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走过的三十多年的风雨蹒珊路中，我曾三次想到过死。

第一次想到死，是我十二岁那年。那时，文革伊始，母亲便进了牛棚。原来就对我另眼相待的继父，脾气更加暴躁。一次由于洗碗时失手摔破一只细瓷碗，继父竟将我打得头破血流，并罚我跪到半夜。我生性胆小怯弱，全然无反抗念头，唯有悄悄地伤伤心心地哭泣。

后来，有好几次在院子里老井打水时，我总是对着幽深的古井发呆，心想，这世上反正没有人心疼我，甚至连母亲也不怎么喜欢我，不如跳下去一死了之。几度犹豫几度惶恐，始终没有勇气往下跳。在云南农场当知青时，我又想到过死。为了跳出农场，我曾拼命挣表现。74年冬季征兵，我被群众推荐入伍，名单报上去，却莫名其妙地被刷掉。75年，我更加卖命地干，又被群众一致推荐上大学，连队、营部都通过，到团部时又卡了壳。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安慰自己，心想，也许名额有限，推荐的人太多，自已没靠山，当然要被挤下来。1976年，我决定再作最后一搏。经过与同队其他知青激烈竞争，我终于再次获得多数票，但是，却又再次被命运无情淘汰。这时，一位在团部当干事的知青同学，私下告诉了我之所以屡屡失败的原因，他偶然有机会翻阅过我的档案，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着我生父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劳教三年之事。我闻之，大惊、大恐、大痛、大悲。原以为，父母离异，我一直随母，不会受生父政治问题的影响。谁知，血统论的幽灵却一直紧紧附在我身上，我的精神彻底崩溃，哀大莫过于心死，绝望中，我一口吞下了13片安眠药（当时只有13片），想以此告别人生。结果昏睡了三天三夜，最终因药力不足没死成。六年后，我再一次地想到了死……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我总算如愿以偿，从农场跨进向往以久的校园。三年后毕业被有幸分到成都市市级机关工作。终于告别了那10年充满艰辛坎坷和险恶的岁月，我深感如释重负。当我手持介绍信，第一次跨进市政府机关大门时，仿佛有一种类似拿破仑九死一生，征战归来，昂首踏进凯旋门时的感觉。我自信，今后的岁月，当然应该是灿烂辉煌，理想和抱负必将在充满鲜花和阳光的人生道路上得以实现，而恋爱和婚姻也应当正式列入个人生活的议程。正当我踌躇满志、跃跃欲试时，万万没想到，灾难和厄运也同时悄悄向我伸出了魔爪。

一次旅游途中，因过一独木桥不慎失足于干涸的乱石沟底。那一瞬间，我顿感腰部剧痛，双腿麻木不听支配。我立即被送往医院，一针静脉注射，使我进入全身麻醉状态。醒来时，我被告之：手术顺利，脊柱骨折处已上钢板固定，不得随意动弹。当麻药药性逐步消失后，伤口疼痛一阵阵加剧，我咬着牙低声而压抑地呻吟着，不敢有丝毫动弹。我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只要熬过这劫难，我便又能重新去实现人生的宏图。此刻，我只能咬牙硬挺，任汗水不停地被疼痛从体内驱赶出来。为了分散精力，我常常竭力把目光投向病房天花板的一些陈旧痕迹处，并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图案。极像在边疆当知青时，连队背后那座贡瓦山。当年，我曾险些葬身于那大山深处。记得那次为了寻找一条丢失的水牛，我和排长以及放牛的苏老倌一起，打着电筒连夜进了山。大山里一片漆黑，脚下磕磕绊绊，不时，几声怪鸟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历来胆小，不敢走前面，更不敢在最后，便夹在排长和苏老信之间。我们时而钻林子，时而下洼子，时而趟小溪，手臂和双腿被山蚊子咬得难受，被灌木荆棘划得生疼。一次下陡坡，黑暗中我没抓稳藤条，竟然一失重心滚到沟底，当排长和苏老倌跌跌撞撞呼叫着我的名字在沟底找到我时，我竟安然无恙，仅仅胳膊肘擦破块皮。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那山岩到沟底恐怕足有四五层楼高，我却大难不死，而这次，一次极平常的摔伤，竟迫使我身陷囹圄。

