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吴富恒校长小传
吴富恒（1911-2001），河北滦县人，山东大学原校长（1979-1984），1931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1940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跟随著名文学批评家、美学家、诗人、语言教育家瑞洽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教授进修语义学和文艺评论，同时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1941年12月获硕士学位。1942年初返回祖国。1951年起任山东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同年参与创办《文史哲》，并兼任该杂志社副社长。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山东大学教务长。1959年至1978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十年动乱结束后，于1977年8月和1978年3月，相继出席中共“十一大”和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6月，出任山东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为学校的拨乱反正、教学科研秩序的恢复建立、学校在新时期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2年6月，被美国哈佛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称号的学者。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
吴富恒先生是文革后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对于山东大学拨乱反正、迅速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山大文史学科的大力促进，保留并发展了原有优势，为山大八十年代的辉煌打下了基础。吴校长还亲自促成了山大国际化的起步。凭借他对哈佛大学等美国顶尖学府的熟悉和人脉，山大在国际上的友好协作关系和学术影响力迅速提升，达到了至今难以超越的一流水准。
这篇文章是小编2014年从中国知网搜索下载到的，原文发表于发表于1988年8月15日的《中国作家》杂志，作者马瑞芳。马瑞芳教授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是吴校长的高徒，现为山东大学教授，2005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马瑞芳说聊斋》共24讲。
原题《从哈佛到哈佛：山东大学吴富恒校长的道路》，约3万字，经小编缩减为7000字。
“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个爱国的教育家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
哈佛大学授予吴富恒荣誉法学博士证书的献词
西方的名牌大学如剑桥、哈佛、耶鲁常常傲气得很。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后，人们以为剑桥要马上授予她名誉法学博士了。但剑桥迟迟不予首肯，权倾“日不落”的铁娘子也无计奈何。哈佛和耶鲁年年都授几位荣誉法学博士，但在位的美国总统却未必人人得此青睐。“荣誉法学博士”当然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哈里·法克斯被授予哈佛荣誉法学博士，便与两国政治联合有关。但权势不会是、甚至压根不是授奖的标准。因此，在哈佛得博士学位也许不似蜀道之难，得荣誉博士却不能不算一种殊荣了。
一九八二年，哈佛大学举行建校三百四十六周年校庆。这座建校遥遥领先于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私立大学年年搞校庆，那仪式是固定的、隆重的、刻板的。这个典礼叫做“Commencement，(英文：开始)”，实际是结业典礼。哈佛十个学院都在这一天结业。大学生、研究生都按法定的格式戴上黑色的帽子：学士帽、硕士帽、博士帽；穿上黑色的宽袍，学士袍、硕士袍、博士袍。校庆主持者也披挂整齐。
一辆一辆豪华型林肯大轿车，一个一个地把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九男二女，从波士顿最考究的海尔登旅馆，接到会场上来。
哈佛校刊按顺序公布11个人的名字：
剧作家坦尼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文学博士，
教育家吴富恒，法学博士；
地球物理学家弗朗西斯·伯奇(Francis Birch)，理学博士；
作曲家弗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音乐博士；
马克斯韦尔·芬兰德(Maxwell Finland)，内科医生、传染病专家，医学博士；
长笛演奏家多萝特·安东尼。多夜(Dariot Anthony Dwyer)，音乐博士；
