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子谈父母

傅雷夫妇在上海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傅敏合影（1939年）

傅聪、傅敏参加父母的追悼会（1976年4月26日）

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 傅聪

“亲爱的敏弟：首先让我对你道歉，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可是我没有寄，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1957年11月5日，傅聪在信中向弟弟诉苦。

这年9月，他与留苏作曲家吴祖强应召回国，在京参加整风运动。因为父亲与吴的大哥、戏剧家吴祖光“身份特殊”，他俩被限制在沙滩红楼文化部招待所内“集中学习”，被命令与亲人划清界限、勇于揭发、虚心接受小组成员的“批评帮助”。中秋节冷冷清清，两人手捧吴祖强六妹送来的月饼，忐忑惶惑。

“我哥在整风鸣放期间，在波兰极为踊跃。他给李德伦（知名指挥家）写信，李德伦热心将信四处宣扬。北京音乐界原定挨批的学生对象中有他、吴祖强、严良堃。等我哥一回，便取代了严。”三人写检查，上面表示傅聪写得最好。“他是中文底子好，这儿不见得好。”傅敏指了指脑门。一个月后，周恩来下令，留学生不用反右，让他们回去吧。傅聪险些不能继续留学，多亏夏衍保住他。

在京时，傅聪住在马思聪家，楼适夷代他父母前来探望。闲谈中，他高谈苏联问题、波兰问题。这位忠诚的老党员告诫他，作为留学生，不宜谈论这些事情。随后，楼适夷向周巍峙反映他思想活跃，周巍峙又向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转述。钱俊瑞批评傅聪：“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

10月底，傅聪临走前见傅敏。“饭桌上，我哥向我透露，钱俊瑞跟他谈了两小时。还说周总理特别关照要同他谈谈，他们已经对他摸过底，说他是一块大材，要他抱着超过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触群众，将来至少要下去劳动5年。”傅敏说，这话把傅聪吓坏了。

“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回到波兰，傅聪为此苦恼，他已从母亲来信中获知，“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说是进步了，是否算是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总算有些收获，就是人家的意见太尖锐了或与事实不符，多少有些难受，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爸爸这一年来似乎衰老了许多，白发更多了。”

“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1958年2月，高教部长杨秀峰去波兰，单独找傅聪谈话，批评他骄傲，脱离政治。中国同学中有人反映，他出名后，常被邀请出外演出，所以他有收入租房，进出乘坐出租车，过着“资产阶级生活”。

这年6月，使馆突来指示，要他立刻回国。“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2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取11月以前毕业，使馆才同意了。”父亲划右后，傅敏几次想写信，都被母亲拦住。虽不明就里，可国内一个劲催促，让傅聪预感不妙。1958年12月，煎熬中，他决定离开波兰，去英国。

“傅聪出走，得到一位英国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他看到傅聪护照时，说了句至关重要的话，你的护照全欧洲通用。原来，傅聪与我们一般的留学生不同，因为他有时要到波兰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发给他这样的护照--这一点，连傅聪自己也未曾注意到。在那位教师帮助下，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单独在外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察觉他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他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他刚刚抵达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一起留学的史大正回忆。

“他没想过不回来。只是形势一天天变化，让人没法回来。”艾方惠吁叹，她是朱梅馥高中同学张原我的女儿。傅聪曾引荐史大正做她的钢琴教师，她不知道，如果傅聪那时回国，下场会不会与史相似--1955年，史大正的父亲史东山自尽。“文革中不让他弹钢琴，折磨他每天楼上楼下搬钢琴。”文革后史大正定居英国，至死未再演奏。

1959年初，好友周煦良来到傅家，说上海作协负责人之一叶以群拿着印有“傅聪出走”的简报找他，告知一位中央领导明示，各人做事各人当，请傅雷放心。尽管他打好腹稿，尽量婉述，傅雷听了，还是“顿如霜打雷击”。

“陈毅同志对夏衍说，应该争取他回来。只要回来了，没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这层意思转告傅雷。我如实告诉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聪的工作。”柯灵说。

