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语义韵与话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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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语料库研究中，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即蕴含在词项中说话人或作者的态度和交际意图，是共选的词语交互影响意义的结果。目前的文献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二世纪中叶著名的语法学家Apollonius Dyscolus以及他的儿子Aelius Herodianus(或Herodian)，他们使用prosody一词指单个词语的发音、音调及送气(Blank 2006:327-328)。在弗斯的音系学研究中，一个音会对临近的音产生影响，使之发生同化现象;弗斯把音韵视作“非音段实体”，其“作用于比单个音段大的单位，是具有语境敏感性的音系规则”(Langendoen 1969:317)。而对词语意义的相互影响的关注可追溯至19世纪末，如Louw(1993)在文献回顾中追溯到19世纪法国学者Bréal在研究惯用搭配时把意义传递现象称作“传染”。20世纪初，丹麦语法学家Jespersen(1904:67)注意到在许多词语组合中，一个词的意义象“气味”一样弥漫整个语境。

Sinclair在20世纪80年代末借用了音韵这个概念，并使用了“语义韵”这一术语⁽¹⁾。但Sinclair对搭配中词语意义相互影响的关注最早见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对词语的研究，当时他在极为有限的口语语料中注意到“a good omen”这个短语，尽管他没有明确使用语义韵这个术语，但认为在这个搭配中，与good共现对omen更有意义，而不是相反(Sinclair 1966:428)。20世纪80年代中期，Sinclair利用刚刚建成的COBUILD语料库，对词语研究获得了更充分的证据，他在讨论“set in”这个短语动词时，提到该短语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主语大都是一些不愉快的情状(Sinclair 1987:155;1991:74)。在之后的研究中，他进一步观察到，“很多词或短语在使用中趋于出现在某种语义环境中”，并提到“happen”总是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联系在一起(1991:112)。对这种“不愉快”的情状或事情所构成的语义环境的分析，表明Sinclair当时已经开始关注词语搭配在共文中的延伸，并表现出某种评价性意义。后来，Sinclair(2004b:19)显然受到了弗斯有关音韵概念的启发，并试图把它运用到文本的意义分析中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弗斯在音系学中的音韵这一概念吸引，并试图把它应用到文本中观察到的、具有大量结构良好的语言实例及其意义分布”。Louw尽管受到Sinclair的启发和影响，但对语义韵有自己的理解，即“某个词形由于其搭配词的作用而浸润其中的某种一致性的意义韵味”(Louw 1993:157)，他这种词形具有语义韵的观点影响了或说是误导了之后的很多学者。直到1996年，Sinclair为语义韵给出了描述性定义，明确指出语义韵是词项(意义单位)所特有的，“语义韵是表达态度的，并在语义学-语用学这个连续统中处于语用学一端”，其“在整合词语与其周围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所表达的东西近似词项的功能”(Sinclair 1996:87)。同时，Sinclair也指出，语义韵也是词项的边界所在(Ibid:88)。在他的研究实践中，Sinclair(1996,2004b)把语义韵作为意义单位两大要件之一(另一个是节点词)，并把它放在综合分析程序的最后一个步骤(李文中2016:110)⁽²⁾，在他看来，语义韵把词项的意义与说话人的意图联系在一起，没有语义韵，一个词项只能表达意义，是无法用于有效交际的;语义韵表明对事件的态度，维持了词语内部的语义和谐(Sinclair 2004a:276)。Louw后来试图修正自己的定义，认为语义韵是“通过临近的具有一致性的搭配词系列而确立的意义形式，通常具有积极或消极的特征，其首要功能是表达作者(或说话人)对某一语用形式的态度”(Louw 2000:60)，同时，Louw还把这个术语改称为“语境韵理论”(Contextual Prosodic Theory)(Louw 2000;Milojkovic 2013)，但未能界定什么是“意义形式”，什么又是“语用形式”，越说越糊涂，反而失去了理论的简洁性。Partington把语义韵与词语含意(connotation)等同起来，认为语义韵“独立于个体的说话人”，并不“完全处于语义学范围之外”(2004:152)。语义韵理论及分析实践各家学说不一，同中存异，缺乏一致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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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韵理论存在的争议

