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尘封多年的故事。假如没有那场运动，没有上山下乡，他（她）们可能走在另一条人生轨迹上，应该和我们一样，过着平淡，祥和，幸福的生活。后来，假如地方政府、周边的朋友，尤其是亲人，在其绝望无助时，适当地关注一下，用现在的话，叫心理干预，给予一丝一缕温暖的阳光，结局也许会更好一些。然而，“假如”没有发生，他（她）们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或者即将离去。实在令人心酸，扼腕叹息。

1969年4月27日，1231名宁波知青来到黑龙江安邦河畔集贤县插队落户。集贤县腰屯公社协和大队接收了25名宁波知青，20男，5女。要落户必须安家，要安家，必须男女婚配。然而，阳盛阴衰，比例失调。5个女的成了稀缺资源，其中的阿毛与四眼姐俩早已“名花有主”。不久，金也投奔桦南男朋友那里。囡支边本来就是凑热闹的，看到黑土地这般荒凉，凄苦，于是装疯卖傻，整天装病，泡县知青办，要求退回老家。有志者事竟成，最后真的给办成了。

大队女知青就剩下阿芳一个还待字闺中。

阿芳是宁波八中68届初中毕业生，中等个子，偏胖。个性大大咧咧，做起事来毛毛愣愣，干起活来风风火火，活像个假小子，和男知青们倒是合得来。

阿芳父母都是宁波机关领导干部。文革期间，“走资派”被打倒，靠边站，当家长的没有话语权，阿芳家里支边指标一下子摊上了俩：阿芳插队集贤县，阿芳的哥哥随后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大队剩余的18个男知青，没人打算找个村姑在屯子里糗一辈子。当然，也不可能回老家找一个。往后日子怎么过？谁也说不准。跑腿子当一天算一天。有些人懒得干活，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今日有酒今日醉，浑浑噩噩过日子。大部分男知青选择老老实实埋头苦干，没准哪天招工，招兵，招生，轮到自己头上，总得选能吃苦耐劳，表现不错的吧？再不济，先把路费挣到手，年底回老家，也是个盼头。倪满岳算是老实巴交中的一个。

倪满岳，宁波八中，67届初中毕业。“倪岳”，与宁波话“砚瓦”谐音，砚台的意思。大概父母取名时，指望他日后能多喝点墨水，长大成人后更有作为。谁料想文革一来，墨水没喝足，老三届统统下了乡，不管你文化水平如何，干一样的农活，挣一样的工分，近2000万知青命运大同小异。

1973春，阿毛出民工，去了福前铁路。阿芳顶替阿毛到大队卫生所当赤脚医生。当赤脚医生不需要太多文化，抹抹红药水、紫药水，打打针，换换药，记住常规药用法就差不多了。大队另一个赤脚医生姓胡，也不知是哪年闯关东，东腾西挪，最后来到协和大队落了户。胡医生也不是科班出身，医术一般般。胡医生生养了一帮孩子，男人又瘸又矮又窝囊。

大队卫生所里有药房，冬天炉子不能断火。阿芳把被褥搬进卫生所，从此不再在知青点挨冻，卫生所也成了知青烤火聊天的热地。男知青一来，又喝茶，又抽烟，烟雾缭绕，满屋烟蒂，一坐一唠就是大半宿，难免招来胡医生埋怨。

有一天夜里，阿芳出诊回到卫生所，隐约听见里屋炕上传来女人的低声浪语，还有男人粗重的喘息。那女人正是胡医生，男的是大队书记。早就言传俩人暗中来往，不巧被阿芳碰见。阿芳急忙退出，已经坏了人家“好事”。俩人心照不宣，却结下了芥蒂。

当年冬天，打完场，借到路费，倪满岳又回家了。这次碰巧与阿芳同行。有人搭伴，旅途不再孤寂。虽不是一个生产队，但在同一个大队，又是八中校友，宁波老乡，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路上，倪满岳对阿芳呵护有加，相约回东北时，继续做伴。这一来一往，协和大队唯一的剩女总算有了归属，倪满岳与阿芳进入了热恋期。

