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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外交老兵”的工作体会——如何做好翻译

李家忠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人物简介 /profile   


李家忠,196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驻越南大使馆翻译、二秘、一秘,研究室主任、政务参赞。1994-1995年任驻老挝大使,1995-2000年任驻越南大使。


60年代李家忠刚参加工作时,外交部有一个司局级单位叫“翻译室”。那里集中了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五种语言的翻译人才,他们都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职责是专门为中央领导和部领导作翻译。

几十名学亚非语言的年轻翻译刚入部,还没有那么高的外语水平,再加上当时外交部的办公地点在东单外交部街,房子有限,翻译室容纳不下,于是部领导决定组建一个新的单位叫“翻译队”,划归教育司管理,并且在西郊魏公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借用了一层楼,作为翻译队的办公地点兼宿舍。翻译队分成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组,东北亚组的组长就是后来担任过副外长的徐敦信,东南亚组的组长就是后来担任过全国政协外事局长的夏厚宏。

鉴于那时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尚未全面打开,一时没有太多工作可做,领导便把这些年轻的外交官送到国际广播电台实习,并想方设法把他们临时借到其他单位当翻译,借以增加实践的机会,提高翻译水平。李家忠说,过去几十年中虽没有成为专职翻译,但也参加过不少翻译工作,从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而这一切都是从翻译队开始的。

1964年是李家忠做翻译起步的一年,也是收获较多的一年:


1964年初


越南水利部长率团访华,为周总理作翻译。


1964年夏


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上,为越南代表团当翻译。


1964年7月


借到对外友协,为前来参加日内瓦协议10周年纪念活动的越南代表团当翻译。


1964年9月底


第一次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见到了毛主席。


1964年11月


借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张鼎丞检察长访问越南当翻译,并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主席。

这一年李家忠还为谭震林、路定一、乌兰夫、林枫等领导同志和画家华君武当过翻译,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昆明、重庆、成都、西安、沿岸和都江堰等地,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上世纪70年代,李家忠为邓小平和徐向前同志各作过一次翻译,之后主要是为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作翻译,直到80年代初。

对于如何在外交部当好翻译,李家忠大使几十年来的工作体会是:

对所翻译的问题和中央的政策必须要有基本的了解。作为一名翻译干部,不管外语水平多高,因受专业知识的限制,都不可能胜任所有问题的翻译。仅就外交部来说,涉及的业务范围也十分广泛,政策性又很强,一个翻译如果不事先对所翻译的问题作一番了解,便很难完成任务。记得每有领导人的重要会见,翻译室的同志都要到有关地区司看文件,询问情况,弄懂所谈的问题,做好战前准备。一个翻译不可能把他不懂的问题翻译得很好。



70年代中越边界谈判期间,中方代表成员包括总参作战部和云南、广西外办的有关同志都集中在东交民巷42号宾馆。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我作为翻译要和全团一样阅读有关资料,参加谈判方案的讨论,待我方的每次发言稿写好后,要逐字逐句推敲,翻出初稿后,还要请有经验的老同志过目,才较放心。

由于谈判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有时为了准确翻译一个词,就要向专家多方请教。例如清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的界约,是由中文和法文两种文字写成的,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中文文本把界约称为“续议界务专条”,如何把“续议界务专条”这个词翻成越文,经过多次讨论均找不出准确、满意的翻法,为了不致翻错了意思,造成对我不利的影响,最后只得采取逐个字“直译”的办法,再用法语的convention作为注释。



要不断提高外语水平。对于一名年轻翻译来说,从不熟悉到能够胜任工作,有一个不断学习、锻炼的过程。出于国内外形势不断发展变化,语言也会随之不断丰富,不时会出现新的语汇和新的表达方法,作为翻译也必须及时跟踪这些语言的发展、变化。因此提高外语水平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从更深的层面说,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和总结、提高的过程,而提高的快慢,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即使是水平很高的翻译,也仍然要不断学习。在这方面,有两件小事对我很有启发,或者说给了我很大刺激。



杨桂荣

傅莹

大约在90年代中,当时外交部还在东四附近的大楼办公。一次我去西楼7层西欧司办事,顺便走进了卫生间。只听见有人坐在马桶上朗读法文报纸。不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人,原来是西欧司副司长杨桂荣。

