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文装解放军的战争洗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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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喜，曾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领事副司长、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军事停战委员会于1951年7月28日上午11时在板门店第一次会议。图中左起第二人是我方首席委员、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右起第二人为对方首席委员、美国陆军勃里安少将。

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美方代表来时吉普车上挂着白旗，按照国际惯例，这代表“休战”而非“投降”。但有的报道称“白旗就是投降”，这还得了，堂堂美国向谁投过降，他们感到受辱，绝不容忍。加之沿途和休息场所志愿军警卫森严，这些美国人还从没有遇到过被这么多共军围在身边的情景，神经感到紧张，南朝鲜联络官李树荣紧张得就座时没有坐到椅子上而坐空摔倒在地。于是在第一天会议后，美方就提出“改变开城的谈判环境”。3个月后谈判迁到板门店，在两方谈判代表团驻地的中间地带，美方似乎没有那么紧张了。

第一天双方代表一进会场，美国人即在其首席代表乔埃面前摆放一面蓝底白色图案的联合国小旗。我方没有经验，事前没有考虑到摆旗的事情，中间休会时我方人员摆上朝鲜国旗，而且旗子较对方的大，旗杆也比他们的高，之后就沿用这个办法摆旗。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自左至右)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解方将军、邓华将军、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朝鲜人民军谈判代表李相朝将军、张平山将军。

中朝代表一边只摆朝鲜国旗其实是恰当的，一是表现出我国尊重朝方，二是解决了一个麻烦的技术问题。这场战争是以中国为主的，但名义上是志愿军。谈判桌上同样是以中国为主，但不能以志愿军的名义去同美国谈判，所以只能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将军为首席代表，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为代表。朝鲜人民军的代表还有李相朝、张平山，志愿军联络员是柴成文。

战争的另一方是美国，但他们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所以他们摆联合国旗。他们的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成员包括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员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以及南朝鲜第一集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韩军联络员是李树荣。

凌青、杨冠群他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可以说他们是在“游泳中学游泳”。在实践中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和体会出周恩来那句“行于当所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味道了。

抗美援朝就是非行不可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场战争也是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的，不可能拖得太长。新中国急需和平环境以恢复和建设国家，美国明白了与中国交战只能是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灾难，这样双方就找到了共同点。

1952年5月14日晨时40分，美方军用飞机又一次严重违反协议，侵入开城中心区，在我方据理坚持下，肯尼不得不同意共同进行调查。图为我方联络官柴成文上校令记录人员把弹壳上的字记录下来。

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对声音，不计后果的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撤职，换上李奇微，就可以看出美国的一种动向。后来美国大选，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败选，向选民许愿停战的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获胜，就更说明了问题。

苏联呢，斯大林担心战争扩大，所以基本上只躲在后面，不与美国正面冲突。欧洲呢，各国对二战记忆犹新，再发生战争对他们实在是可怕的事情。其他国家也都不愿看到战争继续和扩大。

好像只有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希望打得越大越好，最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由美国把共产党政权打垮，至少使其严重削弱，好让他浑水摸鱼反攻回大陆。

朝鲜停战谈判成为新中国遇到的第一次与敌人进行的外交斗争。如果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双方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与美国进行的停战谈判是新中国的第二次重大外交活动。只不过前者是与盟国交往，而后者是与敌国交手。

这两次重大外交活动都是毛泽东领导，周恩来参与决策和具体操作的。但周恩来不是一般的执行人，按钱其琛的话说：“周恩来同志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周恩来既是决策人，又是指挥者，还是实践家，这三位一体的身份在世界上并不多见。钱其琛说：“称周恩来同志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他是当之无愧的。”耿飚说：“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开拓者。”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室出版的《周恩来传》肯定和引用了“创始人、奠基者”的说法。

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担任谈判前线的最高领导人，乔冠华协助，毛泽东欣然同意，因为这两个人也是毛泽东赞赏有加的得力人才。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与李克农（前）、乔冠华（后中）、解方（后右）参加朝鲜战争停战谈。

李克农、乔冠华身份保密，只在幕后不出面，内部一开始称工作队，称李为“李队长”，代号101；称乔为“乔指导员”，代号为102，后来改称“谈判代表团”。

如何处理好谈判中的中朝关系、幕后与台前的关系十分重要。周恩来恰恰是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能手，所以请示毛泽东批准后，再与金日成商量好，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内部运转很流畅，对外谈判配合默契，使对方穷于应对。

周恩来作为停战谈判的幕后总指挥，通过电报把北京的指示告李克农，并同时通报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把我方发言稿交南日，在谈判桌上打出去。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李克农可以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情况和请示工作。

在欢迎志愿军胜利归来的宴会上，周恩来向王平将军斟酒同饮。

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把他的一贯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示出高超的谈判艺术。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代表团的来电。每天接到的代表团报告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以及请示，一般都由他直接处理，当夜就作出决定复电谈判代表团。重大问题则经周恩来考虑后，再马上与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研究，对下一步谈判作出要求和指示。

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这样的工作状况维持了两年零两个月，直到谈判达成协议后才告一段落。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刘震海回忆说：“我们亲眼目睹总理在抗美援朝前后，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劳累最繁忙的时期，经常是几昼夜连续工作，长期缺乏睡眠。”

这期间由周恩来主持、出席和参加碰头研究的会议多得难以统计，几乎天天都有，起草、批阅、签发的文电达千件以上。据《周恩来年谱》统计，自1951年7月10日谈判开始至8月23日，周恩来以毛泽东名义起草的关于停战谈判的电稿近40份。

8月23日谈判中断，10月25日恢复，这中间为恢复谈判，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给我代表团指示电近60份。自1951年10月25日恢复谈判至1952年10月8日，周恩来起草和批改的指导我方代表团谈判的电稿分别为100份和110余份。

以上并非周恩来起草、批阅、签发的全部文件。许多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心疼地说：“他们轮流白天黑夜围着总理连轴转，可以倒班休息，但总理不休息，也无法休息，军事组、外事组最忙，有的同志送文件、电报，走路都带着小跑。”可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周恩来忘我的、高效率的工作，战争指挥中枢的高速运转是难以想象的，停战谈判也难以达到我们希望取得的效果。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汉王，鞠躬尽瘁，被称为一代贤相。而周恩来逝世后，北京百万群众泪洒十里长街，自发聚集送别总理最后一程，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赢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爱，甚至赢得了敌对阵营的敬重。将来的后代回忆起周恩来时，就会如同我们现在说起诸葛亮那样，把周恩来当作智慧、无私、高尚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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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奠基者——周恩来》

作者 / 张宏喜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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