语义韵理论提出以后，得到了语料库语言学界不少学者的响应，但其关注的焦点和态度却不尽相同。由于各家的界定标准以及所用术语多有分歧，导致其在研究实践中存在诸多难题。语义韵理论尚存在以下问题或争议:1)如何确定语义韵与词语含意的关系?2)语义韵与语义倾向存在何种关系?3)整篇文本中多个语义韵是如何在话语管理中协调的?本文对语义韵概念及应用进行理论探讨，并基于文本实例分析提出自己的假设。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牵涉到文本意义分析的视角问题，即是多文本集合视角，还是单文本整合视角。传统的语料库索引分析是多文本的、散点式的、互文性的，分析者眼中所见，皆是围绕节点词而成的单个扩展意义单位，除了由于复现而呈现出的共选型式，各个索引行之间彼此互不关联。而在单个整篇文本内文视角下(李文中2017)，节点词往往是文本的主题词，围绕主题词观察扩展意义单位，会发现各个索引行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也更加相互依赖，当我们试图跨越意义单位的边界，观察临近的其他意义单位和语义韵时，所看到的东西与以往也大不一样。

2.1 语义韵与含意

语义韵在语言使用中表达评价、态度和情态意义;作为一种语用现象，语义韵是实存的，这一点在各家观点中似乎并无太大分歧。而语义韵的发生机制在于语言使用社团共享的意义联想。语义韵存在于单个词语还是更大的序列?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取决于研究者的分析视角和方法。Louw(1993:157)的观察焦点似乎在词语，但强调语义韵来自搭配词;Partington(1998:65)把词语意义分为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和含意(connotation)(即言外意)⁽³⁾，并引用Cook(1992:8)的定义，认为含意即是“一个词语对另外一组词语和单个词语的模糊联想”;Partington又声称“好的或者坏的含意通常并不包含在单个词语中，而是存在于由该词语与其他词语或搭配词联合的表达中”(1998:67)，语义韵则是“指含意色彩超越单个词界的散布”(Partington 1998:68)，其跨越话语单位并维持“评价和谐”(Morley&Partington 2009:139)。由此可见，在Partington看来，不超出单个词语的意义联想是含意，而跨越单个词以上的意义散布就是语义韵。尽管Partington也认为语义韵的效应延伸得很宽，可跨越相当长的文本片段，但他的焦点只是关注两个词语之间的关系(2004:150)。Stubbs区分词语的字面义(denotation)为“词语合适的指涉范围”，而含意则“表达情感、联想、态度和情绪意义”(2001:34)。Louw(2000)则认为语义韵不仅具有含意性，还包含语境因素。含意也是语言社团所共享的。Xiao和McEnery则试图区分含意与语义韵，认为“由于节点词与其典型搭配词交互而产生的搭配意义称作语义韵”，并认为“单个词语及短语都有语义韵”(2006:105);但同时他们又说，含意“既具有搭配性，又具有非搭配性，而语义韵只能是搭配性的”(Xiao&McEnery 2006:107)⁽⁴⁾。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以英语词语为焦点，然后再去检查其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最近的等值词的语义韵(Xiao&McEnery 2006:108)。Wei和Li(2014:117)尽管也承认，在一些个案中，某些单个词语具有强烈的语义韵，但反对单个词语具有缺省的语义韵这种理论假设，也反对Louw的关于作者通过有意违背这种缺省语义韵来取得反讽效果的说法。他们只接受一个词语具有潜在的不同的语义韵，而这些语义韵可能在不同的词语共选型式中实现;这些不同的语义韵可分为主要型式和次要型式，其主要依据是使用的语境和概率。

另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是语义韵的地位。不少学者认为，与字面义相比，含意是“次要的”(Lyons 1977:278)、“处于词语核心意义之外的”(Backhouse 1992:297)、是“偶然的，不是基本的”(Leech 1974:15)，“词语的字面义是第一阶的、基本的意义，而含意是第二阶的、主观的、临时的意义。但主要字面义与次要含意的区分纯粹取决于人们的视角，其界限并不清晰”(Stubbs 2001:35)。相比而言，Sinclair似乎更看重后者，“意义中的指涉因素总是被置于优先态度因素的地位，其理由并不正当;很显然，在使用词项时应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缺失主要是语用方面的错误，而不是词语指涉意义错误”(Sinclair 2000:199)。他还指出，“语义韵表达态度和语用意义;它们是形式与功能的交叉点。我们之所以选择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理由就编码在语义韵中，语义韵是词项必需的组成部分”(Ibid:200)。但Whitsitt(2005:284)辩驳说，如果一味强调语义韵的语用功能，其语义迁移的重要性则大大减弱，我们还能否继续使用语义韵这个术语就成了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能区分单个词语的含意与词项中的语义韵，就必然会得出语义韵既是词语内在属性，又是词项的语用属性这种结论，同时也使含意和语义韵在概念上纠缠不清。

