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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惊心动魄的红色金融故事，走近上海那些充满秘密的都市角落
在都市的角落里隐藏着许多历史的秘密，它们大隐于市，遮蔽锋芒，悄然躲在那里，只等待一双发现的眼睛，帮它们拂去时间的尘埃。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充满着秘密的城市，她的一条条小马路、小弄堂，不显山、不露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共地下党通常选择在此布局谋篇，或以创办经济金融实体为掩护集聚革命物资，或与进步银行家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或组织手捧“金饭碗”的青年职员传播真理，激扬文字，留下了几多惊心动魄的红色金融故事。
01
俭德坊里竟藏着“密使一号”？
愚园路1293弄俭德坊，狭长幽深，闹中取静。其中的一栋有围墙院子的三层西式小楼曾是同盟会元老何遂的住处。何遂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父亲在国民党高层的特殊地位，开展地下工作，截取了国民党的大量秘密情报。
让人未曾想到的是，张执一在上海“隐迹潜踪”的同时，还着手创办了多家企业：大安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药房等等，以拓展业务为名，担负联络和掩护任务，并开辟了数条通往东北、胶东、苏北解放区的水路交通秘道，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区输送干部、技术人员和电讯器材、药材、布匹等物资。
经过四处实地勘探，摇身成为“金融界大老板”的张执一看中了愚园路俭德坊的有利地理环境。他和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一起，假座锦江饭店宴请何遂。座上还有一位神秘客人，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密使一号”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其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参加了革命。一顿饭的工夫，众人便商定以吴家宅院为联络点传递机密情报，并作为党内人士会面、暂避之处。
抗日时期，何遂曾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周恩来、董必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而三儿子何康则留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经济机构瑞明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善后救济总署原本准备运往山东解放区的一批药品——由于内战爆发，数百箱紧缺药品滞留申城，寸步难行。张执一握筹布画，设法将这批物资转到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下，暂存在苏州河畔有“金融城堡”之称的四行仓库，而后将药品中的血浆、盘尼西林、消炎片、Neostin（治黑死病特效药）打成小包，由张执一通过秘密通道运往解放区。其他大宗药品等物资则在市场销售，所得款项兑成黄金，转充中共上海局的经费。
1949年3月初，“密使一号”吴石潜入俭德坊，送呈一组绝密情报，其中就有国民党军队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经张执一亲手送出，得到了三野参谋长张震的高度评价：“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及时雨啊！”
在解放大军的炮火声中，吴石奉命离开上海，随国民党军队抵达海峡对岸，其间多次与中共华东局派遣的女情报员朱枫会晤，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可是，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吴石、朱枫等人喋血台北。临刑前，吴石高亢吟诵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02
曲径通幽的郁家大院有何“玄机”？
郁泰峰是何身价？从其“郁半城”的外号便可知一二。其父郁馥山在申城经营沙船业赚取了“第一桶金”。他继承父业，以沙船业的同业组织——上海商船会馆为核心，大力拓展航线，形成南货北运、北货南运的繁荣局面，又涉足金融、文教、城建、商市以及慈善等领域，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这时，郁家拥有近200条沙船和100余家钱庄、商号、典当等企业，堪称沪上首富。郁泰峰打理钱业的当口，还做过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他与同行合作制造机铸银圆，也叫银饼，分一两、半两两种规格，开创中国钱币史上商铸银币之先河。
乔家路77号郁家大院，这栋历经二百年风雨侵蚀的江南大宅，不仅保存了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还掩护过不少革命志士。郁家后人郁鸿治与民主人士、出版家邹韬奋是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的同窗好友。邹韬奋起初在上海居无定所，长期住在郁家大院内。抗日战争前夕，邹韬奋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躲避搜捕，他和夫人沈粹缜隐居在郁家大院，一边养病，一边为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韬奋之子邹家华，也是在郁家大院出生的。走出深宅大院，邹韬奋接过了银行家王志莘传递的接力棒，当起了《生活》周刊的第二任主编。
郁氏钱业家族人丁兴旺，在沪上地位殊异，先后涌现出一批革命人士。“小字辈”中有一位郁鸿来，生于1924年，抗日战争引燃战火后，在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下投身新四军。据《江淮报》记载：叶挺将军很赏识郁鸿来，替他改名郁红。皖南事变时因撤离较早，他免遭一劫，之后担任刘少奇机要秘书，1946年去东北参加土改运动。另一位郁氏后人郁钟瑞，1934年参军，1939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为避免牵连家庭，改名孙佃，负责新四军党刊编辑工作。同年，由党组织派往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主编《东江》《东惠》等杂志。
当代著名学者、经济学理论家于光远，原名郁钟正，也是郁家后裔，参加革命后改了姓名。“九一八”事变后，于光远参加革命并入党，一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殚思竭虑，功绩显赫。
于光远的大妹郁钟馥，早年参加革命，“八一三”淞沪战争后，她加入由茅丽英任主席的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巾帼志士们走上街头，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939年12月12日，俱乐部在南京路劝业大楼召开音乐义卖活动筹备会，茅丽英遭暗伏的汪伪特务枪击。当时郁钟馥也在大楼内，震惊之余，迅速与同伴把茅丽英送入医院抢救。如今，郁家大院里仍珍藏着茅丽英牺牲时穿的蓝色毛衣。
解放战争时期，郁家后人利用大院内部结构复杂、曲径通幽的特点，为中共地下党刻制、印刷红色宣传文件，助“星星之火”遍地燎原。
03
“范园”为何被称作“金融寒暑表”？
“范园”，位于华山路1220弄，集聚着十数栋老洋房，史书记载，此处“树木郁蓊，芳草芊绵，高耸楼台，宛仿泰西风景”。1916年，沪上银行界联合抵制袁世凯的金融政策，“抗兑”斗争获得胜利后，银行家们觥筹交错之余，决计合伙购下这块地皮，共建别墅群，以示庆祝。
