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领导人作翻译时的卡壳与疏通——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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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金 曾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赤道几内亚、智利等国驻中国大使的翻译；曾任中国驻瓜亚基尔、巴塞罗那馆领事，中国驻厄瓜多尔、乌拉圭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外交部拉美司参赞，中国驻巴拿马商务代表处代表。
1951年4月至1955年1月，张闻天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期间，时任交际组组长的荣植收到某国大使馆只请大使的请柬，而他却想当然地认为与往常一样请的是大使夫妇，于是他通知大使夫人刘英参加活动。
到了现场，刘英刚跨进使馆大门，协助工作的苏联人员轻声提醒：“今天（招待会）没有邀请夫人。”刘英同志听后立刻返回使馆。事后，张闻天大使指示秘书转告荣植，今后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 李越然（右二）随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
1952年8月15日至9月22日，周总理率团访问苏联。李越然（任周总理的俄文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马列和一位领导等三人草拟一个聘请苏联专家的名单，核对后报周总理审批。
周总理看后，严肃地问：“马列、小李，我问你们，49加3等于多少？你们怎么算出53了呢？”三个人莫名其妙，拿回重新核对，果然名单里有一个人算重了。过了3道手都没算对，周总理一下就看出来了。
周总理认真地说：“你们看，这个东西可是要给苏联政府送去的。别人看了会说，怎么中国代表团的人连数目字都不会数啊？”三个人无言以对。幸亏文件尚未发出就被周总理发现了，否则会造成不良影响。
◕ 1965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右一为冀朝铸。
1956年秋，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率团访华。在欢迎仪式上，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向外宾献旗、献礼。”时任随从翻译的冀朝铸（后任中国驻斐济、英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专心看和听，竟然没有翻译这句话。
周总理问：“你怎么没有（把这句话）翻译给外宾听？”于是冀朝铸对尼泊尔首相说：“要向您献礼了。”周总理补充说：“还有献旗。”恰好此时彭真的翻译对着麦克风宣布：“现在向外宾献旗、献礼。”冀朝铸立刻说：“已经翻了。”
过了一会，周总理严肃地说：“小冀，你没有说实话。”后来，周总理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为人一定要老实，特别是对待工作，绝对不能欺骗。如果欺骗，小则害自己，大则危害国家。”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国宴上，临时安排冀朝铸当翻译，并把周总理讲话的英文稿给他，他很高兴，座位从随从翻译坐的第五十桌提前到第一桌，坐在周总理身边。
周总理在讲话时看到原稿上没有提在座的尼泊尔执政党领袖，随机脱稿加了几句称赞尼泊尔执政党的话。冀朝铸没有注意听周总理已经脱稿而讲，仍按原稿读。周总理立刻发觉，转过头很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于是冀朝铸从第一桌回到第五十桌。
◕ 1994年10月1日，中国驻波兰使馆国庆招待会上刘彦顺与波兰副外长希曼斯基（右二）谈话。
1957年1月11日，周总理率团访问波兰，在波兰外交学院学习的刘彦顺（后任中国驻波兰大使）被调去做翻译，这是他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午餐时，周总理对刘彦顺说：“晚上我要说几句话，你帮我记录下来。”于是开始口述：“……我们看问题要有一个长远的观点，要善于把眼前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
口述完毕，周总理要求复述一遍，刘彦顺一句句地念，周总理仔细听，突然问道：“我说的是‘长久的利益’吗？我记得我是说的‘长远的利益’啊！”刘彦顺再看笔记，发现自己念错了，连忙对总理说：“我念错了，是‘长远的’。”周总理点一点头，未表示任何责怪的意思。
后来的一次翻译中，由于粗心，把“实用主义”说成“实践”，外宾迷惑不解。刘彦顺见状，马上纠正。周总理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刘彦顺回答：“翻译错了一个词，已经改正。”周总理看着刘彦顺，点了点头，露出赞许的目光。
◕ 周恩来抵达华沙，波兰领导人在机场迎接，从左至右：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周恩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后排从左至右：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亚罗谢维奇、骆亦粟、王稼祥。
1957年1月，周总理率团访问波兰，在弗罗茨瓦市体育馆群众大会上讲话，提到波兰西部边界，说：“以奥德河—尼斯河为线的波兰西部边界是和平的边界，友谊的边界。”周总理的表态是对波兰政府在波兰与德国边界分歧上的一种支持。但时任翻译的高佩玉不仅在校对稿件时没有发现漏译“和平的边界”，而且在群众大会上译念稿件时仍未发现。
大会后，被一位同志发现，当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批评高佩玉：“这是很重要的几个字，只是‘友谊的边界’还不完整，必须同时是‘和平的边界’。”由于译稿已发给波兰通讯社的记者，周总理指示，马上采取补救措施，让波兰方面加上这句话。第二天见报时，发现波方已加上了“和平的边界”，这才部分地弥补了这个失误。
◕ 1960年11月，周总理接见古巴经济代表团团长格瓦拉，中为刘习良。
