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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高玉民:我们自刻钢板油印出几本英语教材

2017-10-26 老号休假新号顶班 永远的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高玉民,1955年10月出生于甘肃,1972年高中毕业,1973年下乡插队到甘肃陇南地区,1976年招工当工人,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入上海纺织工学院(现为东华大学)自动化系读书,1987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科技英语专业研究生,1996年到珠海工作。曾任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设备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


原题

我的1977

 

1972年,我高中毕业。


先是下乡插队。我去的那个公社,位于甘肃省岷县和宕昌县交界处,曾经属于红军长征经过的哈达铺。岭上的河水向北流,属于黄河流域,岭下的河水向南流,属于长江流域。


一岭隔开两条不同的流域,地理、环境、气候却完全一样:寒冷、干燥、荒山缺乏植被,粮食产量很低,社员生活极其艰难。我们每天天不亮就随社员上山劳动。之所以天不亮就得动身,因为那山实在太高了,从山下爬到山上的地里就需要两三个小时,午饭就是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就用手捧山泉水喝。晚上天黑了才收工,还要顺便带给队里的牲口背一些草。


回到知青点,吃完晚饭,四下已经一片漆黑。山村没有电灯,只有小小的煤油灯,用墨水瓶做成,插一根细细的灯芯,照着灯下黄黄的一小片。


书本压在炕席底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动了。有时候收拾被褥,一下看到压得平展展的书,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还是要挤出时间看书,同时还利用空余时间写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1975年参加全省农业学大寨文艺汇演,采用的就是我写的剧本。


1976年冬天被招工,成了陇南地区汽车配件公司的一名工人。公司新成立,办公室是竹帘抹黄泥当墙,油毛毡当顶。宿舍是防震帐篷,夏天热得要死,冬天热得要命。公司就我一个是外地员工。下班后大家伙儿全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人驻守。公司大院靠近山脚下,大门外是稻田。晚上万籁俱寂,连飞鸟叫一声都能吓人一跳。


这样的环境倒给了我读书写字的好机会。帐篷里太热,到路灯下面去看书,虽然凉快了,蚊子却能咬死人,只好一面看书,一面手忙脚乱地赶蚊子。冬天太冷,用盐水瓶装热水放在被窝里,就这样,手还是冻得僵直,连书都拿不住。


1977年夏天,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开播初级英语广播讲座,主讲人是何天祥教授。当我们几个朋友得知这一消息时,奔走相告,连夜聚集在一起,从信号极差的短波收音机中开始收听第一课。问题来了,我们七八个人,手头没有一本英语讲座课本。


托人到省城、到邻县甚至到邻省购买,都被告之已售磬。课程已过四分之一,而书本尚无着落,真正是急煞人!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在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借到了这本书。


我们几位欣喜若狂,马上找来钢板、蜡纸、油印机,刻的刻,印的印,连夜赶出了七八本油印教材。虽然纸张粗糙,字体也因人而异,但这毕竟是凝聚着我们心血和汗水的教科书。


山区广播接收效果不好,即使拉上高高的天线,讲座也时时被杂音和干扰声打断。每当停电时,我们就点起油灯,粗糙的墙壁上映出几个人聚在一起的头影。条件虽然艰苦,但每天晚上学习结束后,走出房门,迎着稻田里扑面而来的微风,听到四周一片蛙鸣声,心中感到十分快慰与充实。


11月,公司派我到几百里路外陕西略阳的一个小火车站驻站,每天将全国各地发来的汽车配件集中起来,然后找民工用架子车拉到仓库,等够满一卡车后,让公司来车拉回去。前面去的几个人,都呆不下去,一个人守一座仓库,寂寞孤独。公司领导说,没人去你去吧,有你大把看书的时间。


我带着油印的英语课本和几本数理化教材,又借了好几本苏联小说,一个人来到驻站点。生活确实很艰苦,吃饭就是一大问题,四周没有一户人家,买菜要走十几里山路。经常断电,蚊子老鼠又多。我买了一大堆红薯和土豆,天天煮红薯粥炒土豆。忙完工作就看小说,倒也自得其乐。


一天晚上又是停电,没法看书,只好钻进被窝听广播。山大沟深,收音机杂音很大,模模糊糊听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这些人具有参加资格。我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怀疑自己听错了,但好像又是真的。不管他,连夜开始看书。没有电,用酒瓶当煤油灯,搓了棉花当灯芯。有了激励,看书效率高了许多。第二天一照镜子,满鼻孔都是煤油灯熏的黑烟末。


书很快看完了,又到小火车站附近的县里找课本买。那时候课本一下紧张了,到处找不到,只好托朋友在省城帮我买书寄来。


好日子不长,公司要调我回去。省里来公司检查工业学大庆情况,派我回去做接待汇报准备工作。从检查团来到检查团走,整整忙了大半个月,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还在忙个不停,一点时间都没有。我找公司领导请假,公司领导说现在是正忙的时候,不能给假。好说歹说,请了三天事假,三天后就要上考场了。


