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向美国记者采访开禁（三）| 艰难推开记者互访的大门
往期精彩 点击阅读
三名记者冲破禁令来华
史蒂文斯、哈林顿和渥塞分别于1957年1月7日下午和1月15日夜间到达上海，他们在上海最大的收获是获准探视了美国犯人。
1月7日和10日，公安部给上海公安局两次发来“特急”电报，对记者见美国犯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严格规定。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着手准备，并于14日进行了演习。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于15日下午3时到达上海市监狱，经办理登记和宣布接见规则后，3时25分与美国案犯分别谈话，3时55分结束。
史蒂文斯会见梅保罗，哈林顿会见格类斯，主要了解犯人在狱中的饮食起居、健康情况和家属及外界的联系情况，是否“洗过脑”（如是否每天上课，能否看到些书报杂志，是否知道国际上发生的事件，能否祈祷）等，也问到其他犯人的情况，梅保罗和格类斯按实际情况各自作了答复。
史蒂文斯对美犯的狱中生活表示惊奇，并说：“美犯在押期间的‘旅行’比美记者在中国旅行的地方还多。”哈林顿评论说：“从格类斯能吸乐根牌美国纸烟看出，美犯能接到国外包裹。”
美国摄影记者哈林顿（图片来源：《档案揭秘外交风云》）
整个会见过程都严格按照事先的规定进行，但史蒂文斯、哈林顿对不能拍照感到遗憾，曾再三要求。最后史蒂文斯站在监狱门口由哈林顿拍了一张照片，作为采访美国犯人的证明。他们当晚发往巴黎电讯一则，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称该电讯“内容一般尚可，但不完全符合实情”。
渥塞搭乘的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延迟，到上海时已过了规定会见日期，我方破例准许他于16日下午会见美犯梅保罗，渥塞十分感激，写信向外事处致谢。他所问问题与史蒂文斯相仿，只是更详尽些。他还从上海国际书店买了三本英文古典小说送给梅保罗。最后他问了梅保罗对中国宗教问题和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看法。公安局的记录中说“梅保罗的回答仍然很好”。
美国记者渥塞（图片来源：《档案揭秘外交风云》）
会见当晚渥塞就向国外作了广播，并九次向国外发出电讯，报道内容大致符合实际情况，口吻比史蒂文斯的报道缓和，并推断说，中国政府批准会见是提前释放美犯的象征，并想借此来影响美国舆论。
史蒂文斯、哈林顿在上海期间，除会见美国犯人外，第二个要求就是采访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农民生活情况，还参观了妇女教养所、药水弄居民委员会、曹杨新村、第五装卸区、上海体育学院、人民游乐场、海员俱乐部和天主教帝王堂，访问了荣毅仁副市长、申新九厂私方厂长吴中一，观看了越剧等。
宋庆龄
他们曾请求当面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宋未同意，但就他们的提问作出了细致的书面答复。这些问题包括：请宋对美国人民说几句话；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什么变化；中国妇女对节育的看法；宋在海外的亲属有无与现政权和解的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颇具难度，但宋的回答尤为巧妙：“我无从知道，不过我确实知道那些已经回来的人们，对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复兴我们国家的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是给予良好评价的。”
作为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他们的采访所得在美国将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因此除了会见美犯之外，他们采访的方针似乎是有闻必录。比较来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关注最多的民主自由问题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些都是他们注意的中心。
总的来说，三个记者对在上海的采访似乎是满意的。我们对他们的采访要求大抵都予以满足，而对他们的自由活动则没有加以干涉和限制。从他们已经发出的电讯看来，他们的报道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客观，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他们三人不顾美国国务院的禁令来华后，美国国内重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除《芝加哥论坛报》外，大多数主流媒体纷纷谴责国务院的决定。《纽约邮报》认为美国国务院的做法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傲慢、荒唐的新闻检查的举动”，该报还向渥塞约稿，要他写五篇不少于500字的文章。与此同时，有20名美国记者继续申请访华。对此，外媒评论说，毛泽东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美国务卿杜勒斯在1957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中国邀请记者访华是“阴谋”，并重申“只要是目前至少可以说是半交战状态的情况仍然存在，只要是我们还没有承认那个政权，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颁发前往共产党中国的护照”。杜勒斯的声明反映了美国政界在对华问题上固有的冷战思维，他们担心，若在记者问题上让步，一来传教士、商人及游客就将步其后尘，二来国际社会将把这当作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号。
周恩来总理与尼泊尔大使交谈
针对美方的僵硬立场，周恩来总理1957年1月29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对记者说：“这证明美国老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做任何让步，这就是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只有双方向前走，我们才能握手，但是美国却在我们伸出了手的时候也拒绝握它。”
这种僵持状况从1956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57年的年中，在此期间，美国新闻界及各界有识之士为打破禁令积极努力着。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终于有所松动。
195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准许24家新闻单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国进行6个月的“试行”采访，如果这些新闻记者能在中国自由报道，届时可以延长期限，但仍然强调美国人去中国大陆旅行是不符合美国政策的，或者说是不合法的，而且美国不打算给中国记者发放签证。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评论指出，不给予互惠条件是有悖国际惯例的。次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换了一种说法：“我们从来没有绝对规定任何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到我国来，就我所知，并没有任何人申请要来……如果有谁提出申请，我们将根据法律加以考虑。”
随着杜勒斯的松口，互派记者之事显露曙光，我方即着手选定赴美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他们是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彭迪、《大公报》记者陈龙、《人民日报》吴文寿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兆麟等4人，并就他们向美方提交申请的方式途径也进行了设计。
1957年9月3日，中宣部在送外交部党组、中央组织部的公函中写道：“这4名同志我们已经审查，没有问题，可以出国。”
中美大使级会谈（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1957年9月12日，中美第七十次大使级会谈中，中美会谈首席代表王炳南代表我方提出了互派记者的提案：“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料，美国大使约翰逊竟借口去年中国提出允许美记者来华访问时并未提出互惠条件，拒绝了这个提案。
由于美国坚持不给中方以互惠，五十年代中期中美之间一次可能的文化交流就此搁浅。
六十年代，在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任内，中美就记者互访又进行了多次磋商，但由于台湾问题上无法妥协的分歧和“文革”的爆发，记者互访始终未能实现。
一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美国才第一次派大批记者到中国访问，记者互访和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才打开。
- end -
文字 | 《档案揭秘外交风云》
作者 | 张晶晶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书屋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了解详情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