好景不长。倪父母不认同阿芳，暗地里，他们正在为儿子“病退”而努力奔波，如果再拖上一个未过门儿媳，岂不是累赘？当年，知青们想方设法跳出农门，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病退，招亲，招生，招工，招干，当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974年春，倪满岳的父母的努力有了结果。通过托人疏通知青办、医院各个关节，终于办妥了倪满岳病退批文。消息传来，把倪满岳难住了。一边是热恋中的阿芳，一边是朝思暮想的故乡。忠厚且有些懦弱的倪满岳经过激烈斗争，听从了父母的安排，选择了与阿芳分手。无人可以见证，阿芳“从未有过的泪水”是否也“顺着小河淌”了一夜？

后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阿芳的走资派父亲“解放”了。因为有两个子女支边，知青办允许其中一个办理困退。阿芳满以为为哥哥在兵团，拿工资，有探亲假，条件比自己好，父母会优先考虑她回宁波。结果，恰恰相反，阿芳母亲却让儿子办回了宁波，理由是家里还有一个弟弟，需要哥哥一起管束。母亲的重男轻女，偏心眼，使得阿芳万念俱灰。

阿芳开始酗酒。酒能浇愁，暂时忘记烦恼，不管哪家请她，都不拒绝。阿芳还把准备置办嫁妆的积蓄统统拿出来买酒，买罐头请别人。喝醉之后，也不拒绝男人们上炕。事后，阿芳的眼角常常挂着泪痕。

1974年冬天来临，这一天下午阿芳出诊，老乡留她吃饭，阿芳又喝得酩酊大醉，又在人家炕上躺了一小觉。卫生所里，知青们又聚集一起烤火取暖，谈论今年生产队的收成，可分多少钱？过年回不回家？怎么个走法？卫生所成了第二知青点，胡医生看在眼里，记恨在心。碰到阿芳醉醺醺地回来，于是借题发挥：“挺大个闺女，在人家家里喝得烂醉，还躺在人家炕上，成何体统？好好瞅瞅，磕碜不磕碜？”胡医生骂骂咧咧，触痛了阿芳的心。等胡医生回家，阿芳从药柜里抓过一把药，塞进嘴里，一口水一仰脖，吞了下去。这一幕正好被人波看到：“阿芳，你在吃什么？”“没什么，今年不回家了。活着有啥意思？”

阿芳的后一句话引起了在场人的警觉，等阿芳转身进里屋，立刻捡起掉地的药片与刚刚进门的四眼一起找到胡医生。胡一看：“这是强效镇定药，不好！这丫头片子不想做人了。马上跟我去卫生所！”说完，屯子突然停电了。XXX回知青点唤来了好几个男知青，大伙儿点着马灯，兑好高锰酸钾溶液，七手八脚摁住阿芳，往嘴里插胶皮管，灌液洗胃。阿芳哇地一声吐了。胡医生说：“好了，好了，都吐出来了。药片还都是整粒的呢！”

当晚，四眼陪阿芳睡在外屋炕上，胡医生睡在里屋。阿芳问四眼要了一支烟，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唠着磕。四眼说：“过年回家吧！和我搭伴。”阿芳不置可否，聊着聊着，响起了鼾声。半夜时分，四眼听到阿芳哼哼，想问个究竟，一摸褥子，不好！阿芳小便失禁了。四眼急忙喊醒胡医生，这时来电了。阿芳处于昏迷中，手脚也在抽搐。胡医生也慌了神：“赶快找人备车送公社卫生院吧！四眼，我们可是尽力抢救了呀！”

大队书记，男知青们都闻讯赶来，套上马车直奔公社卫生院。卫生院大夫看了看，摇了摇头：“赶快送县医院吧！我们这治不了了。”马车跑不了长路。深更半夜，好不容易请来拖拉机手。协和大队知青们七手八脚把阿芳抬上四轮拖斗车，向县城一路狂奔。到达福利屯，天已蒙蒙亮，县医院还没开门。等到主治医生到来，阿芳已经奄奄一息。医生说已经晚了，没有继续抢救必要。