参加考试的那个冬日的早上,我早早起床,在火炉上烤热了头天剩的玉米面馒头,喝了一杯白开水,信心十足地走进了地区一中的考场。每考完一门,心里就轻松一截。说实话,那年的考题不难,做得很顺手。特别是作文题“不到长城非好汉”,让我联想起了不少往事。


我受毛岸青、邵华写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一文的启示,将这篇作文写成了一篇散文诗,文思涌动,笔如神助,一肚子感想,全凝聚在笔尖上(后来知道这篇作文获得满分,语文考试成绩全地区第一)。


我第一个交卷,走出考场,看见众多考生的家长,黑压压一片趴在学校的栏杆外,手拎着装满吃食的竹篮,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孩子,让我的心里有不少触动。我走到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到一位参加考试的同学宿舍那里赶快睡午觉,养足精神,准备下午的考试。


作者当年


春节过后,一天下班经过地委门口,听见锣鼓喧天,看见人头攒动,一大群人正挤挤挨挨地看门口墙上刚贴的红纸。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高考放榜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排在首列。


1978年3月,我从陇南出发,乘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陇西火车站,夜里乘坐火车硬座,经过两夜一天,来到上海,走进了大学校园。




外一篇

大学生活二三事

   


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到上海上大学。三十年后,再回想昔日之校园生活,仍有不少回味。


全班38人,除4名女同学外,清一色为和尚。和尚们年纪差别不小。最大的老汤,北京人,37岁,入学前在云南某地质队当勘探工。最小的小应,17岁,上海某中学应届毕业生。全班男女老幼齐上课,倒也其乐融融。


工科院校学习十分紧张,但我们也免不了抽空到校园外透透空气放放风。最大的娱乐就是到学校隔壁的小弄堂里看电视。小小的一台12吋黑白电视,围坐着一大群大爷大妈中年妇女男孩女孩。到了弄堂口,刚要进去,一个脖子上挂着黄色挎包的小伙子伸手拦住了我们:“要看电视,每人五分!”嗬!上海人的脑袋瓜真是精明。


后来学校搞电化教学,从罗马尼亚进口了一批29吋黑白电视机。那个效果真是震撼。几百人在学校大礼堂看足球赛,十几台大电视机一摆,场面蔚为壮观。就连弄堂门口收钱的小伙子,也带着几个人蹭油看球赛来了。


电视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紧张枯燥的学习生活。每到周末,阶梯教室总是人声鼎沸。不同的教室播放不同的频道节目,有体育、文艺、故事片和电视剧等。节目名称写在门口黑板上,任君选择。我们最喜欢看进口电视连续剧,一部《加里森敢死队》和一部《大西洋底来的人》,就已经让人看得如痴如醉了。


记得当年中国足球队和科威特足球队一役,以中国队获胜而告终,电视转播一结束,整个礼堂、教学大楼和宿舍都沸腾了。同学们撕碎了床单,折断了扫帚,自制起火把,点燃后在校园里游行,继而又与其他高校的同学们一起,浩浩荡荡地涌向人民广场,彻夜狂欢。


中国女子排球队勇夺世界锦标赛冠军,我们也是从电视直播中看完了比赛的全过程。整个比赛惊心动魄,竞争十分激烈。水泄不通的阶梯教室,再也找不到立足之地。我是用一只手抓住铁窗的边缘,一只脚踮着站在窗台沿上,看完整个赛事直播。比赛结束后,所有的人都涌上操场,当然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大三时,黑白电视已经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蓝红绿三色彩色透明薄膜,将它贴在电视机屏幕前,颇有彩电之奇效。当时家中亲友纷纷来信,要求代为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寒假回到家中,这种彩色薄膜就成了最好的送礼佳品。有朋友来访,看着一家人正在看电视,先是惊愕:“好家伙,都看上彩电了!”继而捧腹:“原来是假的!”。


大四毕业实习,整个宿舍楼里兴起了一股自己装配电视机热潮。众人从上海虬江路电子零件一条街买来五花八门的电子元器件,焊的焊,装的装。松香焊条的滋滋声、电视信号的唧唧呱呱声、成功的欢叫声、失败的叹息声,汇成了宿舍楼电视装配“车间”的交响曲。


等到列位千辛万苦,装配调试完毕,发现许多人的自制电视不是没图像,就是没伴音。再经过一番折腾,终于大功告成,音像俱佳。也有技术稍逊一酬者,图象反差太大,屏幕闪烁不停,干脆找一块茶色玻璃,放在电视机对面,看玻璃中的反射图像,效果果然好了许多。


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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