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撰写：叶维丽
节选自《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作者叶维丽、马笑冬，新华出版社 2008年 出版。
新华社大院
商业部宿舍大院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困难时期”
现在人们一说起北京的地方文化就是胡同，怀旧怀的也是胡同。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胡同深处是我家》。其实1949年以后“机关大院”也是北京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对而言，大院对人们还比较神秘。从一个不起眼的旁门进去，往往会发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关起门来，自成一体，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当年市场经济不发达，物资相对匮乏，一个大院麻雀虽小，往往五脏俱全，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
大院遍布北京城里城外，涉及的机关，党政军学各方面都有。里面的居民，大抵是“国家干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从言谈举止到日常生活习惯，都与胡同里的“老北京”大相径庭。今天，大院的形式虽然依然存在，但那种相对封闭、“共同生活”式的（communal）生活形态已经基本消失。
“大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并不多。我们的童年、少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今天想起来，还有不少令人回味的东西。记下来，权当是保留一点日常生活史。
新华社大院一角
新华社大院
叶：我从小在新华社大院长大，是大院的孩子。说起北京，很少有人注意“大院”和“大院文化”。王朔出名后，很多人说他是北京痞子。其实王朔早期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大院。一直到姜文拍的王朔写他少年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后，刘心武才恍然大悟地说：“噢，他们是大院的孩子！”可见连可以称做“北京通”的作家也曾忽略了大院这一块。
马：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大院？
叶：因为我熟悉这个环境。我想机关大院这个现象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官员，不管是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都租民房，融合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像后来的干部，进城以后，动辄上千人生活在一起，占地筑墙，建院盖楼，自成一个小社会。这可能和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也和“单位”的形成有关系。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大院里住的是中下层干部。
北京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大院最集中。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有大院就有“大院文化”，而每个大院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特点。新华社是个有意思的机关。它首先是一个文职机关，文职和军队不一样，王朔写的是军队大院。新华社是新闻机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国内国外，什么都涉猎。不像铁道部、外交部什么的，比较单一。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各方面的信息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耳濡目染，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新华社大院在宣武门附近，占地大约有70来亩。在这个院子里，几个时代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对我们学历史的来说，不能不生出些感慨。清朝时这儿是皇家象房，饲养大象的，附近有条街叫象来街。民国后，这里成了国会，是中国议会政治的中心。院子里有座国会礼堂，算是当时的“人民大会堂”。
我翻唐德刚的《袁氏当国》，看到1913年袁世凯与国会议员们在这个礼堂前照的相，礼堂正面高处的墙上有“众议院”三个大字，现在那儿是个大红五角星。礼堂后面的小楼是总统休息楼，一座西式小楼，叫圆楼，不知袁世凯是否用过，现在那儿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东边还有两座二层的小楼，典型的民初建筑，是议员们下榻之处，一座叫仁义楼，一座叫礼智楼。小的时候我胡乱把礼智楼叫成“李子楼”，我刚出生时我们家就住在那儿。现在那两座楼都很陈旧了，我很庆幸它们还没被拆掉。
新华社南面的大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叫“国会街”，旁边有个小胡同叫“众议院夹道”。现在这两个地名都不存在了。唯一一个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痕迹的地名，是新华社北面很不起眼的“参政胡同”，好歹算是给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留下了一点儿纪念。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大院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在学术上不算好，但思想上左倾，有李达、许德珩等一批左倾教授。我父亲抗战前就在这儿念大学。现在院子里还有几座法商学院时代的建筑，包括一个图书馆，匾额上的字是民国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的。我母亲当时在北平女二中上学，学校离法商学院不远（后来女二中搬家了）。我爸爸和我妈妈最初认识，就是因为他们的大学和中学属于同一个“民先”分队，常在一起活动。所以我们家和这一带的渊源很深。（编注：叶维丽父亲方实，原名叶笃成，曾任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炎黄春秋》副社长；母亲亦为“三八式”干部。）
1949年共产党进城，这个院子就成了新华社所在地。我最近看了一个“老新华社“的回忆，他参与了1949年8月在北京城为新华社“号房子”的工作。当时有三个选择，除了国会街这个大院，还有一处在平安里的王府和一处在张自忠路的院落。他说当时“国会大院”的主要建筑都有走廊相连，跟中山公园的走廊一模一样，全院“花木葱茏”，西北处还有一棵北京稀有的菩提树。据说院子里那时还住着一些北京大学的教授。当年共产党各个单位在北京选址“接收”的过程，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
