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巍：我的生死之间——北大荒知青回忆

蒋巍：满族，1947年生，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中国文联“全国最美志愿者”称号。曾毕业于哈尔滨第三中学高中，1968年下乡赴北大荒嘉荫农场，历任哈尔滨《新晚报》副主编，哈尔滨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文艺报副社长，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先后当选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等。出版各类作品30余部，两度推出“感动中国人物”。先后获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盾文学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1968年11月3日，我和数百名哈尔滨中学生背着行李、提着衣箱，含泪告别家人，先坐火车，后乘汽车，翻越了莽莽苍苍的兴安岭，来到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团。一路上，起伏连绵、罕见人烟的茫茫群山，高大茂密、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数十台大解放拉着我们，行驶在弯弯曲曲的砂石公路上，两边壁立着高大茂密的森林，抬头只能看到一线天，让我有了一种进入大教堂的神圣感。二十年后我再去那里探望老乡，路两边的大森林明显稀疏多了，这让我深感痛心和自责。当年，成千上万的城市知青被发配到这里，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究竟能做出什么大贡献呢？其实，我以为就是求生。尤其在白雪茫茫、冰冻三尺的漫长冬天，老乡们都躲在家里“猫冬”，什么农活都干不了。而知青的主要任务，就是年年冬天乘坐拖拉机进山砍树，然后拉回来破成木柴，围着房子砌成高高的“木墙”。宿舍里，一天24小时不停火，烧着大铁桶改成的炉子。即使到了夏天也得烧——因为炕不能凉着。年复一年，兴安岭上浩瀚无边、红松擎天的大森林，很多地方让我们烧成了杂树林。

嘉荫农场的知青宿舍，内有上下四张大铺，能睡五六十人

独立一团，原为农垦系统的嘉荫农场，地处黑龙江边，对岸就是辽阔寂静的俄罗斯大地。我在连队刚刚劳动了8天，大概因为团领导看到我在《黑龙江日报》发表的长诗《在时代的列车旁》（内容是写火车站上知青下乡、亲人送别的感人场面。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这首诗在黑龙江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中学生是受了这首诗的感染而决心下乡的）。团领导很欣赏我的文笔，为了让我以后给团里写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材料”，于是把我调到团部，给团长当了秘书。

当年知青离别城市、亲人的场面

团长石某，老军人出身。1966年3月，为加强边疆“反帝反修”斗争，他奉命率800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嘉荫农场。此时正值“文革”运动在全国展开，时任副场长的石某便率领部下一起“造反”，把农场原领导班子全部打倒，还把大批干部打成“苏修特务”、“特嫌”，他则当了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团长。很多干部群众被长期关进戒备森严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外有高墙铁网，警卫执枪守卫；内有严格管理，不许乱说乱动。被关押者不得系鞋带，或只能倒穿鞋走路，以防逃跑，肩膀上还被残忍地烙上号码。他们除了天天参加强制性劳动，还要不断遭受严刑拷打和威逼性审讯，以交待自己的“罪行”，供出更多的“特务同伙”。

“文革”初期，我在哈尔滨第三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练出一手的宣传本事，能写会画，又能刻钢版、印小报，自然很得团长欣赏。在连队劳动了8天，就把我调到团部机关，甚至还给我单独备了一间民房，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每半个月，我便推出一期有模有样的油印小报，从“社论”到报道，都是我写的，刊头还刻印着鲜红的毛主席头像。团长多次在干部大会上表扬我，时间长了，下面的各营、各连队的干部都知道我是团长的“大红人”，十分了得，见面时都按照军队习惯，向我立正敬礼。天天穿着那个年代风行的“绿军装”，我当然要回礼，那风度气派，显然不像一个小知青了。

有了这样的地位，下基层搞调研、写简报，自然是我的工作职能。当时全团有22个连队（还有个被称为“23连”的地方，那是埋人的墓地），都在按照上级部署，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对岸”运动，主要任务就是深挖“地富反坏右”。嘉荫地处黑龙江边，对岸就是苏联，“清队”的主要对象自然就是所谓的“苏修特务”。1969年春，为总结全团“清队”经验，我跑了六七个连队，发现每个连队都关押了几个“苏修特务”。我很好奇，于是出于“敌情观念”，以调研为名“提审”了一些人。一问，都是贫下中农出身，还有早期从部队转业的铁道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他们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有的还是文盲。再问，他们既然是“敌特”，藏了什么电台、密码本、发报机吗？没有，一件实物证据也没有！ 

