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上个世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
上个世纪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
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性。
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
6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青人数更多。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搞农业，长期安家落户。提出的口号则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仍是摆在第一位的选择，下乡则是第二位的。
60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虽然只是初澜，却为即将掀起的高潮准备了条件。它在动员、安置知青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上，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光大。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累计400万人，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惟一可行的“就业”途径。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再教育”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从此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是对50年代以来上山下乡活动的继承、发展，又带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
首先，这是一场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运动。毛泽东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制度前提下提出的“再教育”理论，扭曲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正常关系，把两者的关系明确为被教育与教育的关系。
在这种理论笼罩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改造人的运动，下乡知识青年被要求在生活、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向农民看齐。而且，只有在阶级斗争的所谓“大风大浪”中，才能最终实现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
其结果，加重了下乡知青的思想困惑和精神沮丧，不少政治上充满热情而又幼稚、盲从的青年被导入歧途。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对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
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声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做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基本标准。
到1976年，进一步把所谓“扎根”与“拔根”提到“复辟”与“反复辟”的高度来认识，使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
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在是否下乡这一点上，被动员者还拥有一定的选择权。
“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对毕业生采取“一锅端”、“一刀切”的极端做法，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一概要求上山下乡。
然而，运动每推进一步，遇到的阻力就增加几分；阻力每增加几分，动员者势必增加强制的力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陷入的一个怪圈，也是招致社会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
由于这场运动，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遇到一系列问题：多数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文化生活贫乏，许多可以造就的人才被迫中断了学业；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缺乏基本的法律保证，下乡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不少青年受到迫害。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与这场运动相得益彰的是“走后门”之风的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画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的高扬。同是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有玷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他们的家长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伤害。知青下乡插队后，大多数人入不敷出，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经济负担尤为沉重。
许多青年下乡初不过十五六岁，尚无独立自理能力即被送往农村、边疆，父母亦无可奈何，日日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精神上年深日久的煎熬，徒令华发早生。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牵动了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不同程度地承受到它的影响。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毛泽东明确无误地要求农民“欢迎他们（指知识青年）去”，并赋予农民实施“再教育”的神圣使命。
这种政治上的荣誉，以及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往往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文化大革命”后期，知青下乡改为就近安置，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在这些地方，知青的到来形成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的情况，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滞留当地的寥寥无几。国家不得不千方百计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大部分付诸东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许多知青文化基础单薄，回城就业时年龄偏大，难以胜任技术性工作。
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由此引发的在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巨大变化，对积弊丛生、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沉重的一击。
虽然在1976年以后的三年多中，这场运动沿着惯性的轨道继续滑行，但是它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这是运动的最后阶段。1977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已有700多万在乡知识青年乘着席卷全国的“返城风”实现了回城的夙愿。
1980年，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上山下乡运动的寿终正寝，并不意味着知识青年问题的圆满解决。尽管绝大多数下乡青年陆续返回了城市或者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