化学家约翰·查理·波兰依(John Charles Polanyi)，理学博士；
教育家吉·唐纳德·莫南(J·Donald Moran)，法学博士；
前驻联合国使节唐纳德·弗·麦克亨利(Donald F·McHenry)，法学博士；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彼得·布雷恩·米德抚爵士，(Peter Brian Medawar)，动物学家，理学博士；
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加尔各答妇女宗教团体主持人特丽萨(Mother Teresa)，天主教传教士，法学博士。
前10位获奖者都按照惯例戴上了博士帽，穿上了博士服，这些人的名字灿若星斗，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他们坐在年青的哈佛毕业生前排，与黑压压的会场融为一片。于是，在乌压压的背景上，第11位学者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教授、荣誉法学博士的获得者，没有戴帽子，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发如银丝，目似朗星，温文儒雅，不卑不亢，极有气派却又谦恭有礼。他的夫人、美国文学专家陆凡教授应邀陪同在座。
授奖仪式前，讲究礼仪的吴富恒教授特地询问过董事会：“我要不要穿规定的服装？”“你不要穿！”哈佛大学董事会的人忙说，“就您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特色呢！”在这儿中国那句俗语也是适用的：物以稀为贵。建校三百多年，哈佛还是头一次授予一位在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学者以荣誉法学博士，而这位学者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哈佛当局不仅认为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有意思的事，甚至认为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哈佛的毕业生在别的国家做大学校长！尤其是，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做重点大学的校长！
穿着中山装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领取荣誉博士证书，善于猎奇的美国记者们怎么能不抢下这饶有情趣的镜头？在镁光灯的明灭中，德莱克·博克校长的话语在空中回荡：“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为复兴文革后的大学发挥了主要作用。吴一直促进和国外的教育交流，特别是崎口美国文学文化界学者的交流。”“几乎和所有的留过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吴在文革中经受了多次冲击。”安妮·瑟斯顿——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非正式会员，称吴富恒“一个德高望重、在中国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人。”
温文庄重的吴富恒教授很激动。他不是那种因一得之功而得意忘形的人。但这个仪式毕竟是很感人的，证书上的评语尤使他心如潮涌：“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个爱国的教育家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做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报效国门，投笔从戎、舍生赴义，为国捐躯、英杰辈出。我吴富恒一介文弱书生耳，有何功德可以恃功自傲？我不过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更应得到赞颂的，是我们那广裹的中华大地，是给我们建功立业机遇的人民！这样的想法，似乎是很陈旧的，简直都程式化、概念化了。可是类似于吴富恒教授这样正直而不免古板的知识分子不总是循规蹈矩吗？他们就是在最隐秘的内心活动中，也自然而然地会摆正国家与个人的位置。
对于这位回到阔别已久、灯红酒绿之美国的学者，真应当有人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即使不是“及时行乐”，也去开开眼界吧！那么，摇摆舞吗？没有兴趣；好莱坞电影吗？没有时间。学者们的聚会？那可得马上就去。吴富恒教授夫妇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当年的哈佛教授们，活着的也多半退休颐养天年了，可是费正清教授却雄风不减当年，还在主持“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别音容两缈茫，教授眼见当年的东方翩翩美少年变成了满头霜雪的学者，忍不住惊呼：“上帝！时间这魔术师！一晃就是四十年！”
整整四十年！一九四二年吴富恒获得哈佛教育硕士回国，从硕士到博士，从哈佛到哈佛，走了四十年！尼亚加拉大瀑布仍如四十年前，悬空垂泻，如那一闪而过的、拖不住的时间。
……
