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

“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
直升机被劫持经过

“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乘坐从北京调往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强行起飞，1点55分飞越中蒙边境，2点30分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当晚2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起飞一架3685号国产直升机，该机两名飞行员与劫机犯展开英勇斗争，将飞机迫降，保存了大量证据。3685号直升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劫持的?飞行员在空中同林彪死党周宇驰进行斗争的情况如何?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将飞机迫降的?

林彪等人在北戴河放弃南飞，决定北逃之时，没有忘记通知其在北京的死党周宇驰。此刻，周宇驰等人正在北京空军学院的小楼里。

小楼前停着一辆卡车，他们正紧张地跑进跑出，把准备在9月13日一早带往广州的东西装上汽车，运到西郊机场。11点多钟，得知阴谋败露的消息后，他们立即改变计划，一部分人转移到空军二高专(他们的一个黑据点)，最后小楼里只剩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周宇驰认为南飞广州不行，肯定没有可利用的飞机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坐直升机逃跑。周宇驰急促地对于新野说：“你立即到西郊机场把陈士印找来，我现在去不得，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在门口马路上等你。”

作者：康庭梓

我与陈士印都是1964年7月从同一个航校毕业又分配到同一个部队的飞行员，属于被称作“41名阶级弟兄”中的同学。据陈士印回忆，我与他，还有另外3名同学被航校评为优秀飞行学员。当时，专机师领导从我们40多个飞行员中分出20个在二团飞依尔—14飞机，另外20人飞里—2飞机，属三团领导。后因分配不均，团长特意把已经分到二团的陈士印要了过来。我在依尔—14飞机上经过3年的紧张训练，于1967年到一团改飞依尔—18飞机，3年后，又改装新引进的英制三叉戟飞机，成为第一任三叉戟中队的中队长。陈士印在里—2飞机上完成全面技术训练之后，根据需要调往新成立的直升飞机团(四团)改飞直升飞机。1967年5月，陈士印学习云雀直升机驾驶技术，由于在完成专机任务中表现突出，晋升中队长不久，就担任了飞行副大队长的职务，当时不足30岁。

上世纪60年代，如大寨、大庆、沙石峪等附近没有大飞机可以降落的机场，有的地方连安—24、依尔—14飞机能够降落的小机场也没有。每逢国家领导人及国外来访的贵宾到这些地方参观访问，唯有不需要大机场的直升飞机才能担此重任，所以，直升飞机同专机师的大飞机一样，担负着总理、副总理及外宾的重要飞行任务。不同的是，直升飞机不能像大飞机那样漂洋过海，直接担负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任务。

副大队长陈士印与三大队8中队中队长陈修文在直升飞机上执行过多次重要专机任务。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中央首长只能乘坐大飞机到安徽的安庆机场，离庐山最近的九江机场也只能降落像安—24那样的小型飞机。一次，安庆至庐山的长江沿岸阴雨连绵，云底高度只有60米，陈士印机组奉命到庐山执行任务。面对如此复杂的天气条件，机组凭借平时练就的驾驶技术与航行经验，果断驾机升空，沿长江保持离水面只有50米的高度在云下超低空飞行。由于江面忽窄忽宽，主河道与支流网络交错，有时很难准确判断飞机的实际位置。两名飞行员充分施展低空领航技术，顺着阴雨中的长江河道准确地找到九江机场，并以九江为新的起点向南飞行，终于按时到达庐山。1969年9月30日，林彪到专机师视察，命令部队进行战备疏散， 陈士印带领数架直升机紧急起飞，在不知道航线的情况下，决定向地形条件好的冀中平原飞去，飞机快到故城机场时，才接到正式命令，让直升机机群飞到徐州降落。那时，我也驾驶依尔—18飞机到达石家庄。

“有你的电话!”9月13日1点半左右，西郊机场招待所的人将熟睡中的陈士印叫醒。陈只穿着裤头就急忙跑到值班室。“直一五飞机最多能飞多远?650公里行吗?”话筒里传来周宇驰的声音。“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可飞700公里。”陈士印回答。一般的直一五飞机上不具备副油箱，所以只能飞350公里。“有重要任务，你在那里等着，我派车接你。”

机场军人招待所就在机场营房的南边，离林立果在西郊机场修建的黑据点及飞行员空勤食堂很近。平时，虽然经常看到有小汽车从营房内的马路上向那里行驶，但飞行员们根本不知道工字房附近还有这样的秘密。

