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
作者简介
朱祥忠 1932年生，江苏涟水人；曾任中国驻秘鲁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智利大使；著有《拉美亲历记》《我的拉美外交生涯》《世界最狭长的国家——智利》等，另在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1987年6月，国务委员兼外长吴学谦访问科特迪瓦时拜会博瓦尼总统。（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1987年6月，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访问了肯尼亚、科特迪瓦等非洲七国后，经停马德里，去秘鲁、厄瓜多尔和智利三国访问。我当时作为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简称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赶到马德里同吴外长汇合，陪同前往访问。秘鲁是吴外长拉美之行的第一站，也是我国外长第一次访问秘鲁，因此双方都很重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我至今记忆犹新。
“中国外长失踪了”
吴学谦外长与黄桂芳合影
吴外长的随行人员除我以外，还有他的秘书黄桂芳、美大司处长张沙鹰和西班牙文翻译李金章等共九人。我们于6月7日凌晨2点50分，乘伊比利亚923号航班D10型飞机，从马德里起飞，经过15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中午11点24分准时到达利马。飞机临时停飞在利马国际机场旁边的空军机场。秘鲁外长瓦格纳和我国驻秘鲁大使杨迈等到机场迎接。其时秘鲁已进入冬季，气候潮湿、多雾，但并不冷，穿一套西服即可。
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瓦格纳外长匆匆忙忙把吴外长接走，而安排杨大使乘坐应由吴外长乘的悬挂中秘两国国旗的主车，我和黄桂芳、张沙鹰等均紧随其后。我问杨大使：“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快上车吧，以后再说，我们就不进贵宾室了。”这时，我们已意识到是在充当替身了。
我们的车队前有开道车，后有护卫车，浩浩荡荡开进利马市区，只见每个街口都布置了军用坦克和装甲车，沿途军警都是荷枪实弹，气氛非常紧张。到了市中心，我们看见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在谢拉顿旅馆门前。这是我们代表团原定下榻的地方，但车队经过旅馆门口继续前进。我问司机：“我们究竟住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外交部官员只告诉我们跟着开道车走。”车队又绕了一大圈，却开进了海军俱乐部。我们进去一看，吴外长早已端坐在客厅里。他笑着问我们：“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大家听了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原来吴外长离开飞机场比我们还早，又是走的近道，当然比我们早到了。
这时杨大使才向我们解释说，秘方和我们使馆都先后得到情报，说搞恐怖活动的秘反政府组织“光辉道路”，准备制造一起国际事件，把吴外长一行作为“行动目标”。因此秘方提出从吴外长的安全考虑，代表团改住海军俱乐部，但保留谢拉顿旅馆住房，访问日程也全部改变。所有这些都不对外宣布，内紧外松，使馆把这一情况报告国内后，代表团已在从马德里飞往利马的飞机上了，国内来不及通知代表团，所以我们一直蒙在鼓里。
海军俱乐部实际上是军官们度假休息的地方，接近利马郊区，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四周重兵把守，戒备森严。院内无高楼大厦，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花草树木较多，周围整齐清洁。环境幽雅安静，服务也很周到，比住在旅馆里舒服多了。这么大的一个院子被专门用来接待中国代表团，秘鲁军官暂停到这里度假休息，这不正是中秘友谊的一个生动体现吗！
吴学谦
当地新闻记者到处找中国代表团采访，找不到。于是，第二天利马报纸发表消息说：“中国外长失踪了。”整个访问期间的活动日程都是临时安排、绝对保密的。这确实难为记者们了。吴外长风趣地说：“没想到，革命后几十年，还要到秘鲁来搞地下活动。”
两国外长工作会谈
8日，吴外长和瓦格纳外长在秘鲁外交部会议厅进行了正式工作会谈。瓦格纳对吴外长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他说，秘鲁现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是：民族主义、拉美一体化、反帝和不结盟。秘鲁高度评价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国际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感谢为拉美国家，特别是秘鲁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秘鲁支持中国政府关于统一祖国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正义立场；认为秘中两国内外政策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稳固基础。
吴学谦外长
吴外长首先表示感谢瓦格纳外长热情友好的讲话。他说，中国和秘鲁都是文明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虽然地处东西两半球，相距遥远，但友谊的纽带把我们紧密相连。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发展本国经济的斗争中，一向互相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近几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增进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政府愿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同秘鲁一道，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两国外交部门不定期的、不同级别的磋商制度，通过各自大使或派有关官员相互通报自己国家的情况，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
拜会秘鲁国家领导人
9日，吴外长拜会了秘鲁总统加西亚、第一副总统桑切斯、部长会议主席阿尔瓦和参议长比亚努埃瓦等秘鲁主要领导人，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