2.2 语义韵与语义倾向

Sinclair(2004b:33-34)在词项分析中把与义核同现的、共享某一语义特征的一组词语定义为语义倾向。语义倾向具有灵活的词性选择，比类联接更为抽象，且在位置分布上更为松散，支配搭配和类联接的型式。在他的分析中，语义倾向中词语本身的语义变化，以及与同现的语法结构交互影响，蕴含语义韵。Partington(2004:149-151)注意到语义倾向与语义韵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无正确地指出二者是交互的，并认为“语义韵支配整个环境，而该环境约束节点词语的倾向性选择”，语义倾向为“语义韵的构成做出重大的贡献”(Partington 2004:151)。但Partington有两个观点值得商榷，一是他把语义韵看作语义倾向的一个次范畴，即具有相似态度的语义特征，再就是他认为语义倾向与语义韵的区别在于二者的作用范围不同:前者是搭配词的特征，而后者是节点词的特征(Ibid)。按照这个观点，语义倾向包含语义韵，而语义韵也包含语义倾向，这在理论上是不清晰的。此外，把语义韵仅仅看作是节点词的特征，违背了Sinclair扩展意义单位分析的初衷，也与实际分析步骤不合。我们认为，首先语义倾向作为一个分析步骤，与搭配(词语同现)和类联接(搭配与语法选择同现)的观察相平行或有先后顺序，其基础是具有不同词性的、在临近多个位置上分布的词语集合，是纯粹语义的特征，而语义韵分析确定扩展意义单位边界的最后一个步骤，其基础是综合性的语用分析，既要观察语义倾向，还要观察序列中同现的其他元素，如类联接和搭配，而不是仅限于个别词的特征。尽管具有相同语义倾向的词集对语义韵分析具有极大的作用，语义倾向分析为语义韵分析提供细节和依据，但其本身并不能替代语义韵分析。

2.3 语义韵、话语韵与话语管理

词语在使用中经常与一些具有显著褒贬色彩的词语共现，并受其影响而产生一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效果。而Sinclair(1987,1991)早期的研究及其后来的意义单位理论(Sinclair 1996,2003,2004)表明，语义韵是对词项系列及语用环境的进一步抽象，反映的是说话人或作者对待所述事件的态度或感情，属于词项序列的隐含的语用功能，“是意义单位最外缘，是共文与语境融汇的地方”(Sinclair 1996:88)。由此看来，Sinclair的视角更宽，但其所分析的语义韵不超出扩展意义单位的边界，即后来他所说的词项(Sinclair 2008a)。Sinclair的语义韵分析有两个涵义，其一，语义韵是针对整个意义单位，而不是意义单位内部单个词语(节点词)而言的;其二，语义韵是在语言使用现场(共文与语境交互)动态发生，但由于重复使用而产生某种似然性，因此是可以观测和表述的。

在Sinclair的理论中，一个意义单位只是他所分析的最小单位，而那些由不同意义单位组成的命题或陈述又是如何呈现语义韵的，换言之，同一命题内部不同的意义单位的语义韵如何交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态度或评价?Stubbs与Hunston意识到这种难题，所以更注重语境或更宏观的话语功能。因此，Stubbs倾向使用“话语韵”，并将之定义为“延展跨越一个以上的单位;话语韵表达说话人态度;由于他们是评价性的，话语韵往往表达说话人说话的理由，并用来识别功能话语单位”(Stubbs 2001:65)。Stubbs的视角是“功能话语单位”，认为话语韵属于语用学范畴，应与属于语义学范畴的意义分析区分开来(同上:65-66)。在Stubbs看来，说话人与听话人共享知识与预设是交际的前提，交际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的;词语与短语经常传递评价意义;词语在短语和文本中预期的序列中出现(同上:6);“词语选择创造一种话语微型世界或宇宙，并使其他词语在相同的语境中得到共选”(同上:7)。Hunston似乎更接近Sinclair和Stubbs的观点，认为语义韵不是单个词语内在的属性，是一种话语功能，即当一个词语经常用于具有明确态度意义的语境时，其沾染的态度的色彩会影响到该词语在其他语境中的使用，“除非对其共文及短语作更为精细的观察，论断某一个词语‘有语义韵’可能会受到重大质疑”(Hunston 2009:91);所以Hunston更倾向使用”态度偏好”(attitudinal preference)这一术语。但是，在语义韵之外附加话语韵面临两个危险，其一，话语韵可能会被误解为超越语义韵的上位概念，而这是与语言使用实际不相符合的，“言语流是线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片段具有比另外一些片段更高级或抽象的地位”(Sinclair 2008b:26);其二，“所有有关态度或交际意图的证据都来自共文，是可观察的，而不是来自语用学中所谓的语言之外的语境”(Stubbs个人通信2016年7月26日)。由此可见，语义韵虽然是语用功能，但在分析中不脱离文本与共文，仍属于语义分析。所以，Stubbs(2013:24)又重新回到语义韵这个术语，但是认为语义韵具有两个重要形态，一是言外之力，另一个是话语管理，由于前者是文本中前述片段的回应，是功能性的，而后者表明任何一个文本片段总是处于一个更大的片段之中，因此他提议把话语管理作为扩展意义单位分析的第五个参数。此外，Stewart(2010:16-18)在回顾Tribble、Partington、Stubbs以及Hoey等人研究时，提到局部意韵(local prosodies)这种提法，认为表达态度的意韵是随文类、领域以及话题的改变而不同的。换言之，态度意韵是依赖语境的，它可以蕴含在词项这种微观意义单位中，但其总体使用趋势受语境的各种参数约束。