陈士印的家在沙河机场，爱人是专机师服务队的副队长，正常工作的岗位在西郊机场候机室。小俩口都工作在空中，一个飞行一个服务，却很少有机会在同一架飞机上飞行，节假日也难得在家团聚。陈士印1970年结婚，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由于工作太忙，只好将女儿放在城里的姥姥家。9月上旬，专机师师长带领包括民航在内的3架依尔—18飞机，直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满载国家歌舞团的人员与中欧人民的友谊，日夜兼程，飞往“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陈的爱人担任空中服务。回国后，听说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要到候机室检查卫生，本来只有一天的休息也没有兑现，陈的爱人就到西郊机场上班了。因爱人不在城里的娘家，陈士印也就住在了机场。9月12日白天，陈士印除在招待所洗几件衣服，还抽空到师长家小坐。爱人准备把接到去广州执行任务的消息告诉他，结果电话也没能联系上陈士印。如果陈士印那天住在岳母家的话，周宇驰是找不到他的。当时陈士印岳母家没有电话。

陈士印很快被于新野用车接到空军学院小楼。周宇驰先让陈看了林彪亲笔写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

那是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那20个用红铅笔写的字，歪歪斜斜的，即为林彪所写。“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到处题词，这样的笔体人们 并不陌生。林立果带着这个手令，9月8日坐飞机回北京时，一进西郊机场候机室的门，就让胡萍看过。

周宇驰对陈士印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要赶快到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情况，你送我们一下。”

“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五型飞机了，没有把握。”陈回答。

陈士印的确很长时间没有驾驶直——五型飞机。自从陈士印改飞云雀型直升机之后，基本上就在新机种上执行任务。周宇驰看陈有为难情绪，言语犹豫，就拉下脸来，晃着林彪的手令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怕担风险?”陈士印知道周宇驰是个有来头的人，何况还有林彪的手令，便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样更保险。”此刻，陈士印想到如此重要的行动应该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便说：“这事要不要给胡副参谋长说一声?”按规定，对间隔驾驶时间较长的飞机需要飞行时，应经过上级领导批准。

“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此刻，陈突然想起自己的航行资料都在西郊机场的飞机上，对周说：“我没有带图囊，怎么办?”“没关系，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如果周宇驰没有驾驶过直升机，陈士印绝不会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9月13日凌晨1点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挟持飞行员陈士印，将准备叛逃的东西装上汽车冲出空军学院的大门，向沙河机场急驰而去。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后，由于林彪等人在会议上的阴谋计划破产，叶群、林立果及其身边的死党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空军专机师作为最有利的空中交通工具，必然成为他们利用的重点。以林立果为急先锋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魔爪便悄悄地向专机 师伸去，因他们处处打着“林副统帅”的旗帜，高呼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以执行专机任务为己任的飞行员们是不可能及时察觉的。

1971年4月，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的胡萍，对专机师分管直升飞机团的副师长下达任务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飞机的飞行员，这个任务就交你安排。这位准备学习驾驶直升飞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凭同林立果的关系，他也是经常在林彪办公室走动的人员。这一点在专机师的飞行员中只是有些传闻。在这种形势下，副师长责无旁贷地成了周宇驰的带飞教员，并指定副大队长陈士印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比较先进的云雀飞机被周宇驰选为训练驾驶的机型。

周宇驰住在沙河机场营房的2号楼，平时很少露面，偶尔出来总是戴着一副墨镜，大多数人不仅不能接近他，也不准打听他的情况。飞行时，自己开车上机场，吃饭时，有人给他单独送去。所以，周宇驰成了沙河机场飞行员心目中的一位有来头的神秘人物。由于人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平时提到他就用“2号楼”代替，甚至有人还把他当成了林立果。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周宇驰一共飞了66个飞行日，75场次，184小时。

周宇驰不仅学会了云雀飞机的基本驾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空中领航知识。但因他学习动机不纯，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飞行之中，与专职从事专机飞行的飞行员相比，专业知识方面只是学到一些皮毛而已。即便如此，周宇驰还担任着将有关航行知识传授给他的弟子林立果的任务。可想而知，周宇驰依靠在专机师弄到的一鳞半爪，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就要劫持两架飞机叛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耐，简直太自不量力了。