一次，我正漫无边际地遐想着，突然感到小腹部一阵阵涨痛，坐在床边照顾我的弟弟说：“哥，你床上气味有点不对，是不是要解大便？”我说不想解，弟弟揭开被子，眉头紧皱说：“唉呀，你咋把大便拉在床单上呢？”“我……我根本没解大便呀。”话未说完，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心头：我怎么会大小便失禁？难道……难道会瘫痪？不，不，也许这只是偶然，但无论如何我也无法否定眼前的事实：弟弟正紧皱眉头，像对付瘟神一样，小心翼翼地为我擦洗床单上的大便。我别过脸，心里如同吞下一块铅锭，沉重难受，泪水止不住的涌了出来。事后，我问医生：我会不会瘫痪？大小便咋会失禁？医生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更加深了我对病情的怀疑。 

晚上，我从一个来医院进修的外地实习医生口中，知道了我的真实病情。他说，由于你脊髓中枢传导神经横断性损伤，从腰以下起到脚趾，失去一切疼痛感、冷热感、触摸感、双腿瘫痪，大小便失禁，现代与传统医学目前对此均束手无策。什么？什么？天哪，刹那间我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全身寒噤般地颤抖，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重残人，吃喝拉撒离不开别人伺候。完了，一切都完了，前途、事业、拿破仑的感觉，未酬的壮志。完了，一切都灰飞烟灭，我再也抑制不住情感，悲痛的嚎啕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整整一层楼的病室，不少素不相识的病友涌到我床边，有的安慰，有的叹息，有的陪着我流泪。我边哭边歇斯底里地发出绝望的呼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完了，让我死，我不活了……从那一刻起，我便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的求死欲。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想到死。 

哭了一天一夜，声音嘶哑了，泪水枯竭了，我不再哭泣。思维被千千万万个“死”字充塞，再也难以正常运转。 

除了了结残生，我别无选择。 

安眠药是绝对搞不到手的。动手术时衣服全被脱掉，钥匙、小刀之类自然没有了。最快的方法是触电，可我连翻身也无法，对近在咫尺的电源插座只能望电兴叹。唯一的办法是拒绝治疗拒绝进食（治疗纯属无效）。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我只觉得犹如跌进了一个汹涌的巨大漩涡中，那漩涡时而把我卷到水底，水底是一片死寂的世界；时而将我抛出水面，水面一片喧哗。每当我露出水面时，我总模模糊糊看见母亲坐在岸边哭泣；看见亲朋好友们在朝我呼喊，有的扔救生圈，有的伸来竹竿，有的叫我挺住，也有的冷眼旁观。当我最终被人从绝望的漩涡里拽出来后，我才明白。死，其实也并不容易。 

由于医治无效，死又死不了，医院无法久住，单位领导对继父和母亲说：“他不属于公伤，把他抬回家中养病吧，作长期病号处理，每月来领病假工资。”继父冷冷拒绝说：“他是国家干部，一切应由单位管，我把他供养成人，已尽义务，难道还要给他倒屎倒尿？”说完扬长而去。此后几年中，我也没有见过继父一面。也就是说，我从此再也没能回过家。母亲生性软弱，二十余年来，一直慑于继父的独断专行，自然不敢擅自把我抬回家，只好屡屡找单位头儿周旋。头儿难耐母亲周旋，最终妥协，将我转到一家小医院作象征性治疗，实际给我找了个临时归宿。 

