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将军逝世，不为人知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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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许世友急匆匆地把师政委李文卿和自己的老秘书魏金山招来中山陵8号，同时赶到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一许建军和许援朝。

在饭桌上，他当着两个儿子的面对李文卿和魏金山说：“你们是看着他们两个长大的，今后你们要多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他们有什么缺点和问题，该批评就批评。援朝像我，听话。我最不放心建军，胆子太大，是二愣子。”

许世友老将军虽然已经76岁了，可是平日里打猎、撒网打鱼、爬山、散步都不在话下，精神矍铄，快步疾行，丝毫没有衰老的迹象，甚至尤其喜欢做颠簸的吉普车锻炼身体，他经常说：“坐车子颠一颠也是运动，也能吃饭。”因此身边的警卫和战士也都不把他当成老年人看待。

可是今天，老将军说的话一反常态，好像是在交代后事一般，搞得听者心里都泛起了嘀咕：老将军今天是怎么了？

“我死后不火化。”许老司令语出又惊人，“过去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活着尽忠，死后尽孝。中央关于领导工作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我没有签字。

我向邓小平主席也讲过，我死后和母亲埋在一起。我从小离开家，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道，死后要和她老人家做伴。我给了大儿子许光50元钱，要他给我买口棺材，死了往里一装就行了。你们四人要帮我办这件事。”

许世友宴请宾客

明白了，桌上的人都明白了，老将军在担心中央不同意他的土葬要求，明明确确地向众人交代自己百年之后的大事啊！

自南线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之后，老将军就有些力不从心，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健康状况也变差了，就此不断地想到自己的身后之事，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对党对国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未能好好照顾母亲，欠她得实在太多太多！他常常自言自语：“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为母亲守坟。”

许老将军幼年丧父，从小跟着母亲相依为命，8岁那年，“为了日后养活母亲”，便离开慈母去登封少林寺学艺。

16岁那年，为探母病，他冒犯寺规冲出少林寺。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为国尽忠，顾不上对母亲尽孝，他内心常存歉疚之情。红军时期他两次顺路回乡探母，因老家还在敌军控制下，只能趁夜暗冒险潜归，天不亮就和母亲分手。

1952年，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请假去看望母亲，母子二人上一次见面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许世友见了母亲，涕泗横流，扑通一声，长跪不起，众人百般劝慰才把他扶起来。

许母

后来，许世友决定把母亲接到军区大院养老，但是老母亲过不惯军区大院的生活，执意回到家乡，许世友拗不过，只好同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参加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在你奶奶身边伺候尽孝，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了，你就回家替我照顾你奶奶吧。”这是许世友对大儿子许光说的话。

许光解放初期便入伍当了海军，本来许光有机会到院校深造，可许世友想到年迈的母亲仍然生活在河南农村老家没人照顾，便“命令”许光回到老家所在的河南新县的武装部担任了副部长，后来在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官职也停留在了副县级。

许光与父亲

后来，母亲病危，他因公务缠身，未及赶回去给老人送终，引为终生憾事。当时他发下誓愿：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

正是源于这笔“感情债”寄下的隐衷，许老将军才坚持土葬。

那是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休息期间，毛主席的秘书拿出一份关于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大体内容是：

土葬虽然是我国历史上沿用最广的办法，却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浪费木材，加之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因此倡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百年之后实行火葬。

当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是积极支持赞成的，他们先后在倡议书上面签了名。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带头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

五个月后，在党的八大上，参加会议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也都纷纷在《倡议书》上签名。当时不在北京或者没有参加会议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纷纷向党中央有关部门表示：愿意签名，死后自愿实行火葬。

相比较之下，这次会议上刚刚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把这份《倡议书》从头到尾读完后，不仅没有签字，还找到毛主席表示对火葬的不理解，他说：“人死如灯灭，千万不能烧了！我生前尽忠，死后尽孝。我平生只有一愿，请主席批准：我死以后，要和我母亲埋在一起。”

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位个性十足的爱将，幽默地应答：“可以，黄土一冢掩风流嘛！这本来就是自愿签名！不签也不强迫嘛。”

毛泽东慨然允诺了出生入死忠贞不渝的许世友向他提出的唯一的个人请求。

当年的许世友年富力壮，身后之事也离他尚远，然而人有祸福旦夕，毛主席先他辞世，已然不能过问许大将军的身后事了。

而此时，中共中央也出了新规定，所有辞世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高级将领一律实行火葬（毛主席例外）。

