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机要员谢静宜  回忆文革往事

• 访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

• 81岁谢静宜在北京病逝

毛泽东机要员谢静宜
回忆文革往事

三十多年来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行事极为低调，轻易不接受采访。这么多年来，似乎只为公开发行的“中南海机要工作纪念集”中写过一篇长文，写过《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等零散文章。因此此次出版这本二十万字的新著，颇引起外界的关注。

在出版社的简介中，称谢静宜“1959年-1976年到毛泽东同志身边做机要工作”，较为笼统，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她以8341军宣队名义离开中南海，先后出任北大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十届中央委员，是当年令人瞩目的政坛新星之一。

出版社提供的出版推荐语中这样写道：“她以对领袖的崇敬之情，细腻地描绘了毛泽东是如何工作、生活、学习的，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作出决策的，是如何指导工作的，是如何关心同志尤其是年青同志的，又是如何教育子女、教育身边工作人员的。”这段话，把作者的写作用意和情感投入的状况基本表述出来。

出版社称，《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既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具备了可读性。读完全书，细致梳理一番，确实发现有不少首次披露的高层内情及细节，因为是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而显得极其难得、可贵。遗憾的是，对于文革期间作者所经历的一些主要事件，譬如北大清华政治斗争、教育界革命、四届人大风波、批林批孔、梁效写作班子、批邓、四五运动等基本回避，涉及甚少。

下面撷取书稿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段落，夹叙夹议，力求简明扼要。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周的原话引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禁空令。9月15日那天，谢静宜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刚从智利回到上海，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机场的客人聚集很多，飞机几天不准起飞。正在这时，管外事的同志说，周总理特许青年代表团一行乘一架载送重要外宾的客机回北京。可见，经过特批，部分飞机还允许升空飞行。

到了北京，中联部的领导先让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写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面对复杂的局势，谢静宜不放心，打电话问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询问主席、总理在哪里？杨德中说：“小谢，两位老人家都好，你放心吧！”

两天后，谢静宜见到了主席，主席谈了“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后，让谢去看望总理。主席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九一三’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指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让他睡几个好觉。”另外主席还让转告总理一件事，主席说：“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

在西花厅，总理兴致勃勃地对谢静宜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紧张情景以及主席的指示。他说：“我时刻观察着飞机的动向，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和立即采取的一切措施。把几员大将叫到大会堂来，一是为了好控制他们；二是为了面对面同他们谈话，问清林彪这次逃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几位是否知道……直到弄清林彪座机坠毁后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描述“九一三”事件的著作较多，但史料性质的作品中能直接引用的毛、周原话并不多，谢静宜此处的现场记录是值得看重的。

1972年周总理一次与谢静宜谈话，讲了长征时的一段往事，总理说：“小谢，长征时候我害了伤寒病，很严重啊，差一点没死掉，是主席救了我。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主席托人给我买了银耳，银耳是大补的，后来慢慢地好了。”

“七二〇”事件中气氛紧张，差点烧密码

1967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在武汉正碰到上两派武斗，即有名的“七二〇”事件。武斗的车上站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的派别群众，一辆接着一辆地从主席所住的东湖驻地大门口通过。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主席就住在这里边。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的同志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当时上级有命令，只要他们不冲进来，谁也不能动。

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驻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系着小刀游过来。为了保密，中办主任汪东兴正式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手中均拿一个木棒。

大家劝毛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主席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直到深夜，周总理乘飞机抵达武汉，专门劝主席离开武汉去上海，主席才同意。

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机要的车辆紧跟主席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前位，谢静宜听见他嘴里不停地小声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

我们从不少著作中已经知道“七二零”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从未有人像谢静宜这样，从内部描绘得这么细致，这么生动。文革期间，在最高领袖的身边，居然有预备烧密码、扔掉密码机的举动，这在外界是难以想像到的。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主席合影。（侯波 摄）

毛泽东对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应

1966年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去世后，谢静宜曾找主席谈过：“主席，因为我曾向田家英借过书，遵照您的指示向他求教过，田自杀后，他们还曾让我交代田家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读，与田有什么关系？”

