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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次“未遂”的留学

李肇星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留学,对我是一个刺激神经的话题。我至少有四次机会被派出国留学,但用家乡土话说,都是差一点儿没留成,或差一点儿留成,总之都没成。





李肇星 中国前外交部部长


1959年暮春的一天,山东胶南一中的领导颇为神秘地通知我和我同班同学马林(我的入团介绍人,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非典期间病逝),准备进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预备部。

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向往苏联!我个人更对培养出门捷列夫、罗蒙诺索夫等大科学家的莫斯科大学十分钦佩。但后来,留苏的事终因中苏关系出了毛病未能落实。

胶南一中的老校长后来教导我:“留苏不成就去考清华或北大吧,你们是这个穷地方有史以来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助学金,怎么可能!好好拼去吧!”每每念及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前辈的话,我都会热泪盈眶。我中学六年级一直喜欢代数,但几何学得较差,思来想去没报清华。

同年晚秋某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领导通知我和同班同学刘立炎(来自湖南,曾任驻尼泊尔使馆一秘,益阳师专教授,诗人),准备次年留英。





李肇星(后排左二)等同朝鲜留学生举行篮球比赛后合影。


我刚到北大不到半年,听到这消息既惊喜又茫然。北大是第一个把我从“自以为是”迅速改变成能“自以为非”的圣地,不大舍得匆匆离去。好在第二学期碰上的饥荒解决了这个难题。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派我们这批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后,据传,周恩来总理指示,为方便工作,可选几个会英文的干部再学法文。1965年7月的一天,外交部教育司(后来合并到干部司)丛文滋同志通知我和应谦等人赶快去北外法语系突击学法文,准备于次年夏到日内瓦国际翻译学院留学。应谦,浙江仙居人,读研究生时,我曾和他同宿舍。他爱整洁,睡下铺,我喜欢上铺,上下麻烦一点,但不叠被子也不太显眼。

当年没有想过不听组织分配的问题,我们几个愉快地开始从头学法语,不拿工资,但每月享受42.75元研究生助学金。记得我俩每月都能省下些钱往老家寄。

有一条学习纪律是,从早上6:00起床到晚10:00熄灯,都不说中文或英文。我们共有五个学生、四位老师——两位中国老师、两位外教。其中一位外教是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侄女,她教课爱同时嚼口香糖,但对学生要求很严,注重实效。次年5月16日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学一事自然不会再议。





李肇星 中国前外交部部长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中国年轻人赴美留学成为可能,但我不再年轻。我从江西农村调到非洲工作了七年之后,到了部新闻司,先后在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真三位司长领导下工作,他们对我帮助都很大。

忘了哪一天马司长问我,愿不愿到美国弗莱切学校进修一年半载。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留学机会了!我答应回去想想,可没过两天,他告诉我:“别想了,可能让你留下做副司长、发言人。”借用一下发言人术语,当时我欣然同意马司的“立场”,没想什么,我已经逐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

四次留学“未遂”,体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意义上,祖国和民族的历史积累就是你的机遇、挑战,就是你的大性格、大命运。爱自己的祖国,并尽力把这种爱转化为报效人民的学识、能力和有效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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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摘自作者为《还我一个真剑桥》一书所写的序

    作者/李肇星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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