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代话初心（一） | 父辈们的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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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主人公和你们一样，第一声啼哭不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就是要奶吃。青春期也追星，跋山涉水跑到陕北这个黄土高坡穷山沟，追一群被执政党追剿的穷寇，在土窑洞里成年、成家、入了在野党，脑子进水了吗？没别的活法了吗？解放了，毛主席调他们干外交，土八路爱吃洋面包吗？会吃洋面包吗？还真的不爱吃也不会吃。

那是1950年3月，新中国诞生刚半年，外交部成立才5个月，全国情报会议期间我党的“大特务头子”， 唯一没带过兵的开国上将，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找两名部下谈话，一个是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兼政委曹祥仁，另一个是我的父亲，校办公室负责人余湛。

“大特务头子”满面春风：“毛主席指示调军队干部到外交部工作。已经调了一批了，现在调你们两个。”

我父亲一听就懵圈了，1938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不满十八岁就入了党，出了校门就进了军委二局破译密码培训班。时任局长是25岁的曹祥仁，他是我军首破敌密码本的两人之一。

二战期间中共将希特勒进攻苏联准确日期的情报提供给苏联人，事后他们专程到延安致谢。我父亲奉命接待，应苏共同志要求介绍了我方无线电技术侦察经验，恳请对方介绍他们的技术侦察经验。出乎意料，对方竟然以没有这个任务为由拒绝介绍情报工作经验。这算是我父亲的第一次外交工作。

中共公布蒋介石闪击延安的作战计划，引发国内民众和英美盟国一致反对，使这个阴谋胎死腹中。这些事情都是二局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毛主席说：“二局加新华社，等于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抗战后父母随曹祥仁到东北，破译了国民党军升级换代的密码电报。

毛泽东曾对二局讲：“你看我们脚底下这么大个地球，每天自转一圈，每年公转一圈，天天如此，年年如此，老老实实，一点也不调皮，你这么大点个人，还调什么皮啊？要安心工作一百年！活不到怎么办？儿郎孙子接着干！” 这才干了十年，到张家口创办军委工程学校也才一年，做梦也没想到党叫他干外交啊。土八路土得掉渣，心里打鼓，推脱说：“我不懂外交，这恐怕不行吧。”

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

李克农满面春风依旧：“毛主席调军队干部干外交有两条理由。第一条：你们不会跑。”

他们一听都笑了。

父亲生在大别山区农村里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祖父是地主成分。曾祖父弟兄几个各有几亩农田，都传给了我的祖父，千顷地里一棵苗，就这么一个男性后代，取名余永远，指望他传宗接代到永远。地都传给他了可不教他种地，供他读书考功名，还安排他学中医，学成后开中药铺，坐堂行医吃地租，供父亲读书。进则学而优则仕，退则行医吃地租，这是老百姓的初心。

济南惨案时父亲七岁启蒙，九一八事变时父亲十岁上小学，七七事变时父亲十六岁在武汉读中学。国难当头，要另找一个活法了，他瞒着祖父卖了家里一亩地，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了手续，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大队会合，徒步千里赴延安找抗大。在延安以南洛川一个村子里找到了抗大六大队，想象中的高大校门、大牌子、大礼堂、接待大厅都没有，只有一位士兵打扮的政治处主任张正光在院子里接待大家，父亲觉得这不是小时候见过的红军吗？

余湛

父亲留下来，因为他拉了两天痢疾。张主任安排他进了医务所，可容二十多人的病房就他一人住，有床具没病床，褥子是草，枕头是砖，自带床单和被子，有医生护士，但却没有药，只给小米粥喝，让肠子休息。

十几天后考试，考题就一道：你为什么要到抗大学习？

没有标准答案，考的是你观察社会、搜集信息、独立思考、分析判断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父亲的答卷有五六千字之长：被录取后当了副班长，那时他十七岁。