我小时候新华社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不设岗，没像现在这么戒备森严，整个院子就是我们小孩活动的空间。那时还有大片空地，不像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找箭头”，两伙小孩，一伙在前面画箭头，另一伙在后面找，就这样把新华社院里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搜索遍了。不少地方是“无人区”，一个人去会害怕。那时候工作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片松树林，林中有一些石桌子石凳子，院里的树木招来很多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乌鸦，秋天的黄昏里乌鸦的噪呱声是我最熟悉的鸟叫，已经久违了。
叶维丽（中）与吴思等送别何方先生
最近这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到这个大院，都觉得像是回到一个大村子。好多人我从小就认得，现在都老了。当年年轻漂亮的阿姨现在变成了老太婆，大家就这样在一起住了一辈子，当然不是住在原来的楼房里，而是搬进了新楼，但没离开这个院子。
马：和过去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叶：有挺大的变化。小时候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淡多了。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不出门，什么事都办了。
最能反映1950年代生活形态的，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大屋顶。每层楼有六七个单元，中间有个宽大的走廊。每个单元自家有厕所，大家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是公共空间，邻居们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
后来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一个军队大院，那儿的楼房设计得跟我们的非常相像，顶上也有一个大屋顶，只是每层楼的走廊更长，住户更多。我想这是1950年代中期宿舍建筑设计的一种式样，高级一点儿的加个大屋顶，简易一点儿的就是“筒子楼”，比起后来的“单元房”少了很多“隐私”。
1960年代新华社在黄亭子建了一批宿舍楼，格局就不一样了，关起门来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这两座1950年代的宿舍楼最近都被拆掉了。这些年来北京不仅拆掉了很多老胡同，也拆了大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屋，代表那个时代的建筑被抹得差不多了。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1950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是成帮结伙的，在院子里常常看到他们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在长大的过程中还是有同龄人的群体好。共同成长的经历给了我们认同感，当年的“新华社小孩”，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每逢春节还要聚会，彼此见面都很亲切。这种认同感能持续这么久，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四合院里长大的不一定能这样。
新华社大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图书馆。礼堂就是民初的那个国会礼堂，每周都在礼堂放电影，中国的外国的都有，都是免费的。有时放内部片，不让小孩进，我们就在门外捣乱，往往闹着闹着就让进去了。有一些特殊的演出我们看不到，比如有一次梅兰芳来演“穆桂英挂帅”，那天要混进去就太难了。候宝林不止一次来说过相声。在一定意义上，这个礼堂是我的美育大课堂，潜移默化中我受到了熏陶。“文革”前大部分的电影和演出我都是在这儿看的。每次电影散场时都放广东音乐“步步高”，到今天我一听见“步步高”就觉得亲切。
还有一个地方也让我念念不忘，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开放的，里面有书报杂志，包括东欧的。那时小孩没现在这么多，下学后不少孩子喜欢在图书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浏览书报杂志，还可以拿家长的借书卡借书。我记得当时爱看苏联的一份讽刺幽默画报。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在新华社图书馆借的，是讲农业合作化的，作者叫李满天。我当时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很得意自己能看大部头的书了。
还记得看过一本书，是1956年短篇小说选，其中很多作者大概到1957年都成了右派，里面有一篇陆文夫写苏州的，好像叫《小巷深处》。当时太小，不明白文字背后的政治背景，但感到那些文章风格生动活泼，有的语气还挺尖锐，给我留下了印象。我父母对我看什么书从不干涉，开卷有益，这点对我的成长很重要。
比起当年其他一些单位，新华社是比较开放的。在新华社主要的办公楼上，一直挂着一条大标语：“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现在说把北大、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当年的那条标语可是老前辈了。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你留心，是能得到一些外面得不到的信息的。
1960年代有一次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参加完在日内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在礼堂作报告，我也溜进去听，没人管。报告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有个地方叫日内瓦，无形中你的世界就变大了。
再比如，驻外分社的人回国来，在衣着举止上，也能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我总记得一对从欧洲回来的风度翩翩的夫妇，在社里举办的舞会上，就属他俩的舞姿引人注目。在新华社大院里，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派头西化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大多从事外文翻译，很可能是老燕京或者圣约翰的学生。
在一个以“土八路”为荣的时代，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毕竟在新华社还有一处生存的空间，虽然他们的心情未必舒畅，他们的才华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很多是像我父母一样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知识青年、“三八式”干部。这里确实是各类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
