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组建后，现役军人开始介入招收知青工作，一师副师长王少伯是其中职务最高者。他告诉我：“1969年4月，中央要我们到北京去接知青，兵团机关的首长们谁都不愿意去，说北京水太深，闹出点什么事情就通天，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找个师领导带队，叫王少伯去！我在兵团总是接难办的事。这次兵团的每个团都派了人，先培训，后出发，整个队伍有上百人，我带着去北京。走之前有个老战友和我说，你到北京要小心些，说话办事都不能脱离兵团招人的精神。

“我到北京时，各校的中学生正在下乡劳动，我说：‘让他们回来，去兵团有的是活儿干。’学生返校后，我们就开始动员和选人。工作刚开始，问题就来了。不是我们招不到人，而是想去兵团的人太多，而且有很多人不符合我们的招人要求。在这方面，北京市政府和我谈不拢。他们的意思是给啥我们就得要啥。我说我们那里是中苏边界，出身不好的人去了以后跑过边界了谁负责？我们只要出身好的。这不是我自己的态度，兵团组建以后马上部署备战。招人不就像招兵一样，要挑选政治上合格的战士吗？北京市不接受我们的态度，说我们太严了。双方谈不拢，北京市就把问题反映到了国务院知青办，上级很快来找我做工作，说兵团招的是知青，你不能按照征兵的标准挑人。”

似乎已迫在眉睫的战争，促使兵团把招人的目标定为政治可靠、能放心交付武器的知青，这种要求从 1968 年兵团首次在北京招人时使用的宣讲提纲就已经显现：

“黑龙江省处在祖国东北反帝反修的前哨，有三千多公里的边防线。生产建设兵团不仅担负着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重大任务，还承担着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北大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我们伟大祖国——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保卫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平时以生产为主，军民同建政治边防，配合部队和专政机关防空、防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边防；战时以打仗为主，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进行游击战，坚持就地斗争和机动执行任务。”

兵团军务处副处长纪道庄刚到兵团就跟随王少伯参加了这次接收北京知青的工作。在和纪老的交谈中，我请他讲讲兵团军人和北京市政府的那场关于“招谁不招谁”的纠葛。

纪道庄说：“到北京后，我住在位于灯市口的25中。我们的任务是介绍兵团的环境和任务，北京市负责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当时的市委书记谢富治主持召开了一次知青下乡动员大会，然后就是学校、居委会、家长，层层动员。

“动员不困难，北京的中学生挺愿意到兵团的，觉得去了有人管，有工资，名字还好听。等到商量接收谁的时候，我们和北京市革委会就有了分歧。我们不愿意接收北京市给我们的所有人，强调要挑家庭成分好的。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兵团发明的，中央‘6•18’批示的附件中已经明确了兵团战士的条件，文件上说‘兵团成员首先要政治可靠，结合考虑年龄、体质等情况，参照民兵条件组成’。既然是按民兵条件招人，就不可能人人符合条件。很多家长和学生都很反感兵团在接人过程中对成分有要求，我们有的人还为此和学生以及家长发生了争论。

“分歧出现以后，双方把情况分头上报，我们反映到了兵团，各学校反映到了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对兵团反映说：北京中学生的情况很复杂，里面有刘少奇的儿子，袁世凯的孙子，满清王族的后人，父母被关在牛棚里的也不少。这话让兵团一听就紧张，觉得是个大问题：这些人能当兵团战士吗？接收他们会不会违背‘6•18’文件的精神啊？那可是毛主席批示了要‘照办’的啊！

“王少伯最为难，他手上有一份总参的报告，里面要求严格管理边界，防止人员外逃。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城市也有，北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安排知青的大局。25中的老师、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对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没办法的事，‘文革’都第三年了，工厂没岗位，大学不招人，你兵团不收，让他们到哪里去？就在北京闲溜达吗？有个军人家长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去兵团是当兵吗？知青执行我们军队的三大条令吗？你们相信这些人过去以后能跑吗？

“我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继续坚持只要出身好的，这件事就无法往下推动，如果放宽接收标准，又违反了‘6•18’文件的精神。就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这件事被捅了上去。有一天，北京市革委会的一个管教育的干部通知我们：北京军区副政委李钟奇要和我们谈。那天晚上11点王少伯副师长去了，我也在场。李钟奇和我们说话的口气很客气，他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接着就说：周总理有批示，除病残者外，都要接收！这下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王少伯马上向兵团汇报了这件事，兵团领导通知：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局面马上打开了，当年兵团从北京接收了近7万人，69届初中毕业生几乎一锅端。从那以后，北京没有再向兵团成批送人。