主席说：“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工作多年，经常到我这里来，关系不比你密切吗？是我让你去向他求教的，也是我让你去向他借书读的呀，接触一下就有问题了吗？岂有此理，没这个道理。”主席生气了，紧接着又说：“田家英究竟有什么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嘛。”

谢静宜说：“听别人说，田家英死之前，烧了您很多手稿，是真的吗？过去我去他家，向他请教学习之事时，多次看到他和大逄（即逄先知）伏在桌上，非常细心地裱糊您过去的手稿，把原来很破旧的稿件裱糊得完好无损。裱糊的时候，我看他们是那样精心、爱惜啊，难道他会忍心再把它烧掉吗？”

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谢静宜的分析。他说：“我也不信，才别相信那些搞专案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呢。”

谢静宜又说：“1961年初，广州会议时，田家英在他住的房间里（省委招待所小岛宾馆），伏案边哭边给主席写一份他在安徽的调查报告。记得大意是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孩子才几岁，没劳力，她带着这个小孩下田种地，妈妈挖个坑，小娃娃在后面点个豆的悲剧情况。”

主席马上说：“是的，我记得有这个报告，他是对的。但后来，他也有些改变。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可以讨论吗，也不至于……”主席没说下去，意思是也不至于去死呀！

1972年，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又感到很惊讶，曾对主席说：“王良恩同志是从南京调来的，他很好啊，待人和气，接触中感到他没架子，很诚恳，为什么突然自杀了呢？中央办公厅怎么也这样复杂呢？吊死两个副主任了。”

主席这时抬起头来看看，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谢又问：“主席，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

主席这时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啊！”

谢静宜在书稿中写道：“从主席的言语和当时的表情，主席对田家英的死是惋惜的。对中央办公厅死了两位副主任的事，主席是有疑问的。”

毛泽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受风雨侵袭，厄运连连。在谢静宜的新著中，我们得以第一次详细知道毛泽东对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这些内容以前大多从未对外透露。

1968年12月21日前后，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给谢静宜打电话，让谢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谢静宜见到主席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说到这里，主席掉泪了，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主席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

稍许，主席又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沉默了一会，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还得派一部分人去北大啊！”

在北大一次教授座谈会，敢说话的冯定教授说：“不管天气多冷，都把人叫去批斗。他们那些造反派，一喊我的名字，我就吓得胆战心惊。预先穿好厚厚的棉袄、棉裤，因为一去挨批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免得挨冻。”他又接着苦笑着说：“去之前，我有尿没尿都去尿，有屎没屎都去拉，免得一害怕，吓出尿来。”

冯定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冯友兰教授，用手指着他说：“你问他，他原来是大胡子（用手比试长度），为什么把胡子刮去了？你说呀！”

冯友兰有点口吃地说：“因为每次批斗时，总有个别人揪我的胡子，我很害怕，从此以后嘛，就把胡子刮去了，不再留了，免得多受苦……”

谢静宜回来后，把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的发言向主席如实汇报。主席听了很是生气地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

后来当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主席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主席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150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

谢静宜在书中写道，1968年清华大学教授处境相当不好，受到群众组织的任意批判，从政治到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违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曾非常关心地问：“梁思成在哪里？”

经过调查，才得知梁思成早已被“造反派”从原来住的一座小楼里赶了出来，住在一个比较阴暗的两间平房里，阳光被前面一座高房子挡住。更严重的是，“造反派”已停发了他的工资。

梁思成在家中告来访的谢静宜说：“我有心脏病需要躺着，可是又有肺气肿需要坐着，很是矛盾。我体质很弱，自己系个鞋带之后，气喘得就像刚跑完百米赛一样。”又接着说：“我要感谢林洙（他的夫人）了，多亏她帮助我。”

谢静宜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要是把看到的、听到的特别是梁思成的原话报给主席听。主席听后，很是不安，马上指示恢复梁的工资、搬回原处、送最好的医院治疗。并说：“不要让梁思成他们上台受批判了。批判旧教育制度，他们可以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批判，共同受教育嘛。”

整党开始以后，有人提出要开除梁思成的党籍。谢静宜去请示，主席说：“不准开除党籍，恢复梁思成的组织生活。”