还有一次是在1988年秋,我和部里部分同志跟随出席第43届联大的钱其琛部长前往纽约,为我代表团做些具体工作。一个周末,我常驻代表团组织我们到华盛顿参观林肯纪念堂。

当时在现场排队等候的人很多,我们一行便一边排队,一边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这时站在我前面的翻译室副处长傅莹,悄悄地向也在排队的美国人借了一张当天的报纸,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在大约40多分钟的时间里她一直在看报。



要注意扩大知识面。外交部的翻译工作虽主要是涉及外交方面的问题,但在宴会、参观等许多场合,宾主仍有可能谈及范围广泛的各种话题,固然不能要求一名翻译什么都懂,但如翻译的知识面宽些,肯定会有助于工作,否则便会十分被动。

要养成随身携带笔记本和作记录的习惯。在外交场合,有的领导同志能注意不把话讲得很长,这样翻译起来比较从容,但翻译本人不能要求领导和外宾每段话讲多长,因此必须快速记下讲话人所谈的内容,翻译起来才更准确、更有把握,不会遗漏。像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经常是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讲上10分钟,翻译要记下好几页纸,再回过头来逐句翻译。如不作记录,即使记忆力再好,也难于完整、准确地翻译出来。

再则,在驻外使馆,年轻的翻译经常会跟着大使、参赞作记录,自己必须担当起既做翻译又作记录的责任。有了准确的记录,回馆后才能准确、如实地向国内报告。

对于对方的讲话,如有没听清楚的地方,一定不要爱面子,而要当场请对方再说一遍,直到把事情弄懂为止。

现在很多大使、参赞外语都很好,年轻翻译虽跟随外出,但现场并不作翻译。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仍要精神高度集中,一方面帮助把双方所谈的内容记下来,另一方面如发现领导有听得不够清楚的地方,可随时小声提醒、补充,而不能认为自己没有翻译任务就心不在焉。

翻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意识到翻译就是翻译,不要做超出翻译职责的举动。如有的翻译在把对方的话翻给主人之前,由于已经听懂了对方的讲话,就先做出频频点头的动作,或自觉不自觉地发出“噢噢”的声音,甚至如对方讲了几句好笑的话,自己就先大笑了起来,好像对方是在同翻译对话,弄得主人莫名其妙、很不自在。

我还见过外单位一位自认为很有经验的翻译,竟在翻译过程中当着宾主双方的面,跷起二郎腿,独自掏出香烟,用打火机把烟点着,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看上去十分不雅。

在有很多人参加的活动中,翻译不能把主人甩在一旁,直接同个人攀谈起来,那样会显得对主人极不尊重,更暴露出翻译自己缺乏教养和职业素养。

另外,在有记者拍照的场合,翻译要见机行事,既不要一味躲躲闪闪,也不要去抢镜头,做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

翻译既然是一个“工具”和“桥梁”,在工作态度上,翻译本人应该做到给高级领导当翻译和给一般领导当翻译一视同仁,甚至给比自己级别低的同志当翻译时,也能做到认真负责、满腔热情。

我见过有的年轻翻译,在他认为不重要的场合或没有重要领导在场的情况下,思想不集中。对方讲话后,他懒洋洋、慢吞吞地开口,对方讲了十句,他只翻出三四句,一幅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思想修养和职业道德的问题。其实这样做对翻译本人没有任何益处,只会妨碍自己的进步和提高。在这方面,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



90年代初,我任驻越使馆政务参赞。当时国内派出一支十多人的修缮队到使馆做维修工作。一天有一位年轻的木工师傅找到我,问我能否陪他到医院泌尿科看病,并为他当翻译。我马上同意了。到医院后我才知道他的病情涉及个人隐私,他不想让使馆年轻人知道这些情况,才找到了我。我认真为他做了翻译,并说他让我去翻译是对我的信任,表示一定替他保密。这位师傅对我一再表示感谢。



我想,参赞给木工当翻译并没有降低参赞的身价;同样,翻译给领导人当翻译也并不意味着翻译就等同于领导人。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给任何人当翻译都要满腔热情,体现出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才是正确的态度。

-end-

文 / 《印支外交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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