后来，负责担任周宇驰飞行教员的副师长出国接收机型更先进的直升机，就由陈士印陪同周宇驰飞行。一次从北京直飞北戴河时，由于天气突变，经地面指挥员同意，降落在杨村机场，中午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在杨村机场飞行的航校同学，老战友相见特别亲热。因此，陈的这位航校同学在“9·13”之后，接受了停飞一个月的审查。

1971年9月11日(星期六)午后，专机师副政委、三叉戟256号机长潘景寅向我及256机组的其他人下达准备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同一天，陈士印从沙河机场奉命驾驶云雀飞机飞到北京西郊机场待命。

9月12日上午，一架依尔—14飞机从南苑机场飞到西郊，然后，拉着不知什么身份的人员直飞山海关机场，停在山海关机场待命。

下午6点多，正在空勤食堂吃饭，接到三叉戟256飞机紧急任务的命令，我扔下饭碗跑步离开食堂。19点40分，三叉戟256飞机载着林立果、刘沛丰一行5人从西郊机场起飞，35分钟后降落在距离北戴河40公里处的山海关海军机场。9月13日零点5分，机长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后，将睡在一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到机场准备飞机，没有惊动机组其他人员。22分，林彪座车突然在夜幕中出现，停在停机坪256飞机旁。在一片紧张与慌乱中，不顾山海关机场调度人员的阻拦，林彪一行于32分强行起飞。

周宇驰坐汽车进沙河机场，先把汽车上的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拉到停机坪飞机旁，然后由周宇驰开车进入部队营房。陈士印下车首先去敲团长家的门，后半夜的人们都在熟睡之中，因为任务紧急，加上周宇驰在一旁催着快走，未能叫醒团长，陈士印抓紧时间上楼去找陈修文。

3大队8中队中队长陈修文同往常一样，刚度过一个周末，部队规定星期日的晚上要回部队休息。陈修文先召开中队生活会，又到大队参加干部会，向中队布置了下一周的工作。中队合住的集体飞行员宿舍里，除了疗养的人员，只剩下两个人。

两点半左右，陈士印摸黑进来，把陈修文叫醒，小声说：“有紧急任务，快起来!”

同房间的另一名飞行员也醒了，从窗外透进来的淡淡月光中(农历7月23日)，隐约看到陈修文床前站着一个人，没有听清说话的内容。两人走出去后，这名飞行员还特意站到窗前，看到楼下有一辆没有熄火的小汽车，认为一定有紧急任务。虽然他与陈修文是一个机组，但许多情况下，是根据任务的重要程度重组机组的。

两位飞行员上车后，周宇驰将汽车很快开到停机坪。下车前，周打开车厢顶灯，让陈修文看了林彪的手令。然后说：“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陈修文同陈士印一样，不可能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一场由林彪发起的灾难中。由于陈修文属于3大队，8架云雀飞机属于3大队7中队，在机场飞行训练中，免不了经常与周宇驰见面，所以，陈修文是认识周宇驰的。

此时此刻，我作为三叉戟256飞机的机组成员之一，与另外被丢在山海关机场的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及机组服务员5人，在3位机械师住过的房间，面对人去屋空的可怕局面，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数不完的问号：“256飞机究竟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与陈士印，一个在山海关，一个在北京沙河机场，相隔300公里，处在专机师的不同专机岗位上，根本不知道彼此的情况，都陷入了同一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之中，面临着同一命运的安排。

周宇驰拿着手中唯一的一张王牌——林彪的手令，用同样的方法欺骗3685号的机械师，要机械师带上飞机的钥匙到机场同陈修文一起检查飞机，揭开飞机停放过夜时的蒙布。2点40分，又用同样的方法，让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凌晨3点，欺骗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越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

团值班参谋接到机场警卫员有飞机准备起飞的电话，马上将情况报告团长，团长立即通过电话询问调度室与警卫连。警卫连长骑上自行车向机场跑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3点40分，团政委告诉团长，他在2点30分左右接到禁航的命令，即师长时念堂让师作战参谋向下传达的“禁航令”。这个命令是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境线之后，由周总理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将军向全国发出的。

此刻，正在专机师指挥所的师长时念堂，立即快步登上位于楼上的调度室，用直通话机命令沙河机场向空中发射信号弹，让飞机着陆。

正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指挥中心为三叉戟256飞机强行起飞一事急得团团转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听到沙河机场又起飞一架飞机，更加气急败坏，骂声连天，一边骂一边向电话间走去，他用电话命令空军作战室，让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立刻起飞，对沙河起飞的直升飞机进行空中拦截。