原载《北京青年报》

谢静宜和毛泽东特型演员

访毛泽东机要秘书谢静宜：
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

北京的深秋，已是寒风刺骨。我在去谢静宜家里的路上，耳旁一直回响着她老人家电话里的声音：“光彩，你几次想来看我，我今天精神不错，有空来家里坐坐，我想告诉你一些主席幽默风趣的故事。它对你更好地饰演主席也许会有帮助。”放下电话的我，大喜过望，急急忙忙地乘车前往谢阿姨家。

谢静宜，可谓喧嚣都市中的真“隐士”，居于喧嚣都市中的普通小区，她是闹市中的不凡老人。她经历过风雨的洗礼，岁月的侵蚀，红火的时期。她曾担任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工作长达17年之久，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周总理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重要的“封疆大吏”。

这次拜访，她精神很好。一见面，便握着我的手：你写我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反响很好，感谢你!我看了近期央视热播的《毛岸英》电视剧，你演的毛泽民，形象很好看。但你的形象更像青年毛主席。”一向“不善厨艺”的她，总是热情地为我亲自下厨，并笑着说：“我不太会做饭，儿子倒会说‘妈妈是干革命的’，这为我做不好饭找了个台阶，不过，我还是想为你多做次饭，不要嫌阿姨做得不好，也可能做不了几次了……”听到这里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被阿姨对晚辈的真诚关爱所感动。

谢阿姨身体不太好，有风湿性心脏病，特别是冬天身体会弱些。可是她很想把毛主席的故事传扬给大家，于是再次兴致勃勃地为我谈起了主席的幽默和风趣——

“毛主席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谢静宜说：“在1950年到1970年初，毛主席身体状况很好，经常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有时一出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活动。每次外出，他轻装简从。随行的有秘书、警卫、医护、机要、摄影等工作人员，各行其职。作为机要人员，我们的职责是，保证在外地的毛主席与北京党中央保持不间断的机要联系。因为工作性质的需要，我与主席接触的机会很多，无拘无束，不存在什么神秘感。”

毛主席从求学时期就注重社会实践，调查研究，曾经和同学不带分文去“游学”，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磨炼自己。他不仅重“有字之书”，更重“无字之书”，他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实践家，这恰是他不同于古代乃至今天文人的重要方面。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谢静宜说：“我在主席身边执行任务的十多年间，多次跟随他到华北、华东、中南等各省市视察工作。正像一首歌曲所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说到这里，谢阿姨笑了。她说：“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每逢五一节和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是有例会的，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与群众见面，这就限制了主席在外地的活动，因为他必须在两个节日前回到北京的寓所。为此，他老人家曾幽默地对我说：“‘五一’‘十一’一到，就要回京‘罚站’去了。”

“毛主席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就是他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

有关毛泽东不乘飞机的原因，说法比较多的是：毛泽东乘坐飞机空中遭遇雷电，与地面失去联系40分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路途上的时间，他坚持广州一行要乘坐飞机——而且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任务机组由团长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飞机选定为团里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毛主席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改变计划的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这时，在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和在指挥塔台守候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有人说,正是因为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些传说，都不符合历史真实。谢静宜给我解开了这个历史迷团：

“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这就是毛泽东不乘飞机的真实原因，既符合毛泽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也符合他个人的性格。试想，若是毛泽东想坐飞机，中央政治局能规定他不坐吗？当年，他要游长江，中央领导也反对，但最后他不是还游了长江?毛泽东一生富有挑战精神，不信邪，不怕死，一切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从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专列条件虽比一般客车要好，但长期住在车厢里也不是滋味。噪声隆隆，颠簸震荡，冬天冷，夏天热，一切都不方便，总使人有一种不安定感和疲劳感。为了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不辞远途奔波之疲劳，打破自己在北京寓所的作息习惯，以适应列车生活。谢静宜说：“在北京，主席是夜间工作，白天只睡几个小时。而在专列上，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生长状况，他让白天行车，夜间停车。”从安全角度考虑来看，坐火车并非绝对安全，或许给敌人以行刺机会。