躺在这棺材似的病房中，我心里一阵透凉一阵悲哀。我明白，倘若我仍然活泼健壮，我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和份量，足以使不少同龄人羡慕和嫉妒。而此时，我则如同一只被折断双腿的破椅子，只有在布满尘埃的角落里能找到我的位置。物品失去使用价值，自然可任意丢弃，而人残废了，却不能立即送到火葬场，即使是包袱、累赘，人家也得极不情愿地让你继续苟活着，直到你在人家眼巴巴地盼望中断气，尔后人们便如释重负，皆大欢喜。饭后茶余扯闲话，偶尔提到你时，也许又会惋惜感叹：啧啧！那小伙子太可惜了。想到这里，我突然一阵激动一阵愤怒。我差不多想扇自己两耳光：呸！你他妈为啥总想到死？人家还巴不得你呢，你偏偏不能死，你得活，顽强地活下去。如同当年在农场打砖烧窑，那没完没了的大干苦干累得你快趴下时，你不也常常巴望那砖窑某一天突然垮塌，或者钻出个什么阶级敌人搞破坏炸毁它，那样，你就可以获得轻松，获得解脱，就可以好好睡它几天几夜。然而，巴望归巴望，那砖窑仍旧年复一年巍然挺立。现在，你就得充当那固若金汤的砖窑，你得挺着活下去，起码，你应该活给那些正巴望你死的人看，活得如同他们眼中钉，肉中刺。你多活一天，他们就多一天不舒服。妈的，好死不如歹活，也许到头来，他们有的人还会比你早见阎王爷呢，你反看他们下黄泉，岂不快哉？我在心里充满恶意地大吼大叫着，在这逆反的心理中，我得几分扭曲的快意，也为自己找到几分活下去的最简单原始的理由。 

当我决定要活下去的时候，我似乎才明白，死，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而要生存则更是万分艰难。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现状：成天躺在床上，无法翻身，无法坐起，吃喝拉撒，一天也离不开他人的照料，恰如一具活着的木乃伊。加上大小便失禁，尽管自己防不胜防，床单被浸湿弄脏也经常难免。这使来看望我的亲朋好友越来越少，不少过去很亲近的人，开始像避瘟疫似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让我感受极深。母亲四处托人为我联系护理人员，不少人听说照料一个大小便失禁的瘫子便摇头拒绝，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一个从川北乐至农村来找活干的小伙子，也姓杨，我叫他小杨。初见面，小杨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个子矮小粗壮，背微驼，脖子和头始终固定偏向一边，憨厚一笑，便露出一口黄牙。母亲悄悄对我说：好不容易才请到这小伙子，工钱已讲好，每月40元，单位只补助30元，其余10元从你每月病假工资中添补。一定要对人家客气些。母亲又对小杨交待了每天应做的事项，从熬药到涮痰孟，一样不漏。小杨仍憨厚地笑着，边听边点头边不自在地反复搓着手。母亲交待完毕刚离去，小杨便主动与我攀谈。他告诉我他家兄弟多，生活贫困，加上他从娘肚里出来便天生一偏歪脖子，所以26岁的人了，连对象也没说上。这次是第一次来省城，一是见见世面，二是挣点钱。我说我残废了，连大小便都不行，会给你添很多麻烦，希望你别嫌弃。他说，我们农村上的人，啥子苦都吃过，还嫌弃啥子嘛，再说，我也算半个残废，书也念得少，你是读书人，还可以帮助我。你需要干啥，尽管说，莫客气哦。说完，他便忙乎起来，拖地板、涮痰孟、打开水，做得有条有理。从那时起乃至以后几年中，小杨一直是我可靠的护理和朋友。直到今天，我们仍交情很深。我并没有完全摆脱死神，只是如同一个曾昏死在沙漠上又苏醒过来的人，大口地喘息着，我明白，要想走出沙漠，则必须积蓄精力，判明方向，否则，也只能在大漠中徘徊，最终将因体力不支而永远倒下。

好长一段时间，我常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其实那里什么也没有，我也并不希望看到什么，我是在慢慢调整心理和情绪，以便有足够的勇气活下去。

