“那是散热管，不是送气管。”说完我就告退了。 

后来会开到半夜，杨场长建议选择糠醛厂送气的方案，终于通过了。组成专门班子抢赶工程，由我负责施工。我知道很多人在看笑话，北方冬天的采暖问题甚至比吃饭问题还重要。 

终于，一个月的苦战后，11月2日试送气到末端的总场部，但气很微弱。反对派议论纷纷，矛头指向我。当天各处检查后，发现两处疑点。晚上我严厉地单独质问接管负责犯人工头（小组长）关于两个可疑的转弯处：“我事先三番五次交待要亲自检查，为什么不畅通，定有鬼。”他否认。我连夜去检查，折除管道接头。发现管内有石头砖块，被气冲到转角处聚集堵塞。天亮时三处清通了。在铁证面前，犯人工头承认是李队长叫他干的。李队长是基建大队长张史奋（外号专使坏）的亲信。我答应他“我可以为你保密，不向上级报告处分你……”我又与烧锅炉的二毛子说好，叫他先放一点点气迷惑基建总队长“专使坏”。 

送气了，室内仍很冷。大家愁眉苦脸，基建总队长“专使坏”却声大气粗，先扣了我一大堆帽子，要我在事先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名“关小号”，我知道这种天气关小号，能活下来的很少。这时杨场长来了，他问我：“这是那里错了？” 

我说：“一点也没错。” 

“专使坏”正待发作，我当众打电话给锅炉房。一分钟后所有房间全部都热了，大家转忧为喜。我向杨场长报告昨夜抢修的情况，未说谁叫堵的。有的水暖工气极了，故意把阀门蕊子拔走，一连三天可把他们热坏了。 

由于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专使坏”气极了，找点事和曲科长吵了一架，就把施工人员撤走了。这时回水尚未按计划送回锅炉房，实在无法，只好排进渗井里。渗井满后水溢出，浸泡了房屋的墙脚。春天融化了，墙出现几处裂痕。“专使坏”又说我搞破坏。我也把李队长叫犯人组长在管道内塞砖头的经过报告了杨场长，请他不予追究。我把此事的详细过程记录下，以备后用。 

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当时“地派”的势力要整跨杨彦，必先倒曲。因为基建科长曲立萍是杨的同事，是杨把他要来的。曲虽然知道盖房子和修水利的事，但不能做设计，不能实地测量，这些都要靠我。所以要倒曲，必须先把我除掉。就由“地派”的干将、基建总队长四处收集材料，在恰当的时机上报，要求定我死罪，立即就地枪决。 

搞掉我的时机成熟了。1962年，先是反对派一再向上级反映杨彦右倾，敌我不分，阶级斗争观念模糊……上级决定调走杨彦。杨场长面对他一手建立的农场，要突然调离，真是感慨万千。杨场长走后，据说在省劳改局挨了批判。曲科长呢？就被罢了官，下放烧锅炉。而我呢？上报八大罪状，要求批准就地枪决，以儆效尤等等。我若干年后才完全了解了当时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海伦农场上报的文件，送到省劳改局及公安厅。由于我是1956年在省劳改局实行“假定工资制”时，经过省公安厅考核批准的“六级工程师”，而且案情重大，涉及面广，所以黑龙江省公安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批准，成立了由省公安厅、省劳改局、绥化地委、海伦县委、海伦农场党委、省农垦局、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各一人的调查审判组，所谓的“六堂会审”，先查现状。 

他们先查八井子分场的排涝工程。 

1959年后，农场调来了一位关场长，他认为要发展旱田，八井子地区有4000公顷土地太涝不能耕种。而八井子分场当时只有400多公顷耕地分散为483块，其余都被水淹。当时曾命我主持搞全场的排涝规划。由于要赶出成效，只好边设计，边测量，边施工。到60年国家极端困难时，农场紧缩，基造下马，工程只完成约40%。“专使坏”等人大作文章，说我搞“反革命破坏”。把施工队长撤职反省，取消排涝试验站，理由是“反革命分子”黄湛搞破坏，干了两年毫无成效。我心里有底，排涝不可能立即见效，一般必须水排到一定程度，拖拉机能下田翻地，土壤疏松，湿度适当才能播种。到62年来查时，已经收效显著，完成排涝原订计划的3/4。八井子大柏树地区增加了两个分场，耕地面积达3600公顷。调查组一对照上报原文，大家心里开始怀疑海伦农场所报事实了。 

罪名最能成立的是：以兴修水利为名，搞反革命破坏，把农场拖向绝境，工资发不出来。指的是：1958年大兴水利时我提出一个计划，“由通肯河引水到旁边各存水库的干渠相连，发展水田1000公顷。”原定以5年为期逐步完成，后来领导说我右倾保守，要求一步见成效。欲速则不达。由于眼大肚小，削足适履，因此干了两年以失败而告终。这是领导的事，我只能干着急，没日没夜地干，把通肯河水引到大干渠。大规模水稻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一是工程不配套。要求快把靠山边的渠道改为单堤……，单堤过坡由设计的1：1.5改为1：1等等，由于坡比改动后安全系数降低发生冲毁。其二是农业部门忙到种子都不进行消毒。第一年丰收在望，忽然一场稻瘟病，全部死光。第二年播种达1050公顷。一部分水不及时，种晚了“冻死”。水时有中断“枯死”。还有一部分是头一年留下来的稻瘟病毁了，两年不收，上级决定放弃。反对派用此指责上告，造谣无所不用其极。我的罪名是搞反革命破坏，把农场推向绝境。幸好每项计设都有计算书，每一次改动都有记录，曲科长也都认帐。农业方面的问题不是不能种。此地朝鲜族村片沿河边都种水稻，而不会大规模种。这些问题也能怪我吗？所以调查来审问去，我非但无罪，连工程上也都无个人的差错。 

所谓“以反革命为目的，包庇星火水库冲毁责任者，编改技术计算书为责任者开脱罪责……”也是靠完整的计算书才说明问题的。事实是60年一次大洪水把星火水库大堤冲毁了100米长的两个大缺口，土方量约3～4万立方米，属重大事故。杨场长叫曲科长通知我，要我从测量洪水流速，大堤耐受力等实际情况精确计算，看看是不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因素。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收集第一手资料，认真计算，每一项数据都有来龙去脉，精制成80页的计算书。底子自己保管。按重要文件上报，结论是写：“人力不能抗拒的情况”，因而主管施工的吕队长无事，杨场长等领导也放了心。“专使坏”又企图烧毁上报场党委的计算书原件，幸好任稻祥技术员有准备，把复制件报党委，场部留有原件，我也呈上自己留的底稿。 

其余罪名如：威胁队长、水渗墙开裂、用外语搞秘密串连等也不能成立。两天后，又提审。任调查组长的公安厅周处长明确告诉我说：“我们多方面调查结果，所有问题责任都不在你，罪状不能成立。你今后应该继续一丝不苟地工作……” 

农垦局水利处秦副处长感慨地说了一句真话：“在这个环境里，以你目前的身份，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望你相信党、相信上级各领导，处好同事关系，前途是光明的……” 

好险啊！如果不是那些完整的计算书，不知会有什么下场。一个月后又来了一纸公文曰：“黄湛，工作负责，据查实应给予减刑两年的宽大处理……” 

如此说来由51年3月到64年3月，我13年徒刑即可满了。可以回南方，可以回家了！万万没有想到农场的实力派“地派”恨得咬牙切齿。要拍死一个劳改犯在他们看来易如反掌。毙不了你，整死你的办法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