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闯进“敌人口袋”中去开辟工作
作者简介
高锷 曾任中国驻博茨瓦纳建馆代办、临时代办、政务参赞。
1975年初，我从达荷美（1975年改称贝宁）使馆回国休假期间，忽然接到外交部干部司通知：不要回达荷美了，在家待命。十多天后，我接到了正式通知，任命我为驻博茨瓦纳使馆建馆代办、政务参赞。
外交部主管非洲事务的何英副部长约我谈话，说组织上要我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博茨瓦纳是在种族主义势力包围中的一个小国，敢于顶住周围国家的政治压力，决定同我国建交很不容易。今后，能不能顶得住政治的、经济的压力，很难说。因此我们要行动迅速，赶快去建馆，一定要设法在那里站住脚跟。这将是我国在非洲最南部唯一的工作据点，对我开展南部非洲工作十分重要。他说：“我们已经商量了好几回，认为派你去博茨瓦纳建馆比较合适。”
▧ 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市区
何英副部长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博茨瓦纳离我们很远，工作环境相当危险，只有通过赞比亚一条狭长的通道，我们的人才能进去。目前，它周围的国家都对我们敌视，不允许我过境，去后就等于在‘敌人的口袋’里工作。”
又是一次紧急调动，连回达荷美交接一下工作和收拾行李都来不及。我只简单准备了几件衣服就出发了。虽然有了在达荷美艰苦建馆的经验，但我知道，这是一次更复杂、更艰险的建馆工作。
敌情复杂 斗争尖锐
博茨瓦纳是个内陆国家，地处南非高原中部的卡拉哈里盆地，四面都被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的国家团团包围，东北与罗得西亚（现称津巴布韦）接壤，西南部与西南非洲相邻，南部近一半的国境线与南非联结在一起，真是如何英副部长形象比喻的——在殖民统治者的“口袋里”。
1975年1月6日，博茨瓦纳正式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南部非洲国家引起了巨大震动。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巨大胜利。我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复杂的南部非洲，建立我们的第一个大使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来到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建立大使馆的，而我们则是第一批到博茨瓦纳的中国外交官。当时，周围的种族主义国家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必欲拔之而后快。我们不得不谨言慎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就在我们买下房子安顿下来不久，博茨瓦纳政府的常秘紧急约见我，善意地通知我说：“我们得到消息，敌对势力可能在你们使馆放置了炸弹，你们要仔细检查一下，如果要帮助，我们可以派技术专家去。”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们立即动员全馆人员全面仔细地查找。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们暂时都集中住到偏僻的房间。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未发现任何异常迹象，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像这样虚虚实实、虚惊一场但又不能不防的事，在建馆初期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便是形形色色的不速之客不断造访。一天，一个自称是南非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专家，一定要见中国代办，说有极其重要的情况要面谈，工作人员再三拒绝，他就是不肯离开。我想，那就见见，看看这位不速之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见到我神秘地说，他要去某国开会，偷偷地绕到中国使馆来，说是知道中国急需原子能生产中的某种资料，今天给带来了，请收下。我们请他把资料带回去，告诉他，我们使馆是来开展友好工作的，对于各种情报资料不感兴趣。此人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又一天，一位自称南非军队退休军官的人来到使馆，天花乱坠地讲述南非军队中的奇人异事，并拿来了一些武器的图样，说他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提供最新武器的技术资料。我们义正词严地向他表示，请他不要再来，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白人妇女，自称在南非政府部门工作，她可以破译电讯密码。她说，由于她痛恨种族主义政权，愿意为中国人做些工作，希望我们给她一些任务。