3点40分，李德生告诉北京空军负责人：“总理指示，你们要把这架飞机拦截回来。”紧接着，在西郊机场指挥中心的杨德中也同样向北京空军传达了总理的命令。

3685号飞机停在离跑道北端较近之处，是向北起飞的。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在前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有3个人的位置，于新野、李伟信只好坐在客舱，叛逃携带的东西也放在客舱。

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机长陈士印在右边驾驶。直升机上没有领航员的座位，为了在专机飞机中确保安全，就在右边座位的后面加装了一个领航员的位置，领航员坐在那里要高出飞行员半个身子，而且前后离右座飞行员很近，几乎是贴身而坐。

周宇驰这次就坐领航员的位置，头上同飞行员一样带了耳机。飞行员按正常要求打开电台同调度室联络，周宇驰制止说，要保密，不要联络。但陈士印还是将飞机的航行灯打开了。按规定，发动机的滑油温度应上升到40度才能起飞，可是，在滑油温度只有35度的时候，周宇驰就迫不及待地督促飞行员马上起飞。

起飞动作是由陈修文完成的。在迷蒙的夜色中，3685号起飞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飞行员按照北京飞山海关的航向开始在继续爬高中右转弯加入航线。由于直升机前进速度小，转弯半径也比较小。

“航向320度!”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只知是紧急任务，但不明白飞向哪里。紧急任务中，先起飞后知道航线的现象在专机师时有发生。陈士印一听，觉得不对，说：

“不是到山海关机场吗?应该向东飞才对，怎么飞向西北?”

国际上对地球的方向是这样统一规定的：从正北零度开始，顺时针旋转到正东为90度(E)，正南为180度(S)，正西为270度(W)，又回到正北为360度(N)。

“320度，不对吧?”陈士印对坐在身后的周宇驰提出了疑问，纠正周宇驰告诉陈修文的航向：“110度!”这是从沙河机场飞北戴河航线中第一个转弯点的航向，该航向是朝东南方向飞的，陈士印比较熟悉。

“对的!”周宇驰冷冷地、口气非常肯定的回答。陈修文看到周宇驰与陈士印在所飞航向问题上发生争执，急噪地说：“我到底听你们俩谁的?”

“为什么要飞320度?这个时候上张家口、包头方向干什么?”陈士印很直接地提出自己的疑问。周宇驰无法再继续隐瞒下去，这个向西北飞的航向已经引起飞行员的怀疑，于是，周宇驰撕破假面具，毫不掩饰地将身子向前凑了凑，对两个飞行员大声说：“去乌兰巴托。”

虽然头顶上有发动机声音的干扰，陈士印与陈修文还是听到“乌兰巴托”这几个最关键的字。陈士印大吃一惊。严格的空中防线教育，使飞行员对类似空中叛逃的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不但所有空勤人员的航行资料包里不准携带境外的任何资料，更没有境外的地图，平时飞行中如果在国境线附近遇到雷雨天气，宁可向国内方向绕飞50公里，也 不能向境外方向偏出1公里。所以，在那个年代，由于飞行员具有坚定不移的防范意识，很少听说有飞机被劫持到国外的。陈士印断定周宇驰是在劫机外逃，立刻从思想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飞行，一边考虑应付措施。为继续摸清周的底细，陈士印说：“我没有航行资料。”

“我有。”周宇驰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举起左手有意从周的手里夺过地图，放在两个飞行员之间。陈士印与陈修文都清楚地看到一条明显的红线出现在地图上，这条红线的一端是北京，另一端是苏联的伊尔库兹克，中间经过乌兰巴托。直—五飞机最远只能飞出350公里，可是北京到伊尔库兹克就有1700多公里。周宇驰知道林立果从山海关起飞叛逃后，头脑膨胀到不能自拔的程度，只好挟持飞行员外逃。

陈士印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根据周宇驰手中的地图，说明周已经提前做了叛逃的准备，同时估计周的身上一定携带着武器，怎么办?硬拼吗?不行，周宇驰就在身后，对左前方的陈修文也构成居高临下之势，而且飞机正在飞行之中，任何大动作都可能造成飞机失去平衡甚至坠落。

