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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太猛了!

点蓝字关注不失联 曹教授 2024-03-04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


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


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


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


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


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


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


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


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


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



再比如左右之争。


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


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


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


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


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


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


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


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


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


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


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


这是秦老师的气度。


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


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


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


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


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


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


卑之无甚高论。



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


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


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


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


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


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


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

在当今中国舆论场,秦晖老师是非常稀缺的学者。此前,他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18年,于清华“退休”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在学术圈,有个说法是,“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大陆史学界,秦晖老师是为人称道的人品与学养都深厚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不是象牙塔学究,他有坦言“主义”、直面“问题”的精神,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力和洞察力。

看一下他的观点就知道了:

◎当今“中西文化碰撞”的问题,不是西学还是儒学的问题,而是西儒皆灭,“秦Z”与“痞风”相继、强权与犬儒互补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


◎中国无论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

◎道家强调无为,是权力对权利的无为,但我们的主流却在践行着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如果说前者是宽容,后者就沦于苟且了;如果说前者意味着自由,后者就意味着奴役。

……

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

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张鸣老师说:秦晖令我震惊,他是学界大人物,没有人比他更睿智、更犀利,对中国的问题剖析得更深,每个论点的提出都会引起社会的一阵悸动。

刘瑜老师说: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总是能三下五除二,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读先生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

秦晖老师的作品本本经典,值得反复阅读,但由于某种原因,秦晖老师部分书籍已被绝版,很多书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先知书店经过多方努力争取,集全了目前尚能找到的秦晖老师六部代表作,都是最适合阅读、也最宜收藏的版本。其中,《传统十论》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

正如张宏杰所说:“秦晖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他就是《皇D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秦晖作品集库存所剩不多,十分珍贵,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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