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缠万贯”当知青

这里述说的是我青年时代的一段真实经历，同时也是一段荒诞的不堪回首的陈年旧事。

1968年10月13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这个21岁的66年老高三告别了在母校做教师工作的父亲，告别了14年的学生生涯，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到河北省平泉县宋营子公社北井大队插队落户。当时，我的名字叫赵清源，下乡约一个月后，我自作主张地改名为赵陵江（表示怀念故乡之意），并沿用至今。

我的随身行李，除了铺盖卷之外，还有一个大提包（那种“邮电绿”的近二尺长的带拉锁的帆布提包）。这个提包，父亲用了十几年，文革之初，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我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宣布与其“划清界线”，从家里搬到高三宿舍住宿，当时父亲把这个提包给我用。这绿提包于是充当了随我下乡的书箱的角色，里面装满了四五十本我心爱的书籍，在书籍的最底层，深藏着一件对任何人都必须守口如瓶的秘密东西。什么秘密东西呢？是一笔钱，是用一块蓝布包裹着的一大笔钱（现在可以公开了）：一张2300元的存单和2400元整的现金！存单是64年存入的，利息估计至少有二三百元吧，所以这笔钱足有5000元之巨，只多不少。

天哪，5000元！没搞错吧？在68年，你知道5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吗？那时，猪肉6毛5一斤，毛羊1毛8一斤，小米9分钱一斤，二两的馒头5分一个，集市鸡蛋3—4分钱一个，冰棍3分钱一根，白菜1-2分钱一斤，一个中学生的住宿伙食费每月7—8元，轻工业青工工资每月30元，中专毕业定级工资36元，本科生52元，农村多数生产队日值只有四五毛钱，一两毛钱的也不稀奇……六十年代，黄金每克13元，2022年黄金牌价涨到了每克500多元；六十年代，小城市里50元的工资可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今天，同样的五口之家每月的生活费最低也得四、五千吧……不管是横着算，竖着算，这5000块都是一笔足以把人吓个大跟头的天文巨款，粗略算来，可以折合如今的四十万至五十万元之巨！正因如此，我才毫不犹豫地给文章加了《“腰缠万贯”当知青》这样一个标题。

你一个延期毕业的一天班也没上过的高中生哪来的这一笔巨款?它们又为何藏在了你下乡的提包里呢？这里面又隐含着怎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事情，还得从我下乡的一个月之前说起。

1968年9月，学校（平泉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县城中学，70年代以后更名为平泉一中。90年代从这里走出了一位文化名人，曾经是著名学者蒙曼教授中学时代的母校。）的文革运动在新成立的县、校革委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具有官方色彩的“正轨”（此前的运动以学生的自发运动为主），进入了“斗批改”的新阶段。所谓“斗”，就是要先把单位中的“阶级敌人”（“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大叛徒”、“反军派”、“反三红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小爬虫”……）清理出来，批倒斗臭，简称“清队”，也叫“实行群众专政”，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则叫“揪人”。我那时已进入待分配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再参加学校的运动，但因吃住在学校，常在操场路过，故对“揪人”的场面也见识过几回。“揪人”时，先由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将xxxx分子xxx揪出示众！”话音未落，马上跳出两个戴红袖标的彪形大汉（专政队队员，由高三高二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学生担任），到人群中如老鹰捉小鸡一般将“专政对象”拖到会场中央，一脚踹倒在地，随后脚蹬着被揪者的后背用麻绳来个五花大绑，接着在脖子上挂上黑牌子，扯住头发，喝令“抬起狗头！”然后由校革委会主任（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干将）对专政对象一一照相，上报存档。

此时，会场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坚决揪出xxxx分子xxx！”，“坦白从宽，抗拒从严！”，“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被揪人员随后被关入县里统一设置的“牛棚”，监督劳动，随时批斗。揪人时或一、二人或二、三人，视情况而定。

