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我与父亲的文革往事

凌子，原名叶向真，是叶剑英的二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在叶剑英的几个孩子中，只有凌子自小跟随在父亲身边。

笔者第一次见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当年的叶帅府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内。小楼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那时，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子生活在这里，远离喧嚣都市，日子过得宁静而清幽。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子迎面走来，高挑、干练、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凌子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柿子树是叶帅从前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婴儿潮”时期。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向往真理。然而，怀揣“向真”梦想的叶向真在“文革”中也经历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文革”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了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布道者。

凌子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她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子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片刻，随手交给凌子，凌子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凌子说。

叶剑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见面，仍然相互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叶帅在家里常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父亲十分关心身边人员的工作和学习情况，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他们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被叶剑英送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校学习的工作人员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这事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叶剑英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出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凌子回忆道。

叶剑英与爱女叶向真

凌子经常会想起童年时她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由于担心白天飞机空袭，部队都是集中在晚上行军，5岁的小向真也跟着部队撤退。一天，大卡车坏了，叶剑英背着女儿徒步行军，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

“文革”大潮中，葉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了“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却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住军队，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叶向真回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43年后，叶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

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在叶向真的组织下，红卫兵抓了彭、罗、陆三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确认是叶向真。

叶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地找到了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我是他看着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保证不了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4个人都送过来。”

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是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就像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就藏了一个晚上就又被带走了。后来开会的时候，他们4个人真的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称为“二月逆流”。

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重要职务。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

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被逮捕。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叶向真和刘诗昆的儿子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说起抓我哥哥姐姐的事，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要不是我在‘文革中太过折腾，江青也不会那么盯着我。‘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叶向真说。

叶向真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与外界隔绝。她不知道其他亲人也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叶向真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针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关于叶帅在“文革”中为什么没倒，叶向真说：“叶帅没倒是因为主席要用他，很多事情，没有他，主席都觉得不安全，别人他信不过。”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大节上显出做人的宗旨，“绝对没有野心，不谋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职务升降都没有意见，能官能民。”

后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叶帅的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在延安出生的那个……”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于是，1970年叶向真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叶向真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出来了。所以后来江青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们时，我们全家就跟要逃难一样，我儿子被关在楼上禁闭起来，所有闲杂人等都不让露面。江青来了以后，一见到我爸爸就说，‘哎呀，老帅呀，你的这个女儿受苦了，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还成立我的专案组，整我的材料啊。当时我们听了眨眨眼，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她就问我，你在监狱里没怎么样吧……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们赶快把孩子从楼上弄下来，那时孩子才七岁多，让他赶快叫奶奶。‘叫奶奶干什么，不要搞这些，叫我江青同志就行了。当时我们很尴尬，怎么敢让孩子叫江青同志呀……结果后来，从一些批示材料里头得知，抓我，抓我们，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叶向真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时，父亲就想和叶向真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叶向真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叶帅担心自己的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十分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叶向真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最高领导权。叶向真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三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抓‘四人帮，他们仨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帅身经百战，对秘密工作有丰富经验，处理应急性事件絕对谨慎小心。“主席去世，很多人给江青写效忠信。说不定身边很信任的人已经投靠‘四人帮了。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地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

“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哪边就会有90%的把握赢，他的行动是被‘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抓‘四人帮前，他们仨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得天衣无缝。

叶向真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后的一件事，没人会想到与叶向真有关。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叶剑英提出召开，会期36天。会议召开前，胡耀邦安排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出炉后叶剑英不太满意，就让女儿执笔写作，自己口述，刘诗昆协助。从11月25日到12月12日，叶帅修改审定的叶剑英同志讲话稿最终完成。

叶向真说，在讲话中，叶帅特地亲笔加上这样的话：“大家敢于说出过去想讲而不敢讲的意见，畅所欲言，充分讨论，解决了不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正确认真的批评。这是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好事情，是我们事业大有希望的标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推广到全党、全国。”

也是在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为凌子，回到了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讓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子说。

而父亲对凌子的期许，是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凌子小时候对植物栽培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子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很不高兴。凌子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地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地对国家作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么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20年后，凌子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子改编自曹禺1937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曹禺曾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子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子将剧本交给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子说。

凌子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元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给凌子出了个主意：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资金。“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拍出了一组漂亮的镜头，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子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子等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影片拍摄完成后，凌子再去找曹禺看片。盛情难却，曹禺到北影厂观看了尚未音画合成的样片。“看完之后，曹禺非常高兴。他把能请的朋友都请去看，在北影厂连续看了7遍。”后来，曹禺还在家中宴请《原野》剧组，解释为何不对剧本回话：“当时我不知道你这个叶大小姐要干什么。我这个《原野》已经给批了一遍，压箱底不敢吭气了。你又要拿出来演，回头给我抖落出来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问这个事情，也没阻止你们。”

凌子问曹禺：“那您看了之后，觉得有没有失掉原意？”曹禺夸奖说：“更凝练了，比原作好。”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子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子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子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真挚的友谊。1967年，刘诗昆被江青定为“反革命”，为了保住叶向真和叶帅，刘诗昆与叶向真离了婚。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费用23万元就完成了。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当时廖公说，香港人对洋人的评价特别在乎，如果在外头任何一个电影节有一点响动，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样了。”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了这部影片的拷贝，他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作了推荐。1981年，40岁的凌子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个别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电影节上，我一进餐厅，演奏人员就弹起日本歌曲。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马克·穆勒将《原野》选入参赛片，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电影，在华人影片里这还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得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暴力复仇。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凌子说，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入选夏威夷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夏威夷电影节发函到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予回应。与《原野》完全相反，凌子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时隔7年后，《原野》解禁，公眾才一睹禁片真面目。其实，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在内部渠道播放，作为国产内参片在休会期间播放录像带。1987年12月15日，中新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叶向真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原野》荣获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女主角刘晓庆在颁奖典礼上感慨：抗战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许上映啊！此时，在电影事业中几度受挫的凌子在北影退休，从此挥别影坛，隐居香港。

1986年深秋，叶帅因病逝世。让凌子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子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有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父亲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20世纪60年代凌子结婚时，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过晚上9时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字，懂得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子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20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子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刷牙时颤颤巍巍的样子，凌子在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的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子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和普及的凌子认为，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记得有一份法国的报纸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所能够传承下来的只有他们国家的文化，其他的都是一种辅助手段……所以一个国家能留给后人和世界的唯有这个国家的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说得这样坚决。中国人很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对自己本国的文化反而不太重视。法国人觉得很不理解。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这是生活指数好坏的问题，但是文化的缺失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大事，所以我就转向文化研究了。”

相比于“文革”时期的文艺战线红卫兵领袖，凌子已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复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革”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回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

“文革”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如今的凌子在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中非常平静。

(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