独立一团还有个被称为“23连”的地方，那是埋人的墓地

我的脑子里很快产生了许多疑问：对岸的“苏修”找这些土掉渣的农场人当“特务”有什么用？俄语不会说，情报不会写，卢布不认识更不能花，这不等于找了一群聋子哑吧吗？

询问中，这些人声泪俱下，亮出双手、前胸、后背给我看，个个鞭痕累累，有些人的指端竟然成了黑乎乎的肉球——那是长时间吊在房梁上，被绳索勒成的。好几个连队还打死过人，然后把尸体往黑龙江或冰窟窿里一扔，完事！他们哭着说，自己承认是“苏修特务”，都是挺不过严刑拷打，一个咬一个被逼着承认的。（据说后经兵团工作组调查，这个独立一团在“清队”运动中，总共殴打至死47人。）

那时我并没有多高的觉悟，处于“文革”的大环境中，也没怀疑过这场“清队”运动的“正确性”，但我的良知大大激发了我的怒火。后来我又只身调查了几个连队，发现暴徒所用酷刑达29种：比如把脑袋按进烧红的铁锅里；把捣碎的大葱糊在眼睛上；把人背朝上、捆住四肢吊在房梁上抽打；还有两个打手公然强暴了一个被打成“苏修特务”的女劳模……

 我被大大激怒了，把这些罪行一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秘藏起来，准备找机会向上级反映。

1969年4月，兵团总部派来一位现役军人孔干事，到独立一团检查春耕工作。我陪他走了几个连队，一路闲聊，见孔干事文质彬彬，为人和善，是很值得信任的人，便向他讲述了独立一团的“清队”情况和那些残忍的暴行，并直言了我的怀疑和愤怒。孔干事深感事态严重，说：“你能写个材料吗？我可以带回去向兵团党委汇报，但结果如何，我无法判断，你要有精神准备啊。”

那时的我，目睹了那么多的暴行和死亡，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当天夜里，我赶写了长达3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第二天交给了孔干事。限于那时的认识，我得出的结论是：“独立一团犯了‘清队扩大化’的路线错误，严重伤害了大批无辜干部群众。”

20多天后，兵团总部派来一个主要由现役军人组成的调查组，组长是50多岁的正团级处长张斗。他身材高大，威风凛凛，声若洪钟，能唱一口好京剧。到了团部，他私下找我听了一次汇报，接着下去调查了几个连队。数天后，在团领导班子会议上（我作为团长秘书列席），张斗处长严肃批评了独立一团的“清队扩大化”错误，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关押人员，查清死伤情况，上报兵团党委。石团长拒不接受批评，称工作组是攻击本团的“文革胜利和清队成果”，执行的是“刘邓路线”，言罢他悍然退出会场，拂袖而去，把兵团工作组晾在那了！

第二天，工作组不得不黯然撤离，我的灾难也随之降临。

知青男宿舍墙上至今仍可见"坦白从宽"四个大字

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标语

此时我已预感到，全团800名干部都是石团长带来的，都听他的指挥，团内必将因此事引发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后果难以预料，我得给自己留点证据。幸好我也是多了个心眼儿，把调查报告留了一份复写稿。两天后，我把复写稿交给来自哈尔滨第三中学的几位同学秘密传阅，请他们读后替我保存起来，“千万不要外传”。

没想到，同学中竟然出了一个“叛徒”，私下把我的调查报告上交给团长了。数天后，石团召开了一个紧急政工会议，公开宣布我是“反动分子”、“资产阶级狗崽子”，将我开除政治处，下放连队“监督改造”。会后，我既遭到一群在团部工作的干部和知青的围攻谩骂，其中还有几个女生，平时“回头一笑百媚生”的小脸蛋，这会儿也变得十分冷峻和势不两立了。晚上回到宿舍，我的行李已被扔在门外，炕席上撒了一堆垃圾和好大片的墨水。而那位出卖我的同学则被调进团部宣传股，当了正式的报道干事。