南线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许世友深感身体渐衰，力不从心，他开始担心自己百年之后组织上不允许他土葬，为了保险，他给替他尽孝的长子许光还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写给许光的家书

许光清楚父亲，他有超出年龄的“顽固”，不肯服老，这次写这样的信，必定有原因；在接到信后，许光照办了，按家乡的风俗，选用了当地出产的松木，做成了一口棺材，存放在家中，以备后用。

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自信得不能再自信了的许老将军为什么会产生交代后事的转变呢？

在南京中山陵8号的时候，保健医生让他去医院检查，直气的许司令发脾气，“我脑子清楚，手脚也灵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你们别为我操那么多心！”

他还不止一次对司机和警卫员们说：“别看我打过多少年仗，负过多少次伤，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不一定比得上我！”，有时他看警卫员不回应他，还会用拳头在大腿上重重捶了几下，继续说：“不要看你们几个棒小伙子，再加上三两个，也不是我的对手。不信，你们试试。”

许世友与警卫

警卫们只能附和地笑一笑，笑容里却满是苦涩和忧虑，因为老司令的身体状态，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

许世友司令喜欢坐军区的吉普车，用他的话讲：坐车颠一颠容易下饭。然而，就在刚刚登车的时候，因为吉普车底盘高，许世友怎么也上不去了，好在警卫不失时机地从侧后方助了他一臂之力，这才费力地跨上前座，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而且这不是个例，许司令在精神上也出现了混乱。

1982年冬，中顾委华东组于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原本是议定谈论经济问题，可是许世友在会上没谈主题，反而说起来“江青”，到后来，越说越激动， 愤然曰：“最坏的就是江渭清。”

江渭清是中顾委委员，江苏省原省委书记，此时正在场。见许世友这么一说，急得他大声插话纠正说：“是江青，不是我。”

许世友转过脸，眼睛瞪着江渭清，继续说：“对，就是江渭清。”

大家都知道许世友把话说错了，江渭清的话他也没听进去，可是许世友没有笑，他什么他也没有明白过来。

在会议上

这个时候，许世友的身体已经有恙了，他自己也许已经感受到了，只是强硬的性格让他不服气，他认为自己具备超过常人的坚韧力、意志力，不容易被病痛所击倒。

然而到了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但他总是咬着牙忍着，表面上还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这年3月，上海有个中顾委华东组例行集会，许世友在参会前根据组织要求到上海华东医院做了一次体检。

一向以不来医院为选资的许世友却在检查中出现了大问题，医生发现他的甲胎球蛋白异常，竟超出正常值40倍。

这意味着许世友老将军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又进行了体检，鉴于许世友有长期的酗酒史，医生重点检查了肝脏，最终得出较为一致的意见：“几乎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在80年代中期，肝癌被普遍视为“不治之症”，谁也不愿意这种“判决”发生在许世友的身上，为了配合治疗，医生要求许司令不能再饮酒。可是医生的“禁酒令”对许世友而言，是绝不可能遵守的。

许世友性刚烈勇猛，人称“猛张飞”、“活李逵”。尤其好喜欢喝酒，不可一日无酒，医生让他戒酒，许世友直接回复：“不喝酒毋宁死。”

这也正常，许世友的酒量与酒瘾全军闻名，他自8岁起就从少林寺的师傅素应法师那里学会了饮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红军时期，红四方面军曾发布过《戒酒令》，唯独许世友将军例外，行军、打仗，豪饮不误。这惹得很多将领不服，纷纷找首长抱怨：“许世友能喝酒，我们为什么不行？”

红四方面军首长反诘：“喝酒你有许世友那么大的海量？打仗你有许世友那么大的胆量？”众人都被呛得哑口无言。

众将领都清楚，老首长这话不假，许世友喝酒的确是酒壮英雄胆，打起仗来勇猛、敢舍命。

川陕期间，在川东游击军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王维舟听说许世友海量，于是特地从镇上请来几位善饮长者作陪，不料想，许世友竟把这些酒场老将一个个灌得烂醉如泥！

酒后，许世友立即决定发起进攻，王维舟吓坏了，以为是他喝多了说胡话，劝他改日再战。许世友豪气冲天地说：“我喝酒从不误事，你把心放在肚里吧！保证给你打个胜仗，缴的枪全部送给你，算是还你的酒钱！”