吴富恒的上几代都是河北滦县有威望的读书人。曾祖、祖父是举人，有名气却没有多少财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吴富恒时，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不吭声；说他是“美国洋奴”，他不吭气。造反者又信口雌黄道：“吴富恒地主出身……”，一向“老老实实”的吴教授忍不住“不老实”起来，斗胆郑重地反驳：“我不是地主出身。——当然，我现在的罪名比地主还坏。”的确，没有地算什么地主？吴家只有几亩祖坟地，剩下的，就是读书人那点骨气和志气了。
吴富恒的祖父吴海秋在滦县留下一段真实的、却又近于传奇的轶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一股沙俄军队窜到滦县，说要“搜查义和团”，目的在烧杀抢掠。县官吓跑了，当地的官吏都缩首不前，形势危如累卵。“我以全家老少性命担保”，举人吴海秋挺身而出：“滦县境内没有义和团！”由此地方免遭兵费，乡民对吴举人有口皆碑。
吴富恒四五岁时，祖父就教他背书：“……莫敖子华对曰：昔令尹子文，缁帛之衣以朝……”“……曰：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东方微明，吴海秋就带领小孙子打扫街道和庭院，“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大约算儒家封建礼教，但这类教育自有其合理的内核：勤俭正直，事必躬亲。吴海秋的刚正不阿、守身如玉，给吴富恒以极大影响。
吴富恒的父亲吴翔九是饱学之士，写得一手好字，可他的功名仅到廪生。他本有个唾手得举人的机会，自己却淡然弃之。庚子之变，西太后跑到陕西，接踵而来的秋闺便不能在北京进行了，移到一个小县城中，兵荒马乱，到这儿考举人就容易多了。“此番去必定蟾宫折桂，莫失良机呀”朋友们力促吴翔九赴试。“我去考试，我的花怎么办？”吴翔九非常认真地说。原来，他家这年秋菊盈园，分外妖烧。白瓣黄心的九华菊，大如圆盘的“嫦娥奔月”，色似碧玉的绿菊，状若飞凤的悬崖菊竞相开放，姚黄魏紫，五光十色。“凌霜留晚节，殿岁守春华”，吴翔九就是一个五柳先生似的书生。
“读书人就是要孤高自诩。”吴翔九常对朋友说，“连见了长官也不能叩头的！”清心寡欲、淡泊清高、端正处事、正派作人，是吴家的家教。可是时代在变，铁路已经修到唐山来了。清朝秀才吴翔九到铁路学校任教了，六岁的吴富恒也进入洋学堂。从小学到大学，吴富恒念书总是名列前茅，可他的家境却每况愈下，乃至于债台高筑。吴富恒常有家族衰微的失落感，心中常响着这样的声音：“依靠自己，求取知识，个人才有前途，社会才能前进！”孙中山先生的名言成为他的座右铭：“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英文教员的吴富恒随清华大学的英国教授翟孟生搞起“英语教学法”的试验，参加“正字学会”活动，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瑞恰慈(J·A·Richard)也致力于此。吴富恒有幸认识了这位二十世纪名震英美批评界的大师。理查德成为吴的恩师，年轻中国学人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三十年代末，瑞恰慈应聘到哈佛大学任教，抵达波士顿不久，他就为吴富恒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一个电报打到昆明英语专科学校，电促吴富恒：速来哈佛留学！
吴富恒漂洋过海，负笈远游，在骄阳似火的盛夏，抵达波士顿。不料，瑞恰慈教授登山去了。教授是个爬山迷，他征服的崇山峻岭可以同他学术上攀登的高峰相媲美，每年假期他都去征服几个新的山峰，例如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
吴富恒投师不遇，傍徨无主。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他一个建议：去找汉学家费正清(John·K·Fairbank)。费正清原来是个倜傥潇洒的小伙子！他比吴富恒年长五岁，已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风华正茂，正扶摇直上。三十年代初，这位年轻的美国学人到清华进修，跟钱端升、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成为契友。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一位美丽多才的女作家，与费正清夫人无话不谈，费正清夫人闺名威尔玛(Wilma)，是美利坚大名鼎鼎的小姐，才貌双全，精明强干。她曾把中国建筑专家梁思成的著作拿到美国出版，而中国通费正清的传记体《中国行》在北美则有纸贵之誉。
费正清副教授对万里孤身来美的吴富恒热情而周到，一切都代为安排。吴富恒住进华侨开的旅馆中，马上同一批来自神州的青年学者融洽无间。他们都来自燕京，后来都成为名声远扬的著名学者：周一良，历史学家；林耀华，人类学家；郑德坤，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考古学家；邓思禹，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历史教授；电子学专家冯秉铨……”
不久，瑞恰慈教授回来了。吴富恒开始按部就班地跟他进修语义学、文艺批评、哲学。瑞恰慈名满天下，从师者如云。来自英国的、阿根廷的、意大利的研究生对中国进修生的特殊待遇艳羡不已：“你多么走运哪！吴富恒！这么有名望的教授每周用一个上午专门辅导你一个！”