说到这场“抗兑”风波，后来居住在“范园”18号的银行家张嘉璈不得不提。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宣布停止兑现中行、交行两行的纸币，瞬时引发社会恐慌。危急关头，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为确保银行信誉，在同业的配合支持下，坚持开门兑现以稳定民心，逐渐平息了风暴。同住“范园”18号的还有张嘉璈的胞妹张幼仪，她与诗人徐志摩离婚后投身实业，担纲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副总经理十多年。
除了金融“兄妹档”，分别居于“范园”2号、6号的则为一对堂兄弟：中孚银行总经理、中孚保险公司董事长孙仲立，上海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孙伯群，两人互为参股，可谓当年横跨金融、实业两界的重要人物。抗战后期，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往甚密，地下党员徐明诚以“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名义，将秘密电台设在孙伯群家里。因党组织需要，孙伯群又从美国进口一部电台，捐给了“新亚通讯社”，红色电波从“范园”6号传送至革命根据地。
与中国银行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并称上海滩银行界“三驾马车”的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住在“范园”8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城市场萧条，银根骤紧，李铭主持建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26家银行加盟，通过汇划拆放稳定并加强银行业之间的资金融通，担负起“银行的银行”的职能，公共租界内参加联合准备委员会的华资银行无一因战乱而倒闭。1940年3月，汪伪政府着手组建中央储备银行，周佛海派人拉拢收买李铭，具有民族气节的李铭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因此他成了日伪“黑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身处险恶环境，李铭只好秘密转移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
04
公益坊内钱庄职员拿起“投枪匕首”
上海北四川路海宁路附近，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弄堂，名叫公益坊。上世纪30年代，弄内16号为左联“水沫书店”所在地，也是“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诞生地；弄内38号则设有大名鼎鼎的“南强书局”。据记载，中共髙级领导人陈赓与鲁迅先生曾在此地首次会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和左翼作家在弄堂里进进出出，名字可写一长串：冯雪峰，廖沬沙，杜国痒，陈晓峰，冯铿，李达，吴黎平，施蛰存……
1933年9月，有过钱庄工作经历的新文化运动骁将楼适夷在根据地下党指示，参加筹备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期间，因暴露身份，在公益坊16号被捕。鲁迅先生得悉后，立马写信给友人辗转告知党组织：“适兄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当鲁迅从作家张天翼那里了解到楼适夷已押解南京，赶紧捎信给楼适夷在余姚老家的亲眷。同时，他还动员社会名士柳亚子、蔡元培和英国的马莱爵士向国民党政府抗议，竭尽所能开展营救活动。
身陷囹圄，楼适夷傲雪欺霜，不屈不挠，拒绝“自新”“自首”，结果被判无期徒刑。他索性利用漫长的监狱生活，研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又通过堂弟与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开列了一份书单，想方设法获取“精神食粮”。在狱中，他翻译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在人间》《文学的修养》、法国作家斐烈普的《蒙派乃思的葡萄》、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篝火》等数部作品，再寻找秘密渠道将译稿送至上海，交给鲁迅或亲友联络出版，直到1937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获释。鲁迅先生曾经“点赞”楼适夷的翻译文笔，称道他“没有翻译腔”。
说起来，少年楼适夷曾在他父亲楼宗鉴任职的征祥钱庄学过生意。楼适夷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户耕读之家，清贫清苦不清闲。小学毕业后，14岁的他就被父亲带到上海滩，在钱庄里抄账本、打算盘、擦地板，脏活累活都要干。稍有空暇，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又受到“五四运动”的积极影响，幼小心灵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2年，楼宗鉴病逝。
失去父亲的荫蔽之后，楼适夷连续“跳槽”换了多家钱庄和银行，但他并不甘于做一名按部就班、贪图安逸的银钱业小职员。面对跌宕起伏的时代风云，他展露出了更加远大的志向和抱负。谋生之余，楼适夷以“剑南”为笔名，给《申报自由谈》等媒体投稿，还同朋友一起创办了杂文小报《嫩绿》，针砭时弊，挥斥方遒，为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狂飙运动鼓与呼。其间，他结识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地下党员陈云，时常受到教导，思想日趋进步。
终于，楼适夷脱去了钱庄职业装，一面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面办刊物、写文章，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成为左翼文学团体“太阳社”的重要成员。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受党组织派遣由上海返回余姚传播革命火种。他着手组建了中共余姚支部，并担任书记，以楼家为秘密活动据点，联络诸多革命志士，奔波于上海和余姚之间“蓄势待发”。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过两年日本留学，楼适夷重回黄浦江畔，在“左联”会场、在大陆新村、在内山书店，他同鲁迅先生的交往与日俱增。在鲁迅的积极推荐下，楼适夷担纲《前哨》的“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两个栏目的编辑，以散文、小说等形式载体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号召百姓联合起来勇于抗争。当郁达夫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枪杀后，他率先在延安地区的报纸上发表《忆达夫》一文，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
抗日战争时期，楼适夷在香港、上海等地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之后，他往返于余姚实获中学、上海储能中学，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斗争。楼适夷在《四明山杂记》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文化方面，报纸归党的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搞刊物没有条件，我们就搞了地方戏剧，地方戏剧就是越剧，民间叫"的笃班"，影响很大。一个社教队，招了民间艺人演传统戏，自编抗日新戏。文学还谈不上，我在教育方面管了这么件事：那时小学教科书不能用汉奸编的，我们就自己动手编，招刻字匠刻板，我主持了这工作。
杂志编辑：徐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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