成天面对这白的被单，白的墙壁、白的天花板，我完全有一种进入了白色停尸房或棺材的感觉。这种感觉浸入了我的骨髓，并常常使我坠向无底而黑暗的深渊。我一面讥讽和诅咒自己在痛苦面前的怯懦，一面又彷徨苦闷，面对残酷现实，难以设计一个完善的自我。 

不久，我的生身父亲来信了。 

读父亲的信，心情是复杂的。父亲家事重提，用心良苦，意在提醒我腿虽残，手脑犹健，应该读书写作，不可做行尸走肉，荒废岁月而辱祖先之门风。在此之前，也有支边战友们来看望我时，鼓励我练习写作，希望我以八年支边生活为素材，写那些大苦大难、大悲大壮，写那些痛苦、迷茫、追求和失落。我也曾怦然心动过，但始终怀疑自己是否是那块料。久之，便淡然了。父亲的嘱咐和希冀，又使我顿生感慨。父亲说的对，要活，就应该活得有价值，活得充实，活得让人刮目以待。不能再为活着而苟活。夜，我辗转反侧，思绪万端。最终，我告诫自己：你不必再为这段僵尸般的苟活而惭愧不已。如果说你当初活下来的初衷是为了斗口气的话，那么，从今后你必须下决心振奋精神，力争以一个堂堂男子汉的形象出现在芸芸众生之中。你应该向世人大声宣告：你是火中凤凰，你必将在烈火的炼狱中得到新生。

用“像饥者扑向面包上”来形容我对书的渴求，难免有些落俗。但我的情景的确如此，当我校正好生命航程的目标后，便全力以赴，一往直前。古人云：“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被我视为至金铭言，于是我对凡是前来看望我的朋友们说：给我找书吧，多多益善。我读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我读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读雨果的冉·阿让；读海明威那倔强的捕鱼老人；读杰克·伦敦笔下死里逃生的淘金汉；我也读雪莱、读艾略特，读艾青、读奥斯特洛夫斯基……

全身心地遨游在书海中，使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愉悦。我常随书中主人公的痛苦而痛苦，随他们的成功或胜利而兴奋。因为太着迷，而常被失禁的小便湿了床单，因为太着迷，我甚至忘记了身居于白色的死亡接待室之中，忘记了几位弥留者轮番的呻吟或叫喊。

读累了，便请小杨帮助我锻炼翻身，锻炼起坐。渐渐地，我能借助于被子枕头的依托而靠坐在床头。同时，也开始学习写些短诗或散文之类。 

某日，一位朋友来医院告诉我，《星星》诗刊将在文化宫举办诗歌讲座，每晚三小时，为期一周。机会难得，我决定设法去听讲座。届时朋友们帮我借来一辆偏斗车，小杨将我抱到偏斗车上，到了文化宫，再将我放在讲演厅的座位上。第一讲：新时期诗歌的轰动效应。主讲：流沙河。不用说，我听得如痴如迷。 

从讲演厅出来，我对小杨说，想看看新修的蜀都大道。小杨应允，于是偏斗车沿宽阔的蜀都大道缓缓而行。将近一年从没离开过病房，没离开过白色的笼罩，突然来到大街上，仿佛轮回转世，又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切都那么新鲜好奇。我贪婪地观赏着周围世界及芸芸众生，甚至连五花八门的彩色广告也觉得煞是好看。直到夜深了，才余兴未尽回到医院。 

刚进病房，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药水气味扑鼻而来，令人作呕，再定神，似乎房内气氛异样。原来，肝癌病人已抬到停尸房去了。“情绪是可以传染的”，这话一点不假。几分钟前，还是兴致勃勃的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悲哀的感觉油然而生。难怪昨晚那肝癌患者又断断续续地吼叫了一夜，那是对生命的最后渴求依恋和挣扎。每个人最终都无法躲避这一关。什么时候轮到我？我打了一个寒噤。当晚，我趴在枕头上向领导打报告，要求转院，我知道，也许明天，那肝癌死者的床上又会有新的弥留患者。我实在无法再忍受环境的刺激。这刺激，每每使我回想起当年在边疆农场，为死去的队长老娘通宵守灵的往事，那往事充满屈辱辛酸，愤恨无奈。 