同时，朱人秀也经常来傅家，“组织要我多关心他。我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外国的形势讲给他听。”傅雷向他流露，想与长子通信。傅聪到英国后，曾写回一封长信。半年后，傅雷夫妇才收到此信。他们将信交给朱人秀，由他请示党组机关。获批后，1959年国庆，他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此时，傅家经济困窘。1949年以后，和巴金一样，傅雷纯以稿费维生。但划右后，他已不能出书。“我们请示过中央宣传部，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改名。”楼适夷告诉叶永烈，那时人文社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傅雷

朱梅馥实在忍不住，向傅聪道出隐情：“这两年来营养之缺乏，非你所能想象，因此百病丛生，神经衰弱，视神经衰退、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他虽然一向体弱，可也不至于此伏彼起地受这么多折磨。……于是我不得不在1月6日给你的信上明明白白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爸爸说不是非寄不可，只要回报一声就行，免得人伸着脖子等。2月9日我又写道，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动都很复杂，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的确，他自己也承认这一方面有复杂的心理，有疙瘩存在，因为他觉得有求于人，即使在骨肉之间也有屈辱之感。”

她还告诉傅聪，即使身心俱损，父亲还在为他抄写6万字的《希腊的雕塑》。“他知道你对希腊精神的向往，但认为你对希腊精神还不明确，他就不厌其烦地想满足你。因为丹纳的《艺术哲学》不知何时出版，他最近竟重理旧稿，把其中讲希腊的一个chapter（章），约五万余字，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抄录，预备寄你。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多写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前几天我把旧稿替他整理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否则就要出错……”

傅雷则对儿子吐露知识分子的艰辛：电影、戏剧、史学、哲学方面有些错误的有毒的作品和理论，陆续受到严正的批判。文艺界、音乐家都以本国的、现代的为主；“介绍外国文学当然更要着重批判，不能单单因为是古典名著，就无原则地照搬，对青年发生坏影响。”“巴尔扎克和别的古典作家一样，他的作品跟我们眼前的情况和要求相距太远了，考虑了好几个月，挑不出合适的东西可译。至于批判，既要对原作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又要相当的马列主义修养，两相结合，才能写出一篇不犯大错的译序：真是谈何容易！”

身体禁锢，精神踯躅，令他安慰的是儿子成了朋友。“孩子，你说过我们的信对你有如一面镜子；其实你的信对我们也是一面镜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话就像是我自己说的。平时盼望你的信即因为‘薰莸同臭’，也因为对人生、艺术，周围可谈之人太少。”

1961年9月30日，报上登出“右派”摘帽名单，傅雷也在其中。相对妻子“满腔愉快的心情”，他认为“本来戴帽子与摘帽子都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

傅雷与儿子傅敏

1962年夏，傅敏大学毕业，在家晃悠半年，工作毫无着落。“文革”中，他从大字报上得知，是档案上的家庭背景令人不敢要他。挖掘他的人是北京女一中女校长杨滨。该中学教导主任读过傅敏档案后，回去与杨滨商量，她果断拍板：这么好的英语人才，他们不要我要。

“我们知道班里要来个英文老师，他父亲是傅雷。我知道傅雷，我家有本《高老头》就是他翻译的。傅老师初到班上，文质彬彬，单纯极了。政治讨论中我问他，老师，如果敌人把你抓起来，你会不会叛变？他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我坚贞不屈！听到空军某位要人去世了，他当场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从没拿自己当黑五类子女，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歧视毫无感觉。班上无论多么蠢笨的孩子，他一视同仁，想方设法诱导他们动脑子。这些笨孩子今天不是当了英语教授，就是出国。当年比我们学校拔尖的女附中与男附中学生，知道有他教英语，都上我们这儿听课。”傅敏在女一中时的一位女学生向我讲述。 

爱才的杨滨将两个俄语班改成英语班，让傅敏授课。1963年到1966年，学校创办英语实验班，又让他负责。《世界文学》主编陈冰夷曾想将他招入社里，傅雷婉拒：还是让他安心教书吧。“假期回家，我跟父亲讲怎样教学生，他听得津津有味。还跟过去一样，他一个接一个问题启发我，替我谋划，我们谈到深夜。”傅敏眼里泛着暖意。