知青代言人刘小萌：
说出你的故事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出版于1998年，封面装帧是一片混沌的红，隐见风起云涌。背面用蓝色斜体字大书：
不知此话出自谁口，如是书作者本人，那说明刘小萌暗地里还是一个诗人。不难假想，偌大中国某些角落必定会有某些读者，对着这两句诗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且与诗句本身的优劣无关。
曲线救国圆了大学梦
1973年，初中文化程度、在内蒙插队5年的放羊倌刘小萌转回河北保定原籍，在完县（今顺平县）当起了农民。因为无法回北京，只好采取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线。从农村转到农村是没问题的，那边是牧民，这边是农民，都还属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范畴。
一年以后，知青刘小萌当上了生产队长，外来户能在农村当干部，一是因为知青有文化、能吃苦，二来没有社会关系，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干。就这么当了两年农民，被县里推荐去了保定技工学校，半工半读。
“本来推荐我去河北师院的，结果另一个知青认识知青办主任，请他吃了顿饭。我当然没请他吃饭。最后那人去了师院，我就给分到了技工学校。当时学校里聚集了许多北京、天津老三届的知青，因为上技校可以把农业户口恢复到城市户口，虽然你毕业以后只是当一个工人，但是你也有跳龙门的感觉。”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刘小萌“根深蒂固地想上学”，在技校里学的是锻造，简单地说就是拿汽锤打铁。那一年，他在学校里学习打了5把斧子，好几把刀——那年头人们用刀斧似乎特别费，因为要武斗，还要砸四旧。除此之外的另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回了7次北京，离得近了，而且当时保定“武斗得乱哄哄的”，坐火车不用买票。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刘小萌考进了河北大学历史系。数理化荒废了那么多年，学理科是没法想的了。学中文的父亲建议子承父业，他不情愿，一心想离政治远点儿，“文科里面，历史离政治最远。”
他压根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又会在清史之外，自觉自愿地另外研究起知青史，一下子把自己重新纳回跟当代政治无法剥离的境地。
不入主流的“独行侠”
因为研究清史而获得国家特殊津贴的刘小萌，半生最自豪的却是知青史研究。他说，虽然给他带来职称、奠定他专业地位的是那些清朝满族，但是他觉得自己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业务，却在知青领域。这个研究，“是跟现实，跟一代人命运直接相关的”。
1990年代初，博士刚毕业的刘小萌开始着手梳理中国知青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新阶段，1966年下半年起，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毛主席“再教育”号召发出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革”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青上山下乡，这意味着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
因为研究知青史，刘小萌在原先的科研队伍里一度受到排挤，成稿的论文和书稿也迟迟不能付梓，同时，他还不能荒废本身的专业。
“我当时是副研究员，专业上有压力，评职称那会就特别忙，天天熬夜，4个月写了40万字，那时候还没电脑，全靠手写，手老麻，后来凭借着论文《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评上研究员，庆幸没耽误。现在我隔几年就拿出一段时间来做知青研究。我老在反思，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有没有好好地利用环境来做点事。起码，在知青史上，大的问题、大的事件目前还没有没写出来。书稿老是不能及时发其实也是好事，放在那里就会老去修正它，希望它能尽量减少局限性。中国当代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但是知青史这一块，现在我们跟国际上还是接得上轨的。”
因为不接近学术主流、长期独来独往，同事管刘小萌叫“独行侠”，他自己苦笑，说大概是当知青时放羊的潜在影响，强化了自己的自由散漫、学术上边缘化，和思维观点上的自由主义。
他没有知青情结。他怜惜所有与自己有着相似命运的人，比如他的妹妹刘小茁。这个姑娘15岁时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就塌了，万幸捡回一条命。后来为了照顾哥哥，善良的妹妹放弃了回城，永远地扎根在河北保定，47岁提前“内退”。
刘小萌给许多知青做的口述录音，都是妹妹帮助整理。刘小茁把这些说话南腔北调，声调忽高忽低的录音，耐心地整理成文字，不为别的，就因为她也是“知青”。
“你为什么不说？”
《中国知青史——大潮》以后，刘小萌又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全书收录了13位知青的各自不同经历，刘希望用活生生的个体来补史、证史，让历史鲜活起来，弥补第一本书凭文献史料研究的缺憾。
他在这个过程中结交到了不少掏心掏肺的知青朋友：许多人热情无私地支持他，为他提供当年的史料和珍贵的照片；到哪里考察都有知青像招待贵宾兼多年老友一般招待他；他去湖南调研，知青出身的“湖南钢铁大王”给他一张卡，在赔钱赚吆喝的“知青酒家”里管吃管住……
1700多位知青里，选出十来个有代表意义的个体，以多元的观点和写作手法来呈现历史，刘小萌说，非和知青广泛地、长期地交朋友不可。
一位知青在做口述的时候，说母亲是病死的，交往多年，一次与刘酒酣耳热之时才吐了真言：母亲是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打死的。当时兄长拿着擀面杖挺身而出：你们谁敢动我妈，我跟你们拼了！结果，也被当场打死。嫂子带着孩子改了嫁，侄儿至今不知道自己身世。
刘小萌瞪大眼睛：你为什么不说？你哥哥是英雄啊！
虽然有着种种限制，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口述史》中还是尽力呈现了一幅比较全面和多元的知青众生相。这其中，有曾经风光一时的知青典型、有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民间领袖，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她放弃了，执意下乡，是当时著名的知青典型；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曾被刘小萌形容为“有写信癖”，但通过接触了解，刘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朴实而又循规蹈矩、拘谨认真的老好人；
——刘继业、吴献忠，辽宁知青典型，“文革”后同遭牢狱之灾。出狱后刘继业成了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吴献忠虽然没了党籍，但依然坚信共产主义，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居，等待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入党；
——安海燕，13岁遭遇“文革”，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为典型，但就是这个给病人大胆扎针治疗的赤脚医生，居然直到新婚之夜还没有任何性的常识，以为自己是个半男半女的“中性人”；
——欧阳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万知青返城的组织者，人称“半条命”；
——小月（化名）：19岁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遭毁容，整容不成，百病缠身，一生未嫁，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
……
小月在口述里的一段话大概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心声：
“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共有的名字 ：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练。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已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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