几天后，未等及领导批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迫不及待地擅自转到一家盲人按摩医院，接受同样无效的按摩治疗。这里环境大为改观。同病室多为软组织损伤，除我外，没有一个属重病号，我的心境顿时好了许多。 

转院那天，为期7天的诗歌讲座结束。令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我懂得了诗歌离不开形象、想象、情感之类的要素，懂得了诗还有豪放、婉约、含蓄、清丽等等风格之分。我自以为受到了缪斯的青睐，掌握了写诗的绝窍。于是仿佛灵感如泉涌，靠在床头，一篇又一篇地炮制出长长短短的诗。什么《孤独的心》、什么《痛苦的足音》，什么《一个弥留者的呓语》，什么《地狱商场》等等。写得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自我感觉文思敏捷，想象丰富、情感真实。写到得意之处，还情不自禁抑扬顿挫地朗诵给唯一的听众小杨听。谁知小杨竟然说听不懂。我无可奈何，只好说他水平太低不懂现代派诗。写完后，我一一署上大名装进信封，然后点上一支烟，面对这些即将发出的稿件，犹如产妇望着自己刚刚分娩出来的婴儿，心里充满幸福和满足。稿子寄出后，我一面设想着被录用后的喜悦，一面更发奋地炮制新的诗。 

殊不知，寄出的稿件被一一退回，可恶的编辑竟然连回信也不肯附上几句，全是千篇一律的铅印退稿单。望着这些退稿，又犹如产妇望着自产下的先天畸形儿，我心里充满着失望、愤恨和悲哀。当我在心里将那些编辑咒骂过七七四十九遍后，却又拿起了笔。骂归骂，诗还得写，梦还得做。然而一次又一次，仍是那退稿单，仍是那畸形儿，仍是令人沮丧的邪梦。 

我惶惑了……我无力再提起沉重的笔，只好把所有退稿自编成集，孤芳自赏。儿子再丑也是自己的。 

某日，按摩医院来了一位治病的老人，老人头发花白，脸颊瘦削，面容和善，开口一腔胶东音。医生极热情地接待他，称他为孙老师，并谈起老人的某某诗篇。我估计老人一定是个诗人。从侧面一打听，果然是著名诗人孙静轩，于是心中大喜。忙叫小杨从床下纸箱里翻出我的自编诗集，并请他将我背至孙老师必经之过道的长椅上。半小时后，孙老师从按摩室出来，我忙怯怯地递上我的自编诗集，说请老师指教。孙老师欣然接过本子，带上老光镜，挺严肃地、很快地浏览着我的那些可怜的“畸形儿”，一边看一边摇头或点头。我极紧张，像一个交了很糟糕的卷子而等待挨骂的小学生。末了，孙老师说：“基础还可以，有诗的素质，可以继续写，但你必须跳出自我消沉的圈子，否则会老走弯路。这些年，对不少爱好写诗的小青年，我曾劝他们不必再写诗。但我认为你可以写。接着孙老师又鼓励我多读中外优秀诗，取乎于上，才能得乎于中。而且还要多练，不要急于投稿，再进一步加深功底。最后，孙老师在我的自编诗集扉页写下两行字：痛苦出诗人，愤怒出诗人；不幸使人沉思，痛苦使人严肃。孙静轩，83.4.18。临走，孙老师给我留下地址，说有事可随时找他。 

激动、痛快，孙老师一番鼓励，犹如给瘾君子注射了一针吗啡，令我精神大振。于是，我重新提起笔，又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地炮制新作。尽管退稿单仍像秋天的落叶纷纷飘来，但我不再自暴自弃、妄自菲薄。我拾起落叶慢慢咀嚼，嚼出了我的粗浅和幼稚，嚼出了苦涩和坚毅。我将退稿铺垫在脚下，向着遥远的文学殿堂继续跋涉…… 