傅聪出走后，曾对媒体立下“三不”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1964年，因全世界演出需要签证，他加入英国籍。傅雷夫妇为此郁悒很久。偏在此时，傅聪与妻子、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之女弥拉，有了孩子凌霄。接信后，他们内心五味杂陈。“父亲没多说。他想不通也无能为力。”傅敏说。

1965年10月25日，为境况所逼，傅雷不得不向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求援。由于白内障，信由他口授，妻子执笔。收到信后，石西民致信上海市委照顾傅雷生活和工作。第二年“文革”爆发，石西民自身难保。

傅雷不止一次向钱氏夫妇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周旋，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书斋。翻译是他透望世相、传递心声的途径，“1949年以后，成为他惟一表达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许钧说。那时，他已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越是如此，越思念远方的儿子。夫妇俩常常半夜惊醒，百感交集，忧心如焚。

1966年8月12日，凌霄两岁生日还剩两天，傅雷不无辛酸，“想象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

反右时，傅雷曾遭姚文元攻击。当1965年11月文汇报刊出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深感在劫难逃。

“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就直觉，父亲要出事。”傅敏说，七八月间，有人登门命他交出与父亲的通信。他说都烧了。为避免书信被人查出，他全部投进马思聪家的大铁炉。“那些信里，父亲对我谈的还是做人，”他握着纸杯的手不停地颤抖。惟有父亲为他翻译的《英语史》作修改的11页长信，他舍不得，私托朋友保管，最终还是失去了。

8月23日，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听他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来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

3天后，北京开始大抄家。傅敏忙往家中打电话，电话那边母亲宽慰他，我们都好，你放心。傅聪也从海外艰难打进电话。“姆妈”，“阿聪”，电话两端，母子刚唤出声，便哽咽难语。勉强说上话时，电话已挂断。

“8月27日晚上7点多钟，我母亲、朱人秀、丁济南医生等6人来到他家。他把母亲存放在他那儿的首饰还给她，其他人事情也处理妥当。大家简单吃下一点东西，当作告别。他坦荡地说，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人格再受侮辱，他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我母亲深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挽回。但还是力劝，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将梅馥留下？他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下去受苦。”艾方惠回忆，她父亲1949年前曾是外国领事馆法律顾问，50年代初被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傅雷为之申冤，数次写信给领导。“‘包庇反革命’也是右派罪名之一。到了文革，打倒‘地富反坏右’，你说他逃得过吗？”

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纳闷傅家灯火通明。走近门口，里面声音嘈杂。为探究竟，他按响门铃。大门打开，朱梅馥站在门里，与他对视片刻，默默地将门关上。

8月31日下午，朱人秀打电话到傅家。朱梅馥柔和的声音，换成陌生人的质问。

艾方惠的母亲没有对她隐瞒。此后，她每天骑车在傅家门前溜达。9月3日，傅宅大门贴上了法院封条。母亲听说后告诉她，你不要再去了，他们“走”了。

刘海粟之妻夏伊乔曾向简繁回忆傅雷与刘海粟最后的一次争吵。在傅家，她隐约听到刘海粟在劝说，他们也没有错，要我们思想上、行动上都要服从什么的，傅雷训斥他，“你刘海粟做人从来不讲原则，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你怎样讨好巴结他们，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你还跑来替他们做说客，还要我同你一样投降他们？”

“他说他们全是骗人的！一件一件事情，都是骗人的。”夏伊乔复述道，“他写信希望他（傅聪）不要再回到我们国内来了，这是一个要上当的布局。”

第二天，花匠前来报讯，傅雷夫妇上吊自杀了。保姆菊娣来到艾家，向张原我母女泣诉了经过。8月30日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晚上7点多离开。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突然闯进来，领头者是傅聪的琴友李名强。过去他对傅雷毕恭毕敬，一进门却喝斥：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傅雷当即怒道：你混蛋！

“那是因为傅家保姆只认得我。”在香港，钢琴家李名强接受了采访，他现任香港柏斯音乐集团总顾问及该基金会副主席。“抄傅家那天，钢琴系支部书记打来电话，勒令我领人带路。钢琴系的红卫兵给我戴上袖章。如今一想，他们肯定知道傅家地址，那样做是为考验我，能否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能不去么？谁会愿当‘反革命’？”