在我被开除政治处的第二天，团部派出武装连的两个执枪知青，乘坐卡车将我押送到20多里之外的三营11连，进行“劳动改造”。那是我下乡初到的连队，大家都认识我，知道我是团长的“大红人”。那天看到我被倒捆双手，按着脑袋押下车厢，全连大为震惊，不知我犯了什么大错。他们虽然天然地同情我，但只能远远地躲着，怕沾上“同伙”的罪名。自此，我被安排住进知青大宿舍东侧的一间破旧小房，炕上支起一个长木笼，外面挂锁，晚间便让我睡在里面，不得乱说乱动，外面就躺着两位监视我的本连知青。白天，我去食堂吃饭、下地劳动，两人便扛着三八大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连队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也压到我头上，比如，从100多米远的深井给食堂挑水，一天要挑30多担；入秋收割大豆，大家干累了可以休息，我却必须继续干；大冬天进山伐木，知青们集体出工，只让我一个人留在帐篷里给大家做饭，那可是狼熊出没、全无人迹的原始森林啊……

在连队，我整整劳改了半年多，期间经历了几次生死瞬间：有一次伐木后，大家集体往山下走，一节回头棒子（即被倒树砸飞的断木）突然从后面飞来，击中我身后一位佳木斯知青的后脑，他当场倒地死亡——没有他，击中的就可能是我了。当晚，是我给他洗了身子，换了一套新棉服，从此我不再怕死人了。还一次，我赶着马车为食堂拉回四大桶井水，刚到晒场边，辕马突然惊了，一只前蹄猛地踩住我左脚的鞋子，我仰面朝天倒下，同时眼看着大车轮朝我滚滚而来。幸亏我从小喜爱体育，反应快，猛一侧身滚了出来，顷刻间车轮便从我遗落的羊皮大氅上压了过去，旁边晒场上的知青都惊呼我“命真大”，“拣回一条命”！还一次，我赶着马车下地，坐在我身后的监督人小赵玩枪时突然走了火，子弹从我耳边飞过，射进路边的电线杆子。他的枪口再歪一点儿，我肯定一命呜呼了。

在营部当报道员的一个哈尔滨女孩，戴一副小眼镜，模样清秀，酷爱文学，看得出对我很有感情。她多次劝我向团长认个错，“不然咱们的户口都在这儿，这辈子就没后路了。”但我深知自己已无退路，“认错”就等于投降——这是最令人不齿的行为！我严辞拒绝了。最后一次，我一声不吭回身就走，走出好远后回头看看她，女孩还站在原地，用红黑格围巾在抹眼泪，从此我们不得不一刀两断了。

那些日子，连队多次召开全连大会对我进行批斗。我被迫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叛徒”、“黑五类狗崽子”的大黑字。这时候的我只能保持沉默，听着那些喊破天的批判和口号，内心的苦痛和煎熬无以言表。我甚至准备死在嘉荫了。入夜，躺在炕上的长木笼里，在枕边的小油灯下，我含泪在日记中写道：“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是从小说《红岩》中抄来的句子，也是我最后的意志。

这一切，我自然不能写信跟父母说，只能硬挺着熬，熬到哪天算哪天。好在监督我的小赵是哈尔滨来的初中生，老乡，且做人有点“刀枪炮”风格，考试从不及格，打架却无往而不胜，后脑勺能乐开花。时间长了，我们反而处成哥们儿了。有一次他问指导员：“蒋巍下地干活时跑了怎么整？”

指导员说：“开枪！”

“打死了咋办？”

“扔黑龙江里！”

现在回想，幸亏我当时没胆怯也没逃跑。

尽管我后来在连队遭受了很多屈辱和磨难，但我从没想过认错和投降。我一直坚定无比，认为自己的认识和立场是正确的，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同时我心里也暗暗存有一个微茫的希望：期望兵团工作组回去向领导汇报后，党委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