北京残疾青年作家史铁生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当年全国优秀小说奖，我与他素不相识，却冒昧地写去一封祝贺信，并向他倾诉了我屡屡失败的苦恼。很快，史铁生回信了，他说他不写诗，不便对诗说长道短，但文学原本是厚积薄发的东西，并非立竿见影。我们残疾人搞文学，要与健全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千万不要幻想或乞求编辑对你施舍廉价的同情。史铁生同时提醒我，创作不必只将自已拴在诗歌这一棵树上，小说、散文均可试试。 

第一次听到作家对我侃侃而谈，我大有胜读10年书之感。我平时极少离开病房，来看望我的也不多，基本上与外界无联系，对文学圈子里的人和事就更是孤陋寡闻。生活面狭窄、缺少氛围和交换，也是我屡屡败北的因素之一。 

我决定按史铁生的指点试写小说。于是，题材、结构、语言、情节、凤头猪肚豹尾、意识流……我又一头钻了进去。计划20天完成一个短篇，结果差点“出师未捷身先卒”，小说才开了个头，我就因尿路感染而三天高烧不退，并伴有全身痉挛抽搐、呼吸急促症状。冥冥之中，我曾依稀听见有人在说我快不行了，得准备后事。我悲哀地祈祷上苍：且宽限我一回吧，让我能亲眼看到习作变成铅字，我便心满意足随你而去。几天后，上苍果然让我脱离危险。有如再生一次。于是，抓紧时间、强打精神，夜以继日，苦苦爬格子。稿子终于如期完成。我决定亲自面交本地某一文学月刊，以便向编辑陈述我的立意及表现手法。 

小杨又设法借来偏斗车，并特意找出我那件极少穿的夹克外套（那时尚未穿过西装），帮我梳理好我蓬乱的头发，然后才载着我一路兴致勃勃地前往杂志社。那架式，好像不是去交稿子，而是前去参加颁奖会。杂志社在五楼，令我望楼生畏，好容易才请下来一位中年编辑，这人大约见我和小杨一个其貌不扬，一个半身不遂，顿生不悦。好象我们本应到民政局而错走到编辑部来。他很冷漠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忙恭敬地递上小说稿，说初学写作，请老师指教。尚未表明来意，他便打断说，现在正忙得很，稿子一定尽快处理，用与否都会通知你。我听出他的驱客之意，便和小杨悻悻地打道回府。之后，我度日如月，每天掐指盘算，只盼早日得回音，一月过去，杳无音讯，去一信询问，如石沉大海。我寸步难行，又不便前去找那编辑，第一次投小说稿便遭霉运，竟连稿子也不予退我，我只好又在心里将那人咒了七七四十九遍，以泄怨气。一个月后，我不甘心，又将底稿抄写一份，署上姓名，医院地址，从邮局寄给本地另一文学月刊《青年作家》。我并不抱希望，反正死马当成活马医，东方不亮西方亮。 

大约两周后的某天上午，我正躺在病床看书，见有人从门口探身问道：请问有位叫鲁勇的同志住哪间病房？见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同志找我，我忙应声请他坐，同时，我下意识地将盛有秽物的痰盂往床下推了推。他自我介绍说姓耿，叫耿富其。《青年作家》编辑。我一听，心里既激动又惭愧，一篇不成熟的稿子，竟让人家编辑老师找到这简陋、昏暗且空气不流通的病房来。耿老师好像并不在乎，他见我挣扎着要坐起来，便按住我说：躺下、躺下，不影响交谈。他就势坐在我床边，拿出我那篇小说稿，说很有基础，并已交主编审阅过，但某些地方仍需修改。于是耿老师耐心而细致地指出我稿子的不足，并谈了他的意见。之后，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生活、身体及其他情况，还鼓励我以史铁生为楷模，继续努力创作。临走，同样给我留下电话号码。望着消失在门口的耿老师的身影，我内心感慨万千…… 

