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差阳错”学了外语

作者简介

施燕华 外交部英文专家，长期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曾任驻欧共体使团及驻比利时使馆参赞、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驻法国使馆公使衔参赞；主要译作有《命运悠关的决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权术》《豪门秘史》《大座钟的秘密》《企业家-世界名牌创始人小传》。

1958年夏，我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是人生的一道坎，该决定今后的路怎么走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苏联文学、苏联电影、苏联音乐的熏陶下度过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乡村女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曾使我们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书中的主人公成了我们的偶像。

我从小就很用功，每门课的成就都是优秀。对于未来，我充满了憧憬：我想当老师，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想当炼钢工程师，高炉出现问题时，我一指点就迎刃而解；我又想当拖拉机手，开着康拜因驰骋在广阔的田野上；我还想当作家，作品家喻户晓……

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向往大学生活。大学美丽的校园、敞亮的阶梯教室、著名的教授、自由自在的集体生活……吸引着我们。

但是父亲希望我考中专，好早点赚钞票，减轻家庭负担。

正在犹豫不决时，大姐对爸爸说：“能上大学，就上，多读点书总是好的，我们负担得起。”

考什么专业呢？爸妈的想法很实际，他们最希望我考医或铁路。家里人这么多，有个医生方便多了；铁路员工每年有免票，那么多子女在外地，爸妈去看他们可不必花钱了。

我的班主任储凤冈建议我考文科，他说我的体质太单薄（我几乎每学期都要请病假），到工厂工作繁重，可能吃不消。我接受了储老师的建议，报了文科，这是我人生的转折。

当时考大学竞争已很激烈，学校挂出大横幅：“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宣传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无上光荣。

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外国语学校校门

北京外国语学院来上海招生。北外是外交部直属院校，主要培养外事干部。为保证新生质量，经中央批准，北外可在几个大城市优先招生。

北外的老师到几个重点中学物色招生对象，请学校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报考。这叫“保考”，即在被推荐的学生中，经过考试挑选成绩优秀者，相对而言，录取的概率较大。有的已决定考理工科的学生也被推荐保考北外，服从国家的需要。我的母校敬业中学，是上海的名牌中学，推荐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

学外语？做翻译？我大姐不大赞成：“做翻译不就是做传声筒嘛！”电影里的翻译都是跟在洋人后面，帮洋人提包，唯唯诺诺，不少还是汉奸。翻译的形象实在不好。

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在完全不同，国家封闭，对外交往很少，学外语没什么用。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我的同学们多数选择了学理工科。

我较偏爱数学、语文、历史，在我所有异想天开的“自我设计”中，从未想到过学外语。对报考北外、将来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想法很幼稚。我感兴趣的是多一次考大学的机会。

参加北外的考试后，我不敢掉以轻心，继续努力复习。一天下午，楼下传来邮递员的声音：“施燕华拿信！”我飞奔下楼，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个长方形牛皮纸信封，拆开一看，一张不大的纸条是录取通知单，另外有两张纸是关于办入学手续的须知。

爸妈对我去北京上学有点舍不得，而且到外地上学的花费比本地大。这几年，孩子们一个个都像羽翼丰满的小鸟离开了温暖的鸟巢，他们尊重孩子们的选择，不想影响孩子们的前途，但是总是不大放心，天天牵挂离家的孩子。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们开始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

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布制衣箱，还从他的存货里找出一只新麻袋，来装被褥。北京冬天冷，他把自己唯一的羊毛围巾给了我，尽管颜色不好看，毛也很扎人，但它伴随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直到1971年我去联合国时才让它“退休”（压箱底了）。

56岁的爸爸肩扛手提我的两个大行李，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和部分北外新生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随着一阵震耳的铃声，火车徐徐开出车站，爸爸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送行的人群中。这时我想起了爸爸为我取名的寓意，心里不免惆怅。

我大姐叫雁冰。我出生时，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取名为燕华，不同于一般的起名习惯，姐妹不联名。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爸爸的希望是，大雁秋来春去，小燕春来秋去，总有一个女儿陪伴在身旁。如今小燕远飞，何时归来？

坐了近30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火车站不大，出站不需要走很长的路。一出站，迎面看到一条大红横幅：“北京外国语学院新生报到站”。高年级同学热情地过来帮我们提行李，送上学校的大巴。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鲍家街）校门

北京外国语学院坐落在苏州街西侧，东边是北京俄语学院。北外的校园很小，几幢不高的楼房，排列有序，不显得拥挤。四幢宿舍楼在校园的南边，路旁绿树成荫。一幢是老师的宿舍，另三幢楼是学生宿舍，其中女生占一幢楼，周围环境安静，是真正做学问的“书院”。

办入学手续的第一件事是填志愿。一人可填三个志愿，从英、法、德、西（西班牙语）等语言中选择。学什么呢？我只有对英语有点感性知识，我还是小学生时，我三哥从学校里学了英语回来，似乎想显摆一下，教我：“This is a pen.”这是我的第一堂英语课，而其他语言“长啥样”都还不知道。

犹豫中，我的一位老同学跑来跟我商量填志愿的事，她说“现在不是超英赶美吗，填英语吧！”我想她说得有道理，从国家需要考虑，于是我们俩都填了英语。

新生要经过巩固专业思想的学习，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原来外语这么重要，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传播革命的武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全靠翻译翻出；维护国家尊严、领土完整，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都需要懂外语的人……

施燕华

我们这一届学生绝大多数都没学过英语，都是从头学起。一班十几个人，老师要求每人买一面小镜子，上课时，老师教我们每个音的发音部位，下课后的作业是对着镜子练，上课时，纠正自己的发音。不同地方来的学生有不同的困难。我的r音发不好，经常忘记把舌头卷起来，还有一个叫做“黑色L”的，即{tl}紧连着时的发音，整得我好苦。开始时，我总是把{t}和{l}分开发音，老师直摇头。大约半年后，我才把{tl}发成一个音。凡是老师纠正我的音，我都不厌其烦地练。

我很珍惜时间，不爱瞎聊天，课余时间都到阅览室看书，复习功课。我知道我能上大学不容易，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政治辅导员告诉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7个农民一年的劳动。”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时刻提醒自己：人要有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学好外语，报效父母，报效祖国。

5年时间在上课、劳动，政治运动中一晃而过，我毕业了。但是我仍觉得学得太少。正好那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学的是苏联模式。研究生学制3年，毕业时授予副博士学位。

英语系收4名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在研究生班学习期间，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世界震撼。周恩来总理预感中国的外交会打开新的局面，需要更多的外交人员，尤其是合格的翻译。他指示外交部在全国给的外语系学生中物色一批成绩优秀的学生，招进外交部。

1968年，吴建民、施燕华夫妇

研究生编制上属于高等教育部，毕业后由该部分配，方向大概是到高校任教。1965年，外交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到北外招了一些本科毕业生，后来把研究生班以实习的名义“一锅端”到外交部。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教部瘫痪，我们便留在了外交部身份不明，没有工资，只有43元的月津贴，过了几年才被正式“收编”，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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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我的外交翻译生涯》

作者 | 施燕华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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