这年九月的一天，晚饭时，父亲到学生食堂找到我，要我饭后到他那里去一趟，有事跟我说。饭后，我见到父亲，他开门见山地跟我说：“我最近有可能被揪，你要有个精神准备。“听到这句话，我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操场上看到的恐怖场面立马在脑海中浮现了出来。心想：年近五旬，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如何过得了“挨揪”的这一关啊！苍天啊，这可咋整？……父亲拿出一个蓝布包递给我说：“这是我十几年积攒下的一点东西，你暂时替我保管一下”。此时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凄楚无助的眼光，一字一句就像是交代后事一样。我接过一看，是一张2300元的存单，外加一沓子暂新的10元大票（那时最高面值为10元），数了数，是2500元整。我说“我可以暂时保管几天，但我要是被分配上山下乡怎么办？第一批没有我，第二批肯定少不了我”，父亲说“那就带着它到农村去。”我答应了父亲的嘱托，仔细地将蓝布包揣到了身上。我们全家五口人，母亲、姐姐、哥哥都在遥远的四川农村（哥、姐那时已成家，母亲跟着哥哥生活），父亲此刻身边只有我一个亲人。大难临头之际，这个“现金保管”的重任也只能由我这个中学生来承担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回到宿舍，我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东西”塞进了绿提包的最底层。第二天，又拿出100元分别寄给了母亲、姐姐和幺爸（四川称老叔为幺爸，多年来父亲一直接济他），蓝布包里的现金实有2400元。

转眼间来到了当年的10月13日，文章开头的哪一幕出现了。我佩戴着大红花，手举小红书，同时也携带深藏着蓝布包的绿提包，坐着县里的汽车，偷偷上演了一出“腰缠万贯当知青”的不堪回首的荒诞大戏。

文章写到这这儿，有人要问了：你父亲看到别人挨揪，他自己为什么胆战心惊？这里边究竟有何隐情?还有，当年县城中学教师的工资一般四、五十元，高的五、六十元，撑死也就七、八十元，你们一家五口，人吃马喂的，怎么会攒下那么一大笔钱呢？这两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儿上了，还真得认真回答才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回过头来，简要介绍一下我父亲的人生经历。

我父亲赵贤熙先生（1920——1984）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今南充市嘉陵区）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成都高中毕业后，家里希望他回乡学做生意，若要继续求学，家里就断绝经济支持。他选择了后者，开始了在成都的漂泊、打工生涯。经过自己的努力，后来终于考上了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并于1950年毕业。毕业后恰逢文化相对落后的热河省（于1955年撤销）派人到四川招聘大学生做中学教师，看惯了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现象的他很快就报了名（另外也有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的意思）。历经千辛万苦（据他讲从成都到西安坐敞篷汽车走了三天，北京到承德则是坐烧木炭的汽车走了两天）来到热河省会承德。然后直接分配到平泉县中学，任历史教员，后来又担任了史地组组长（他们这批来热河的川大学生共计30余人，先后分配到承德、赤峰、朝阳、锦州等地）。1955年寒假，父亲回老家探亲时把我（家中最小的孩子）带到北方读书。1958年，承德师专成立（1960年又升格为承德师院），父亲被调到师专中文系任教。其中，1960——1962年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时尚未分设中国社科院），在何其芳所长领导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封面有汉砖画像的那个版本）的集体编写工作。62年秋文研所工作结束，回到承德师院。同年，承德师院下马降格为师范学校，父亲于是又被平泉的老同事周树杞校长“要”回到平泉中学，仍任历史教师，兼任政治史地体音美教研组（社会组）组长。66年“文革”降临，他和很多老教师一起，被剃光头，戴高帽，“请罪”，游街，备受冲击。

尤其是在“破四旧”过程中，惨遭“抄家”之祸，几百册（部）的珍爱书籍（多为在北京工作的两年中所购置，其中有十几部线装古书以及整套的原版的《新青年》杂志）被愚昧无知的以“大革文化命”为己任的红卫兵（几个初三学生，当时我在现场）用抬筐一筐筐地抬到操场上付之一炬（写到这里，不由得鼻子发酸，老泪纵横）！此外，还有同学名录、毕业证书、文章手稿、相关照片也同时遭殃。此番劫难，令爱书如命的老父遭受巨大打击，急火攻心，欲哭无泪！原本就高度近视的他视力急剧恶化，67年在北京做了白内障手术，结果手术失败。文革后期，因严重眼疾，无法在学校工作被放到五七干校“养”了起来（工资照发）。拖到1974年，病情越来越重，最终不幸双目失明。同年秋，中央下发了关于干部可以提前病退的文件，趁此机会办理了病退手续（我则按政策办了“接班”，回城当了工人），带着原工资85%的退休金回到四川老家养病，于1984年病逝，享年64岁。

