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生活素描（上）

作者简介   

杨冠群 新中国资深外交官。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有人说，驻外使馆就像一个国家的海外领地。此话确有一定道理，派出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小天地里，不受驻在国的管辖，并且往往把本国的思想观念、规章制度、生活方式也统统搬了过去，自成体系，别人奈何不得。当然，使馆人员也不是工作和生活在真空里，驻在国的物质和文化环境必然对他们发生影响。他们还必须遵循外交界共同沿用的惯例和做法。

中国的驻外使馆生活还有点与众不同。绝大多数外国使馆人员都是集体办公、分散生活，而中国使馆却是融办公和生活于一体。后一种做法的好处是：国家可以节省费用，馆员可以相互照应，还可以增加集体的凝聚力和有利安全保卫。但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天天见面，事事碰头，由于观点不同，利益相左也不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摩擦。

我们独特的使馆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本文不拟予以总结，这既不是作者的责任，也非力所能及。作者只是就其中的某些突出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使馆生活过去都列为保密内容，其实，难以保住。对使馆的一举一动，外界，特别是同使馆接触较多的华人，都了若指掌。好在以下谈的都是历史，顾虑可以少些。

民以食为天

一个驻外使馆，编制小的仅数人，大的百人。不论人员多少，都有吃饭问题。多年来，我们实行的是食堂制，由国家装备伙房和食堂，并配备炊事、采购、服务和管理人员，用膳的广大馆员只交少量的伙食费。

对大家来说，吃食堂的长处是省时省事，固定桌次或各自打菜，下班就可以吃饭，吃完就可以休息，没有自己采买、烹调、洗刷之苦。

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没有选择的余地，炊事员做什就吃什么，不能适应个人的口味和需要。

其次，各人胃口有大小，有的吃得多，有的吃得少。先前“灶”又分大小，大灶吃得差，小灶吃得好，都交同等的伙食费，吃少和吃差的就感到亏了。

第三，各人对伙食标准的要求不一，有的从健康考虑，希望吃得好些，有的从多分“伙食尾子”出发，希望吃的节省些，真是众口难调。

随着国内饭票制的推行，使馆也进行了改革。在新制下，饭菜的花样增加了，一般都是厨房事先公布菜单，各人登记，开饭时领取。这样，大家便可根据需要选择，缓和了相互间的矛盾，也减少了大锅饭的浪费。

但它又引发了新的矛盾。主要是：多数外交官参加内外宴请的机会多，他们的伙食费便大量节省。为此，有的使馆又规定，外交官参加宴请时也要向食堂交纳一定的费用，以部分解决“心理上的不平衡”。

在食堂制下，我认为最大的弊病还是，集体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别是实行饭票制后，个人的利益同食堂管理的好坏直接挂钩，而食堂的财务仍由国家维持。这就容易出现“损大公以肥小公”的现象。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使馆宴会之丰盛却往往在外交团里享誉遐迩。这固然和中国人的好客传统有关，同中国人重视饮食文化恐怕也不无关系。

外国大使也请客，但都比较节俭，不是他们小气，而是交际费都在大使的工资中包干。中国大使却是在计划内实报实销，因此手头上比发达国家要宽裕点。中国使馆都有高级厨师，大小宴会自办。像剪裁必有边角一样，宴会也有折箩。按照传统，折箩都归食堂，大家享用。一次大型招待会下来，“剩余物资”加上折箩就够食堂吃上三五天了。为此，常会出现“把蛋糕做大”的现象。

使馆都在首都，但首都却往往不是商业城市，肉菜瓜果产地更常在百里之外，甚至更远。为了节约食堂开支，采购员常常不辞辛苦，远出采买。从食堂的账面上看，远道贩运降低了成本，但谁都明白，他们的往返车费和食宿费都按出差报销了，没有算在大家的伙食账上。

如果以上算是“开源”的话，还有“节流”的措施——缩紧裤带。中国人都知道，猪头、鸡爪、心肝、肚肠是下酒的好菜，作为肉食的调剂，搭配吃一点，也别有情趣。但如把它们当做荤菜的主要原料，日日如此，顿顿这样，就必定大倒胃口。

为何专吃此类食品？不为别的，只因东西便宜。中国菜谱中有它们，有时还是上品，但在许多国家它们都是废弃物，或是猫狗食，无人问津，故而价廉。

我赞成伙食费适当节约，因为，够可怜的，中国外交官个人的货币收入，在各国的排行榜上，长期以来总是敬排末座。但我不赞成以正常的伙食为代价。难就难在此类问题不易达成一致意见。有时怨声鹊起，但常不了了之，旷日持久不得解决。也许有人会问，外交人员如此省吃俭用为哪桩？答：为了给自己和亲友买“大件”，为了积攒点钱防老。