“在接收知青的过程中，执行阶级路线是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决定的，但我觉得兵团还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我们在招人的时候虽然放宽了对家庭出身的要求，但在后来组建武装连队时，还是把出身不好的知青给排斥在外了，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知青之间的隔阂，在对知青的使用上出现了政治等级差异。这种做法的依据来自‘6•18’附件中给出的编制方案。方案里规定：‘值班分队的任务：平时生产，战时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进行游击战，就地斗争。政治身体条件要大体相当于服兵役条件。’”

我说：“今天说起‘家庭出身’来，听上去已有些可笑，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一切又很正常。有阶级之分，就有政治地位之分，中间的一条红线就是‘成分’。有了这条红线，权利平等的公民社会也就无从谈起。我觉得当年看一个人成分是好还是不好，存在着两个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看你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穷还是富；另一个是政治标准，看你对革命是拥护还是对抗。解放前的富裕者、对党的政治路线持对抗立场者，就是阶级斗争中的反派，是革命的对象。兵团时期，这些革命的对象都还活着，而且主要分布在各个城市。当时对他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人还在，心不死’。处于反修防修第一线的兵团不把武器发给他们的子女，完全符合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特征。”

王路通接过话头说：“是啊，当年以阶级分辨人，现在以法律分辨人，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那时幸亏我的家庭出身好，不然再努力也是白搭。在北京市动员69届中学生去兵团时，各个学校在政治条件的把握上也有差别，我们26中就比较左，我有两个同学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一个的父亲是小业主，另一个的父亲是资本家。按照当时的观念，家里有买卖的人都属于剥削阶级，差异无非是剥削的多与少。我这两个同学为了去兵团都写了血书，但最后还是没走成。

“我是老纪来接人那年去的兵团，说起来我也算是让他给弄到北大荒的。那时我是个小破孩儿，老纪是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真要遇上了他，我也只有站在一边儿崇拜的份儿。我是69届的，‘文革’前在宣武区白桥南里小学读书，经过运动初期的一段混乱后，算是进了中学，但没什么文化课可上，光是去大兴县下乡劳动就是6次。我后来琢磨出味儿来了：那是帮我们准备下乡吃苦的本事。

“军人到北京后，我们从农村返校，参加动员下乡的大会。当时给我们介绍兵团情况的，是21团医院的一个干部。你要去哪个团，就让哪个团的人给你介绍情况。我早知道北大荒有个燕窝岛，一听说燕窝岛就在21团，又是军人管我们，那叫一个高兴，简直是热血沸腾。走之前我领到了一张买小木箱子的票，那可不是每人一张票啊，只给家里确实拿不出也买不起箱子的知青。我们在永定门车站出发，在站台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穿军装的兵团干部，心里一下就踏实了——真的是解放军管我们啊。

“在北大荒的迎春车站下车后，我们先听文件后搬行李，我被分到了21团2营19连，北京26中有3个老师送我们来，他们在交接学生时还向连长、指导员介绍我在学校表现不错。1969年底兵团机关复员走了18个兵，军务处要求再调兵来，沈阳军区说，你们兵团有那么多知青，自己招吧。就这样我进了兵团机关，成了真正的兵。那时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羡慕，老同学看我穿上了军装，眼馋得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

我问纪道庄：“您在军务处是管人的，您知道兵团接收知青的人数是怎么定的吗？是兵团先做计划，通过沈阳军区上报国务院批准，再由国务院把派遣知青的任务下达到各个城市吗？”

纪老说：“据我所知，情况和你说的相反。国务院在全国知青的派遣和安置上有一个总体规划，具体贯彻是自上而下部署的。我们兵团得到的任务，就是接收京、津、沪、浙、黑5省市的知青。当时三大直辖市的就业压力最大，兵团吸收移民的能力又最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安排。兵团在黑龙江，省内各城市的知青在省内下乡，所以兵团接收的黑龙江知青最多。”

我问道：“那兵团为什么会从浙江省接收了一万五千多知青呢？我听说兵团原来并没有接收浙江知青的任务，是浙江省自己找国务院争取来的，是这样吗？”

纪老说：“对这一点我不清楚，我们只管执行国家部署，任务下来了就接人。接知青是兵团的一件大事，原则上几个城市我们都要派人去接，北京、天津、哈尔滨是重点，浙江知青人数不多，但我们也派人去接了。本来上海也是要去的，但上海市革委会说，他们自己会做好动员和派遣，让我们放心，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不必派人去了。至于兵团给各师配多少知青，这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生产规模、军事任务、安置容量。比如三师的规模最大，安排的知青也最多。”

文章来源：《生命中的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