哪想到事情越闹越大。1969年春，兵团党委又派来一个由副司令员亲自带队的高级工作组，要求石团长纠正错误，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干部群众。石团长却顽固拒绝，还暗中指挥上百名营连级干部全部撂了挑子，集体到黑龙江省军区、沈阳军区上访。这时全团已经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团长的各级干部和不明真情的知青，一派是支持我的广大农工。17连上千人，只有8个女知青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号称“八大仙姑”。领头的是一个嘉兴女孩，身材高挑，性格爽朗，父亲是老红军。我们相识后还产生了一段恋情，不过因其父坚决反对（我出身不好）而不得不中断。

这年夏秋，全团因无人指挥生产，数万亩成熟的小麦大豆，全部毁弃在地里烂掉，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此时全团已乱成一片，成了烂摊子。各连队的南北知青因生活习性不同，经常发生大规模群殴，铁锹、菜刀、砖头、三股叉都上了阵，我就制止过本连和附近13连的一场殴斗，不过还是有十多人受了伤。至1970年春，兵团党委做出一个坚决的决定，撤消石某和其他团领导的职务，并把连以上干部全部免职。另从别的师团调来一批现役军人和上百名干部，全面接管了独立一团。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获得释放后，个个泪流不止，跪地磕头，高喊“毛主席万岁！”自此全团形势归于稳定，生产逐步走上正轨。

1970年3月底的一天，正在连队劳动的我突然接到团部电话，说兵团总部（时在佳木斯市）来了调令，调我到政治部秘书处工作。那天我真是乐翻了天，把自己的狗皮帽子、羊皮大氅、老棉裤、大棉鞋、脸盆什么的，像天女散花一样扔给同宿舍的知青战友，谁抢到算谁的！4月1日，在开往佳木斯的火车上，我用小剪刀把一直留着的小黑胡子剃了。到了军级机关，怎么也得注意形象啊！

这一年，我23岁。 

到政治部报到后我才知道，处里所有秘书都是党员、现役军人，只有我是布衣小白丁。不过因职能所在，我能阅读所有机要文件，包括省军级才能看的文件，这对我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后来写作报告文学起到很大作用。一年多以后，老司令听说我还是非党非团的小群众，很生气，立即下令机关党委加快培养。就这样，1972年我入了团，1973年入了党（当时没有预备期的规定）。

兵团司令员颜文斌，军衔少将，江西老区小红军出身，长征路上是一步一步走到延安的。他身边的战友死了好几茬，只有他在一次次冲锋陷阵中活了下来，且无大伤，后来活到一百多岁，福将一个！我第一次给他写讲稿，开篇就写：“我是从烈士堆里爬出来的，开会就是准备下令冲锋！”老司令听了很高兴，说“这才对我的口味！”从那以后他的讲稿都由我上手了。尽管我在机关的表现一般般，太好玩，篮球滑冰游泳围棋无所不好，但地位稳如泰山，有老红军护着，我怕谁呀！不过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半个世纪后我才意识到。那天一位老友对我说，老司令对你那么欣赏，他一句话你就可以穿上军装了！我猛拍了下脑袋，可不是咋的！

颜文斌少将

此后我在兵团总部整整工作了五年多，环境好了，心情也好了，自此开始写诗，我妻子就是 《兵团战士报》上发现我的。1976年，知青开始大返城，也恰逢中央决定取消兵团，恢复农垦体制。我返回家乡哈尔滨，开始当记者，创办了现今很有影响的《新晚报》。后来调入市文联当党组书记、主席，1997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家也搬到北京。现在回想，当年北大荒集结了数百万知青，我一个普通农工，能从最边远的黑龙江边“一步登天”，调入兵团机关工作，也算一个小小的奇迹了。

（2023年3月22日于北京）

地处佳木斯市的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

蒋巍在兵团抡大镐头

采访重回黑土地 

作者在兵团时，经常在兵团战士报发表文章  

今日嘉荫农场  

　　新建成的农场办公大楼在大岗倚江而建，它矗立在大岗江边格外突目壮观。（图片来自龙江宝儿的美篇，下同）

　　新修的一条宽绰大道 。 

办公大楼的”嘉荫农场”招牌 。一个农场地名，对一个普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可对知青来说，那可有着太深太深的记忆。 

去场部的一路上 

 稻田

大豆地

拖拉机

农机

这是知青们常去的地方 ”东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