我们很清楚，这些装扮成各种身份的来客，十有八九是设的圈套，只要我们表示出兴趣，立刻就会为他们提供诬蔑我们的口实。因此，无论他们的甜言蜜语如何动听，我们总是用一切办法回绝他们。时间长了，他们知道这种花招不灵，这种人就慢慢少了。
博茨瓦纳在经济上对南非依赖很深，到南非的交通也方便，如粮食、蔬菜、日用品等都从南非进口。南非禁止赌博，于是荷兰有一位资本家来博茨瓦纳开旅馆办赌场，趁机发大财。他同博茨瓦纳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他在首都哈博罗内建造一座大旅馆，特许在旅馆内设立豪华赌场，专供南非的富豪周末来此享受、消遣。自此，每到周末，南非有钱人就坐着私人小飞机或开着汽车来到旅馆豪赌，大部分人到周一早晨才赶回去上班。
我们刚到哈博罗内时就住在这家旅馆。为搞好关系，专门去拜访了旅馆经理，并送给他中国茶叶和扇子等小礼品，经理对我们的态度很友好。但住了一个多月，使馆用房尚未找到，经理突然通知，要我们搬出旅馆，说是房间都早已预定出去了，如果他违约不提供住房，会受到法律制裁的，请中国朋友谅解。从经理的言谈中，我们明显感到不是因为房间紧的问题，而是南非特工部门故意给我们制造困难，逼迫旅馆经理出此下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者对新中国的敌视可见一斑。
国家虽小 地位重要
博茨瓦纳是个只有58万平方公里面积、70多万人口的小国，四面受种族主义国家包围。博茨瓦纳敢于冲破压力，与中国建交，做一个勇敢的开创者，这与总统塞莱茨·卡马的个人领导才能和倔强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 塞莱茨·卡马
卡马原来是一个部落的世袭酋长，年轻时到英国学习，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相爱而结为夫妻。这件事违反了黑人不能同白人通婚的部族规矩，受到部族取消他酋长资格的处分。
卡马不管这一切，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开始进行政治活动，组建政党，领导本国人民进行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博茨瓦纳独立后，他就成了最孚众望的社会活动家，被选为国家元首。从他的婚姻选择和之后的政治斗争中，可以看出卡马个人的倔强性格。他下了决心要做的事，外力是影响不了的。
在治理国家中，卡马总统也表现出了敢说敢为的品格。1974年，卡马总统宣布退出兰德货币区（兰德为南非货币名称），从南非的经济控制下独立出来。1975年博茨瓦纳成立了中央银行，1976年8月发行了本国货币普拉。这一历史性的变动，不知要经受住南非的多少阻挠和压力，但卡马总统不屈不挠，把事情办成了。博茨瓦纳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欢欢喜喜地使用上了本国货币，一股民族自豪的激情沸腾了全国。
卡马总统一直强调经济命脉应掌握在博茨瓦纳人民手中。博茨瓦纳的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牛比人多。据1978年统计，全国有牛300万头，羊110万只，但全国唯一的洛巴策屠宰场却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卡马总统采取坚决措施，将屠宰场赎买下来，改名为博茨瓦纳肉类公司，全部由博茨瓦纳人组成的董事会来领导和经营，它的大部分肉类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博茨瓦纳蕴藏着丰富的钻石矿，独立后，采取吸引外资合办的方法，开采了奥拉帕钻石矿。本国以资源为股金，开始时，外资只同意资源占股15%，后来发现钻石储量十分丰富，卡马政府经过艰苦的斗争谈判，终于实现了本国资源占股51%。钻石矿的大量开采，改变了博茨瓦纳经济收入的状况，从1973年起，全国实现了财政自给，摘除了最穷国的帽子，成了漫步非洲国家中经济能自给自足的一个亮点。
▧ 高锷临时代办（左）与博茨瓦纳总统塞莱茨·卡马合影。图源：《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
卡马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要顶住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压力，也要排除国内外舆论的批评和指责。事实上，建交前，博茨瓦纳同中国没有任何来往和接触，只是1974年卡马在访问坦桑尼亚时，亲眼目睹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伟大工程，听到了中国向非洲提供无私援助的介绍，很受感动。回国后，就决定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通过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牵线，同我国进行谈判，于1975年达成建交协议。卡马总统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领导人。