鬼子来了，不抗日就成了亡国奴。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蒋介石张学良兵力十倍于敌，不战而弃东北。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军屡战屡败，半壁江山沦陷。国民党靠不住，我曾和同学尝试自己组织抗日武装队伍，两个月没有搞到一条枪，没有招到一个人，深感自己政治上军事上无能。

反观共产党，兵力不及国军百分之三，武器也差得远，却能深入敌后收复国军失地。所以，我要到延安抗大寻找抗日救国改造社会的真理，学习为实现此目标所需的实际本领。

我问过父亲，你把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了，这个党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他说也有他想不到的事情。他们那个学员队一百二十多人住在一个村子里，村民几十户，水井仅一口。队里规定只有炊事班长可以取井水做饭，其余人一律用山沟里的水。每个班每天晚上派两个人用茶缸舀一桶黄水抬回来，沉淀一夜变成浅黄色。早晨每人一茶缸，先漱口后洗脸，剩下半桶就是全班一天的饮用水了，用完了还有两三寸的泥。洗衣洗澡都不可能，人人长虱子。

父亲在国统区曾为抗战募捐，可没想到老百姓的血汗被贪官中饱私囊，一腔热血助纣为虐。到共产党这里，课堂上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啥意思？不能与民争水，让虱子吸自己的血，别让它吸老百姓的血。父亲当时十六七岁，这反差太刺激了，五十年后还会跟我讲。

另一个没想到是抗大这所军政学校还有民主生活，令父亲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喜出望外。

在一次军人大会上，放牛娃出身的队长赖光勋批评三班为保模范班声誉，出了问题隐瞒不报，要处分犯错误的同学。什么事呢？班里同学拿了别人的钢笔做笔记。父亲和班长商量，为劝人向善，在生活会上反复讲，有错误承认就好，不给处分，不对班外张扬。结果，这位同志真的承认了错误，班长信守诺言没有报告队部。

参加革命已经十年的指导员廖鼎琳主持会议，请大家发表意见。父亲立即起身发言批驳队长，争持不下，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队长的意见，父亲不服。

次日，队长找父亲谈话，先向他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在开会前没有找班长交换意见，会上发言不冷静，没有耐心讲道理。父亲听了很受感动，人家是老红军，自己是新学员。回想小时候和老师顶嘴，要挨打，由家长出面道歉才能了事，今天倒是队长先作自我批评，真是两种人际关系。父亲也诚恳检查了不向队部报告、对他态度不好的错误。同志之间，只讲真理不讲面子。从此两人彼此信任，找到知音了。

两件小事虽然令父亲对共产党刮目相看，但胸中还有一团疑云。国统区亡国论、唯武器论甚嚣尘上，人民惶惶不安，爱国志士救国有心，取胜乏策。面对工业强国的野蛮侵略，落后的农业大国会不会亡？怎样取胜？父亲一口气读完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胸中疑云一扫而空。毛泽东全面透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批驳了速胜论、亡国论、唯武器论，阐明了中国抗战为什么能胜利、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动员农民争取持久战的胜利，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典范。

抗日救国改造社会的真理是父亲渴求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父亲前所未见的。父亲晚年回忆说：“给我教育最深的莫过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两门政治课：《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政治学习会上，我作了一次长篇发言，结论只有两句话：中国革命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达到。这是我宝贵的心得。”

他入了党，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老百姓的初心升华为共产党的初心。

抗大参训队要到队里挑两名学员，队长找父亲谈话单刀直入：参谋是个埋头苦干不出名的工作，你去不去？赖光勋自己就是个测绘地图的参谋。没有地图，领袖们没法指挥战争，赖光勋默默无闻，革命照样胜利。他离休前最后的职务是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那时他还在和手下的参谋们说要热爱这项工作。父亲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出名的。”

曹祥仁

曹祥仁就更不会跑了。他出身农家，四岁丧母，九岁丧父。父亲生前借债供他读了三年小学就撒手人寰，房子和地都典押还债了。继母改嫁，亲弟弟过继给叔父，姐姐嫁到外村做童养媳，自己由伯父收养，供他又读了一年，算是初小毕业，十岁起自谋生路给人放牛。牛耕田有草吃没工钱，他放牛有饭吃没工钱。牛蹄子不穿鞋，他要穿鞋，可他没有，冬天只能把脚伸到牛粪里面取暖。