傅雷曾让妻子照亮手电筒，在花园尝试嫁接月季。这成为他趁夜深人静掩埋“变天账”的“罪证”。红卫兵掘地三尺，将花草连根拔除。一番折腾，他们在阁楼里喜获战斗成果：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傅敏说这两样是他姨妈在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百口莫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傅雷留给朱人秀的遗书中说道。

9月2日中午1点，红卫兵们从傅家得意而去。晚饭时，朱梅馥嘱咐菊娣，明天少买点小菜。第二天8点多菊娣如常开工，却不见傅雷夫妇起床。9点多她按捺不住，推开卧室房门，发现床上无人。

首个进入现场的是地段户籍警左安民。卧室里，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吊在右边，朱梅馥吊在左边。他推门劲使大了，一股风吹入，傅雷上吊的绳子断了，掉落在旁边藤椅上。绳子是用土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的结。“走”前，老俩口还不忘在地上铺上棉被。他将朱梅馥解了下来，轻轻放在棉被上。房间内，“一盏很暗的灯还亮在那里。”

“菊娣说，傅妈妈上吊时曾有失败，”艾方惠说。由此，她们推断傅雷先送妻子“走”后，自己才紧步后尘。死毕竟需要勇气。地上遗落的烟灰，是他内心挣扎的痕迹。

“我舅舅催我料理父母后事，可我怎么回去？”1966年暑假，无顶的中山音乐堂里，红卫兵们严密巡视，老师们正襟危坐。抡起的皮鞭声，撂地的铁链声，仓皇的脚步声，让傅敏手心后背直冒冷汗。

9月4日傍晚。红卫兵急促地拍门，“电报”，上面6个字：“父母亡故速归。”他发愣捏着信。“我发现人很奇怪。悲到极点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过后他才知道，父母被拖着跪在地上轮番批斗，三天三夜。

同年11月，傅聪从法国友人处知道父母死讯，与弟弟反应近似，他当时念头是双亲终获解脱。当天他还有场独奏音乐会，本想取消，但倘若父亲在世，一定不会赞同。演奏前他说，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

“文革”中，校长杨滨成了“走资派”。失去护佑的傅敏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学校的牛棚。学生们想去看看他，“但那儿有专人把守”。

父母已死，自己有冤无处诉，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趁关押他的人带他上厕所，傅敏去摸厕所里的电门，脚上穿了胶鞋没成功。第二次他趁上厕所，从窗户窜出去，下面就是阜城门河，“不会游泳，呛死算了。”可还是没如愿。他死命朝城门墙撞去，工宣队拉着血淋淋的他去往北大医院。手术台上，他们不给他上麻药，缝针时他一声不吭，大夫感叹这人够坚强。妻子指着他的头说，那儿落下碗口大的伤疤，从此，他的头发都往左边梳。

从1968年夏到次年春节，“大会小会，各个班级轮着批。冬天渴了没水喝，我就舔冰坨子。大小便不让随便解，我就解在报纸里，放风时拎出去。”他饿得全身浮肿，轮到春节吃饺子，一气能吃一斤多。放出后，他接受劳动改造挖城墙。1969年下半年，又被撵进干校。自牛棚出来后，他坚决要调离女一中。1972年，校内一位军代表同情他，想方设法将他调进七中，“颇费曲折，才重执教鞭”。

1974年，傅敏结婚，妻子在新华社工作，经历与他极相似：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父母在“文革”中自杀，她也曾被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她总显得很忧郁，”傅的表姐妹说，长辈们不解，傅敏命已够苦了，怎么又找了一个苦命人？

婚后两人生下一女。但同情不能代表双方志同道合。1979年，他们前后到英国进修，“1980年，我要回来教书，而她明确要留下。”傅敏叹口气，1984年，他与前妻离婚一年以后，女儿也送往英国，“她现在几乎不会说中文，更别提看祖父的家书。”