医生的话把知青们激怒了。医院不得不施救，输氧，输液，打强心剂。结果徒劳无功，阿芳还是走完了22年人生。宁波知青迁怒于县医院抢救不力，大闹县医院。事情惊动了知青办，县革委会，派来大批干部安抚，善后。

一周后，阿芳的母亲赶到了福利屯。阿芳娘没从自身找找原因，反而认为是胡医生和大队书记迫害女儿致死，要集贤县公检法予以法办，并亲自参加调查取证。

此刻，中央到地方正在严厉打击迫害知青的犯罪行为。最后，胡医生和大队书记分别被判了10年、15年徒刑。大队知青都觉得判得冤，阿芳的娘过分了。假如当初给多洗两遍胃，阿芳或许还有救，但胡医生的水平只有这些。胡医生虽与阿芳不和，但不至于加害阿芳。

消息传到了宁波。倪满岳闻讯捶胸顿足，痛心疾首：“是我害了阿芳！”阿芳的死，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每当有人提亲，阿芳的影子就会浮现眼前，挥之不去。倪满岳单身生活了近四十岁，才找了个带着孩子二婚女人安了家。每逢知青聚会，提起往事，倪满岳总是情不自禁地忏悔：“是我害了阿芳！”

2009年，倪满岳得了肝癌，他拒绝治疗。临终前，倪满岳说：“我要找阿芳去了。”

协和大队男知青都住在新建的七间房里。范国富和陈均天、李敏、汤昌住在一个寝室，虽然不在同一生产队干活，但在同一个锅灶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

范国富也是宁波八中68届初中毕业生，在老家就学会了木匠手艺，做个小板凳，打个箱柜、炕桌、锅盖不成问题。农闲、下雨天不出工，范国富喜欢和男知青一起玩扑克牌打发时间。谁要是赢了钱，就拿出来请客。没钱了，就用粮票代替。

范国富一手二胡拉得不错。有一次，生产队业余文艺演出，大伙儿一哄哄，四眼登台唱歌，范国富二胡伴奏。一首《映山红》，四眼唱得声情并茂，范国富的二胡也拉得抑扬顿挫，有板有眼，赢得了社员一致好评，掌声、喝彩声不断，成为保留节目。

1975年初春，集贤县公检法军管会派人来调查阿芳死因。自杀？抑或医疗事故？还是胡医生和大队书记迫害知青？四眼是当事人、目击者。县里干部要四眼实事求是向组织上反映情况。另一边，阿芳娘要四眼提供证词，揭发胡医生和大队书记如何迫害女儿。私下里，阿芳娘还许诺，事成之后，会帮四眼办理困退，把户口弄回宁波去。四眼左右为难，昧着良心说话，情理难容，但又不好得罪阿芳娘。于是，急忙找了个宁波农村落脚点，匆匆离开是非之地。临行时，范国富帮四眼整来木料，打箱子，整行李，一直送到福利屯火车站。

1975年3月，集贤开始招工了。经历过饥荒的农民有句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抵老农一垄葱。”本地青年多数成家立业，当工人并不感兴趣。宁波的跑腿子闻风而动，求之不得，总算跳出农门了。范国富、徐彭元等先后进集贤县国家粮库当了工人。

到粮库上班，最起码吃饭问题解决了。还有冬春两季工作服、鞋帽可发。月月有固定工资，吃饭有食堂，下班洗热水澡，宿舍里也不再老是停电。与协和大队知青点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冬天，火炉烧得寝室里暖暖和和的，隔三差五上街买点熟肉、红肠，整点烧酒咪咪，小日子过得神仙一般。粮库也成了协和大队留守知青中转站，歇脚点。