2.4 讨论

Partington(2004:152)提到语义韵独立于个体的作者或说话人，他还认为语义韵并未完全超出语义学的范畴，但同时又承认语义韵高度依赖语境，在话语社团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是Partington在概念使用上与Sinclair不同。首先，Sinclair说的是词项，是包括搭配在内的、表达意义单位的多词序列，语义韵是其要件之一;词项本身是有共文的，所以才有语义韵。而Partington说的是词语，他认为词语的指称意义和语义韵都是多变的，二者都是词语的内在属性。Sinclair(1996:87)强调了语义韵作为词项的重要使用功能，“在语义-语用连续统上居于语用端的”，而Partington把语义韵归于语义端，甚至把语义韵与词语含义等同起来。我们认为，Partington的表述自相矛盾:如果承认语境决定语义韵，就不能接受语义韵是词语内在属性这一论断。换言之，以下两种陈述是不相容的:既要说语义韵是词语本身自有的、稳定的，同时又要说语义韵是语境决定的。当然，语境决定性不是绝对的、单向的，有些词语由于其强大的语用惯性，反过来影响语境的整体态度。此外，仅仅以搭配性或非搭配性这一标准不仅不能真正区分含义和语义韵，也未能解决二者的认识分歧。如果说含意既包含在单个词语中，也包含在搭配中，则含意成了语义韵的上位概念。然而，如果认为孤立静态的单个词语具有潜在的语义韵，势必与Sinclair词项语义韵的理论定义相抵牾，而把词语共选型式中的语义韵分为主要型式和次要型式，在分析实践中也容易造成困惑:如果两个共选型式各自具有自己的语义韵，则这些型式就是两个不同的词项;如果不同的词语共选型式拥有同一个语义韵，则这些型式应被视作一个词项。共选型式的变异不能作为判断主要或次要语义韵的依据。驻留在单个词语或短语中的表达个人或情感联想、传达态度的意义是含意(即言外之意，因为它往往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与语用相关)，这些含意是话语社团长期使用的结果，习惯成自然，含意变成了词语或短语意义的一部分，也即是人们对使用词语的感情预期，因此具有语用学价值，如Bublitz(引自Stewart 2010:9)所言，“不断在相同语境中使用某一个词语，最终导致其意义发生移变，即该词获得其邻近词语的语义特征”。但是，如果拓展观察视角，超越单个词语去观察更大的单位，如意义单位和话语单位，语义韵不是静态附着于词语的态度和感情潜势，而是动态流动在整个意义单位甚至命题之中的评价意义，这时，语义韵才是区分不同词项的边界。因此，含意与语义韵既有联系，又有区分:孤立的单个词语具有显性的态度潜势，是词语含意;这些词语在词项中使用，通过交互作用，影响整个意义单位的态度，产生语义韵。由此，我们应当把语义韵的讨论严格限制在扩展意义单位(词项)的分析中，而具有明确态度倾向的、单个词语只是分析的依据和起点之一。