专列的运行本来是保密的，但毛泽东不以为然。谢静宜说：“有时，火车通过城镇交叉路口时，行速一般比较慢，工作人员把窗纱拉上，毛主席随手又拉开向外观察。因为车厢的窗口很大，而且敞亮，常能被隔离杆阻挡着的人群辨认出来，顿时群众欢呼雀跃，有的人还跟着列车飞跑向主席致意，主席也微笑着向群众招手致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工作人员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总是劝主席快坐下来或重又拉上窗纱，但他总是不乐意地用力再把窗纱拉开并塞进金属架里，说：‘怕什么，这是人民群众啊！我为什么怕群众呢？’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对个别坏人还是应该提防的。他又说：‘即使有个别坏人也不怕嘛！这么多好人在，一个坏人哪敢害我呐？即使想害，我们已走远，不怕的。’”可见，主席对人民群众的爱胜过对个人的爱。

“我在火车上发现庄稼地里有人偷麦子，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说：‘别出声，别出声！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

奔驰在广袤原野上的专列，为毛主席观察大面积的农作物生长状况提供了条件。谢静宜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能经常出入于主席的车厢，有时就与他老人家坐在一起或站在窗前观察不断变化的庄稼。谢静宜说：“毛主席看得是那样出神，哪块地里长的是什么苗，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一块庄稼长势好，哪一块长势不好，他都能发现。他一边看，一边指给我说：‘这一带麦子比较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列车飞驰，视野变换。‘这是什么呀？噢，红薯地。’突然，他兴奋地说：‘你看，栽上的红薯秧都活了。’过了一会，又着急地说：‘哎呀!这块地危险呃。’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的是一块发蔫的红薯秧地。”

“有一次，毛主席在车厢里望着北国大地快要成熟的金色的麦子，非常高兴。我当时也站在他身旁向外眺望。突然看见一位肩上挑担的农村妇女好像是往地里送饭后返回村庄，呼啸而过的列车对她来说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她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一把接一把地捋着麦穗上的麦粒往口袋里装。我惊讶地对主席说：‘主席，您看，偷麦子的。’主席连忙低声制止我说：‘别出声，别出声！’他生怕伤害了那位妇女的自尊心，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火车上。列车风驰电掣，轧声隆隆，车外怎能听到车内说话声！毛主席一直望着那位妇女的身影消失在窗外，才怅然所失地自言自语道：‘看来，农民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那天吃饭时，我注意到毛主席神色严肃，沉默不语，似有所思。我估计，他大概在想着那位妇女的事。”

列车在北方运行，毛主席最关心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庄稼生长情况。每当看到华北大地因缺雨庄稼长势不好时，脸上总是布满愁容。他曾对谢静宜说：“这几个省总是干旱缺水。”“只要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粮食能够自给了，全国的粮食就会富裕些。”为此，毛主席曾在列车上召集这几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话、开会，研究解决水利问题。

毛主席不满足于在运行的列车上“走马观花”，还经常让停车“下马看花”。当专列停在某一支线上时，他就走下来在周围地里转一转，看一看，摸一摸庄稼。有时不满足于近处看，就请当地派车到远处再看看。从北方的小麦、玉米、红薯地，到南方的稻田、油菜花，他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站在地里，他的神态是那样认真，那样细致。看得出，他心中思虑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领袖。

谢静宜说：“记得有一次，一对外宾夫妇在列车上与主席会见后，也兴致勃勃地随主席下车来到地里察看庄稼。女外宾穿的是高跟鞋，在坎坷不平又松软的地里行走不便而折断了一只鞋的后跟。出了这种意外，这对外宾夫妇不仅不感到难堪，也不埋怨，反而伸出那只没鞋跟的脚哈哈大笑起来，顿时在场的主、客们都哈哈大笑了，给这次特有的接见场面增添了乐趣。”

“毛主席哭的时候，不是仰着脸‘傻’哭，而是闭着眼,闪开视线流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他是钢铁心肠吗？他会哭吗？谢静宜阿姨告诉我：“毛主席和平常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他不仅会哭，而且感情十分的细腻。”