父母“走”后两三年，傅聪与弥拉的婚姻也走向解体。“两人个性合不拢。女方不想离，但他非要离。我们给他算过，他36岁准会离婚。”艾方惠说，离婚后凌霄跟着母亲，“那是一个好孩子。来到父亲这里，不说母亲的事。回到母亲身边，也从不说父亲的事。”70年代，傅聪又与女钢琴家卓一龙结合，生下次子凌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傅聪托友人转达他想回国，杳无音讯。1977年初春，他与妻子驱车在外，忽听收音机里传出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那是久违20年的乐声。他泪流满面，“这么多年来，朋友留在国内，受了那么多苦，我却躲开了。”

傅敏生死未卜，他拜托德国《明镜》周刊记者Tiziano代为打听。1978年，Tiziano来到中国，利用外交途径，找到傅敏外交学院时的同学，此人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同学打电话让我赶往北京饭店。Tiziano在那里给我拍照，回去快递给我哥。我哥看到我的模样，才知道我还活着。”傅敏说，其后收到哥哥的来信，“想念北京的蓝天。”

他将信转给柯灵。柯灵看后给上海机关部门写去长信，无果。这时，香港《新晚报》约他撰文《忆傅雷》，文章写好后交给巴金看过，在《新晚报》与北京《文艺报》上刊发。傅雷彼时尚未平反，文章在港引起反响。

1978年底，吴祖强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率领一批音乐家赴英国与罗马尼亚考察。出国前，“领导上就对傅聪问题作了研究”。到英国后，他直奔傅聪家，不想傅聪正在瑞士演出，他只好向门缝中塞信留言。

一天晚上，吴祖强回到下榻饭店，接到傅聪电话。半小时后，傅聪带着一包花生一瓶酒赶到，“穿着中式棉袄，还是过去那样子。那天晚上，我们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与大使馆协商后，吴祖强带队“破例”赴傅聪独奏音乐会。加演时，傅聪特意演奏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见他热切盼望回国，吴祖强问他，“可否给邓小平同志写一封信”。“他告诉我，那封信翻来覆去，怎么也写不好。……最后，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同志，几句话，很简单。内容大致是说，他的弟弟是他惟一的亲人，现在国内，他很希望回去看看。”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次年4月24日，傅敏至广州，迎接从经香港回国的傅聪。到北京后，傅聪住在和平宾馆，傅敏想来同住，未被允许。史大正的妹妹史大里（曾任中国舞协副主席）知道后，与文化部林默涵副部长商量。第二天，傅敏便搬来与哥哥促膝长谈。“他才清楚出走以后，家中发生的桩桩件件事情。”

当年，父母的骨灰放在西宝兴路火葬场，无人认领。自杀黑五类，死后不准留骨灰。有一女子自称是他们“干女儿”，请求取回骨灰。她无钱购卖骨灰盒，从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的名字及地址，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朱人秀问她姓名，她自称姓“高”（上海话中，“高”与“江”相近），问她家住哪里，她迟疑不说。朱人秀不放心，让外甥陪她同行。她将骨灰盒暂放家中，与朱人秀约好后，又存放到永安公墓。为避人耳目，她在盒上注：傅怒安。

1998年，这名女子发表了《我为什么保存傅雷的骨灰--致余开伟先生》一文：“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文章署名“江小燕”。90年代初，叶永烈带着傅敏，在上海大学与她见过一面。这名虔诚的基督徒无论对媒体还是他，低调始终如一。

在永安公墓，由于多年无人祭扫，也没交管理费，傅雷夫妇的骨灰险些被清理出去。一位善良的管理工将骨灰盒转至青浦乡下公墓。1979年2月3日，上海文联临时支部发布《关于改正傅雷同志右派问题报告》。4月26日，文联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分别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随后，傅雷的骨灰葬于龙华烈士陵园，朱梅馥因身份不符，未能合葬。傅敏只得将父母的骨灰，暗暗各取一些融入彼此盒中。葬礼当天，张原我只打发儿女前往，自己却不动身。她对女儿说，假如老傅在，他一定不愿死后埋进那里。

1985年5月，上海公安部门将傅雷夫妇遗书等物，交还朱人秀。遗书用白布包裹，火漆封住。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首次回国时，傅聪表示对自己的出走，一生负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逼上梁山。”