另外，如果我们的分析焦点是单个词项的共选型式，则每个词项只有一种语义韵，但该词项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多个变异型式，“由于意义单位通常止于单词，极少跨越标点单位的边界，其行为只能通过统计才能预测”(Sinclair 2008a:410)。这时，我们的观察视野不会超出词项或扩展意义单位中的语义韵。但是，如Sinclair所言，如果我们观察整个文本或话语事件，我们会观察相邻的意义单位，而由于每个意义单位都有自己的语义韵，那么两个以上的意义单位的语义韵是如何组织并传达态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Stubbs所提出的话语管理这一概念。我们发现，在一个完整的表述中，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的语义韵，则该语义韵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如并置、统属、强化、对比等，在分析中应用话语管理来解决。本文将通过以下案例分析，试图说明上述问题，并发现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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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应用扩展意义单位分析路径，以《论语》为观察文本，以“色”为节点词，在源文本及其对应的英译中观察围绕该节点词所形成的搭配及型式，调查该词项的意义单位和基本表述，并进一步分析这些表述所包含的评价态度及其局部限制:1)语义韵的影响范围及管理模式是什么?2)语义韵的确立如何影响意义单位的识别?3)英译文本是如何照应语义韵的?

分析步骤包括:1)对搜集到的文本进行必要清理后，转换编码为Unicode，并利用正则表达式分字⁽⁵⁾;英译文本主要参考Legge(1861)、Slingerland(2003)以及Brooks&Brooks(1998)的翻译;2)使用Wordsmith Tools对《论语》等文本进行索引分析，以“色”为主检索词;3)对索引行进行在屏标记并排序;4)报道分析结果，并基于研究发现讨论研究问题的解决。

3.1 结果分析

综观《论语》文本及其英译，围绕节点词“色”存在多个命题或意义表述，所蕴含的态度也复杂多样。孤立地去观察“色”的意义，是无法确定其态度的。只有通过共文才能真正确定其语义韵。“色”字在《论语》文本中共出现27次，主要用法及意义如下:

1)“色”作主语，后跟动词或动词短语、形容词表语，为“色+V”型式，在该型式中作为主语的“色”表示“脸色”(countenance)，引申为“外貌、外表”(appearance)，如图1索引行第1-4行以及第6-8行，与其搭配的谓语动词(短语)有“举(changed)、勃如(dignified)、思温(needs to be warm)、庄(grave)、厉(stern firmness)、难(difficult to keep a pleasant countenance)”等，都表示脸色的改变;其中第5行“色恶(discolored)、不食”(10.8)表示食物的颜色，第9行“色取仁而行违”(he assumes an appearance of virtue,but his actions are opposed to it)(12.20)中的“色”引申为“外貌、外表”，该组搭配词同时也是一组共享语义特征的词集，其语义倾向为“庄重、温和、谨慎”;在这一结构中，对充当谓语的词语选择，显示了词项的变异，不同的词语对词项的意义具有微调作用(参见Sinclair2004b)，如“勃、庄、厉”为同义互释，而“温、难”也可以相互解释。拓展观察更大的共文范围，该型式实际上可分为两个词项，分别对应两大典范型式(canonical form)，每一典范型式各有两个变异型式(英译的型式在后):

(1)表示判断，呈现出积极与倡导的态度

(1a)色+V+[也矣]⁽⁶⁾(appearance|countenance)+V

(1b)色+思温(appearance|countenance)+needs to be warm(脸色温和)

(2)表示质疑或通过对比表达否定态度

(2a)色+V+者乎?has he+(ADV)+V-ed+the appearance of the virtuous man?

(2b)色+V+N而+N+V(appearance|countenance)+V+N

在表示判断的型式(1)中，所反映的态度是积极的，具有“指导、主张”的意味;而在表示质疑或否定的型式(2)中，其语义韵通过疑问或对比显示出质疑和批评的意味，态度是否定的，如图1的第四行“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中“论笃是与”(人们称赞言辞诚恳的人)，其态度似乎是积极的，到了“君子者乎”(这就是君子吗?)，设问的句式创建了某种态度预期，到了第三句“色庄者乎”(还仅仅是外表庄重?)，问句变成了质疑和否定，后文的语义韵管理前文，统摄整个话题。

在《论语》的文本话语中，与“色”相辅相成的是“仁”，分别表示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品质，内在的“仁”是决定性的，而“色”只是其外在的表现:有仁德的人必定外表庄重、温和或严厉，但仅仅有这些外在特征，并不一定就是“仁”。

图1:作为主语以及头名词的“色” 