父亲高中毕业后在成都漂泊打工期间，曾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年暑假，正在小学当代课教员的他失业了，一时吃饭都成了问题。此时，经人介绍，在国军的一个新兵连找了个临时差事，担任了二十几天的代理文书，报酬极其可怜，将够吃饭而已。就是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再加上家庭成分高），成了他参加工作后几十年间挥之不去的一桩噩梦。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镇反、反胡风、反右派、四清……每次运动来了都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反复交代和说明，所幸每次运动后，都定为“一般历史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父亲晚年曾对我说，当年代理文书的新兵连属于青年军的建制。又过30年后我读了一些有关青年军的资料，才知道青年军是专为抗战组建的，以四川兵源为主，当时有个口号叫“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历史真有意思，父亲若能多活30年或许也能当上抗战老兵呢，哈哈）。等到“文革”一来，以前的组织结论都不算数了，还得重新折腾一遍。68年“清队”时期，学校里不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老师相继挨揪，看到别人挨揪，一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父亲不禁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随时担心“揪人”会揪到自己的头上来……大约在这年的11月份，疯狂的“揪人运动”不知何故竟戛然而止，可怜的老父亲居然幸运地逃过了此番几乎逃无可逃的大劫难。这是后话。

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但是他的工资待遇在一个小县城里却是相当的不低（文革时在个别教师给他贴的大字报中，高薪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66年8月，学生组织“文革会”甚至贴出通告，扣发其工资，只发生活费28元，执行了一个月，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太过离谱才没有继续执行）。父亲1950年参加工作，1953年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这是第一次涨工资。1956年国家统一工资调整，这是第二次涨工资（这一次因“八大”原因知识分子受到一定的倾斜）。1958年调到承德师专，定为“高教八级”（讲师级），这是第三次涨工资，月薪达到106元，从此到退休，均未再涨过工资。62年回到平泉中学时因地区差价下调为103元，在全县教师队伍中仍高居第一把交椅，仍相当于行政16级干部的工资水平（平泉中学已故老校长周树杞先生为16级干部，工资106元）。短短的八年中，涨了三次工资。与此相反，57、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哪怕你是清华北大毕业，也只能拿定级工资，居然近30年未涨过工资。这样一来，父亲的高薪在学校里就成了鹤立鸡群般的存在。他们这批人工资高，并不是业务水平有多高，只是运气好而已。这种情况显然不够合理，但这种不合理是由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不能让拿高薪的人来背锅。父亲除了工资较高之外，还有其它的经济收入。1955年国家为配合“一五”计划发行了公债（现称国债），父亲当时正在要求进步，于是响应政府号召买了一些公债。公债于六十年代陆续还本付息，于是又多了一项经济来源。

父亲虽然工资较高，但在一个北方的小县城里，却难得有什么花大钱的消费。那时人们没有房地产和旅游之类的观念，也没有网购之类的消费方式。每月的开销，除了爷俩的生活费、我的书学费以及每年给老家寄几次钱之外（老家的人还挣工分），还真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平时抽点稍好一点的香烟，偶尔和同事喝点小酒就算是奢侈的消费了。

一方面工资较高，另一方面支出不大，十几年中积攒下5000块钱，虽然不少，但也算顺理成章吧。因而对我当年为父亲保管5000块钱之事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本来是公民的合法收入，却遭遇了非法的野蛮的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代。当公民的合法财产所有权乃至个体的生命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每一个弱小的可怜的无助的人们都会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发自本能的抗争与自救！说白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

接下来，该交代一下那个“蓝布包”的命运了。

我插队的地方是位于冀辽蒙三省交界处的一个较大的山村（4个生产队集中在一个村子里）。我们5个男知青（现已走了两位）暂住在大队民兵连长复员军人孙大哥家的对面屋。屋里除了一付炕一根长板凳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的绿提包往哪放成了个大问题。我睡炕梢，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在山墙上砸两个木头橛子（把细木棒一头削尖称为“橛子”）把提包横放上去就行了。我请孙大哥帮忙，他爽快地用斧子在墙上（墙是土坯墙）砸了两根木头橛子，提包往上一放居然有稳如泰山之感。其他知青只知道提包里装的是书，有谁会想到里面竟深藏着5000块的巨款呢？我们来村后，男知青点就成了全大队的“青年俱乐部”，一到晚上就热闹异常，打扑克的，吹牛逼的，“炸尸”（东北方言，泛指摔跤、压摞儿之类的胡闹行为）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一次几个小伙子“炸尸”，把炕整塌了，第二天大队书记只好找人来重新盘炕。大队书记做梦也想不到，就在墙上那个绿提包里竟然深藏着足可以盖四、五套大瓦房的银两呢！房东大嫂那会儿刚生完二宝，在家带孩子没出工，所以我们出工干活从不锁门。大嫂要出门办事时，也只是把小院的柴门用铁丝一挂就出去了。那个年代，农村生活之简单，民风之淳朴，真是令人动容，至今难忘！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要为“蓝布包”提心吊胆，只有到了夜晚，一抬头看到墙上的绿提包时，才能放心入睡。