1980年，在同事撮合下，范国富和本地女孩相识相恋，在福利屯成了家，女孩是红兴隆农场一营知青。小日子顿时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1981年，范国富带着怀孕的妻子回到宁波，一个小男孩降生了。最高兴还是范国富母亲，范家总算有了第三代。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产后不到两年，范国富媳妇在就诊时，被查出得了癌症，一种罕见的皮肤癌。经过一番治疗，那媳妇最终没能活下来，在宁波病故。1984年，范国富带着骨灰盒返回集贤安葬。在集贤知青副县长张惠荣的帮助下，好说歹说，红兴隆农场同意报销范国富媳妇的医药费、丧葬费，还给点抚恤费。但是，农场没给现钱，只拿了一汽车库存面粉顶数。面粉拉到集贤，还是张副县长帮忙变现，得了4000元。日子还得过下去。范国富本想把孩子托付给岳母抚养，自己继续在粮库上班。没想到岳母一口拒绝，媳妇娘家七姑八姨都不肯收留。范国富没招了，只得提前办理了病退，带孩子回到宁波。

那孩子长得白白嫩嫩，倒也招人喜爱。范国富的弟弟看哥哥困难，有意收养侄子，就差办个手续。一年后，孩子的先天性癫痫，还有智力缺陷逐渐显现，当叔叔的断了收养念头。反正是范家孙子，好赖还是奶奶抚养着。百十来元病退工资不足以维持爷俩生活，而且常常不能按时寄来，范国富又重操木匠手艺，到处打零工，还在内河运输船上当过船员。

1991年冬，奶奶过世了。孩子虽然已经十岁，仍需要监护。范国富不能外出打工了。在朋友介绍下，范国富在建设银行某个部门夜间打更，白天得以照顾孩子。两笔微薄的收入，加在一起，勉强维持着爷俩温饱。在宁波，已经是最低生活水平。范国富买最便宜的菜，抽的是低档烟，2元一包的宁波牌。喝的是劣质枪毙烧，对肝脏损害极大。由于自卑，范国富选择了自闭，鲜与知青朋友来往，仅和原山河大队余姚知青阿灿（闻信灿）偶尔走动。不幸，阿灿夫妇先后罹患癌症。阿灿先走了。临终前，阿灿把妻子托付给老朋友范国富照顾。

集贤知青每年4月27日举行聚餐会，纪念1969年上山下乡，规模一年比一年大。2008年、2009年，范国富应邀参加了两次。在聚餐会上，同甘共苦过的插兄插妹敞开心扉，都有聊不完的话语。然而，不足百元的费用，对于范国富来说，仍是不小的开销。同一大队的知青从来没让他掏过腰包。越是这样，范国富越是感到内心不安。2010年，范国富找借口回避了聚会。2011年初，四眼代表本大队知青再三动员范国富参加4.27知青聚会，不要背负思想包袱，范答应了。

4月27日来临前一星期，范国富打电话向四眼请假：因病不能参加了。劣质烧酒损坏了肝脏，范国富也得了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阿灿嫂也闻讯赶来照顾范国富父子。没有照顾老朋友的遗孀，反而要人家服侍，范国富心中有说不出的愧疚。

2011年4月27日，协和大队知青在聚会中重点讨论了范国富问题。会后，协和大队知青及集贤知青联谊会成员陆续带着捐款、营养品，先后去看望范国富。尽量减轻范国富痛苦和经济负担，大家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关系为他筹集止痛针药。

夜深人静，疼痛稍稍止住，范国富盯着天花板回顾着坎坷一生：童年，入学，文革造反，支边务农，进粮库当工人，结婚生子，媳妇病故… …范国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儿子，已经30岁了，没读过书，也没有工作能力：“老天爷，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啊！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我还没老，怎么就要我走了？谁来管管我孩子啊！”泪水无声地流过瘦削的面颊。此前，没有人看见范国富在众人面前掉过泪。

临终前一星期，四眼去看望范国富。那傻孩子显然不知大祸即将临头，还在尽情玩耍：“阿姨，我爸爸，在睡觉。我在玩游戏（电子），呵呵！”

2011年初冬，范国富走了，终年59岁。范的儿子被送进了福利院。每当知青朋友来看望，那孩子总是嚷嚷着：“叔叔，阿姨，我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