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选自《听大使讲故事》

                   ——从翻译到联合国副秘书长

主编 / 牛力

讲述者 / 金永健

图片 / 网络

金永健，1934年9月出生江苏昆山。1950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1954年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是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后来从事了多年的非洲工作。

1977年奉调前往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从二等秘书做起，一直做到联合国副秘书长，是中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五位副秘书长。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感叹自己“没有虚度一生”的外交官，最初却对学英语有着强烈的抵触。

金永健大使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既曾是中国的大使，

活跃在外交战线，

又曾作为国际公务员，

与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打交道。

他把自己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概括为：

一半搞非洲外交，一半做多边外交。

联合国大会会场

我退休之后，经常有人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我说大家称我“金大使”不错，叫我“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也可以。因为我确实当过大使，先后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副代表大使和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当代表大使，1996年到2001年又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不过现在已经退休了，最好就别叫官衔了，对于“老金”这个称呼我倒感觉更为亲切。

其实这两种身份都有它的挑战性，我的外交生涯基本上一半是在非洲，一半是多边，非洲的工作也好，多边的工作也罢，我总觉得各有千秋，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外交官最好具有多边和双边的经验，因为二者是互补的。

抵触英语，初出茅庐被外国记者取笑

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应该是当初被分配去学英语，现在看来，这算是我走上外交道路的起点。但是当年，我是非常抵触学英语的，因为那时候正值抗美援朝，我一心想上的是军事干部学校，然后能上前线。可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外国语学校，而且学的是英语。

当时我们有不少学生思想上想不通，都说“干吗要学英语？”如果学语言，起码也要先学俄语，因为当时俄语是最吃香的，都愿意学俄语，“苏联老大哥”嘛。后来领导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参加抗美援朝的心情很对很好，但是要跟帝国主义打交道，语言不通怎么打交道，怎么斗争？所以学英语是要掌握斗争的工具。”

当年学英语的确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每个人都难免有出丑的时候，我也一样，而且还曾经被外国记者当成笑料写进了书里。

1954年，我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外交部，当了翻译，但那个时候英语水平确实不高。记得当时我在外交部情报司（即现在的新闻司）参与接待第一批西方记者，住在北京东单北极阁旅馆，每天早晨我要负责通知他们当天的的活动日程安排。通知内容因为事先有准备能说清楚，但是他们要问我问题，有时候就听不懂或者讲不清楚了。

1996年，金永健大使在联合国总部

其中一个英国记者叫詹姆斯·喀麦隆，他回去后还写了一本书谈及在中国的观感，那本书据说内容还不错。其中有一段就是写我的，他写道：“那时候每天早晨有一个年轻的中国翻译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日程。我问他什么，他就含糊地用‘嗯’、‘啊’来回答我。”可见我当时的外语水平确实不达标。

直到1956年以后，随着在外交学会翻译任务的逐渐增多，自己也下了工夫，不断地听、不断地学，接触面广了，自己的英语水平也逐步得到提高。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能够听懂带各种口音的英语了。其间我接触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等，他们的口音都很重，在外交学会那十年，训练出了我能听懂各种英语的耳朵。

纽约当官，掌舵联合国最大部门

外交学会的十年，不仅记录了我这个新中国的年轻翻译与西方记者打交道的故事，还为日后我直接走上外交工作岗位打下了基础。1996年3月，我经中国政府推荐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先后负责联合国发展支助和管理服务部、大会事务和会议服务部。

1997年安南上任后对联合国内部机构进行了调整，让我主管大会事务和会议服务部。这个部门很大，有1200来人，是联合国总部人数最多的部门。不过，这个部门政治性不强，具体事务比较多。我主管这个部门的时候，每天给各国常驻代表团印发的文件有好几箱，每年在总部大概有大小会议7000次，所以有人嘲笑联合国总部的工作就是“文山会海”。

1993年刘华秋副外长与金永健大使（左一）

一起出席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

当时，我手下有一位助理秘书长是智利人，主管笔译的司长是法国人，主管口译的是阿根廷人，管大会事务的是俄罗斯人，我的办公室主任则是一位美国老太太，我的特别助理是国内推荐的同志，我的私人秘书是秘鲁人，就像一个小联合国。

自己租房，差点住了安南的房子

科菲·安南，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从1997年1月到2006年12月，安南担任了整整10年的联合国秘书长。我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期间经过两任秘书长：加利和安南，和安南共事的时间最长。

和安南的接触主要是工作上的，他很能干。刚当秘书长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对他有点不放心，因为觉得他是从联合国低级官员一步步上来的，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行政管理官僚，不一定是一个外交家、政治家。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行政管理人才，把联合国管理得很不错，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很有政治头脑，当秘书长不容易，要在会员国的各种利益当中找平衡点。他找得比较好，大家都对他很满意。

我跟他私人接触不多，就是有一次差点儿住了他的房子。

2001年8月，金永健大使离任前向安南秘书长辞行

联合国官员都是自己找房子，房租从自己工资里出。安南当秘书长之前，在曼哈顿旁边的罗斯福岛租了个三室一厅的复式房子，租金比较便宜。安南当了秘书长之后，就有秘书长官邸了，这个官邸是一个两层楼，带个小花园。这是美国政府送的，就在联合国附近，历届秘书长都住那个地方。

因为要搬进秘书长官邸，安南原来的房子就能腾出来了，而那时我正好要换房子，因为原来租的房子租金很贵。当时我们部门的人事处处长跟安南是邻居，她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跟安南夫人商量，能不能在他们搬家后把这个房子让给金副秘书长。他夫人很好沟通，管房子的人员听说换一个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他们也没意见。我跟安南和他夫人也当面道了谢。

但正好到要签合同的那一天，一位华人朋友帮我在联合国总部稍往南一点的地方，找到了房子，交通更方便，价格也便宜，所以我就决定放弃安南原来的房子，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他们很大度，表示理解，双方也没有因此不愉快，那个房子很快又租出去了。

从双边外交到多边外交，

40多年的外交生涯，

我幸运地拥有了一份比较完整的外交阅历。

能够在联合国任职，

除了个人努力外，机遇也很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官来说，

这个机遇，

说到底是由国力增强，

国家地位提升所赐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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