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一线间的使馆岁月（上）

作者简介   

时延春 1942年2月出生于山东；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和外交部翻译室阿拉伯语译员，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馆随员，中国驻埃及、约旦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处长，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也门、叙利亚大使。

人生最难忘的莫过于生死考验和艰苦磨炼；外交人员最感欣慰的莫过于赢得友谊和为国争光。我就是在努力营造这种氛围的拼搏中度过了自己外交生涯的最初阶段。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迄今镂骨铭心。

时延春

（图片来自网络）

我于1965年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当年即被派往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文革中断了我的进修计划。1967年2月，我回到了北京。同年夏天，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派去临时帮忙。会议结束我一回到外交部，即被通知到我驻也门使馆工作。干部司主管同志告诉我，也门形势紧张，使馆急需一位懂阿拉伯语的干部前去工作，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这位同志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要求我抓紧时间准备，尽快赴馆。我匆匆忙忙做了出国准备，便于9月离京赴馆。从此，我迈出了外交生涯第一步。

我到馆的当天，从使馆同志们的谈话中我强烈地意识到，也门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矛盾错综复杂，形势扑朔迷离。我到使馆不到一周，萨拉勒总统紧急召见郑康平代办，我作为译员陪同前往。我们到达总统官邸时，已是晚9时，萨拉勒在他的花园里接见了我们。他高度评价了中也友谊，集中介绍了也门形势，向中国提出了援助要求。走出总统官邸，郑代办对我说，萨拉勒总统对也门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我们也愈发感到也门形势的严峻性。

也门萨那

（图源：《中东枭雄》）

1967年11月5日，萨那发生了一场不流血政变，萨拉勒被解除一切职务，埃里亚尼出任国家元首。这时，人们强烈预感到，也门政局更加恶化，“共和派”和“王室派”之间的一场激战迫在眉睫。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除中国大使馆外，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全部撤离萨那。在也门共和政权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为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颠覆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驻也门大使馆全体人员和我国援助也门的全体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一直留在萨那，与也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国内十分了解和非常关心我们的处境及工作，接连指示，要我们密切注意形势发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气节教育，从最坏处着想，制定应变措施。

当时使馆有9位同志，懂外文的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使馆唯一懂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我们人手少，任务重，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形势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还要负责在也门的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及医疗队的生活、安全。我分担的任务很重，工作量也大。这对于像我这样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新兵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的好机会。

图为1967年南也门士兵在熟悉坦克

（图片来自网络）

的确，这段生活和工作很值得回味。坦率地讲，我是在一种半清醒半朦胧的思想状况下进入角色的。一开始，虽然我对自己所面临环境的严酷程度做了一定思想准备，但对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乍一进入这枪林弹雨的环境中，难免有些慌乱，在有些情况下不知如何应对。郑代办曾参加过解放战争，打过仗，负过伤，有丰富的经验。他向我介绍了很多军事知识，传授了不少经验，对我大有裨益。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战时外交工作，把“青山到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写成座右铭，摆在床边。与此同时，我在实践中注意观察、分析、研究和总结，逐渐掌握了交战双方交火的一些迹象和规律，心里也踏实多了。

时光流逝，尽管昔日的一切已成为遥远的故事，但每当我们谈及那段历史，记忆的屏幕上便会出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

那时我驻也门使馆是租用的房子，条件简陋，没有安全感。我的宿舍和办公地点均在平房，更无设防。使馆距萨那南部民用机场仅一公里，处于王室武装力量火力重点射区之内。每天，炮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对射声和坦克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有几次，我在办公室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感到整座房子都在震动，房间的玻璃被震碎。爆炸声过后，我走出房间观察情况，看到仅距使馆100米左右的地方有几个大坑，使馆楼顶和院子里落下一层弹片和砂石。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跑出门外观察情况。我走出平房门，刚爬到主楼楼顶，立即听到子弹嗖嗖声。在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间，一颗子弹飞来，擦过我的头顶，落在离我仅半米远的地方。我顿时心中一震，好险啊！我赶紧换个较隐蔽的方向，继续观察，终于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原来使馆周围已经变成了战场，战场的主导权仍操在共和派手中，但有时夹有混战的场面。使馆东南面有一大片空地，子弹就是从那个方向射来的。

