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为何重判聂元梓十年以上徒刑？

本文摘自：《现代快报》2013年1月20日第B14版，作者：傅高义，原题：《邓小平在南昌参加劳动的日子》

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十几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把他们送到江西南昌，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毛泽东思想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一些个人物品和几箱书。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

在江西，除了专门指派的当地干部，邓小平不准跟其他干部有来往。但是他的党籍被保留了。在离京前一晚，他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在邓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西当地干部，指示他们安排邓小平的生活。为确保安全，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一个军事驻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时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厂，使邓小平和卓琳能参加劳动。当地干部选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居住的一座二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二楼，保卫人员和其他干部住一楼。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然后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吃过早饭后，邓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车间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在家里为他们做饭和料理家务。午饭后，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中国历史典籍和《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还没有电视，但是他们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们晚10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1971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除了在工厂劳动，邓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园里干活，两人的工资比过去要少，因此日子过得很节俭。夏伯根养了一些鸡，使他们仍然能够吃上鸡蛋和肉。邓小平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几天才抽一包烟。他也不再喝红酒，只在午饭时喝一杯便宜的当地酒。

曾当过周恩来助手的李慎之，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干部时是随同邓小平访美的顾问之一，据他说，毛泽东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发生了多大变化。邓小平回京后，仍要做一些在毛泽东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坚信中国需要更深层的变革，他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邓小平能够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虽然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但据女儿邓榕说，父亲其实是个有感情的人。邓榕说，父亲每天步行大约5000步，围着小楼转40圈。用她的话说，邓小平“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一边走，一边思……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邓小平从来不跟妻子儿女谈论高层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儿邓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了解北京的政坛，所以能够觉察到他的心情与关切。

邓朴方是邓小平五个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由于父亲正在受批判，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结果导致病情恶化。后来他获准转到北医三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而且发着高烧。邓朴方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医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后来被转到北京大学校医院，但院方仍没有给他动手术改善病情。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和邓楠搬到医院附近轮流看护他。1969年夏天邓榕获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时，把邓朴方的遭遇告诉了他们。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

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斯大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问题是如何才能维持人们对党的信心，相信党能够提供正确领导，避免伤害那些曾经为毛泽东工作的人，即使他改变了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

邓小平去江西时，已能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发生剧变的曙光。邓小平在江西可以看报纸，后来还可以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当他在1970年获悉中国和加拿大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时，立刻便意识到基辛格后来承认的当时美国官员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了解的农民生活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得到允许前来江西看望邓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个孩子，他们在1972年春节获准来江西住了五天。当时李井泉的三个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当时他本人几乎什么也没有讲，只说了一句话，农村需要更多的教育。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五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邓林和邓楠在工作单位挨批，另外几个孩子则在学校里受迫害。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坚信父亲的清白。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邓小平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词，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做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卓琳后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谴责过自己的父亲。

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邓榕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邓小平估计这些信会转给毛泽东，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还在江西、准备接受对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内容都是跟孩子有关的事。北京的答复有时拖延很久，但孩子们最终都获准前来江西探望父亲，每次至少两周，邓榕得到允许住更长的时间。1969年12月，先是邓榕，然后是邓质方，都获准在冬季农闲时间住在家里，但春耕开始前两人还要回到农村的生产队。接着回家的是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的邓楠及其丈夫，两人于1971年春节获准回家探亲。邓楠在江西生了一个女儿，这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子女。长女邓林也获准在春节时回家探亲。这些探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觉得，与刘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他同邓小平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

五个子女中邓朴方最了解上层的政局变化。他在江西的出现使父亲有机会听到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节，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后来，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10年以上的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聂元梓

1973年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的听力已开始下降。他平时不参与儿孙凑在一起的聊天，不过有孙儿绕膝，看看电视节目，也让他十分开心。如果他参与孩子的聊天，他们会直接冲着他耳边说话，告诉他自己的见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据邓榕说，父亲对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们意见的影响。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后，两人反而更加各行其道。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林彪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他对自己与毛泽东间的关系忧心忡忡。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对林彪深怀戒心，毛泽东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当林家人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立刻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坠毁于蒙古，无一人生还。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他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正在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摘自《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 冯克利译

近日，央视《面对面》栏目对邓朴方进行了专访，他首次面对媒体披露他所经历的文革岁月。

1966年，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及邓林和邓楠都受到了批判和管制。

当时，北大造反派将邓朴方等人带到武斗基地，一天到晚审问。不但审问“邓小平和你们的关系”，还捕风捉影地说邓朴方攻击江青。

邓朴方回忆说，“江青在北大大操场上讲话时，讲得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造反派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

邓朴方说：“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邓朴方受伤以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当时，像邓朴方这样的“反革命”，是不可能做手术的。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当时，在一个大屋子，住着12个人，照顾邓朴方的就是同屋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头儿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

邓朴方一去，发了一身棉衣、棉裤，当时只有光着身子穿上。平常除了吃饭，就是做手工。当时福利院可以加工纸篓，过去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一个纸篓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

邓朴方立刻学会了，编得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去小镇子上跟几个人一块摇着车子，喝点酒，来两个花生米夹着，就这么过。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邓朴方回忆说“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说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我就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对于邓朴方身上发生这种悲剧，邓小平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然而，邓朴方看不出来。邓朴方说，“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情的，家里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

来源：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