按说，周宇驰同林彪、林立果的特殊关系，陈士印是很清楚的，平时对这位很有来头的人，空军与专机师领导都要另眼相看，在为周学习直升飞机驾驶技术担任地面指挥员的过程中，陈与周之间也达到彼此熟悉的地步。周宇驰拿林彪手令准备飞机的过程中，谁也没有对周的行为产生怀疑。然而，当叛逃的地图与已经划好的航线出现在陈士印面前的一瞬间，在铁的罪证面前，周宇驰在陈士印心目中的形象被彻底改写了，由“副统帅”身边的红人一下子变成了劫持飞机投敌叛国的罪犯，由自己的上级突然变成了敌人。

“3685!3685!淮海呼叫!请回答!”得知不准任何飞机起飞的命令后，地面人员在不停地呼叫。飞机起飞时，周宇驰以保密为借口，禁止飞行员与地面联系，等地面开始呼叫时，飞机已远离机场，超短波电台听不到地面的信号。按周宇驰的要求飞2600米的高度，陈修文已经操纵飞机直接爬高到3600米。驾驶舱里的3个人，谁也没有讲话，出现了短时间的对峙局面。

被专机师两架逃跑飞机弄得焦头烂额的吴法宪，命令张家口一带的歼击机紧急起飞，对3685号飞机进行空中拦截，同时命令地面防空部队对直升飞机采取果断的行动。

多年后，在一篇题为《林彪出逃时一个不为人知的内幕》的文章中报道：13日凌晨3点30分，张家口地区某炮师作战值班参谋突然接到军区空军首长命令：“雷达开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副师长一边翻阅电话记录，一边问：“怎么没有演习背景?”命令值班参谋：“接空军军区一分队!”“我是一分队，你那里发现什么情况?”还没等电话打过去，就接到一分队首长的问话。“按照演习命令，部队已进行一等!”副师长一直认为是演习。“什么演习!发现敌情，及时上报!”不是演习，是“敌情”，可能是跑向台湾的飞机，副师长想，这样有仗可打了。

4点55分，炮师某团报告：雷达发现目标，请示炮弹是否装填?“装填!严密跟踪敌机!”副师长命令。“副师长，不是演习吗?”团长提出疑问，看来团长也认为是演习。“什么演习!这是打仗!”副师长对着话筒大声训斥。“你们作战空域无我机，空军司令吴法宪命令打掉它!”“是!”

面对空域中的3685直升机，炮团所属几个营的阵地一片忙碌。但火炮不能连动，操作员无法协调配合。4点59分，雷达部队向指挥所报告：“目标”进入炮团火力范围。指挥所的标图版上出现了最佳射击时机，副师长果断下达命令：“可以射击!”但阵地上火炮出现故障，指挥仪无法正确指挥火炮跟踪“目标”，没有一门火炮发射出哪怕是一发炮弹。5点03分，“目标”飞离作战空域，脱离火力范围。

这次失利的战斗，使我们后来掌握了林彪死党的大量反革命罪证，也使那两位直接指挥战斗的指挥员离开了指挥岗位。

3685号飞机处在地面雷达的监视下，张家口一带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两位飞行员在与周的争执中按下发射按扭，说出“油量不够，要下去加油!”的话来，这句话被张家口机场调度室清楚地听到了。此前，飞机已改由陈士印驾驶。

“飞行前方发现小飞机拦截!”飞行员有意将周宇驰的视线引开。“飞机在哪里?”周把注意力放在外边。陈士印手疾眼快，将指示飞机飞行航向罗盘上的着陆标志向相反的方向旋转180度，从原来320度的位置一下子调到140度的方向。

陈士印示意，让陈修文接过驾驶杆向回掉头转弯。他担心周宇驰会很快发现罗盘上做的手脚，故意将身子向左倾斜，有意干扰周观察罗盘的视线。但是，周宇驰毕竟在云雀飞机上学了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空中经验。周根据飞机的姿态与地面灯光相对运动特点，判断出飞机在转弯，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外面飞机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飞行员用智慧同敌人展开周旋。

3685飞机返航了。当飞机以3300米的高度经过八达岭上空，北京市的灯光在黎明前显得格外明亮。灯光突然使周宇驰从叛逃的得意中猛醒过来，他把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摔在一边，大呼上当，并绝望地狂叫：“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意识到，周宇驰已经把手枪拿了出来，究竟是什么型号的手枪，陈士印一直没有看到。