在插队约一个月时，我产生了下乡后的第一次思想波动，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逐渐消失，生活苦干活累的现实日益显露（12个男女知青在一个锅里吃饭，其中5个是回族），遂产生了“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的烦闷。人一烦闷，就想到出去散散心，去哪散心呢？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北京了，因北京离我们那里约400公里，不算远，通火车。快到69年元旦了，北京一定会很热闹的。现在回想起来，插队知青与兵团知青相比确实比较自由，想外出，用不着请假报批那一套，自己说声家里有事就行了。你要出门，“蓝布包”咋办？当然而且必须随身携带。我把“蓝布包”缝进了裤子兜里，外面又别上一个大号别针，就这样上演了“腰缠万贯逛北京”的惊险一幕。步行40里到辽宁凌源县一个小站上了火车，到承德再倒一次车就到了北京。当年车票好像是8块钱，舍不得花钱，选择了逃票，所幸居然一路顺利，没碰上查票。因怕到北京无票出不了站，就提前在通县西（今北京东站）下车，坐公交进城。下车后天还未大亮，就在候车室抽烟打发时间。此时，小站门口传来了女高音诗朗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多么美丽的大草原啊”！随着诗朗诵涌进来几个年轻姑娘，一望可知她们是与我有着相同命运的即将奔向内蒙大草原的“老三届”。5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依稀记得京郊小站那个展臂高歌的集革命豪情、天真浪漫于一身的短发女生飒爽英姿的形象，这真是一幅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风情画，令人久久回味……

北京，67年曾来过一次，那时父亲在反帝医院（协和）眼科住院，我去看他（66年大串联时因父亲不支持，我又胆小，就没出去），没时间出去玩，这回第二次来，遂补了补课。去了动物园、颐和园、景山、北海等处。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观看群众“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歌舞、游行，然后到北京站三楼的走廊上过夜（那时住旅馆必须要公社以上证明信，不敢去）。不知是那时年轻还是有地暖，水泥地居然不冷，在地上铺两张报纸，拿黄挎包当枕头，一小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次日凌晨，不想睡了，起身在回字廊里溜达起来。才溜达了一圈儿，猛然想起：糟了！黄挎包还在地上呢！于是回去找。到那一看，铺地的报纸还在，挎包却早已没了踪影。挎包里有一本残缺不全的小说《幽灵岛》（坐火车看的）和一本“小红书”，小红书里夹着两块多钱，那可是我几天的伙食费呀！此刻，我不禁下意识地摸了摸右裤兜，还好，蓝布包平安“健在”。北京已经无心再呆了，于是决定坐当天的夜车回平泉，结束了这次两天两夜的北京之旅。

55年后的今天，当我回想起当年“腰缠万贯逛北京”的往事时，还在为自己青年时代的莽撞与无知感到无比的后怕。假如当年在火车上因逃票被逮住，接下来肯定要被搜身……再接下来在那个一片混乱的年月可能会有N种结局，每一种结局都将令人不寒而栗……再假如当年在北京站水泥地熟睡时万一被小偷“割包”了（这种事古往今来都不新鲜），我可怎么向老父亲、老母亲交代啊？没有办法向老人交代，可能只有从北京站三楼（相当于五、六楼）一头栽下去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自北京回到大队不久，就收到父亲来信，说学校里的“揪人运动”已告一段落，上面不让再搞了，现在每日的运动就是学文件、读报纸。并嘱咐我好好劳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是毛老人家在68年冬批了一段最新指示，大意是：运动后期，一定要注意政策……毛老人家在66年发动了“文革”，使民族遭受了一场悲剧，这是事实；可是，他老人家在另外的时段却又因他的一句话而使另外的一大批人免遭灭顶之灾，这同样是事实。历史，就是如此的矛盾，如此的多维。

1969年1月，父亲患重感冒并转成大叶肺炎，在平泉住院，我赶回城里照看他。趁这次机会，我把那个“蓝布包”

基本完好无损地交回了他的手上。历时四个月，终于为这段“腰缠万贯”当知青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划上了一个句号。

光阴似箭，一晃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知青，如今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古稀老翁。50多年中，我从未对第三者说起过这段离奇的人生经历，现在，我要把它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让世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奇异的另类的知青。同时也想让没有经历过文革时代及知青运动的年青一代对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多少增加一点感性的认识。

往事并不如烟。但愿，历史不要被迅速遗忘。但愿，此类“腰缠万贯当知青”的既真实又荒诞的故事永远不要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