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散文 | 我印象中的龚澎（上）

人物简介

龚澎（1914-1970），原名龚维航，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1970年去世，终年56岁。

退休之后，我整理笔记本和日记本时，发现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4版右下角剪下来的一份剪报，是新华社22日发出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这短短的文字勾起了我对龚澎同志的回忆和深切的怀念。

初次见面倍感亲切

龚澎在太行山给民兵们上课

1965年8月，我从河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到外交部后又被派到外交学院外事调研专修班学习英语。两年后，我被分到外交部新闻司。当时，龚澎部长助理是这个司的主管部领导。从那时起到1970年3月龚澎同志生病前大约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有多次机会近距离见到她，并得到她的鼓励、关心和帮助，令人难忘。

“文革”初期，龚澎受到冲击。我进新闻司时，她刚恢复工作不久。当时，外交部每天上午搞业务，下午搞“运动”。一天下午，龚澎来新闻司参加全司大会。一到会场，大家立刻将她围了起来，相互问候，谈业务、议“运动”、聊家常。她发现司里来了几位新同志，便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并问我们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这是第一次见到龚澎同志的情景，倍感亲切。

1968年，原对外文化委员会撤销，其中文委宣传司、特稿图片社和展览工作室的部分业务移交给外交部新闻司。在龚澎同志主持下，我也参与了交接工作。国庆节后，我被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大联合委员会”临时借到政宣组，有机会参加了“解放”龚澎的一些预备会议。在上述过程中，使我进一步认识也更加崇敬龚澎同志，她也逐渐了解了我这个年轻人。

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1956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举行宴会，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内姆·马茂德·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龚澎同志工作细致，作风严谨。她几乎每周都来新闻司一次，每次都深入到各处，面对面地听取每位同志的汇报并悉心指导。1969年11月，我从“大联委”政宣组调回到新闻司二处，主管西北欧地区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业务。

当时，原对外文委展览工作室留下来个案子：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展览在北欧国家巡回展出后，展品运抵法国。由于展品已陈旧破损，我国驻法使馆建议从国内充实些新展品，以便能继续展出。我与江西省景德镇联系，请有关厂家制作了一些新的艺术陶瓷运到北京。但运来的展品很不理想，特别是一组《沙家浜》陶塑，做得比较粗糙。龚澎同志和主管司、处领导一道来逐一审查这些展品，同意我的看法——不宜展出。

时值文化大革命，厂家又难以提供新的、适宜的展品。考虑到驻法国大使馆黄镇将军是位画家，懂艺术，我建议驻法使馆从馆舍现有的陈列品中选择一些精致的艺术陶瓷，由黄大使审定作为补充展品继续展出，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还有一次，二处收到一个会签件：原对外文委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在国内建立了一些狩猎队，猎取并饲养珍稀野生动物，以满足对外动物交换之需。

“文革”开始后，对外文委很快瘫痪并撤销，狩猎队没人管，失去经济来源，难以为继。会签件中提出取消这项业务并引用了毛主席的“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条语录。韩念龙副部长批示：“我看这个铜板还是不要省吧。”经研究，大家同意韩念龙副部长的意见，文件没有会签。

为了说明国家间开展动物交换的必要性，龚澎同志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非洲有一种珍稀动物，有关部门请使馆为国内引进一对。由于价格较贵，使馆为了节约开支，只买了一只。没料到，这种动物雌雄之间很重“感情”，形影不离。这只动物在运输途中和运抵我国之后，一直“闹情绪”，不吃不喝，思念配偶，不久便抑郁而死。表面上好像省了些铜板，结果是白花钱。龚澎同志以此说明，要注意节约，但必要的钱还得花，国家间的动物交换还是应该进行的。

龚澎在全国妇联报告会上

1970年年初的一个中午，龚澎办公室来电话，让我下午上班后到她的办公室去一下。原来龚澎同志正在审批我起草的一份电报。她对稿子不太满意，想改得更清晰些。她谈了想法并授修改意见。我重新写时，她忙着其他工作。我写好后，她让我看报纸等待审定。忽然，她说有点头晕，很不舒服，需要到沙发上躺一会儿，让我再等等。大约休息了二十分钟，她很快起来把电报改好，说过去改这种稿子只要十几分钟，今天竟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嘱咐我，写东西要注意让别人能看明白。我感到很愧疚，决心以后办事时要想得更周到些，文字表达得更清楚些。

让我学习英文“毛选”

我是学中文的，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学过点俄语，但从未接触英语。1965年入部后，进外交学院学习英语。原拟两年毕业，再安排工作，从事外交调研，通过实践继续提高英语水平。1966年6月，“文革”爆发，我中断了学业，英语没能过关。

龚澎在天安门城楼上

龚澎同志了解到我的情况，多次鼓励我要利用业余时间抓紧自修英语，与外宾接触时大胆实践，并建议我阅读英文版《毛泽东选集》，这样既能学习毛主席著作，又能提高英语水平。在那动乱的年代，重视学习被视为有“个人考虑”，龚澎同志的鼓励和教诲给我指出了方向。那时我爱人在外地，我住集体宿舍，平时没有家务，业余时间几乎都给了英语。龚澎同志去世后，我不论是在“五七干校”劳动，还是调回新闻司工作，都坚持自修英语。

1977年至1979年，司领导安排我去外调班重新学习英语。结业后，开始了我向往的调研工作。而后的二十多年里，工作岗位多次变动，我始终坚持学习英语并用英语工作，从未放弃。龚澎同志的教导和鼓励，始终支撑着我，鼓舞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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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老外交官散文选》

作者 | 戴严 前驻加纳使馆政务参赞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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