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鲜为人知的抓捕关押知青事件

1969年2月，我和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陇川县芒面乡老抗寨插队落户。

芒面乡隶属于共瓦区，景颇山区，交通闭塞，山高坡陡，生产落后，5 月份以前由于缺水，田地是那么的干渴，所以春耕只能是在进入雨季的5月份开始，故称之为“雷响田”。随着雨季的来临，知青迎来下乡后第一个春耕农忙，我们和老乡一起犁田、栽秧，同时，蚊虫、蚂蟥、毒蛇也肆虐起来。大家在体验劳作艰辛的同时，也经历了吸血蚂蟥对人体缠吸的恐惧和蚊虫的困扰。

栽完秧还不到收割谷子时候，我就病倒了，怕冷，发烧，难受，全身无力。我还没走到景罕镇公社卫生所，就实在走不动了，还是遇到芒软乡的知青包毕友同学，在他的搀扶下才来到公社卫生所。根据我当时的症状，赵医生二话未说就让我住了院。他及时给我做了检查后告知我是得了疟疾，当地人叫做 “打摆子”。在住院期间经医生进一步诊断，我的病症疑似脑疟。而就在前不了几天，昆明十八中的一个绰号叫“土狗”的知青，就是因为得了脑疟，命丧异乡。因为景罕镇卫生所的医疗条件有限，赵医生也不敢大意，及时向庆九大公社革委会作了汇报，申请转院到昆明治疗。革委会同意了，于是卫生所给我开具了转院证明，公社给我开出了回昆明治疗的通行证。

在这里顺带说一下陇川的疟疾，当时陇川被列入世界疟疾病高发地区之一，而景罕镇又是陇川县疟疾病的高发地区，因景罕镇在整个陇川坝中沼泽地要多一些，而沼泽地又最容易滋生疟蚊（一种带有疟原虫病菌的蚊子），人一旦被这种蚊子叮咬，疟原虫就会顺着血液侵入人体而致人患上疟疾病。疟疾病又分为：隔日疟，一日疟，三日疟，脑疟。最轻的是隔日疟，最严重的是脑疟，脑疟是疟原虫顺着人体的血液侵入到大脑中，是最难治疗并且会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一种恐怖病症。我之所以能得到公社开给回昆明治病的通行证也是据于此因的。

许多知青得知我要因生病要回昆明，很是为我高兴，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大家特别关注羡慕那张通行证，说是“因祸得福”，令我哭笑不得。

这也难怪，知青下乡时，大都是一些二十岁左右的高中生，最小的则是初一年级15岁左右的娃娃。而且是第一次那么长时间的出远门，而所到之处又是那么边远陌生的边陲，艰苦的劳动之余，想家思乡之情在所难免。

因而就有为了要想回昆明探家而付诸于各种行动的，有为了躲避关卡，爬山涉江，而困死于高黎贡山的，有闷死于油罐车的。而一部分知青则是用尽种种方法获取一张有如生命一样宝贵的《通行证》。也只有有了这一张《通行证》才能从边疆顺利回到昆明家乡。没有这张《通行证》你是无法跨越架在高黎贡山脉峡谷中的龙江上的“瑞丽江桥”，横断山脉峡谷中的怒江上有名的大桥“惠通桥”，以及云岭山脉峡谷中的澜沧江上的“功果桥”。

下乡时没有过桥难的体会，我这次回昆明虽然怀揣“正版”通行证，过桥时还是感受到了边防检查士兵严厉的审视目光。

这三座大桥也算我平生唯一见过的三座大型吊桥，江水波涛汹涌，铁索寒冽摇晃，正所谓：关山苍苍路茫茫，千重险阻回家难。

我拖着虚弱的病体回到昆明，赶紧投医问药，好在医治及时，身体逐渐好转起来。

大约就在11月份的某一天，我和回昆明探亲的几位同学在一起相聚，突然听到了一则消息说：这一两天要抓捕滞留在昆明的已下乡返回来的知青，关押地点在昆明市第二十三中学。我们都觉得不大可能，但这又是出自某工宣队负责人之口，半信半疑，我们三人就约定到二十三中看看。

下午，我们一起到了二十三中门口，那里平静如常，也看不出什么来，我们就也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殊不知到了当天夜晚11点以后，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吵醒。起来开门后，原来是居民委员会主委带领着派出所警察一起来查户口。当然啦，查户口是由头，实质是冲着我们从农村返回昆明来探亲知青来的。我明白了，白天听到的消息是真的。真有些哭笑不得。

当时昆明的居委会干部，多数是由闲散在家的老年妇女出任，其中一些人正事不做，张家长李家短，揭发这个批斗那个，不得人心，故大家鄙视地称其为“鸡皮老奶”。“鸡皮老奶”知道哪家那户有返回昆明的知青，故带领着派出所的民警来“查户口”，一查一个准。

我本来想只要出示通行证就行了，我是回昆治病的，好说歹说仍不能幸免，因为我是下乡知青，就这样我被带走了。

我被带出到离家门不远的东寺街土桥段的路边，那里停着一辆大卡车，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守在旁边，大概是市革委工纠队吧，恶狠狠地说：自己爬上去！并呵斥不准互相讲话。当我爬上了车后，不出所料的看到了我们白天还一起到过二十三中的一位同学，他住在我家下边西岳庙地段。大卡车拉着我们沿着东寺街向北，停停走走的同时也就不停的有知青被带上车来，到东寺街上段，我们白天一起到过二十三中的另一位同学也被带上来了。