2)“色”前有形容词限定，有时与其他相同结构的搭配并用，成为一个扩展词项，为“Adj+N+Adj+色”(ADJ+N+ADJ+(appearance|countenance))型式，在句法上或整体作为主语，如图1第10-12行，或作为宾语，如图1第13-15行。其中，“令色”与“巧言”在语义上属于平行表述，“巧”和“令”都具有“美好”的含意，整个词项可释为“美妙的言辞，和悦的外貌”，在第10-11行，对该词项的评价意义在于“鲜矣仁”或“鲜仁矣”，显示出否定的意味(即“很少有真正的仁德”);词句英译cunning words and pleasant countenance基本传递了源文的否定性意味。第12行“巧言令色足恭”中”足恭”(过分恭敬)传达出具有否定意味的态度，但后句“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给出了进一步的评价(“左丘明认为可耻，我(孔丘)也认为可耻”)，即强烈的批评态度，这表明了语义韵的话语管理，因为没有后两句，我们仍无法得知说话人对待前述行为的真正态度。第13-14行，“无喜色”(“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和“无愠色”(“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是说子文这个人，升迁时不喜，罢职时不怨，似乎是一种正面的评价，但真正表达孔子对此人态度的还在更远的语境:当子张问孔子这算不算“仁德”时，孔子回答“未知，焉得仁?”。此处的疑问句表达了孔子的质疑:子文这样做只能算表现了“忠”，但“忠”只是“仁德”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外在的表象，仅凭此表象是无法确定其是否具有仁德的。第15行“勃如战色”与第2行“色勃如也”属于同义解释。该词项进一步解释了作为外表的“色”与内在的“仁”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先决的，而前者是表象。

3)“色”在动词后用作宾语，使用型式为“V+[N]+色”，中括号表示可选的名词，与“色”一起构成名词短语。该型式因搭配词的语义倾向不同有三个变异型式:?“色”表示“脸色”，与“观(observe)、有(put on)、见(watch)、正(rectify)、呈(put on)”等动词搭配(如图2第17,21-24行)，其语义倾向为“可见性”，所传达的态度皆有积极的意义;?第16、25行“变色、易色”(change countenance)中“色”为隐喻，表示“态度、形色”:有盛大筵席时，态度要变得庄重;在学习贤人时，态度要变得庄重⁽⁷⁾。?第18、19行为重复使用，把“好德”与“好色”放在对照性语义关系中，实际上是对“德”与“色”关系的陈述:外在的“色”与内在的“德”相比，后者更为重要，其评价意义在于孔子对世人的失望:世人过分注重外表的“色”而看轻内在的“德”，而既重仁德又重外表的人，不是少见，而是从未见。在《论语》的话语体系中，一直把“色”与“德”作为具有密切意义关联的成对概念，孔子首重“德”(仁德)，次重“色”(外表)，并对“色”的各种表现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讨论，围绕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评价体系，该体系同时拒绝对二者任何一方作其他解读，如把“色”释为“女人的美色”。在英译中，把“易色”中的“色”和“好色”都译为lust,love of beauty，显然是沿袭了后世对《论语》的主流注释，但缺乏文本证据支持。

图2:作为宾语的“色”   

第26行出自《论语-卫灵公》(第16·7)“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杨伯峻《论语译注》引淮南子诠言训:“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强暴，老则好利”，只说以“好利”释贪，“可能涵义太狭”，并未指出“猖狂”作“贪恋女色”解，但在自己的译文中却译成了“莫贪恋女色”。从上下文看，皆在讨论个人修养，年少时，血气未定，心浮气躁，最忌莽撞冲动，做事不计后果;其中的“色”仍指“态度、神色”⁽⁸⁾，此句的“戒”字与其他两句构成评价语境，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警示意味。而第27行“子产润色之”中“润色”一词为短语动词，其语义已近今义。

3.2 小结

在《论语》文本中，“色”作为节点词，在疑问、否定与包含对比的型式中作“外表、外貌”解，且往往与内在的品质“仁、德”(virtue)形成关联和对比，其在与形容词搭配的型式中，作为疑问和否定性断言，呈现出作者的质疑和否定性态度，如“色庄者乎?”“色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好德如好色”“无喜色”“无愠色”等。除此之外，“色”作为主语或动词宾语一般表示作者对待“态度、形色”的重视，以及主张所表现的“庄重、温和、严肃”态度要与内心的仁德保持一致。此外，在语言使用的线性序列中，语义韵在不同的词项中顺序呈现，通过话语管理传达作者整体的一致性的交际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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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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