商业部宿舍大院
马：我没有你对大院那么有意识，但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我们家住在商业部宿舍大院。和新华社大院不一样，我们那个大院就是宿舍，商业部机关在别的地方。院里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服务设施，商店理发馆什么的，要买东西办事都得出院子。
和你们大院差不多，我们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一起玩。我很喜欢到一个女孩子家，因为她姐姐是海政文工团的演员，长得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别提多像了。我去她家就是为了看她姐姐，我就是爱看长得好看的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一搬进大院我就注意到了她。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粗粗的辫子，黑黑的眉毛，大眼睛，非常漂亮。我背地里称她是“吉卜赛女郎”。她后来成了我的嫂子。
大院里有点儿什么事儿能传得人人都知道。我们家住在北楼一单元，二单元有个老红军，和我父亲很熟。他们家几个孩子都不错，就是最小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打扮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进了教养所。出来后谁也惹不起，她经常和父母大吵大闹，也不和他们同住，就住在我家窗户对面的一间小平房里。她那间小屋让我觉得很神秘，窗帘和门都关得严严的，偶尔见她从里面出来，对谁也不理睬。
还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人，因为特别爱打扮，总是被人议论来议论去。她一出来，就有人说：“快看快看，就是她。看她那副德行！”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在大院人的监督之下，这算是大院文化的一种现象吧。
叶：胡同里也一样吧。
马：我不清楚大院里都住着什么样的干部，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后来我知道我们楼上住着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个老红军已退休在家。他每个星期都拿着一块布把一层到四层的楼梯扶手擦一遍。我见过他擦，走得很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再上去。我问爸爸那老头儿是谁，才知道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义务为大家服务。
我们大院知名度最高的是传达室李大爷。他最大特征是他那副好嗓子。那时大院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多数人打电话、接电话都要到传达室去。我们院有四栋楼，每栋楼三个单元，每个单元16户，加起来就是192户。李大爷对每一家都了如指掌，需要叫人听电话时，他就会走到院子的某一个合适的地点拉开嗓子喊：某楼某单元某号某人接电话。他的声音洪厚，每个字都拉着长音，响彻整个大院。我在那儿生活了近20年，对这声音太熟悉了，经常充耳不闻。李大爷过世后，我们都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成了我们大院文化的一部分。
叶：在新华社传达室工作的是机关保卫科人员，没有像李大爷那样一个人，少了许多人情味儿。
马：李大爷过去一直单身，到了60来岁才娶上媳妇。全院儿的人都为他高兴，好多人送了礼，我们家当然也送了。成家后，李大爷过去的工资就不够用了。于是院里有人提议，各家在交每月的清洁费时多交一两毛钱就够李大娘的了。这个动议被一致通过。
李大爷和我们家比别人家走动更多一些。我们住在一层，窗户斜对面就是李大爷的两间小平房。出大院的门一定要经过他家，我光打招呼都不知打了几千遍了。后来我们家买了冰箱，有一次李大爷问我父母能不能把他刚买的鱼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我爸爸妈妈一口答应。鱼放在我们家好长时间也不见李大爷来取。有一天我大哥说，李大爷是不是忘了？我爸爸摇了摇头，说：“他不会忘的，他是舍不得吃。就放在这儿吧。”1980年代初我父亲搬出了这个大院，我也在自己的单位里分了房子。有一次我去看父亲，他告诉我：“你李大爷死了。”我听了很难过。
你周围的都是“新华社小孩”，因为我们的大院在胡同里，我上的小学就在附近的另一个胡同，我也接触了很多住在胡同里的孩子。我每次去她们家，都挺惊讶的。她们家这样儿啊，这么小，一个四合院，曲里拐弯，这儿一间那儿一间，又挤又矮。她们的妈妈不工作，在家洗衣服做饭，她们也帮着做。夏天把炉子搬到院里做饭。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用水得轮流排队。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
我们常常在一起玩，玩的最多的是跳皮筋。大家分成两拨，第一拨人先跳，谁跳错了或者皮筋缠在脚上就算是“死”了，必须到一边站着去。皮筋的高度分大概七个等级，最高一级要把皮筋高举过头。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死”，她就必须在这最后的关头跳好，这样她的一拨人就都能被救“活”了。我个子高，腿长，不怕皮筋举得高，所以经常承担救大家的任务，等我顺利地跳完，我的伙伴们就高喊：“活了！活了！”
我还去过胡同里另一类同学家，不是大杂院，是独门独院。我们班有一个白白净净、性格温良的女孩子。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玩，事先告诉我进了门不要大声说话。她们家是个宽敞的四合套院，屋里摆着红木家具和各式花瓶古董。我想她家以前一定是大户人家。在堂屋我看见一个正襟危坐的老太太，大概是我同学的奶奶。当时那种年龄的老太太穿得那么一丝不苟的很少见，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当时就想起黄世仁的妈来。这个环境让我浑身不自在，也没有玩的兴趣了，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叶：你比我更熟悉胡同的生活。新华社附近也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顾名思义，又细又长，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院子。有时从外面窥视一下，能感到院里很拥挤，东西都堆在门洞里。
前几年我曾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吃完晚饭常一个人在头发胡同散步。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耳朵里不时听到胡同两边房屋里传出来的各种声音，有人在听京戏，有人在训孩子，走着听着，我心里感到一种温暖和踏实。
在新华社的院子里我没有这种感觉，大部分人都住在1980年代以来建的高层楼房里，门窗一关，很封闭。“筒子楼”式的鸡犬相闻、声气相通的生活形态早已不复存在。胡同现在也以每年上百条的速度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不用多久，胡同和“大院”将共同成为历史。