无论到沙河或西郊机场落地，3600米的高度显然是太高了。此时，陈士印操纵飞机以每秒7到8米的速度下降，这个下降率平时很少使用，但这次飞行员要争取时间尽快落地。

由于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飞行，当3685返回北京，飞机的实际航线偏在正常航线的右侧，即偏在了靠近西郊机场的方向。此时，是全国下达“禁空令”之后3个多小时，在整个共和国的领土上，只有3685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机声传向京北的四面八方。

气急败坏的周宇驰意识到已经失去叛逃的机会，认为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轰轰烈烈”。他命令飞行员向位于北京西郊钓鱼台的国宾馆冲去。陈士印说，那里属于空中禁区，根本无法接近，否则，会被地面高射武器击落。

正在西郊机场专机师指挥所严阵以待的师长，听到了对他来说非常熟悉的声音，断定3685号飞机又飞回来了。他立即命令警卫连做好对机上人员缉捕的准备。可是，3685号在众目睽睽之下，当高度很低之时，又改变航向朝北飞走了。

在沙河机场，飞行员再次降低高度准备迫降，而且，企图将发动机的功率与旋翼脱开。但在周宇驰歇斯底里的疯狂阻止下，这些措施都没有能够实现。周宇驰最怕降落在机场，他比谁都清楚，装备齐全的机场，早已设下缉捕的天罗地网。

根据周宇驰想冲钓鱼台的疯狂念头，陈士印认为如果在机场落地，会迫使周走向极端，很可能造成与飞机同归于尽、机毁人亡的后果。陈士印想，既然已经把飞机飞回来了，就要想方设法保存飞机，保存罪证(事后得知，飞机上有数亿美元的外汇)，要回去向部队、向祖国人民交代。陈士印与陈修文操纵飞机向怀柔县境内飞去。

怀柔县属于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地带，是直升飞机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经常光顾之处，也是直升机为执行林彪《一号通令》紧急疏散的场所，什么地方可以落地，什么地方落地中应注意什么问题，飞行员们了如指掌，在这一带迫降，从飞行技术上比较有把握。

其次，飞行员考虑到这个地方属于革命老区，人民群众觉悟高。此外，为了迫降后能及时得到群众的支援，就把迫降场地选在了靠近村庄的地方。

也许周宇驰看到地面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和庄稼地，落地之后有逃跑的机会，不会马上被抓住。再说，从3点15分起飞到此时，已经飞行了3个小时，周宇驰也知道飞机的剩余油量不多，野外降落不可改变，就没有再次阻止飞行员的落地行为。

陈士印操纵飞机向怀柔沙峪飞去，作为一名技术精湛的老飞行员，选中了河滩上的一片开阔地，果断操纵飞机朝着迫降场地迅速下降，离地面150米、130米、100米……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陈士印发现左座的陈修文右转身体，向周宇驰搏斗。此刻，只听一声枪响，罪恶的子弹穿透陈修文的左胸，皮夹克上留下一个洞，这一枪打在了致命之处。陈修文用自己的行为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付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

陈修文离开宿舍的时候，没有忘记让自己的战友把被子叠好。这使我想起山海关3位机械师走后，有两床被子是胡乱叠着的，有一床被子没有叠，用手一摸，余温尚在。坠机现场留下的9具尸体中，3位战友与林彪距离最近，成菱形躺在被大火燃烧过的焦土上。遗憾的是，他们在三叉戟飞机上所遭遇的具体情况没有人能够做证了。后来，陈修文烈士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战士”光荣称号。林彪座机上死难的4位战友，1981年，被定性为“正常死亡”，不是烈士，也不算叛徒。

正在操纵飞机降落的陈士印，突然听到身后响起枪声，并看到战友中弹倒下，顾不得保持飞机的平衡，本能地抬起左手向身后挡过去，企图制止周宇驰的疯狂行为，并大喊：“为什么要动枪?”本来离地不高的飞机，由于陈士印的左手已经离开油门与变矩操纵杆，右手也离开了驾驶杆，飞机短时间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经陈士印三次采取紧急措施，飞机最终以尾部和右机轮先触地，勉强维持住直升机的平衡，没有发生最容易向右侧翻致使旋翼打地的危险后果。