谢静宜当年亲口问过毛泽东：“主席，岸青有病在外地调养，您怎么不去看他呢？”毛泽东说：“想看，但看到他就想起了岸英，想起了她妈妈（开慧），想起了牺牲的一家人，想起了那个时代……”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了伟人毛泽东的感情是丰富的，细腻的，他有诗人的多情善感。他不仅有人之常情，又有非常人之情。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见伟人的内心世界。

现在影视作品中表现的毛泽东，多半都在努力将其“平民化”、凡人化。为了拉近伟人与百姓的心理距离，使其亲切，往往会最“自然”地来处理伟人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活，特别是艺术的魅力，恰恰在于细节。如近期央视热播的某剧中展示的中年毛泽东形象，有多场毛主席洒泪的情节。演员体现伟人洒泪是自然的，真实的。谢静宜看过此剧，与我交流时说：“毛主席的哭，不是仰着脸‘傻’哭，而是闭着眼,闪开视线流泪。”这是何等的细腻！这是符合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若不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7年，怎么会了解这样的细节？这些，恰恰决定了伟人和凡人在忧伤、悲痛时的相同与不同处，也对我饰演好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责令警卫员们把鱼放掉，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

谢静宜和我谈起毛主席的故事总是那么快乐。当我问谢静宜和毛主席去井冈山的经历时，她对我讲了一件“毛主席不吃江西人民的鱼”的故事。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吃江西人民的鱼？”

谢静宜说：“大约是1965年，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江西，停在一个铁路叉道上。那天上午，主席安排的是请当地领导同志到列车上开会、谈话。列车所停之处的铁路旁是水沟。在江西有水即有鱼。主席在车上开会，我们工作人员没什么事，跟主席出差的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贾秋和同志提议，下水给主席摸鱼吃。于是干部队（警卫队）和我们部分工作人员一齐响应，男同志纷纷脱掉鞋子，挽起裤子下到水沟里摸起鱼来。我和摄影师舒世俊等站在沟边，一边看热闹，一边帮助他们拣鱼往水桶里放。人欢鱼跳，热闹非常。”

“大伙兴高采烈地说：‘今天要给主席改善生活哩！’因人多，工夫不大，我们就装了大半桶大大小小的鱼，其中还有个别的小红鲤鱼，在水桶里翻腾，大家都为这次的收获而兴奋。等主席那边的会开完了，我们也就收摊上了车。我兴致勃勃地跑到主席那里报信，他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休息。我说：‘主席，今天给您改善生活，辣椒炒小鱼。’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摸鱼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原以为主席听了会高兴的，没想到他反问道：‘鱼活着没有呀？’我答：‘都活着呐。’主席说：‘谢谢同志们噢，告诉他们，把鱼放掉吧！还放回原来的池塘里去。’我一听很沮丧，就辩解说：‘那不是谁家的池塘，要是池塘我们也不会去捞人家的鱼，那是铁道旁边的小水沟，水是下雨积存的。’主席听我说完后很认真地说：‘那虽不是哪一家哪一户的池塘，可它是江西人民的池塘啊！’在主席的一再坚持下，大伙只好按他的意思把鱼全部放了回去。”

到此，我们才明白了毛泽东不吃江西人民鱼的真实原因，那是对江西人民的爱。江西是一个较特殊的地方，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红军走向胜利的起点，毛主席曾为井冈山赋诗一首、填词两首，并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论著，新中国成立后又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由此可见主席对江西的特殊感情。谢静宜说：“这说明老人家仍然牢记并遵守着红军时代他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人民争利，秋毫无犯那一条。”

81岁谢静宜在北京病逝，
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17年

曾任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长达17年的谢静宜，于2017年3月25日凌晨6时零7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谢静宜（1935－2017），女，河南商丘人。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等职。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主席的机要员，被昵称"小谢"。1968年，被毛主席派遣来到北大与清华了解校园“文革”情况，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北京市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196）。

1976年“文革”结束后，谢静宜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接受审查；后“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她的爱人苏延勋，1991年病逝。

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一书的封面

对毛主席怀有深厚感情的谢静宜，曾写下了许多回忆和怀念的文章与书籍，主要作品有：《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等。

来源： 北京青年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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