业余司机的出现

某些国家的环境较好，使馆人员工作之余便可到附近散步或购物，但多数情况下，使馆人员外出都是以车代步。这时出于提高办事效率和保障安全的考虑，有时也是礼宾需要，例如大使因公外出都使用挂有国旗的专车。一般外交官参加外事活动，有时地点离使馆只有咫尺，人家都是坐车，如你却步行而去，也有碍体面。

使用什么汽车颇有讲究。相当一个时期里，我驻外使馆购买的都是西德的“奔驰”车。“奔驰”属高档车，一般大户人家才买得起。它不仅品牌高贵，乘坐舒适，许多人使用“奔驰”也是从安全出发。开车人和坐车人最怕交通事故，它的钢铁和结构比较结实，经得起碰撞，安全系数较高。

但中国人却有另一番考虑，一般的汽车用了若干年便需淘汰，而“奔驰”车经久耐用，驻外使馆用后，运回国内，妥加保养，还可用它十年八年。如今国内“奔驰”车到处可见，改革开放前，却是凤毛麟角，独有北京的外交部保有一支由使馆旧车组成的黑色“奔驰”车队。

驻外使馆的司机有两种人：一种是国内选派的职业司机，另一种是在当地雇佣的外国人。

司机的工作十分辛苦，除保证使馆外出用车外，还要负责车子的一般维修和保养。许多人还肩负分外的工作，如采购、电工、机修、清洁卫生等。

外国司机熟悉当地情况，又懂本国语言，尤其长处。两种司机并用，也会产生矛盾，主要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外国司机当然是按当地标准付酬，往往比中国司机高出许多。这还不是问题之所在。根据我们的规章制度，外国司机超时工作可付加班费，中国司机加班却一无所获。这就不能调动他们付出额外劳动的积极性，因而某些长途跋涉或夜间出车的任务常推给外国司机。

据此情况也研究过“肥水外流”的问题，提出可否对中国司机也补贴一点。会计根据条文，理直气壮表示反对，还提出：如给司机付加班费，其他人加班，同样辛苦，是否一视同仁？谁也回答不了。

司机好比是驻外使馆的两条腿，离了他们寸步难行。

某些使馆外事活动多，用车便十分紧张。于是产生了其他人是否也可学车的问题。如果外交官自己开车，不就一个人顶两个人用？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是自己开车，并不丢脸，也不危险。

也许活动较多的外交官体会深些，要求也迫切些。外国外交官都是“夜猫子”，去他们家做客，10点才吃饭晚饭，喝完咖啡已近凌晨。中国外交官总是不好意思地第一个告退，因为外面还等着中国司机。

顺便提一句，外国主人对司机是不管饭的，也不给“夜餐费”。出了大门，司机大都已在车内进入梦乡。唤醒了他们，多数人态度较好，有时也不免遇到一幅难看的面孔。有时参加活动，没有按照预约的时间出来，譬如说会议延长了时间，还要受到“不守时间”的责难，或者更糟，汽车已迳自回家了！

在国外学车相对容易，会开就行，不需知道太多的原理，也比较容易取得驾驶执照。有的国家考车严格，有多次考不及格者。有的国家考车较松，几乎交了学车费就稳得驾照，因为学车费里就包括给考官的“润滑”费，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就须多多练习。有人总结，一般新学车者都需刮、碰三次才能趋于成熟。汽车都是国家提供的，损坏了车，当然还是公家倒霉，但在特殊环境下，要求不能过高，只要不出伤亡事故就阿弥陀佛了。

也有人不想学车。学了车，就需承担义务，不仅要开，还要洗、养、为别人服务。尤其是，开车都有风险，高速公路上一出事故，轻则伤，重则亡。的确，开车不如坐车。

为了有别于职业司机，就给自己开车的同志取名“业余司机”。业余司机的出现大大地缓解了司机班的压力，但也在群众间造成新的矛盾。“有车阶级”工作的生活上都十分方便，尤其是购物、吃饭、探亲、访友、兜风、郊游等私用时，把车一开就“拜拜”走了。反正是公家的汽油，并非每个人都注意节约，特别是假日，有的人一出去就是一天，别人不好细问去向。

“无车阶级”被困在使馆内无法动弹，当然会有想法，有时想出去一趟，也要同“有车阶级”情商，便中捎带。为缓解矛盾，有的使馆于假日组织“末班”，定时定点跑几个大家常去的地方，有的需要者可以搭乘。对“业余司机”因私用车，也订立了登记和付费制度。至于执行得如何就要看本人了。

如此难办，也不知是车为人服务，还是人为车服务。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 《苦甜的鸡尾酒》

作者 | 杨冠群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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