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夫在北非——在稀微的晨光中，他们就像开赴前线的“战士”

作者简介

司马文森（1916-1968），福建泉州人，1932年参加革命，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领导抗日武装；1946年任文协港粤分会理事，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民促会中央委员、中共香港文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解放后，历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民革中央委员、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华南文联常委、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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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

我们到达阿尔及尔的第二天，就意外地和一批中国大夫遇上。他们刚从600公里外的赛义德省赶来，是为参观“中国工业建设展览会”的。在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人较少的北非地区，很难听到乡音、见到亲人，因此一见面就格外地高兴、亲切。他们围住我们问长问短，问毛主席的健康，问今年的农业收成……我们也想听听他们对当地情况的介绍，但大家都有事，谈得太少，就约定再谈。

关于这批中国大夫的来历，需要补充几句。原来当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几乎把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技术人员都撤走了，其中包括医生和教师，留下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因此，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医院没有大夫，情况极为严重、混乱。殖民主义者原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整倒：“没有我，看你怎么办！”但在本·贝拉总统领导下的阿尔及利亚革命政府，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坚决地顶住！它粉碎了旧殖民主义者的政府机构，接管一切“无主”工厂、庄园，同时也向友好国家呼吁支援。

1963年，我国派出首支援外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图为医疗队副队长陈海峰与阿尔及利亚牧民合影（资料图）。

一支包括有20多名中国大夫的“中国医疗队”，就在这种情形下，分两批从北京到了阿尔及尔。我们所遇到的中国大夫，就是这支支援队伍的一部分人员。

为了不失约，第二天我就到使馆招待所去拜访这些远离祖国已有四五个月的同志。有一位年轻的大夫对我说：“……我们到达阿尔及尔时，当天卫生部长就接见我们，问我们是不是马上工作。我们说：‘党和政府派我们来，为的就是工作。’这样，第二天我们就马不停蹄地赶到赛义德省。赛义德是个偏远省份，离撒哈拉沙漠不远，有4万多人口。在法殖民主义者进行132年殖民统治期间，由于不断受到剥削压榨，人民生活困苦，健康状况极坏。”

中国派往阿尔及利亚赛义达省医院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图片来源：商务微新闻）。

“我们抵达赛义德后，当地人民听说中国大夫来了，非常兴奋，有的还赶了很长一段路来欢迎我们，称我们是毛泽东的使者。当时我们的同志都很感动，下定决心：不怕任何困难，一定要把工作做好！省卫生局局长也来迎接我们，当时就问：‘是不是马上工作？’他说：‘救人如救火，明天就工作如何？’我们都说：‘行呀！’就这样干开了……”

这位年轻的中国大夫，是在1958年才毕业出来的，浑身充满了革命精神和干劲，说话时双眼闪光，情绪激动。

“就只我们这些人，”他说，“却要管理一座有300多病床的省立医院、几个县和区的医务工作。病人多，我们的人少，交通工具不足，语言又不通，说起来真的有不少困难！但从法殖民主义者把医务人员撤走后，阿尔及利亚人民比我们更困难，相比之下，我们的困难也算不上什么了，大家都说，再困难也要设法克服，一个人可当两人甚至三个人用，白天工作晚上就学习当地语文。”

1969年，中国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在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牧区为牧民看病。（新华社发）

“当我们开始工作后，又发现殖民时代许多使人愤慨的事。我们许多人都没想到，法国殖民主义者口口声声地说他们为阿尔及利亚人做了多少福利事业，可是他们是怎样来做‘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事业’的？一位曾在独立前当护士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告诉我们：‘某天，医院来了个急诊病人，当他办完一切手续住进病房后，就再也没有人去理他了，让他在病床上打滚哀嚎’。护士将实情告诉法国大夫，他却忙着给自己‘私人诊所’的病人看病，还说：‘忙什么，病人总是这样，有一点儿小病就大喊大叫！’这样一拖就是4天。到他想起来时，那病床已经空了。他问护士，护士说早进坟墓了。那法国大夫听着，一点没有动情，反说：‘这样危急，即使我看了也没有用，’耸耸肩就走了……”

“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法殖民主义者尽管把医院盖得堂皇，设备看来也十分齐全，可是管理工作却一塌糊涂，即使是病重的人进了医院后也没人理，因此常常会出现病人一两天没东西吃、大小便拉一身，有的甚至生了蛆……”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援助阿尔及利亚（图片来源：武汉市中心医院）

他愤慨地说：“这就是所谓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事业。怪不得当地人民把进医院当做进监牢、受刑罚，而殖民主义者也觉得病人越少越好。”

这批中国大夫回赛义德了，过了几天又来了第二批，他们同样也是为参观“中国工业建设展览会”而来，不同的是，这次有一位阿尔及利亚朋友与他们同行。

这位年纪在30岁左右、爽朗而热情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据我们的大夫介绍，是医院的行政管理人，从民族解放军转业来的。到阿尔及尔后就和我们的大夫住在一起，都在使馆招待所里。他们前后逗留了3天，因此，我们也常常有机会见面。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饭桌上，他一听完介绍，就竖起大拇指说：“展览会我看过了，我们中国兄弟的成就了不起。观众中有洋人，我仔细看他们的表情，也是惊叹得很。我们过去虽然贫困落后，但我们只要一独立，就能建设自己的国家，成就也一定会超过他们。”

1995年，中国医生在多哥卡拉地区医院门诊部为患者进行针灸治疗（新华社发）。

接着，他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早在军队打仗时，我就读过他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不是说恭维的话，我说的是一个普通阿尔及利亚人的话。你们中国大夫办事负责，不计较工作时间、条件，说干就干，吃的住的和我们病人、工作人员一样，还不要任何报酬。这种好人不是毛泽东派来的，哪儿会有？”

他又谈到群众反映：“……有一天，从很远的地方来了几批病人找我，我一听不是本省辖区内的，我说你们也有医院，应该回到自己的医院去。他们就是不走，还说：‘我们赶了几百公里路，特地来请中国大夫看病的。你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也不回去。’你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呀，我有什么办法，只好同意。我说：‘只能通融一次，’可是下次又来了许多人……”说着，他兴奋地站起来，举起杯：“为我们真诚的友谊、牢不可破的兄弟团结干杯！”

2006年9月21日，在喀麦隆雅温得的一家医院内，中国援喀医疗队眼科医生温灵奇为当地患者检查（新华社发）。

第二批中国大夫又和我分手了。在稀微的晨光中，他们离开招待所，像开赴前线的战士，生气勃勃地提着自己的背囊似的小旅行包上车。临走时个个都在叮嘱：“一定到赛义德看看我们呀！”可惜，我没能实现这个诺言。当我们离开阿尔及尔飞经奥兰时，我只能在高空对着赛义德的方向，向他们告别：“亲爱的战友，祝贺你们在新的战斗岗位上获更大成功！”

（注：文章原载于1963年12月26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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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彩蝶》  著者 | 司马文森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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