辅导实际是讨论。吴富恒一部一部地精读瑞恰慈的论著后，再去求教作者。《文学批评原理》、《实践批评》、《科学与诗》……最有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同奥格顿合著的《意义的意义》、《孟子论心》——此书从《意义的意义》延伸出来，这是教授在燕京执教时同中国哲学教授们讨论的结果。对于英文早已驾轻就熟的吴富恒跟随了渊博的导师在语义学、哲学、文艺理论中游弋。有时，瑞恰慈像位严厉的考官，一次次询问吴富恒对哲学的理解，带领他巡览英国哲学：实用主义、实证主义，贝根、洛克、勃克雷、罗素……吴富恒经常去瑞恰慈家做客。在瑞恰慈的饭桌上，吴富恒结识了英美文学界的巨擎：经典性著作《美国文艺复兴》的作者麦塞生；莎士比亚研究权威司赛塞尔，还有位日本学权威、外交官，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
哈佛学生会主席周一良和吴富恒发起一次中国思想讲演会，请瑞恰慈讲孟子，赵元任讲中国学，意在言外地以宣传中国文化来宣传抗日。吴富恒到波士顿大教堂讲演，讲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敌斗争。他甚至于拿起小篮子走上街头为抗日募捐。
《纽约时报》披露：国民党剿灭新四军，项英阵亡，叶挺被俘。性情温和的吴富恒按捺不住义愤，在留学生的时局讨论会上拍案而起：“大敌当前，应当团结，国府贪污、腐化又害我同胞，真是反动！”“你的胆子真不小。”林耀华说。就是在哈佛一也有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呢。一想到故园破碎，吴富恒就忧心如焚。吴富恒取得硕士证书时，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再念三年就拿到博士了。”一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美国教授热心地为吴富恒规划蓝图，“然后就留在瑞恰慈教授的工作室……”“钱的问题好办，你在我的旅馆任会计，我给你出学费。”华侨房东说。
瑞恰慈教授也问道：“你究竟是留下还是回国？”
“我想，我还是回去的好。”吴富恒平静地说。没有什么表白，更没有那些理应出现的豪言壮语。行动本身比语言有力。瑞恰慈丝毫不感奇怪，他甚至于喜形于色。勇气和志气，比学问本身更令教授喜爱。吴富恒再也没有对自己的决定后悔过，瑞恰慈也从来不为此而惋惜，四十年后，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学者特地飞到济南，一定要亲眼看一眼他高足治下的近万人的综合大学——以进一步证实，当年他送弟子回国是正确的选择。吴富恒登上最后一艘开往中国的荷兰货船，取道印尼、新加坡，到达仰光，等他返回昆明英语专科学校时，珍珠港事件爆发！战火在太平洋蔓延，东起夏威夷，西至新加坡，中西交通中断，他托一家外国运输公司代运的财物，全部丢失！包括恩师赠的书。一颗爱国心，烂熟于心的一肚子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七年吴富恒担任云南大学英语系教授和系主任，一九四七年到山东解放区担任英文报纸“芝果新闻”副总编，一九四八年秋解放军入济南，吴富恒担任军管会高教组副组长。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O年任华东大学艺术系主任、外文系主任。一九五一年担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英语系主任。一九五二年担任山东大学教务长。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六十七岁时，吴富恒教授又面临一种新使命的开端。一九七八年，他出任山东大学校长。接手一个因为“文革”而千疮百孔的大学，一个因二十年三次迁校，搬得文齐武不齐，迁得支离破碎的大学，颇有点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意味。当时，各个大学都如同遭了地震、兵燹、龙卷风，像是吱呀作响、摇摇欲坠的旧建筑，如处于青黄不接的谨季，百废待兴。做为一个古典文学教师，孤陋寡闻的笔者自然难以洞悉整个学校怎样拨乱反正；做为老校长的一个小学生，笔者更不曾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对老校长的七年励精图治妄加评论。但笔者和成千上万的弟子一样，以敬重的心情，感受到老校长富有魅力的人格力量。老教育家白发苍苍，但总目光炯炯地，以一颗童心不断求索；年事已高，却不囿于陈规陋习，而是尽力寻找新知识领域，新研究方法；智能优异、庄重典雅，为人师表既有儒家风范，又富英国绅士风度，更具共产党人的品格；一身而二任大学校长和二级教授，却衣朴食简，人淡如菊、鸥闲似我。
一九七八年，吴校长上任伊始，就发起一个学术讨论会，议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时，“两个凡是”尚如坚冰难摧，这样的议题是犯忌的。“哎呀！你们可不要讨论孔子！”有人忧心忡忡。何匡从北京跑了来，罗竹风从上海跑了来，在会上大发宏论。岂止孔子！简直是上下五千年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谓之“大揭盖”，有人怕这是“大放厥词”，更多的人却觉得一下子跳出陈腐堆，大开眼界。