1960年11月18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格瓦拉告诉周总理：“古巴大使正在来华途中。”时任翻译的刘习良（后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未加思索，顺口翻译成“古巴外长正在来华途中”。周总理面露诧异，马上问：“我怎么不知道？”刘习良立刻意识到翻错了，赶紧更正。
周总理没有发火，只是说：“你也算老翻译了，怎么连大使和外长都分不清！”尽管周总理口气十分缓和，刘习良仍然觉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此后，他每次翻译都认真准备，认真翻译，未出现差错。
◕ 1965年5月2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秘鲁众议员里维拉一行。左二为翻译汤铭新。
1963年，周总理接见拉美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讲到“十月革命以前的沙俄时代”等一连串长句子时，时任翻译的汤铭新，把“沙俄时代”翻译成“俄罗斯时代”，周总理立刻听出翻译有误，说：“我讲的是沙俄时代。”经周总理提醒，汤铭新马上向外宾解释并予以纠正。
“沙俄”一词有其特定的政治意义，沙俄时代是俄罗斯的一定历史时期，不能与统称的俄罗斯完全等同起来。此后，汤铭新给周总理当翻译，每一次都聚精会神，认真听，认真译，受到周总理赞许。
◕ 1963年4月28日，卡斯特罗（左二）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左）、赫鲁晓夫（右二）在一起。
1965年3月31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百万人群众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中国，此后两国关系进入低潮。每遇群众集会，卡斯特罗必然指责中国。
国内指示，当听到其讲话有反华内容时，中国大使必须退场，甚至可以当场表示抗议。如果古巴领导人说了反华的话，与会人员没有听出来或者听出来没有退场，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因此，被邀请参加此种大型集会时，翻译要特别注意听是否有反华内容。
有一次，使馆领导出席一次集会，古巴领导人提到“China（中国）”一词时，翻译由于过分紧张，认为古巴领导人“反华”了，于是告之，使馆领导立刻起身退场，以示抗议。事后得知，古巴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反华内容。在不该退场时退场，视为失礼。
◕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设午宴招待美国总统里根，右一为施燕华。
1970年11月10日至1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宴会。每张桌子上摆放着包括冷盘、热菜、甜点名称的英文菜单。服务员按顺序把一道道菜摆到客人面前。
有一道菜叫“罐焖鸭子”，装在小砂锅里，外宾对这道菜很有兴趣，拿起菜单对照菜名，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把菜单展示给身边的冀朝铸看，两个人都笑了。坐在对面的施燕华是菜单的打印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冀朝铸举起菜单对施燕华说：“小施啊，罐焖鸭子怎么受伤了？”施燕华低头一看自己面前的菜单，坏了，她把罐焖鸭子的焖“braised”打成了“bruised”，一个字母之差成了宴会上的笑话。施燕华涨红了脸，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羞愧。
◕ 亨利·基辛格和姬鹏飞在北京十三陵的石象前合影（1971年10月22日摄）。
1971年10月，美国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外交部的翻译把周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中“美国客人们”习惯地译成“美国朋友们”（那时常常称外宾为朋友）。周总理审阅英文稿时发现并改正。
周总理说：“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 章含之陪尼克松爬长城
1972年2月27日，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答谢宴会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短，才1.7万英里。”英文数字中没有“万”这个单位，1.7万，在英语里表达是17个千。时任翻译的章含之一时糊涂，译成1700英里。周总理一听，就知道译错了，说：“含之，没有这么近吧，才1700英里呀。”章含之立刻意识到翻译错了，赶紧改正过来。
有一次，马列给周总理当翻译，由于粗心，把“美帝国主义”译成“美国人”，周总理一下子就听出来了，立刻指示其改正。经此一事，马列翻译下文时，再也不敢顺口翻译了，再未发生过类似现象。
◕ 1959年1月，毛主席会见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左二为梅兆荣。
周总理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亨利希·劳，梅兆荣（后任中国驻南斯拉夫、德国大使）做翻译。
双方都讲了许多经济数字，周总理体贴翻译的难处与中国度量衡习惯，总是事先把中文的市斤、亩等数据折合成公制的公斤、吨和公顷。梅兆荣由于心情紧张，没有注意听周总理已经折合成公制，而是习惯地把周总理已经折合的数字译成了市斤。
刚译完，周总理马上听出来了，批评说：“我已经替你折合成公斤了，你怎么又翻译成市斤了？”梅兆荣马上改译回去。他对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如此细心地为翻译着想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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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杨发金
图片 | 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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