坐在后客舱的于新野、李伟信，并不具体知道驾驶舱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飞机所在的具体位置。但在飞机迫降的过程中，于新野听到前驾驶舱的一声枪响，意识到叛逃行为遇到了阻力，立即拔枪准备支援。只是飞机的前后舱不通，无法到驾驶舱去。等飞机刚刚接地，还没有完全停稳，两个人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客舱。由于驾驶舱的位置离地面较高，而且，尾部接地使驾驶舱的位置更高，站在地面看不到驾驶舱的情况。于新野一手持枪，一手扶着平时飞行员登机时的把手，往上攀登，隔着驾驶舱的玻璃，看到歪斜在座位上的陈修文，随即举起手枪，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瞄准射击。急忙中的陈士印，迅速关闭了飞机发动机及放火开关。他的双肩被周宇驰紧紧地按着，感觉左驾驶舱外有人影晃动，于是迅速向座位右前方倒下去。这时，一声枪响，陈士印感到脸上有一种热糊糊的东西，在他倒下的同时，就势打开了右边驾驶舱门。只听周宇驰大喊：“为什么乱开枪?打着我了!”

“我不是打你，是打那个飞行员陈士印。”于新野说。原来，于新野的那一枪正打在周宇驰的左手腕上。陈士印向前倒下躲避于新野射击，周的左手顺着陈的右后背下滑到陈的腰部，子弹穿过周的手腕后，打入陈士印的皮夹克，里面穿的夏季布工作服也被打穿。子弹贴着肉皮，将里外两件衣服击穿4个洞。周宇驰被击穿手腕的血，飞溅到陈士印身上，也溅到陈士印的脸上。至今，陈士印还保留着这两件衣服。每次谈及此事，陈士印深有感触地说：“飞行员检查身体时要求具备的180度视觉范围，以及飞行员在飞行训练中熟练而全面的注意力分配，使我能及时发现于新野的行动，否则，驾驶舱那么小，那一枪是躲不过去的。”

就是于新野的那一枪，改变了飞机接地后的情形。周宇驰意识到飞机接地后一场拼搏不可避免。所以在空中就打死了陈修文。陈士印在操纵飞机，后背正对着周宇驰，不会对周构成主要威胁。周宇驰认为，落地后用枪对付背对着他的陈士印是很有把握的，即是搏斗起来，还有于新野2人的支援。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于新野的这一枪却击中了自己的左手腕。周宇驰气急败坏，用右手紧紧握着受伤的手腕，一边埋怨于新野，一边从右边跳下飞机。

沙峪附近的村民，发现一大早就有直升机到此降落，抱着好奇的心理前往观看。发现飞行员身带血迹跳下飞机，以为他受伤了，赶快上前抢救。陈士印望着周围的青纱帐，问周围的村民：“你们谁是民兵?”“我是!”一位民兵副营长站了出来。

“刚才跑进庄稼地的3个人是坏蛋，他们要逃跑，抓住他们!飞机上还有一个被他们打伤的飞行员，赶快抢救。现在你们谁带我到大队部有电话的地方，我要打电话。”陈士印一口气说完，围着飞机仔细看了看，担心刚才不正常落地时是否把飞机尾部弄坏了。

周宇驰等3人没有跑多远，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活了下来。民兵们把陈士印背到大队部。陈一边擦去脸上的血迹，一边说明要打电话的事情。生产大队立即停止有线广播，把电话线让给陈士印，首先找到正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报告了两件事：“周宇驰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被打死了。飞机迫降在沙峪公社，请立即派人处理。”陈士印在大队部等了几个小时，接近中午，武警部队用汽车把他接走了。

林彪座的三叉戟256飞机从9月13日零时32分强行起飞，到2点30分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前后只有两个小时。3685号直升飞机从3点一刻起飞到6点47分迫降在沙峪公社，前后也只有3个半小时。虽然时间很短，专机师却有两架飞机、11个空勤人员被林彪及其死党骗到空中，其中5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后来，陈士印特意赶到位于沙河机场附近的国家航空博物馆，找到当年被劫持的那架直升飞机3685号，留影纪念。他说，30年以后的今天，重新站在自己最后一次操纵过的飞机前，想一想当年迫降在怀柔沙峪时的情景，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3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了，对许多事都能泰然处之，但在与自己的同学、战友陈士印作为“九一三”事件中活下来的飞行员谈起这件往事时，仍不免感慨万千。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辑，本文作者康庭梓

精选文章推荐

▲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纪实

点击▲ 关注老知青家园、阅读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