现中国驻也门共和国大使馆主楼全景

（图源：驻也门使馆官网）

使馆正门前面是一条宽阔的街道，路上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坦克炮不时冒出火焰，正在对敌炮击，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我看了一会儿，从楼顶上下来，悄悄走到大门口，从门缝中继续观察。这时，我发现也门派往使馆的警卫正贴近大门观战，我便隔着大门问他是谁在指挥作战。他告诉我，中间一辆坦克中有也门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姆里中将，正在亲自指挥作战。我听后大吃一惊，越发感到时局的严重性。

又过了一会儿，使馆门前的坦克和装甲车转移阵地，周围的枪炮声也停息下来。我大着胆子走出大门外，拣了些子弹壳和空炮弹壳。我那时嗜烟如命，偌大的空炮弹壳成了我的烟灰缸，一直伴随到我离任。后来听说使馆将这个空炮弹壳一直保存到20世纪80年代初。

萨那保卫战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我们继续经受战火的洗礼。因工作需要，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经常在枪林弹雨和炮火中穿行，可说是险象丛生。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伊拉克驻也门使馆坐落在共和国宫附近，属王室武装力量重点炮击区。萨那形势恶化，伊拉克精简了驻萨那使馆人员。王室武装力量在炮击共和国宫时常有误差，有几次击中伊拉克使馆。为此，使馆采取了应急措施，会计等人员暂住穆哈旅馆，代办必要时到使馆办公。

在该馆撤离萨那之前，夏仲成同志和我去见伊拉克代办。我们提前与他进行了联系，问他在什么地方见，他答称在使馆见。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伊拉克使馆。进门后，伊拉克代办建议立即转移到穆哈旅馆，以防不测。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离开后不到5分钟，伊拉克使馆遭到重炮袭击，我们险些遇难。到达穆哈旅馆时，住在该旅馆的伊拉克使馆会计与我们紧紧拥抱，为我们死里逃生感到庆幸。

1967年，中国援助也门兴建棉纺织印染厂。（图源：世界博览）

我国帮助也门建造的萨那纺织厂地处萨那东北方。中国援也纺织工作组、公路工作组和水源队宿舍区都在纺织厂旁边。萨那被围困期间，纺织厂附近有一兵营，驻有也门一支守城部队。但纺织厂东北的一座山已被王室武装力量占领，他们居高临下，炮火时刻威胁着纺织厂、兵营和中国援也三个队组的安全，并不时派人下山偷袭、骚扰。几个月来，也门工人和士兵死伤数十人，中国队组的宿舍和施工的机械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员英勇顽强，沉着镇定，服从纪律。如遇到炮击，他们便立即疏散到厂房和宿舍楼内。炮击间歇期间，他们奋不顾身扑向施工现场，抢救财产。

我们作为使馆人员，经常去这些队组进行慰问、了解情况，尽量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有一段时间，王室武装力量对纺织厂周围的炮击非常频繁，我们使馆人员在那里也有过这种遭遇。一次，我们开车去那里，刚进楼5分钟，王室武装力量开始炮击。我们躲在楼里观察动静，避免了伤亡。但炮击停后，我们发现汽车被炮击中，完全报废。

还有一次，郑代办去我公路组指导工作，恰恰赶上王室武装力量的炮击。这次炮击时间长，火力猛，范围广。郑代办和杨组长果断地组织数十名在场的中也工程技术人员隐蔽、疏散、撤离，他们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进行指挥。在炮击过程中，杨组长后背被弹片击中，他不下火线，稍事包扎后又与郑代办一道指挥战斗。

这次炮击前后持续了3个小时。炮击开始时，我在使馆。过了些时候，我们仍不见郑代办回馆，并了解到纺织厂地区事态越来越严重，立即从医疗队找来外科医生，与我们一道前去纺织厂，准备进行营救。当我们接近炮击区时，看不到炮火间断的迹象，我们只好找个土坡作掩护，像战壕里的战士一样，焦急地等待发起冲锋的时机。约中午12时30分，我们终于等到了王室武装力量炮火间歇的机会，快速奔向蒙难的战友。此时，郑代办他们也迅速冲出危险区。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热烈握手，一颗颗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 END —

文章来源 |《中东枭雄》

作者 | 时延春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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