16岁的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带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主义而奋斗。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乎乎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字，也没仔细看是怎么回事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做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说要选一些人去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被挑上了。我报名的是游泳，到了体校才知道那天游泳教练不在。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年轻的女教练走了过来。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我愿意不愿意试试体操。我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天助。体操不但比游泳更适合我，而且使我后来对肢体艺术有了相当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气质。我练了三年后得到了国家三级体操运动员证书。
叶：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发展一项爱好。我知道很多小孩下了课去业余体校或是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都是下了课自己去的，不像现在每个周末由家长送来送去，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新华社为小孩办了个“少年之家”，学生下了课去那儿做作业，下象棋，打兵乓球什么的。那时候社会上给儿童的服务设施要多一些，不像现在全靠家庭。
马：是这样。印象里我爸爸妈妈不怎么管我的学习。现在的父母操那么多心，晚上还得陪着孩子做功课，家庭都快成半个学校了。
我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的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织的帽子，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决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力量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也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十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当时学校面向社会招生，考上了就能上，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是平民子弟。因为教学质量好，也吸引了一批高层子女，但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干部子弟办的。听说现在实验二小一入学就要交几万块钱“赞助费”，没钱的别想进去。比起来，当年普通老百姓孩子受到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我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按年龄算，她们开始教书的时间大概在20年代。后来读历史，知道她们可以算做中国早期的职业妇女。陶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小学教育界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我们这些学生都很为校长自豪。但我对陶校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经常外出开会，不怎么在学校里，是汪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她瘦瘦小小的，很精明强干，校园里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都有校会，一般都是在教室里听广播，经常是汪校长讲话。她的嗓门不高，说话和颜悦色，但语气里透着权威。用后来的标准看，两位校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尊重她们。我们的班主任遇到问题常去找汪校长讨教。
实验二小有几位我忘不了的老师。第一位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她四十几岁，高高胖胖，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开学第一天她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要永远尊重老师。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重重地伤害了老师，但当初我们也是受过尊师教育的啊。严老师名如其人，很严肃，老绷着脸，你可以说她有“师道尊严”。她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在方块格里一笔一划写字，有谁倒插笔，或是出格，她就用一把戒尺敲手背。我也挨过，敲得不重。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人人能写一笔工整的方块字，应该归功于严老师的戒尺。她以后，我不记得再有别的老师用戒尺了。严老师是个敬业的人，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咳嗽得红头涨脸，还是在课堂前站得笔直，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我是感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的。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蹬上桌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毕业前，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我们找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侦察兵似的，惊险有趣。在美国，我儿子参加过童子军。他们的一些活动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少先队。我觉得，在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我们的少先队不让他们的童子军，在鼓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还强。