2008年，傅雷诞辰百年巡展在上海举行。傅聪饱含热泪，埋头朝前走，不许任何人跟着。“我理解我哥，他像我父亲。他要是回来，我父母自杀只会提前。”傅敏说。

80年代初，《傅雷家书》首版发行，傅聪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讲课。排练时，马育弟注意到他脸色苍白，黯然沉思。“他那时住在北京饭店。拿到这本书后，半宿无法入睡。他不是个酗酒的人，可是那晚，他喝了一瓶酒。”

1979年5月，傅敏前往英国，住在傅聪家进修英语。走前，楼适夷向兄弟俩表示，父亲写给他们的信极具发表意义。此时，傅敏已将父亲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部分手稿交给自己的高中同学、上海一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金永华，里面还夹着一封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信。

“我读了那封仅存的傅雷写给傅敏的信，很受感动。我认为傅雷的家信极有价值。正巧，追悼会之后，傅敏要去英国探亲。我想，傅雷写给傅聪的许多信件，由于存放在英国傅聪家中，不会受到文革冲击，一定会完整保存。出于职业的敏感，我相信出版这些家书会很有意义。我对傅敏说，你去英国可以把你父亲的书信，复印一份回来，如果上海能够出，我给你出。如果上海不能出，我可以介绍到香港三联那里出。当时傅敏没有吭声。”金永华向叶永烈回忆。随后，他将那封幸存的信件，刊登在上海杂志《青年一代》上，“可以说是最早发表的傅雷家书”。

1980年夏，傅敏回到北京，七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到火车站迎接。傅敏直截了当提出：第一，出国前，他已是校外语教研组组长，回来后，他不想再当任何“长”；第二，准备离婚，没房，申请住在校内。“我要腾出精力，一边教课，一边编家书。”

那年深秋，三联书店著名出版人范用突然到访。“他是受楼伯伯推荐，才来找我的。当时，就谈妥由三联出版此书。那时候，稿子还处于雏形阶段。以后几个月才有三联的老编辑秦人路直接跟我联系有关出版事宜。书稿形成后，大约是1981年的春夏之际。”

“出版《家书》遇到阻力。说傅聪是‘叛国’，说出版这部书是提倡走白专道路。……幸好，当时我得到了一份胡耀邦同志关于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1980年傅聪回到国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自己过去的出走表示内疚。这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种种事实表明傅聪是一个爱国者。这样，排除了阻力，《傅雷家书》终于在1981年8月出版。”范用说。

傅聪刚回国时，考虑过“叛逃”阴影并没消褪，吴祖强认为最有效的解决方式莫过于公开为其举办艺术活动。他多方奔走，数度向上级请示报告。1980年1月19日，傅聪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独奏音乐会。1981年初在北京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演出与教学活动。吴祖强向傅聪表示，希望他带着爱人、儿子一起回来，并且还在考虑给他安排一个固定的职务。这样来去更方便一些。学院中有人上书文化部教育局，言辞尖刻：我们在国内遭受“文革”苦难，如今连副教授都未能评上。而给一个叛国者授予职衔，这是提倡什么道路，树立什么榜样？

1982年2月19日，胡耀邦亲笔批示：“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3月11日，又在批示下补充，“‘欢迎归队’一语是毛主席在红军时期的著名政策。又及。”

同年12月16日，经文化部、教育部批准，已升任院长的吴祖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向应邀第5次回国演出的傅聪颁发了学院钢琴系兼职教授证书及校徽。

马育弟记得，80年代中期，傅聪有一次回到北京，住在民族饭店。那天正好没有演出，他们一起吃饭。桌上傅聪说起，父母“走”时他没哭，他估计会有那样的结局。但晚上电视里播放戏曲节目，他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自己的爸爸。那会儿，他坐在房间里，嚎啕大哭。

1997年，傅敏退休。沉浸于家书使他重新了解父亲。

“傅老师性格中有一面很像他父亲。”那位女学生说，“他是特级教师，会组织老师批卷。如果发现他们水平不行，他就看不惯当面直说，你们这样毁人是不行的。”校长刘凤梧曾说服他入党，他说有些人在“文革”中混迹党内，除非他们退出，我才加入。他当了20年人大代表，每年人大开会，他都会提出开设公民课。

“傅聪也老得罪人。”马育弟说，在国内学院讲座时，指导学生弹奏肖邦，他会批评，你这样弹不对，怎么能这样弹？“从不顾虑以往教学生的老师怎么想。”