各种学术讨论会多了起来，科研之风似乎比“文革”前还要兴盛。学生社团也如雨后春笋，都有极别致的名词，曰“沃野”，曰“稚虫”，常进行口气很大的探讨，动辄“方向”“动向”，狂得可爱。好，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文化革命”加重罪名时有一个修饰词叫“死不改悔”。吴校长也是个不接受“经验教训”的人。“美国洋奴”的“批判”言犹在耳，老教授竟更鲜明地挑出了“美国文学研究”的大旗。山东大学的美国文学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培养出五批研究生，《美国文学研究》、《美国文学丛刊》两种刊物问世，由老校长任主编。老校长还担任全国通用教材《美国文学史》主编。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交流单位。
一个有威望的学者也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的有号召力的旗帜。一九七九年初吴校长在山东大学主持了全国美国文学讨论会，冒着凛冽寒风来泉城的代表虽然仅三十人，后来却都成为全国美国文学翻译、研究、教学骨干。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爱尼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托麦斯·史登斯·艾略特、尤金·奥尼尔、索尔·贝娄越来越为中国读者熟悉，对谈自述实录体文学、报告小说、非虚构小说乃至新新闻报道等文学样式越来越多地为青年作家采用。事实证明，美国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甚或是非常及时的。一年后，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吴富恒教授被推举为会长。朱虹教授回顾美国文学研究的拓荒史，曾提文称赞吴富恒教授是个有胆识、有才干的人。青年学生们喜欢听来华学者的英语报告，也喜看老校长接待“姐妹”学校贵宾时的煞有情趣的场面，听老佼长沉稳而抑扬顿挫地用英语致词。
“我带了许多人来山东大学，还带了——”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校长说，这个年轻快活的学者，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灿灿的玩意，“你们瞧，这是什么？”“哨子！”前排英语系学生异口同声。“对啦，哨子，如呆我带来的人不听我的我就嘟——”年轻的校长“嘟——”地吹起哨子来。
大学生们乐不可支，这真是新鲜的体会！
新鲜的经验、新鲜的科学越来越多地流入古老的山东大学。剑桥、哈佛、纽约华盛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匹兹堡大学……一些英、美、西德、加拿大、日本的大学成为山东大学的“姐妹”学校。二百多教师出国进修、近百名外国专家来校讲学。人们的视野渐渐扩大了，夜郎自大者永远会有，固步自封者也没有绝迹，邯郸学步者也有人在，但更多的人乐意呼吸新鲜空气，乐于借他山之石攻玉，乐意站在巨人的肩上。从五洲四海跑到山大的老系中文系、历史系“取经”的留学生更是一批又一批。老校长要“老系”保持固有优势，要求新毕业生保持或超过昔日的水平。他甚至子老调重唱：“人家来看梅兰芳剧团，主要就是看梅兰芳。”这种“看梅兰芳”的理论，在“文革”中是做为“打击青年教师”的“谰言”批过了的，这种理论就是要老教授上第一线。现在“看梅兰芳”又卷土重来且有了双重理论根据。“老教授上基础课是山大的老传统，冯玩君多年讲文学史，成老都上过共产主义运动史，在哈佛，也是教授上基础课……”。
哈佛是山东大学第一个外国“姐妹”，一九七九年，哈佛代表团首访山大，次年老校长率代表团回访，建立“姐妹”关系。从此，山大的对外交流在老校长的主持下，才滚雪球一样地日渐扩大。
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珍妮·瑟斯顿说：“吴富恒教授，一个德高望重，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人。”吴富恒教授成为这个所世界最高学府在中国授予的第一位荣誉法学博士。三年后，一九八五年，英国皇家出版公司把吴富恒教授列入《国际功绩卓著名人录》。可见，哈佛的博士不是吴富恒教授在世界上的唯一荣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吴富恒教授是一直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的、几十年以“树人”为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满门桃李尽芳菲才是教育家最大的荣誉。这个“哈佛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对于老校长的弟子们，还有弟子的弟子，又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先声。不久前，潘承洞教授和肖涤非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都通过了答辩。而哈佛、耶鲁、剑桥、东京、莫斯科大学等五洲四海的年轻学人会以到中国、来山东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为荣。噢，这正在变成事实。
你好，郑州航空港站！独此一份的哈佛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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