建馆以后，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发展中国与博茨瓦纳的关系。1976年7月，两国建交一年半后，卡马总统访华。访华期间，卡马总统讲述了他对中国的基本认识，他在宴会上说：“你们一贯坚定地支持被压迫者，不但在非洲这样，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也都这样。对于为巩固独立而进行着斗争的新国家，你们始终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我们成了新闻热点
我们是第一批踏上南部非洲土地的中国外交人员，对南部非洲的风土人情处处都感到好奇和新鲜。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个感觉就很不习惯：太阳从北边升起，面向北方，阳光才会照到你的脸庞。但是，这和我们给当地人带来的新奇感相比，那简直是小事一桩了。
由于长期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在博茨瓦纳和南非人的印象里，我们这些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人，不说是洪水猛兽，也跟妖魔鬼怪差不多。所以，他们起初对我们是既好奇又害怕，总是远远地围着我们观看。照理说，一个国家来几个外交官建立新使馆，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我们到达首都哈博罗内机场时，场面甚为壮观。南非来了很多记者和游人，把机场候机厅都站满了，记者们不停地给我们照相。第二天我们就上了当地和南非报纸的头版。
我们住进哈博罗内唯一颇具规模的旅馆后，这家旅馆的生意随之兴旺起来。原来很多南非人就是为了观看我们，陆续住进来了。每天到旅馆餐厅用餐，我们用餐的桌子四周早已坐满了占桌观看的人。当我们搬出旅馆，临时住到博茨瓦纳政府为外国专家提供的小型住宅后，每天仍有接二连三的小汽车围着房子转来转去观望。要是我们有人走到院子中干活，小汽车就开得更缓慢，甚至停下来，仔细地瞧上一眼。这种时时被围观的情况，大约经历了两三个月的时光。
其实，博茨瓦纳人没有南非人那样好奇，平日我们上街或去商店，人们都很友好，能说英语的会凑上来交谈几句。特别是博茨瓦纳的青少年，他们受香港武打影片的影响很深，以为中国人都会武功。有些胆大的年轻人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我们教他们几招。有些跟在我们后面看热闹的小孩，只要我们面对他们一举手一投足，他们就哇哇直叫，逃到一边去，以为我们要表演武功了。
▧ 高锷临时代办与中国使馆人员摄于博茨瓦纳农村。图源：《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
我们到达博茨瓦纳的头一个月，南非的各种报纸，又登照片又登文章，把我们这批中国人炒作得热火朝天。南非记者想尽办法要接近我们，采访我们，但因为有严格的规定，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能同南非记者接触。所以他们的报道都是表面观察所得，没有一点实质内容，但就是这样一批肤浅的报道，仍吸引了不少读者。
有的报纸报道说，从长相上看，中国人和日本人一个样，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不像过去报刊上那种诬蔑宣传中所说，中国人都长着红眼睛绿眉毛。我们的出现，也让他们觉得以前报纸上讲的太离谱了。
南非报纸上登了从远距离拍摄到的我们每个人的照片，做了许多枝节性的描写和比较。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很怪，除了集体到餐厅用餐外，也不到旅馆的娱乐场所去玩，更不到旅馆里的豪华赌场去参观；说我们吃饭同西方人不一样，既不喝酒，也不聊天，吃得很快，吃完饭就集体回房间；对我们的衣着也觉得很奇怪，说我们大家都穿一个式样的中山装，从进旅馆到离开，还是穿那个式样的服装。
我们建馆人员中有一对年轻夫妇，夫人小李是我们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年轻漂亮，在南非报纸上成了大明星，照片登得最多。她身穿蓝色的列宁装，扎着小辫，不化妆，不涂口红。南非报纸对她的发式和衣着最有兴趣，认为新中国的女人最有特点，同其他国家的女人完全不一样，而且担负着同男人一样的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博茨瓦纳做了不少宣传自己和增进相互了解的工作，取得了博茨瓦纳政府的信任。1976年，卡马总统实现了访华的愿望，两国又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博关系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我们在南部非洲终于站稳了脚跟，“敌人的口袋”被我们撕破了。今天我们同南部非洲一大批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南部非洲已成了阳光明媚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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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
作者 | 高锷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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