吴外长向加西亚详细介绍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建设情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回顾了两国关于1971年建交以来友好合作关系顺利发展的情况，表示了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加深和巩固两国间良好关系的愿望。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加西亚表示，秘十分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认为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中国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秘重视和珍惜同中国的友谊，愿意继续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加西亚接着介绍了秘国内情况。他说，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外债问题以及暴力恐怖活动。秘经济是依附性的，发展也不平衡，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很落后。政府想使商品经济有计划地进行，恢复民族特性，摆脱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但要付出很大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资产阶级利用新闻媒介和广告，宣传高消费等西方生活习惯和违背社会发展水平、实际上难以得到的东西，对政府施加压力。秘社会改革基础应在农村，在这方面应向中国学习。加西亚高度评价吴外长对秘鲁访问的意义，认为此行将推动秘中两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
吴学谦外长（右一）同秘鲁部长会议出席阿尔瓦在一起
阿尔瓦曾于1986年访华，他是中国的老朋友了。他说，中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美好印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发展变化如此之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特别感谢中国多年来对秘鲁的慷慨援助，特别是中国向秘鲁赠送一批手扶拖拉机和贷款并派技术人员帮助普诺省打井灌溉，为秘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表示，秘在矿业和渔业方面资源十分丰富，希望在这两个领域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吴外长表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力量有限，但将尽力为秘鲁的建设发展作出贡献，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中国愿意在矿业、渔业同秘鲁进行广泛的合作，双方可以通过有关单位进一步探讨合作的途径和方式。
关于“光辉道路”问题
在会谈中，秘方还提出希望我在其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谴责“光辉道路”组织搞恐怖活动问题。10日上午，吴外长指派我同秘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光辉道路”组织自称“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西方称为“Moísmo”（毛主义），实际上其言行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1976年，我国人民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该组织认为“中国变修了”、“复辟资本主义了”，因此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多次向我驻秘鲁使馆投掷炸弹。起初还有人以为该组织同中国有某种联系，但他们的反华行动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澄清。该组织不仅反对中国，而且反对古巴和朝鲜等国，到处树敌（该组织领导成员后来被秘鲁政府逮捕，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人数大为减少，活动基本停止了）。
我向秘方解释说，正如贵方所知，中国同该组织无任何联系，“光辉道路”问题毕竟是秘内部事务，中方不便说三道四。秘方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在新闻公报中作如下表述：“在谈到恐怖主义问题时，瓦格纳外长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世界各地出现的这种不健康的暴力行为。吴外长表示，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世界上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各国内部事务可以由国内政策予以解决。”
一场虚惊
11日早上，大家正忙着整理东西，准备去厄瓜多尔访问。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虚惊。
2002年5月，作者朱祥忠在淮安
我在收拾行李时，发现公文包不见了，很奇怪，我记得昨晚还检查了一下文件，一件不少，然后把文件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门锁好，才躺下睡觉，夜里无外人来过，文件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公文包里装有吴外长访问秘鲁、厄瓜多尔、智利三国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如果找不到，将是一起重大失密事件。这在外交工作中是最忌讳的一件事。我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倒霉，今天终于发生了。个人受批评、挨处分都是小事，而国家机密遭受损失是大事，是无法弥补的。
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到处找，就是找不到文件包，我不得不向外长作了汇报。吴外长当时没有批评我，而是很镇静地对我说“不要着急，再仔细找找”，并叫他的警卫孙起顺同志帮我找。还是小孙有经验，他到我房间检查了一会儿，就从我的枕头下面把文件包找出来了。
这时我才想起昨晚为了安全起见，把文件包放在了枕头下面，第二天早上不知怎么就想不起来了。这可能由于访问期间工作紧张所致。好了，文件找到了，我感到如同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落了地，由衷地感谢孙起顺同志。这时出发的时间也到了。
— END —
文章来源 |《一个历史性时刻》
作者 | 朱祥忠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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