一个月后，1983年11月，我的第一篇小说在《青年作家》上发表了。在这前后，我在《成都晚报》和《羊城晚报》上也发表了几首小诗。我兴奋之至，飘飘然而不知天高地厚。我喜孜孜地给史铁生写信，告诉他我成功了。谁料史铁生在回信中迎头向我泼来一瓢冷水。他说，你不能因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自以为成功了。成功的含义是博大的，成功的份量是沉甸甸的，你即使写到老、发到老，也无法证明你成功了。你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希望你继续努力，迈出更坚实的步子。同时，他告诉我，说开春后他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重返陕北清平湾，待回京后再联系。 

史铁生的冷水泼得我心悦诚服，懂得了成功的含义，认识到自己的浅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非常谨慎地使用“成功”二字。 

我的双腿已达Ⅵ度萎缩，膝关节也逐渐变形。用骨瘦如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面对这腿，我常唏嘘不已。这腿的肌肉曾格外发达健壮。当年当知青时，挑着秧苗在田坎上行走如飞；放牛时，遍山满洼地赶牛；为走私卖杜仲，翻山越岭赶缅甸的南坎街子；读书时，校运会上夺冠军等等，哪样不是靠健壮的腿？而如今，时过境迁，人比黄花瘦，这腿也仅是一双失去功能的身体配件而已。

自瘫痪后，象征性地医了一年多，并无丝毫康复迹象。相反，我的全身健康状况日趋虚弱。除尿路感染常发作而高烧外，平时也每每感到头昏、气虚。面色也苍白。我非常明白这是缺乏营养所致。每月三十元生活费，使我不得不常常每顿只买一、二毛的小菜，有时干脆就用酱油或辣豆瓣拌饭。尽管我对医院食堂的回锅肉馋涎欲滴，也只能精神会餐。我把自己吃肉的次数严格限制为每周一次。并自我安慰说：就这样也不错，比起在边疆农场，好了几倍呢。那时每月才吃一次肉，不是也过来了吗？肉可少吃，烟却戒不掉，特别是熬夜写东西时抽得更多，当年在农场时抽三角的金沙江，现在抽四角的锦竹，档次也有所提高，偶尔也买包六角的甲秀（操得臭，吃甲秀，当时社会俗语）。最要紧的是我必须进一步克扣肚皮，以便省些钱来买书订杂志。衣服一年多未花一分钱，好在成年累月蛰居病床。经济之拮据，并不比在农场时潇洒，捉襟见肘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得向小杨借钱应急。小杨来自贫困农村，生活上更节约，每月四十元工钱，零存整取二十元，只留十五元吃饭，他说只要饭吃够，肉吃不吃都莫来头，存点钱修房子，农村上没有房子，一辈子也找不到婆娘。父亲知道我的困境，常从退休费中节约一部分寄给我，母亲也背着继父，时不时塞给我三、五元。用父母的钱，我常感受之有愧。本该我孝敬他们，却反成了他们的累赘。