青年时期 许世友

是夜，许世友亲临前线，挥师猛击南现场，大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战毕，许世友将缴获的1000多支枪和大量弹药全部送给了王维舟，当作“酒钱”。

在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物资紧张，再加上部队的禁酒令，许世友就很少有畅快痛饮的机会了，这可把嗜酒的许世友憋坏了。

当时部队在打大仗、难仗的时候会组建敢死队，在队伍上战场之前有喝壮行酒的传统，许世友知道后，总会抢先报名进敢死队，这原因嘛，一是视死如归，敢舍命对敌；二则是想要大碗喝酒，豪饮喂酒虫。

对此毛主席这样评价这位要酒不要命的爱将：“许世友就是一员虎将，七次当过敢死队队长……”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因为喝酒留下了很多佳话，同时也因为喝酒“得罪”了不少将领。

他曾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

南京军区原党办秘书王宣就最怕许世友将军喝酒，将军喝酒，最难应付。将军海量又强词夺理。每次会宴，必先自己满饮一杯。劝酒时，若你说：

“不会喝。”将军就回敬：“你怕老婆。”若你说：“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喝。”

将军就会嘲讽：“你怕死。”当你不得不喝的时候，将军又会说：“你明明会喝，弄虚作假，罚酒三杯。”

更让人头疼的是，将军还在宴会桌上设了一个卫兵，叫做“监酒”，不仅监视谁耍滑，还负责执行具体的罚酒任务；即使是与许司令同级别的上将也难逃一罚。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也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总理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待虎将许世友，劝说大多是不管用的，只得让他信服才能奏效。

于是，当许世友来北京的时候，周总理提出要单独请他喝酒，许世友本来就崇敬周恩来，又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直说下次要给总理打只豹子做礼物。

在酒桌上，周恩来巧施激将法，故意对他说：“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许世友一向以自己酒量大而骄傲，听总理这么一说，激动地表示要和总理比比，如果输了就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周恩来宴请许世友

较量中，许世友急着证明自己，大口猛饮，而周恩来却慢条斯理，步步为营。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喝掉了第二瓶，此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一一那瓶子早空了。

许世友没想到文质彬彬的周恩来酒量这么大，看着服务员又拿上来两瓶，许世友笑笑，笑得很僵硬，还没等打开酒瓶，身体就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看到时机到了，又满斟一杯，站起身来，豪气地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极力保持清醒的许世友，让他免了大礼，认真地告诉他说：“以后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为主嘛。”

并要求他今后也要克制，一次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许世友心服口服，当即许诺以后自己喝，也不超过半斤。

回去之后，许世友当真做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俗话说，小饮怡情，暴饮伤身，晚年的许世友虽然已经有所克制，可长年累月的酗酒已经侵害了肝脏，1985年，许世友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面对这一结果，南京军区首长们都忧心忡忡，唯独当事人许世友不当回事，既不去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也不肯离开南京中山陵8号住地一步，不得已，南京军区总医院决定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对许世友贴身监护治疗。

许世友一生尚武爱动，即使病情发展到了手脚颤抖握不住猎枪的时候，依然要外出打猎，还要坐着吉普车到处颠一颠。

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就是不理这些，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许世友这“我行我素”的性格直让医护人员叫苦不迭，护士长曹晓薇曾抱怨说：“他痛得这么重了，还像个没事的样子，出去兜风，时间从来不提前讲好，说走就要走。没有什么规律，谁也摸不到规律，经常弄得我们手忙脚乱。”

不过，很快医护们也不再抱怨，因为这可能是老首长最后的锻炼机会了。到了7、8月份，许世友早上起床时已经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了。

想要再活动活动，只能靠七八个青壮年把他抬到沙发上，让人推着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也是许世友将军最后一次活动了。

9月份，病情恶化，许世友将军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均无效，但是以棉花球蘸茅台酒，轻搽其唇，将军竟然慢慢苏醒。

醒来后，老将军眼中含光，口中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是秘书知道老首长是在担心他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自从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许世友便着手给党中央写信了，信中言简意赅，直奔主题，要求中央同意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孝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其实，中央对许世友的这份要求棺木土葬的报告是十分重视的，报告一送到北京，中央和军委1领导就相互传阅。全国解放后，除了早逝的任弼时、和开国伟人毛泽东没有火葬，谁有这个胆量要求土葬？谁也做不了这个主。最后，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请他拍板。