1989年春，他与傅聪组织莫扎特室内乐团，在京演出大获成功。他们本欲在夏季再到深圳剧院首演。这时，傅聪在英国接受了BBC一次采访，“此后十年不曾回来”。直到1998年，在中央乐团力邀下，他才再次回国演奏。

马育弟知道傅聪的脾气。巴以冲突，以军开进巴勒斯坦，以色列为庆祝战争胜利，要在国内开庆祝会，邀请全世界知名音乐家，也请了傅聪。他断然拒绝，“我去参加，岂不相当于为日本人庆祝中国东三省沦陷？”

就这样，傅聪受到以色列人的抵制。“要知道音乐界里犹太人很多。他去法国，一个世界著名指挥家，也是犹太人，请他去家中做客，但就是不让法国乐队为他伴奏。所以傅聪很少与国外乐队合作。他总是一个人独奏。”

儿子凌云问父亲，为了巴以战争，何至于气愤至此？“在西方，一般人看来，各打五十大板就算公平了。他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这是基本立场问题。就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你究竟同情谁。为这事，我差点将他赶出家门。”傅聪的立场，深受父亲影响。他曾向金圣华追忆往事，“那时候，李公朴、闻一多遇难，甘地遭暗杀。父亲为这些事曾几天不吃饭，关起门不见人。妈妈流着眼泪敲着门，老傅啊，不要这样，吃点东西吧。”

2013年8月中旬，北京王府井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厅内，傅凌霄推着行李箱疾步朝我走来。现在他是帝亚吉欧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及传播总监。

“我四岁父母就离婚了。这不是令人开心的事，我不太想说。我和母亲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是混血儿，她童年时父母也分手了，父亲也不在她身边。她很清楚当音乐家有多苦，尤其我父亲与外公都在音乐上很成功，为避免我承受压力，她没有鼓励我学音乐。于是，我走上了属于我的workpath（职业轨道）。”

“至于我父亲，我从小没与他在一起，不像凌云能与他产生摩擦，他俩各执主见。与弟弟相比，我在这方面稍弱，但我们都缺少耐心，也比较固执。凌云在伦敦一本学术刊物做管理。我与他见面时，很少谈论父亲。父亲会做饭，但不会开车，不会用手机，不懂上网，更不会发电子邮件，要感谢我的继母照顾他。他不像其他人的父亲，能跟儿子坐下，教导他们如何选择。我娶了一位中国太太，他很高兴，可对我的工作，他却不太感兴趣。记忆深刻的是，1988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他第一次出席我的毕业典礼。还有7岁时，他忽然来到瑞士，到学校看我。他为老师与同学们弹奏钢琴，大家‘哇’地惊呼。我为此骄傲。”

2000年，傅凌霄第三次来中国。在上海，叔叔傅敏带他去了祖父母的旧屋。“大概在十二三岁时，我听父亲说起，他们怎样死的。有一次，叔叔给我看资料，讲得很含糊。我理解，这对他不是一件容易事。后来，我也读《傅雷家书》。因为中文不好，没有读完。看了信再看祖父的照片，他让我感到不是很轻松。我总觉得，我父亲通过他的信虽然学到很多，但也带给自己沉重的负荷。虽然看过很多描写文革的书与电影，也知道当时很多中国家庭都有类似的悲剧。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生活在其中，我不能确定理解祖父母所处的时代背景。”

傅凌霄坦承，他遇到的很多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只要知道他祖父是傅雷，“都会赞扬我的祖辈多么有文化。可有时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中国人。虽然快五十岁了，我还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傅聪傅敏兄弟为父母之墓撒下泥土

“爸爸妈妈，你们在这里安息吧。”2013年10月27日，傅敏向父母的墓碑告白。傅聪被儿子搀起，眼中无尽沧桑。他和弟弟想过将双亲海葬，但还是将母亲的骨灰从青浦公墓取出，让暌违30年的父母在泉下相聚。有人提议将墓碑作成“线装书”或“精装版”，再辅一雕像。他没同意，父亲一生平淡，不喜花里胡哨。

傅雷夫妇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