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边界谈判：我外交生涯的起点

作者简介

周晓沛，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主席。

人总是有梦的。在中学时代，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高考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未被录取，却“蒙”上了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我是浙江农村鞋匠的孩子，完全靠国家助学金完成的学业，是在老师的辛勤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过当什么外交官。

▲ 作者

196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1973年3月，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这是“文革”以来外交部第一次接纳大学毕业生，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当时，中苏两国边界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为了让我在“反修”第一线锻炼，司里安排我到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实习工作。

到代表团后，领导找我谈话，从政治、业务、纪律各方面都对我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外交无小事”，要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许多老同志也都主动向我介绍情况，传授经验，使我感到非常温暖亲切。

从学习搞资料做起

开始出席对外活动时，我一般都提早五分钟到场。老同志马上提醒我，像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要提前十分钟，不能让别人等你。如是工作人员，还应更早一些，先检查一遍场地或车辆等有无问题，然后迎候首长。

如果领导来晚了，不能直接催叫，要通过秘书；即使领导晚到了，也不能说迟到，而应向对方解释说，领导有急事耽搁了。外出坐车时，我早到了，但不知该坐哪个位子。老同志告诉我，乘小轿车，应坐在前排司机旁的位子，后排右侧的座位应留给首长或年长的同事；如乘坐大巴士，则应往后坐，因为后面的位子容易颠簸，而前面的好位子应留给别人。

有一次到中苏边境地区出差，我因坐错位子而出了大洋相。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每次上车时，我都抢先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上。后来，一位同行的老同志悄悄对我说，不要坐那个位子。我还争辩了一番，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原来越野车与小轿车不同，前排位子好，应是首长专座。刚巧，地方的同志一路上都叫我“首长”。尽管我一再解释，说自己不久前才刚到外交部工作，但他们还称“那也是中央派来的”。

▲ 1973-1979年在中苏边界谈判的代表团

作者（后排左四）

尽快投入到谈判工作中，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起初，领导分配我管资料档案，我自认为是“大材小用”。我原以为，到外交部就是当高翻。但当我参加了一次边界谈判之后，也就打消了做翻译的愿望，因为谈判翻译与我们在学校课堂上的翻译或对话完全是两码事。

谈判中不仅语速快、难度大，而且双方唇枪舌剑，对翻译的要求极高。有一次，我的任务是做谈判记录，可我连对方发言的许多内容都没怎么听懂，总共也未记下几句。我一下子服了，认为自己不是当翻译的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好高骛远，而要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从学习搞资料做起。

边界谈判的原始材料、地图、书籍很多，因“文革”中这些资料几次被挪了地方，所以都杂乱地堆放在一个黑屋子里。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先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一番清理，然后把所有资料都仔细熟悉了一遍，再登记造册，贴上标签，并做了卡片索引。领导肯定了我的工作，要求我再深入钻研，尽快成为中苏边界问题的专家。

要当一名“不可替代的专家”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驻苏联使馆回国休假的政务参赞来看望大家。他见我是新人，非常关心，并用俄文考了考我。他希望我成为一名“不可替代的专家”。怎样才能称得上“专家”？究竟什么叫“不可替代”？我反复琢磨了好几天。这句话也成了我以后外交工作的座右铭。

▲ 196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问题，包括复杂的历史沿革，要搞清楚很不容易。至于成为独一无二的专家，那更是难上加难，好在我手头占有大量的珍贵资料。为准备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许多老前辈花了很多心血，白手起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掘编写了这批资料。我从头到尾将所有这些资料认真研究消化，并做了详细的笔记。

中苏边界线长达7600多公里，从东段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数百个岛屿的争议归属，到西段新疆边界的十几块争议地区，我结合历史档案、条约规定、附图描绘、国际法论述以及水文地理资料等，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并重新整理了有关论据，包括对我有利和不利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初步掌握了两国边界问题的由来及症结所在。

参加实际工作后，我深切地感到，在学校里学的那点知识远远不够用。于是，每天下班后，我都留在办公室里补课学习，一是把参加谈判时没听懂的内容重新回忆核对，将一些常用的专有名词和词组背熟；二是提前熟悉有关背景情况，并准备相应的资料；三是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原著，增加俄文功底。

我们代表团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特殊证，可以借阅“文革”中被视为“禁书”的外文书籍。利用工作之便，在查阅有关边界问题图书的同时，我借阅了《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静静的顿河》等俄文长篇小说。那时我刚结婚，住在离东四不远的东堂子胡同老外交部北楼宿舍，每晚都是十点钟离开办公室，步行回家，这样可以顺便锻炼身体。

因写字潦草，被批得无地自容

为了培养我，领导不断给我加压担子。除了让我管理资料外，还新增了办案业务，具体处理涉及边界历史等问题的文章、书籍及地图。后来，又让我担任了代表团的联络员，协助一位老同志对外联系。

▲ 作者

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因写字潦草被批得无地自容。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领导让我抄写一份文件。我很快抄好，也未核对，就匆匆忙忙交了差。领导没看完，就拍着桌子大发雷霆地说：“歪七扭八，抄的什么玩意儿？不会写字，买本字帖练好后再抄！”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马上钻到地底下。

过了一会儿，他才消了气，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说：“这是上呈给周总理的文件，怎么能抄写得这样随意呢。”接着，他从保险柜里找出了一份从总理办公室退回的文件。那是我们代表团的一位老同志用毛笔誊写的，字迹非常工整漂亮。文件上用铅笔划了不少道道，而且每句后面都重新打了标点，原先写错了的地方也都改了过来。原来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看阅过并随手留下的笔迹。总理日理万机，尚且如此严谨细致，使我感慨万千。我赶紧把文件拿回来重新抄写，一笔一划，抄写了好几遍，才算满意过关。

这是我入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挨批，但也是最后一次。我体会到，搞外交，不论做什么事，都必须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后来，轮到我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仍然时时记着这个教训，并对年轻人现身说法，强调严师才能出高徒。

▲ 马叙生 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驻民主德国大使。

我说的这位领导，是已故的马叙生司长。他是我入门外交的启蒙老师，对人既要求严格，又关怀备至，包括个人生活上的小事，他都乐于“传帮带”。他是上世纪50年代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文质彬彬，平易真诚。我们都叫他“老马”，这称呼里还有“老马识途”的含义。外交上他是一把老手，擅长策略运用，并以坚韧的意志和个人魅力赢得对手的尊重。

他严于律己，对工作精益求精，喜欢身先士卒，为工作经常废寝忘食，而且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当年，无论苏欧司，还是整个外交部，都有一批像老马那样兢兢业业的“不可替代”的外交专家。他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长周恩来总理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都具有忘我的奉献精神、过硬的外交本领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形成了外交部特有的优良传统。

我的外交生涯就是从参加边界谈判开始的。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六年的工作和学习，不仅使我直接体验到了政治谈判斗争的复杂性，也使我有机会得以接触了解中苏两国关系现实的一些情况。

- END -

文字 | 《世界知识》

作者 | 周晓沛

图片 | 网络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

倾听外交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