我们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其他班干部都是同学选的。小队长是实权人物，很多活动都是由小队组织的。我觉得在我们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中，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队。小队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像那个在颐和园玩的游戏就是小队之间比赛。到了高年级以后，我们班盛行出壁报，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每个小队的“园地”。各个小队都想出奇制胜，对墙报的内容事先保密，下学后悄悄地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一起找材料、画版面。当时有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叫“中国少年报”，里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识什么都有，给我们好多启发。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就让我负责我们小队壁报版面的设计。有一次我想起颐和园长廊旁各式各样窗子的形状，有像寿桃的，有像扇面的，还有像一本打开的书，就把这些形状全都用在墙报的花边上。那时候即使是像实验二小这样的好小学，学习负担也不重，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一直到六年级每天下课后我们还是有游戏的时间，在操场上玩啊跑啊，迟迟不回家。
离开小学以后，我也在其他“集体”生活过：中学，大学，工作单位。我唯一留恋的，就是我们小学的班集体。前些年我们班在紫竹院聚会，来了很多同学。照相的时候，先照全班合影，接着每个小队分别照。三十多年过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记得自己的小队。过路的人听着这帮人老大不小的，还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队集合”，“第二小队集合”，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又滑稽，又感动。我们班同学到现在还不时地聚会。一个集体能有这么持久的凝聚力，让我这个“海外游子”十分感慨。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孩子，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感。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马：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没觉得我跟胡同里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对同学之间家庭情况的差别是有感觉的。那时我们家住三间屋子，按现在讲条件也不算好。但我到有的同学家一看，心里就想，唷，她们家屋子怎么那么黑，那么挤。
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们有没有特殊化？
叶：当时有一个副总理，他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实验二小，每天中午专门有一个阿姨提着一个大棉兜来给他们送饭，门房旁边专门有一间屋子让他们吃午饭。他们家的孩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刘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实验二小，可他们没这样。每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儿童车来接中南海的孩子，刘家的三个孩子都坐儿童车。当时小孩坐儿童车上下学挺普遍。我们班有一个副总理的女儿，她中午自己带饭。困难时期我见她带过窝头。她妈妈有时会参加我们班的一些活动，吴老师也没把她当大官太太对待。有一次我们班在北海公园活动，副总理本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公园散步，还在我们那儿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该干嘛干嘛。那时候高级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谱儿”。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有些贵族化的学校里，我遇到了一个很平民的吴景田老师。吴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才二十出头。他出身农民，家在唐山一带，说话口音很重。冬天他常穿一件黑棉袄，在校园里显得很“土气”，他也不在乎。吴老师赢得我们尊重的办法就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小时候我父母很少跟我讲做人的大道理，他们身教，不怎么言传。到了我能听懂一些道理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老师，把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当“人”，像兄长一样跟我们说话，和我们交流思想。如果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或是注意到社会上一些现象，就跟我们讨论，谈他的想法。他不讲那些空洞的道理，讲的都是很朴素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他要继续升学他姐姐就只能辍学，他对姐姐非常愧疚。这个话题，他谈了不止一次。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是有意识地跟我们这些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城市孩子讲这些事，让我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多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班到北海公园过队日，队日的主题是谈理想。那时候老爱谈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就“谈理想”。在北海一处景色优美的角落我们席地而坐，大家轮流讲长大了做什么。有想当科学家的，工程师的，和作家的。有一个同学要做园艺家，她说要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个想法我在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儿童读物中见过，但听到自己的同学这么讲，还是挺佩服。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干什么，有人说你画画好，就当画家吧。那天风和日丽，一群小孩越说越来劲，好象真的都成什么“家”了。过完队日，我们坐电车一起回学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发现吴老师一直没开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这么有抱负，他应该为我们自豪啊，怎么好像不高兴？