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和人生悲剧

作者简介   

王嵎生 1954年毕业后，同年入外交部，历任新闻司处长，曾任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三等秘书、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驻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大使；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外交笔会国际时评小组成员，国际评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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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2月，王嵎生与陈依弥合影

我同陈依弥先后在锡兰工作了将近10年。第一次是1957年至1961年。当时我们还只是20级和18级的科员（她比我高两级），但工作任务却很艰巨。她在调研室承担着繁重的翻译和资料工作。我简直是个“万金油”，除调查研究工作外，还充当政务参赞姚登山的翻译，负责新闻公报，帮助跑外勤。工作虽忙，但我们一直生活得很愉快、很充实，并学习僧伽罗语，简直像是在度蜜月一般。

我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在使馆出生的。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跑遍了整个锡兰岛。我们在野生动物园近处看到过漂亮的母豹，以及在落日余晖中两个大象家庭在湖边聚会、戏水和亲吻的场面；我们夫妻双双骑上大象，漫步在原野上；我们到过有周总理和铁托总统等名人种过纪念树的亚洲最大的佩瑞黛尼亚植物园；我们看过全世界佛教徒都十分向往的佛牙；我们还沿着周总理的足迹爬上了西格丽亚石峰，眺望锡兰“三园”美景——茶园、橡胶园和椰子园，层层叠叠，各具特色，令人向往。

后来，我们还利用假日，到绿色地毯一般的大茶园小住数日，领略了那里茶叶的芳香，品尝了世界上最好的红茶。我们还到过世界有名的军事海港——亭可马里，看望过那里的情人石。据说，锡兰一对恋人正是在此投海殉情的。我们热烈拥抱在情人石上，体验着时代的幸运和幸福——那梁祝时代、罗密欧与朱丽叶时代一去不复返！

1961年10月，陈依弥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归来后在锡兰茶园与王嵎生合影。

当人们生活在幸福和紧张的工作中，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在锡兰一晃就是4年多。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以及“自然灾害”好像箭似的从我身边飞过。我们感到了，也受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没有亲身经历。

1961年夏天，我带着大儿子朝华（那时他还不到4岁），经香港回国。不久，陈依弥也奉调带着女儿兰涛赶回国，转赴瑞士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小别”。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曾有一个盛大联欢庆祝晚会。我渴望着能一起去共享欢乐，但望眼欲穿，始终没有收到请柬。联欢过程中，依弥有幸同周总理跳了一曲华尔兹。在跳舞时，周总理问她：“你爱人来了吗？”她说：“没有。”周总理说：“这太不平等了，为什么男同志可以带妻子，女同志却不可以带丈夫呢？”我后来听了，深感周总理说得好，又觉得有关部门的安排实在可笑。

1964年，陈依弥陪同宋庆龄副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同访问锡兰。宋庆龄右一为陈依弥。

1964年，陈依弥作为翻译和生活秘书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访问锡兰。访问期间，多次同班夫人接触，为我们后来同班夫人及其家族的友好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

1970年底，国内文革如火如荼，极“左”思潮汹涌澎湃。这时，我国驻锡兰使馆里没有一个外交部的干部，临时代办是兄弟单位的外行，公务员也做了党委委员，掌握着使馆的大权。国庆招待会时，使馆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亮晶晶的几个大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引起驻在国强烈反应。周总理闻报很是生气，批评说：“这么一个重要的大使馆，没有一个外交官，你们怎么放心得下？”

陈依弥（前排左二）与宋庆龄等人合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火速派经验丰富的杨正凡参赞去任代办。我们夫妇因熟悉锡兰情况，也被选派去做杨的助手，并于1971年初上任。当时，我担任调研室主任，她负责交际礼宾兼使馆领导的重要问题翻译，还负责处理军事援助问题。我们密切合作，广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同班夫人家族建立了非常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时候我们已进入中年。经过文革的洗礼，政治上也比较趋于成熟。我们生活和工作得很和谐，努力为使馆纠正极“左”思潮，为开创对斯里兰卡关系新局面做了大量具体和细致的工作。

1974年国庆节后，我们回国休假。这是我们参加工作20多年后第一个长假，机会难得。我们带着大儿子朝华第一次回到家乡南陵县，登上了黄山，观看日出；游览西湖，走过长长的苏堤和白堤，观赏三潭映月；然后回到北京，一家五口（这时老三也已11岁）团圆欢聚，并第一次合影留念。当时，我们的“官阶”不高，我只是个三等秘书，她也只是个二等秘书。但我们都感到满足和充实，我们好像是在度“第二个蜜月”。这时，对某些人来说，正是“火箭上升”的年代，几乎没有人羡慕我们“小土豆的地位”，但很多同事和朋友都羡慕我们的恩爱和谐。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一家最后一次团聚。黄山归来后不到一个月，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发生了。

12月12日，我们结束休假返馆前夕，依弥忽然得了重感冒。考虑到使馆年终总结需要我们赶回，机票已买好，我希望最好行期不变。她虽然有些勉强，但还是准备迁就我。13日早晨，一量体温，已不发烧，她虽然感到体弱和不适，仍决定跟我一起走。结果一路病情发展，15日到科伦坡后，转为心肌炎。我一夜守候，班夫人还派了她的私人医生来会诊，结果仍抢救无效，16日清晨5时零5分，依弥与世长辞，与我永别，一句话也没留下。

陈依弥同志之墓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出乎意料的打击使我伤心至极，茫然若痴，卧床一个多礼拜，处于半昏迷状态。睡梦中，我们夫妻双双，一会儿来到朝鲜松岳山下的泉水边；一会儿拥抱在情人石上；一会儿又在印度洋的海滩上嬉戏。我仿佛看到她同宋庆龄和班夫人交谈，在同周总理跳舞，在给孩子们写信……后来逐渐清醒，想起“青山处处埋忠骨”，决定把她的部分骨灰埋葬在科伦坡，并同意以大使馆名义为她立了碑，以示永恒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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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难忘的外交岁月》

作者 | 王嵎生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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