穷则思变，我开始托朋友们为我想门路，哪怕每天只挣一包甲秀也行。不久，一位文学朋友为我联系了几十张蜡纸，每刻一张七角五分钱，我靠在床头，面前放一板凳，铺上蜡纸，潜心刻写。开始每天仅刻两张，后来达四、五张。七十张蜡纸不到半月就完工，挣了五十二元五毛，大大超过我本身工资。有了这钱，我每周给自己增加了一次吃回锅肉的机会，并破天荒地买回一袋全脂奶粉和一包“阿诗玛”香烟。我敢如此奢化，纯属开天辟地第一回。初尝挣钱的甜头，使我对今后的生计问题信心百倍。接着，有同学给我带来一位商店经理，经理承包国营商店，按规定每月底必须造好经营情况表和资金平衡表，眼看报表时间快到，会计却偏偏遭车祸身亡，经理慌了手脚。那几年，会做账搞报表的并不多。同学便向他介绍了我。听说我是学企业管理并精于会计核算。他恳请我一定相帮，我爽快答应。次日，经理抱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凭证、单据、账簿，也顺便送来一条过滤嘴凤凰烟。我摊开账簿，发现账目一塌糊涂：资金占用与来源金额不符；银行对帐单与账本余额对不上号；本月所有进货销货原始凭证、各种费用单据一概未做传票处理。好在我对此轻车熟驾，只用两天半时间，便处理完全月账目，并按时造好上报表册。经理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决定请我今后继续为他做会计账，每月报酬50元，各种单据凭证每隔几天派人送来医院。对这等美差事。何乐而不为？我当即应诺。此事连续干了5个月，直到经理承包期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陆续又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一点也不感到满足，我认为仅仅在病床上守株待兔，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主动出击、走向社会。这时，我已经有了一部手摇三轮车，那是在班主任联络倡议下，分在全省各地的同学为我集资购买的。有了手摇车，我如鱼得水。我开始摇着手摇车八方奔波，卖晚报、卖杂志、卖太阳镜打火机、卖香烟卖贺年卡，为了推销儿童玩具，我常常每天摇车分别跑几家幼儿园，屡屡碰壁，从不灰心气馁。凡是我在手摇车上能做的事，我都能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地去做，严寒酷暑我从不畏惧，讥讽嘲笑，我一概忍受。八年支边岁月中所炼就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我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付出了艰辛和汗水，我终于告别了贫困，我陆续添置了彩电、冰箱、自动洗衣机、录像机、收录机等高档家用电器，我体验到扬眉吐气的滋味，更看到自己潜在的人生价值。 

在为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我继续在文学的小道上跋涉。那几年，拥挤在这条小道上的人很多、很多。唯有靠锲而不舍之执着、坚韧不拔之意志、屡败屡战之顽强斗志，才能在竞争中迈出一步又一步，否则，优胜劣汰不可抗拒。幸运的是，每当我精疲力竭、步履蹒跚快要倒下去，总会有那些素不相识的文学前辈或编辑老师、同学战友向我伸出温暖有力的手，扶我一程又一程，使我得以继续向前，并在这条小道上留下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在后来几年中，我先后在《现代作家》、《青年作家》、《大西南文学》、《文学青年》、《工人文学》、《青年世界》、《成都晚报》等报刊杂志及省电台发表小说、散文、广播剧、诗歌等数十篇（章）。并多次获团中央宣传部及市级文学创作奖。文学将是我终生追求的情人。我庆幸由于社交面极小，而从未看破文学圈内的红尘。但愿文学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纯情少女。

我的双腿至今已瘫痪10年。10年的痛苦磨难、10年的抗争呐喊、10年的追求搏击，已将我从一个死亡的候选人锻造成生活的强者。从当初被人们视为累赘而嫌弃，到如今人们对我刮目相待，这其间，无不充满着与命运鏖战的刀光剑影、呐喊声声。今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也许，还将有更大的磨难在等待着我，我不能说我已经战胜命运。命运与我，最终鹿死谁手，还有待时间作证。但可以肯定，在经历了热血冷泪，风雨兼程的八年知青生活后，又在残疾的炼狱中熬过十年，那么，今后人生道路上的痛苦与磨难对我而言，只能算作淡酒一杯，小菜一碟，要不“曾经沧海难为水”又该如何解释？“精神上自强，经济上自立，人格上自尊”，这便是我——一个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的当年知青对严峻生活的回答。尽管，人生对我也许犹如一个漫长的冬季，但我仍将坚毅、乐观、充实、百折不挠地走下去。唯有此，才能上不辱祖宗，下能笑对后人，才能无愧于堂堂男子汉之称谓。

本文选自《命运列车：知青返城沉浮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