当大卡车进入了昆明第二十三中学大门后，大铁门关闭，我们就都被押下了车，排成一排被押送到一栋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教室里没有课桌，已经有一些知青被关押在里面了，大家都是站着，教室里基本站满了人。我们就这样站了一夜，互相不能说话。如果你要方便，必须要说：“报告大军我要尿尿”。于是你才能在两个持枪的武装人员押送下，到足球场那边的厕所去方便。完了之后他们又把你押送回来。当时究竟有多少间教室关押着知青，谁也说不清。

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不断有汽车进出，看架势估计是全城大搜捕。可能是关押的人多了而警力不够，或是还有其他原因吧，所以放宽了警戒范围，不再是关押在教室里，大家可以自由地上厕所，同时也能在一定的范围走动走动，比如在足球场上。

听议论，被抓捕的知青中，芒市、盈江、腾冲、陇川等外五县的都有， 窃窃私语中，得知昨天晚上一间教室里对被关押的知青点名时，一个知青因为“吊儿郎当”被武装人员拖出去打得奄奄一息。

这时，整个关押场所只有少数的游动岗哨，但通往学校大门方向的路是严格封锁的。当然，这样的处理，也让知青的躁动情绪得到了缓释，相对无事。到了中午吃饭时间，食堂抬出了午餐，放在食堂门前，竟然是水煮萝卜，没有丝毫油盐的玻璃汤。饭是包谷面做的，这是三年饥荒时期大家就吃腻了的杂粮，并且还夹杂有砂砾。胆大的知青就抬起碗来把它砸在地上，接着其他知青也把碗砸了。这时突然有知青冲进食堂，看到有荞糕，就开始抢起来，虽然食堂工作人员前来制止，但很快就被抢完了。因为荞糕本来也不多，这餐午饭多数知青都没有吃。

中午后，我们三个同学密谋决定逃走，就开始了我们的侦查“工作”，我们小心观察场地寻找逃走的机会，而这一机会也被我们发现了。那是在男厕所，那里有一段墙外面是一居民区。也就是说，只要翻过墙去就可以逃出二十三中。这一发现使我们兴奋不已。但我们不敢声张，还须保密。毕竟我们还身处在一个被关押的地方，一旦计划暴露，我们就再也没有逃离的机会了。

从我们发现有能逃出被关押囚禁的希望时，我们的整个心和思维都在为这一希望跳动。我们再也没有去关注过其他的事情，就连晚饭是怎么吃的，吃了没有，都不知道，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在里面就像梦游一样，也不知怎么熬到了傍晚。按计划，我们陆续来到了男厕所，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齐了，我们相互帮助，在昏暗的灯光下，很利索地爬上了墙头，然后轻松地向下一跳，大约也只是三几分钟时间就一起逃离了二十三中，然后分头逃散，各自消失在黑暗中。以后里边的一切，我也就无从知道了。

后来才听说，第三天从早晨起就有许多被抓捕的知青家长及亲属赶到二十三中学门口，了解被抓捕的自己子女的情况，要求探望自己的子女并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抓捕他们？据说人数还不少，熙熙攘攘，几百人之多。还听说有人聚集在市革委前要求放人，扬言要上告中央……。

市革委感到事态变得严重起来，生怕引发不测，不得不停止抓捕知青的行动，然后自己搭楼梯下台，承诺并吩咐下去，只要被关押的知青各自写个保证书，保证在某月某日返回插队的农村并签字画押，就可以回家。最终被关押的知青都写了保证书上交后，才陆续释放得以回到家中。一场前后持续了三天的大规模抓捕关押知青的事件也就草草收场。

生活又恢复平静，就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

我身体恢复好一些后，就回到陇川继续当我的知青。

那时昆明全城抓捕关押知青这件事，在陇川知青中早已经传开了，大家十分愤慨：堂堂市革委居然事先设计布置，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回家探亲知青不分青红皂白，一个个从睡梦中抓捕，送到一个由学校临时设置的牢房关押，并且是用实枪荷弹的武装人员看守，而被关押者竟是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才不满十八岁的娃娃。其行为令人发指，令人心寒！在全国实属罕见！

好在当地老乡的包容与接纳，知青在当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慢慢找到了立足点，凭自己的劳动挣工分过日子，有的当上了记分员、赤脚医生、代课老师、拖拉机手……

好在随着招工，大批知青返回了昆明，各自有了自己的归属。我也有幸被到陇川来招工的云南省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厂录用。

当我拿着《通行证》走过关卡与惠通大桥时，感慨万千。我不禁想起那次回昆明时被抓捕关押在二十三中的难忘经历，还有许多知青为了这张《通行证》回昆明演绎的那些悲惨故事。

文革十年浩劫结束了，各种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与平反，但是当年抓捕关押知青这件事却不见有个说法，也不知当年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或参与抓捕关押知青的那些人员良心会不会受到谴责？。

五十年过去了，这一事件中的受害者，有的疾病缠身，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更不要说当年那些在二十三中门口苦苦等待，要求会见自己被抓捕关押的知青子女的父母们，健在的就更不多了。

五十年过去了，我也70多岁了，作为个人来说，这是我一生中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往事将慢慢尘封在历史的长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