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冀南时，许世友就在他手下做旅长，可以说邓小平最了解许世友的性格，也最清楚他的功绩，但邓小平在党内是以坚持原则而闻名的。

长期以来，中央一直强调领导干部逝世后都要实行火葬，而且要丧事从简。整个社会对火化已经接受了，不允许一般老百姓土葬，领导干部当然要求更严格了。

现在，偏偏许世友这位革命功臣、国家的领导人，却提出土葬的要求，不能不令邓小平感到有些棘手。如果允许许世友土葬，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社会舆论又会怎样呢？

邓小平瞻前顾后，最后感到许世友毕竟是许世友，全国只有一个，是不能用一般人的看法说得清楚的一个！邓小平对许世友的遗愿，表现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挥笔在报告上写下了“照此办理，下不为例”8个大字。

1985年10月22日下午，许世友将军安静地闭上了双眼，而在4天后，南京军区领导也终于盼来了邓小平的批示。

中顾委副主任王震乘飞机来到南京，受邓小平委托，代表中央向许世友遗体告别：

许世友同志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我军一位由士兵成长为将军的卓越指挥员。对党的事业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了大功...许世友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这次土葬，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邓小平同志签发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中的特殊！

王震一连说了7个“特殊”，这出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中，谁能有这种评价和待遇呢？鉴于邓小平对许是世友这些高度的评价，对许世友要盖密求的土葬，谁还能提出什么意见呢？

可是尽管有两任共和国领袖的特殊批准，葬礼却必须秘密进行，在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火葬不在全国已形成风气的情况下，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虽然许世友去世时已离休）的土葬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土葬首先要解决的是棺木问题，6年前，长子许光为许世友准备的松木棺材实在太小了，已经装不下他后来因病水肿及注射防腐剂的遗体。

许世友生前自备的棺木

许世友的老部下尤太忠得知后，立即亲自过问并指派得力人手奔赴广西的原始森林里，伐的两棵百年楠木，昼夜不停地直运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具厂。

家具厂立即剖开，24小时连续不断地用红外线烘箱烘烤，经过几天几夜的赶制，一口棺木长230厘米，宽85厘米，棺壁厚12厘米的百年楠木寿器便成型了，治丧办公室领导在审查时，对这口庄重、肃穆、浑然一体的棺木无不赞叹。

因为葬礼要秘密进行，在遗体告别仪式完毕后，许世友的灵柩就被停放在华山饭店16号楼，除担任警卫任务的官兵外，任何人不得接近16号楼。

在许世友的家乡，战士们昼夜巡逻站岗，保护许世友墓穴的安全。护送灵柩去大别山的官兵进入待命状态，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命令一到，说走就走。

期间，很多首长和将军的老部下打听出葬时间，无一例外都碰了钉子，负责护送灵柩任务的南京军区司令部范志伦副参谋长对送葬时间闭口不言。

直到11月7日23时，范志伦看着手腕上的表现精神紧绷，当时针指向11月8日零点时，他低声命令护送灵柩车队：“出发！”

其实，所谓送灵车队也不过是一辆北京吉普车，一辆三菱包车和两辆解放牌卡车罢了，车上没有遗像，也没有黑纱，取而代之的则是高大的撑架，遮盖着严严实实的棚布，弄得密不透风；车队带着灵柩安安静静地驶出尚在睡梦中的金陵城。

到了许世友将军的老家河南省新县许洼村，提前接到消息的新县党政领导人一再提出，许世友是新县的光荣和骄傲，老将军回故里时，一定要组织隆重地迎枢、悼念和安葬仪式，否则，将无法向父老乡亲交待。

考虑到社会影响和保密性，治丧办公室谢绝了这个要求，许世友将军的灵柩在悄无声息中静静卧入好汉山向阳山坡。

清晨，朝光射入，一场特殊的葬礼终于画上了句号。青山绿树丛中的将军坟，只有一块花岗岩石碑，碑文不冠职，不记功，不叙史，简简单单地刻着著名书画家范曾手书的七个大字：许世友同志之墓。以供后人祭奠。

“当兵三年无孝子，自古忠孝难两全。我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为母亲看坟。这也就算两全了”

如今，将军夙愿已偿，且山河无恙，可痛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