这时有个同学问他，“吴老师你干嘛不说话？”吴老师语气缓慢地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当农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老师这句话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记住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插队，当了农民。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让我们在课外背一些古典诗词，由他来挑选，一般都属豪放大气派。我印象里背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做法是把诗词抄写在墙报上，一个星期换一次，让班上一位画画好的同学配画。每次他画完，我们都在一边评头品足，议论他的画是否和我们所理解的诗词意境相吻合。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大家议论纷纷，就这样评着品着，我们把诗词给记住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搞过一次书法比赛，也是吴老师的主意。所谓比书法，是比写钢笔字，不是毛笔字，我们毛笔字的功底都不行。每个人抄写一遍小学课文里巴金的文章“繁星”，请教书法的贾老师做裁判。贾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有六十多岁了，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样的老师文革中百分之百要吃苦头，可那时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繁星”一开始是“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说星天给你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整篇文章好象是深蓝色的，很宁静很辽阔。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都爱用“我爱…，但我也爱…”造句，有个男生仿照“繁星”的文体，写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才情并茂。他过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给我的印象总是拖着一条长鼻涕，但从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困难时期”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拿着半个棒子面饼一边走一边吃，过路的几个人都盯着那块饼子看。他们的眼光让我害怕，我觉得别扭，好像做错了什么事。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要饭的，是个二、三十岁的男的。他走过来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范丽丽，我常去她住的大杂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们家每次吃饭，都是把粥先盛到碗里晾着。粥晾凉了不就坨了吗，坨了后黏黏乎乎的一大碗，看起来很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饿。她们家一天到晚就吃这个。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特别同情她。
我那时也一天到晚盼着开饭，看见好吃的就馋得不得了，吃窝头也香喷喷的。我爸爸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我和小哥哥有气无力地歪在床上。那时候我和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里的食堂吃饭。爸爸问我们吃晚饭了吗，我说没吃，晚上的饭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问，那你们晚上吃了点什么？我说，吃了姜。爸爸说姜不辣吗？我说不辣，甜。爸爸告诉我，他听到这儿眼圈一下就红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糊了，她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只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按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十三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和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腊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
马：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鸡蛋。那次我斗胆问妈妈：“我从来没有吃够过鸡蛋，你能让我吃一次吗？”我妈妈说好，我让你吃够。她问我是吃煮的还是炒的，我说要煮的，因为煮的一个是一个，看起来多一些。妈妈给我煮了七个蛋，我一个接着一个都吃了。吃完了，我说还没够，妈妈说，就这么多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太不懂事了，可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那天的鸡蛋最好吃。
叶：说起鸡蛋，我想起我们家在困难时期养的一只鸡。因为副食品奇缺，新华社允许大家在院里养鸡，我们住的楼后面摆了一长溜鸡笼子。我们家的是一只白色来亨鸡，春节过了不久就开始下蛋，每个月能下20几个蛋，特高产。那时我妹妹还是个婴孩，这只鸡的蛋能保证她的营养。小时候我最亲近的动物就是这只鸡，还为它写过一篇作文。我最喜欢去鸡窝里掏刚下的蛋，握在手里暖呼呼的。后来我去插队，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里握着刚下的蛋。
新华社这些鸡的下场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差不多家家都养鸡，它们满处乱跑，楼里楼外到处拉屎。据说有一天一位社长一脚踩在鸡屎上，滑了一大跤，气得他下令禁止养鸡，大家只好把鸡都处理掉。我们家舍不得吃自己养的鸡，就把它送给一位亲戚。从此新华社院里就没有鸡了。
今天在离当年那一溜儿鸡笼子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宠物运动场”，供养狗的人放狗活动。这世界真是变化快啊！
坐轮椅者为马笑冬
本文选自《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写，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 来源：私人史、华夏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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