活法没有，死法倒有两种——穷死、战死。

这是曹祥仁的中考题：两种死法挑一种。他铤而走险跟红军走了。临走那天，姐姐从外村赶来送弟弟一双自己亲手做的鞋，姐弟俩抱头痛哭，这是这家人最后的亲情和温暖。

二十年后全国解放，曹祥仁回到家乡一打听，亲弟弟参加红军战死了，亲姐姐被当做赤匪家属卖到了偏远的穷村子里，享年仅二十几岁，穷死了，只有他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活了下来。

平心而论，曹祥仁和我父亲出身于对立的阶级，一个不想过牛的生活，一个不想当亡国奴，都只有一个活法——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好不容易胜利了，调他们干外交，当然不会跑，都觉得好笑，毛主席可真幽默。

李克农收起笑容说：“你们不要笑，这可是最关紧要的事啊！外交干部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必须挑选绝对忠诚，任何时候都能站稳立场的人去做，绝不能有一丝马虎。据说，英国只有贵族子弟才进得了外交学校，担任外交官职务。事实上，每个现代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本阶级最忠诚、最可靠的知识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你们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契切林就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中央调你们做这项代表国家的工作，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是你们最大的光荣。”

这番话说得他们浑身热血沸腾，转念一想又凉了，不会干啊，干不了对不起祖国人民。李克农依旧笑容可掬：“毛主席调军队干部干外交还有第二条理由呢，你们会学。知道你们不会，一定会遇到从未遇到的困难。怎么办？老办法，边干边学嘛！我们原来不会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我们还有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的领导，只要你们多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便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央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和光荣，意味着职务晋升吗？

李克农

李克农说：“由于外交工作要求高，调到外交部工作的干部都要降级使用，你们不要以职位高低论英雄，这点要有个精神准备。”

在密码战这条特殊战线上，他们攻坚克难，默默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改行去攻克新的难关还要降级使用。父亲他们说：“这点您可以放心，我们都能服从革命的需要。”

谈话后两个半月，离波兰国庆日24天，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红军彭明治出任驻波兰大使，调29岁的父亲改任驻波兰使馆一秘。

7月13日，一行十四人身着军装，在飞机上领到了西装，才跟着两个俄文专业大三学生学着打领带。

签名后交换文本，立于桌旁的是时任政务参赞杨琪良。（图为余敬东提供）

当天飞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饭后散步，政务参赞杨琪良与余湛聊天。

杨：“大使馆每天都干些什么具体工作？”

余：“不知道啊。”

杨：“你不是来了三个月吗？”

余：“三个月也没人告诉我啊。”

两人去问大使，大使说：“也没人告诉我。”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15日到了莫斯科婉言谢绝波兰驻苏使馆的宴请，向已工作半年的我驻苏使馆请教，每个人都找同岗位的同志问两个问题：大使馆干什么具体工作？我这个岗位干什么具体工作？16日火车上集体汇报，使馆具体工作内容就算知道了。

17日到达波兰首都华沙。旧中国驻波使馆人员各奔前程：原代办、主事带着印章、密码、文件、公款现金和索贿所得，到南美度晚年，一个年轻人起义了，守着一栋租来的二层小楼等待新中国外交官接收，每层都是两室一厅。他们决定两厅都做会客厅，四卧室都兼办公室。

驻波兰使馆第一个国庆招待会，华侨与波兰朋友的合影。（图为余敬东提供）

18日上午彭大使拜会波兰外长递交国书与颂词的副本，下午波方礼宾司长约见杨参赞谈仪式程序。19日按杨参赞的详细记录预演三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20日递交国书，22日赶上了波兰国庆招待会。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你们不会跑，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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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余敬东

图片 | 余敬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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